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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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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经党中央批准,作为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一份厚礼,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1年1月11日正式出版。 

    该书记载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述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

    该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央有关重要文献为依据,充分吸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史学界重要研究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平凡历程。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分上下册,全书98.8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为方便读者阅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经党中央批准校订重印。

    中组部、中宣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要求将之作为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基本教材和广大党员、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权威读本。 [1]

    基本脉络和逻辑结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遵循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精神,依据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党史》二卷把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党的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按照这样的划分,全书分为4编。 

    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年10月—1956年9月)”。本编主要围绕党领导人民实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转变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转变的进程来展开。用事实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编“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1956年9月—1966年5月)”。本编强调,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探索过程。所述内容围绕“全面建设”、“艰辛探索”、“曲折发展”三个基本特征,浓墨重彩地再现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壮阔场面,真实记载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说明尽管在探索中发生了失误和曲折,但成就仍然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966年5月—1976年10月)”。本编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用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着重说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本编记载的这段历史既保留了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某些特点,又孕育了后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新要素。按照这样的基本认识,用历史事实说明徘徊中前进局面的出现,以及继续前进的趋势。这样把握,为《党史》二卷记述的这29年历史展现出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前景。

    全书结束语的标题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基本经验”。“伟大成就”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在这29年中的不懈奋斗是怎样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基本经验”反映的是为何改变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面貌以及期间发生严重曲折的缘由。告诉人们正是因为我们党全面正确地总结了这段历史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才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2]

    编写特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也如实反映这一时期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也如实反映这一时期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

    一是,已经公开的档案资料和研究专著中的新史料、新观点,在写作二卷时可以充分加以吸收、利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史研究成果丰富,二卷写作只有在充分掌握已有新史料、新观点的基础上,力求有新的发掘和新的论述,才能体现出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认识高度,使书稿在总体水平和学术质量上有进一步提高。比如,在建国前七年的历史中,关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书,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较好地说明了当时条件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合理性。执笔者在修改二卷中就尽量吸取了这些成果。同时,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对“三农”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在二卷涉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也参考了这些研究成果。

    二是,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观点,在二卷写作中也可作参考。比如,关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以往人们研究较多的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确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几次重要会议。有研究者提出,在失误和挫折面前,党内许多同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由此产生出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认识,指导了国民经济调整和某些带有盟芽性质的改革。认为60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和某些带有盟芽性质的改革,实质上是党内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的一种实践。这一新的认识角度和对史料所作的发掘,在二卷写作中已被吸收,并作了进一步充实。

    又如,关于九届二中全会和林彪事件。一个时期里,我们一般把九届二中全会和林彪发动政变未遂外逃叛国,统称为林彪事件。近几年,有学者研究九届二中全会,对过去把“设国家主席”与“称天才”说成是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设不设国家主席,是国家政治体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天才问题是至今还有不同认识的哲学问题,不应上升到理论纲领的高度。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公布史料表明,设国家主席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是除毛泽东外其他政治局常委一致的意见。关于九届二中全会的这些新观点和新史料,已被二卷所吸收。还有,关于林彪外逃叛国一事,是这些年被“炒”得很热的一个话题。我们比较各种说法,坚持了1980年高检、高法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结论,同时考虑到这一事件的复杂性,注意了表述的分寸,对过去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如:“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样,就把当时林彪集团自称的“大舰队”和“小舰队”作了一点区别。

    三是,对国内外一些有影响的观点,可以在二卷中有针对性地作出回应。比如,关于“文革”发动的原因,学术界出现了十多种观点。有较大影响的是两个观点:一个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毋宁说是由于“大跃进”失败,毛泽东担心自己将来落得和斯大林一样的下场,从而采取先发制人之举。再一个是两个“文革”说。所谓两个“文革”,一个是指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是毛泽东要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另一个是底层民众的斗争,起源于民众同官僚主义的矛盾。针对这样一些观点,我们在“文革”起源的部分,对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思想分歧作了如实反映。

    四是,党史新卷不回避历史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的是从1949年至1978年共29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众所周知,在这段历史中,中共经历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的重大失误和曲折,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何种态度描述这些历史,成为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

    逄先知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详细

    五是、成就写够,错误写透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我们写错误,是为了以后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发泄,而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包括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历史根源、理论根源,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等等。目的是从中吸取教训,发挥党史特有的资政育人作用。同时,对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写够,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不愿意多写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这样写出来,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了,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详细

    六、对丑化领袖人物的现象“正本清源”
    多年来,境内外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这段历史的专著和文章。大部分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对于人们有教育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专著和文章,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党的领袖人物,刻意渲染和夸大党的缺点和错误,把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他们使用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颠倒是非等种种手段,欺骗那些善良的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在群众中间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感,以达到他们别有用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将真实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起到澄清事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

    另外,还通过“五七”指示、“斗批改”、“反击右倾回潮”和“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等,对毛泽东对理想社会主义的追求作了比较充分的反映。虽然,这是一个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但毛泽东的确是在探索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道路。还有,在“文革”发动部分,写到出现造反浪潮时,我们对造反群众的不同动机作了一点分析,指出群众造反浪潮的出现与“文革”发动前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关。造反群众从不同角度出发,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同时也写到,这场运动对于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而是出现了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些叙述,实际上是在客观描述这场运动的发展过程时,有针对性地回答一些问题。 

    编写中所注意的几个方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一、专题的适用性 
    这些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向地方布置了一些专题,各地根据本地情况也对一些专题开展了研究。地方党史部门的同志在征集、整理史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可贵的成果。比如: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各省合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料丛书;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资料丛书;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持,广西、内蒙、新疆、宁夏及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党史部门参加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历史发展》丛书,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各省党史部门编写的《毛泽东的足迹》、《再造中华辉煌——邓小平纪事》,等等。这些书籍不论对中共党史二卷的编写,还是地方党史二卷的编写,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过,也有的省反映,几年下来专题搞了不少,到写书的时候却用不上。这一说法不一定准确。理由有两点:(1)以往搞的专题对于写书可能有两种用途,一是被直接利用;二是被间接利用,成为执笔者形成认识的原材料,被消化、吸收到书中,从收集资料,写成论文,到写二卷,在资料的运用上是呈金字塔的逐步缩小的过程。收集资料越多越好,写成论文,写作二卷,资料却是越精越好。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搞的专题没有用处。(2)党史二卷的写作和出版,要经过相当严格的送审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很多生动的事例是写不上去的。但在专题资料中,一些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典型事例却可以保留下来。从存史的角度讲,收集、整理的史料总会有用处的。

    在专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最好确定一些什么课题呢?这里提出的专题适用性,主要指对二卷写作有直接作用的研究课题,而不是就广泛的学术研究而言。(学术研究本身具有极强的探索性,大多数研究课题并不是事先确定好题目的。)在写作地方党史二卷过程中,研究专题的确定一般可从几个方面考虑。

    1、有利于突出党史的主线和重点。如:党对执政规律的探索;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等等。

    2、有利于突出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指党史书中凸显本地区特点的内容。比如:本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本地区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等等。总之,应注意把与中央决策有关的,在贯彻中央决策过程中本地有创造性的、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挖掘出来,并作为重点加以表述。

    3、有利于解决写作难点。在写作过程中遇到难于把握的问题时,往往是形成研究专题的契机。这时,要在系统梳理历史的基础上,发现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善于捕捉问题和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它既需要有对全局的把握作为基础,也要有找准切入点的敏锐洞察力。

    从地方党史部门已经出版和正在进行的专题资料整理和研究来看,有些选题是很有价值的。如:鞍钢宪法的产生及其影响;1961年广州会议;山西大寨典型的产生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西藏的社会变革与民族区域自治;天津小站“四清”;浙江永嘉的包产到户,等等。这些专题研究一旦完成,对于写作地方党史二卷会很有用处的。 

    二、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全面性 
    研究专题确定后,促使思想观点形成的直接因素是研究资料和研究者的学术积累。如果没有足够扎实的史料作为支撑,任何研究和论文、论著的撰写都是站不住的。 

    资料的真实性对于研究十分必要。真实是史书的生命。应通过查阅档案、采访、实地考察等方式,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再经过查证、鉴别、核实、研究,形成符合实际的认识,整理成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特别要注意核实在文件中写了而在实践中有变化的数字和情况。要反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拼凑一些不确切的材料,以讹传讹。 

    资料的完整性也应注意。不论对重大事件还是重要人物,记述都应有始有终。它是怎么发生的?发展过程怎样?有什么特点?结果如何?把一个完整的过程体现出来,不要只是中央观点加上一堆数字,要有过程。在资料的完整性上,需要注意两点:

    一是专题应具备足够的信息量。不要因注重文字精炼而削减专题的信息量,有的专题已经做完了,到写书时才发现,由于信息量有限,缺少对事件的完整记载,写出的历史很单薄,有欠缺,这样,还要再回去查资料。

    二是,当档案文件对历史反映不完整时,可以通过口述史料等其他资料对档案进行补充、完善。现有的档案文献,多以会议、文件、报告、批示为多。内容比较抽象、概括,难以全面展现历史的发展过程,对基层干部群众的实践活动更是反映不够,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发掘会议、文件之外的材料,发掘留存于当事人记忆中的、带有时代特征的鲜活素材。要通过采访当事人,广泛查阅其他记载(个人的日记、信件、回忆录;揭发、交代和批判材料;上书材料等),多领域、多角度、多层面地发掘具体的细节性资料。细节经常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挖掘细节材料,可能会付出许多功夫,但却是增强历史实感的有效途径。

    具备了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果忽视全面性,同样写不好论文、专著。建国后的29年是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必须全面地把握和反映。在反映曲折和失误的同时,应掌握好历史的主流、主导方面,引导人们从中受到鼓舞,受到启发,而不是让人丧失信心。对于“大跃进”、“四清”和“文革”这样的重大事件,不少省都作了专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但是,有些专题却出版不了。原因是这些专题反映的全是破坏性的事例,而且缺乏大致的背景交代,还挂上了不少领导人的名字,如果出版,很容易造成负面影响,还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三、观点的鲜明性、原创性 
    掌握了大量史料后,需要提炼、概括,形成鲜明的观点。鲜明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如果吸收进地方党史二卷,可以成为章、节、目的标题。在观点的提炼上应避免大同小异、千篇一律。虽然,建国后29年由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全国政令统一,东西南北一盘棋,各地特点不像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那样明显,加上党史二卷写作指导思想的统一,写法、语言的规范,在宏观把握和总体框架上出新的确有难度,但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在二卷写作中若想克服一般化、雷同化的现象,似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注意避免一般原理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注重地方党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在地方党史中,研究观点体现的地域性、民族性,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多样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情况复杂多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和边远、不发达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特点、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往往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我们注重到地方在贯彻中央决策过程中有差异的和有创造性的方面,在地方二卷中把有地方特点的内容反映充分,那么,地方党史就不会千篇一律,东西南北一个面孔。对于地方党史而言,研究观点体现出的地域性、民族性,往往直接反映了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在一部党史书里,标题和观点具有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往往是体现地方党史特色的“眼”,是书稿“出彩”、“生色”的“点”。地域性、民族性的内容反映越具体,地方党史二卷的地方特色就越明显。

    二是,注意避免只写会议和决定,注意既写事,也写人,并写出事和人的复杂性。除了地域特点以外,地方党史应注意写事也写人。一部史书如果有事也有人,就能增强内容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比如,写到农业农村的发展,不能不写邓子恢、彭德怀、钱让能、胡开明等,不能不写山西大寨和陈永贵,也不能不写贵州、浙江、安徽、陕西等地农民几起几落的要求和行动。这些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特定年代里历史发展的深层要求。

    三是,避免简单的观点加事例,注意加强对本地实际状况的概括和对具体事件的分析。针对各地的具体问题加强分析,努力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写出一些能给人启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在发展顺利的时候,一切都好,没有问题;也不是在错误发展的时候,一切都错,没有成绩,在地方尤其如此。地方党委的作用也应注意,地方在贯彻中央精神的过程中,有时对上级精神的贯彻起了放大或过滤的作用,对地方党委贯彻中央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能深入地进行研究总结,对于今天也会有启示作用。

    主要优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党史》二卷问世:
“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河北涿县的土法炼焦厂《党史》二卷问世: “成就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河北涿县的土法炼焦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同时又要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二者必须统一。对于党史,站在不同的立场,就必然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我们写党史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这就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即党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党史》第二卷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历史事件,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等等,作了比较准确的记述、精辟的分析和公正的评价。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和成功的经验加以充分肯定。对于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如实反映,既不回避,又不渲染,以严肃的态度和语言来表述,写得恰如其分。对于党犯的错误,不是简单化地笼统地加以批评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

    比如,对“大跃进”,《党史》二卷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便从主观愿望出发,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方针、政策,造成了实际工作中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这种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和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书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巨大损失作了详细叙述,同时也讲到另一面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和干劲,战天斗地,昼夜苦干,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了一部分实际成果。还有那些修建得合乎需要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加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施,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办起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够巩固,但终究为这些地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第二,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所谓史论结合。这部党史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过程中都有所分析和评论。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深入而恰当。当你读了一段事实的叙述之后,感到需要评论的时候,一段精彩的评论果然就出现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满足感,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和数字,都是为了说明问题的。不是材料的堆砌,也不是平铺直叙,材料和观点融合得比较自然。对于重大历史问题,不仅说明事实是什么,并进而说明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的。

    比如,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党史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它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经济客观发展的趋势,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是人为制造的。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来说,当时情况是,就总体而言,国有企业优胜于公私合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又优胜于私营企业。正如书中所说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随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虽然也出现过一部分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但从总的方面看,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不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明显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都有所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都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比较显著。”同时,书中又指出了“三大改造”的不足之处以及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第三,达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这是历史书,主要写历史发展过程,但不能写成编年体。这段历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国防统战、外交、党建等等,头绪纷繁,非常复杂,而又互相联系。因此,全书的编、章、节的划分和编排需要有精心而周密的设计。我认为这部党史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整体结构是合理的,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逻辑性比较强,前后连贯而不重复,可以一口气读下来。关于结构,有两点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一是关于前七年要不要分为两编的问题,即所谓“前三后四”。我赞成现在这个本子的划法,把前七年作为一编。前七年中也有阶段性,即前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和后四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和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实,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中社会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地增长。

    正如书中所说:“实践表明,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在某些方面(不是在一切方面)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工作。”“前三后四”这两个阶段,同前七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一个层次的历史阶段,不宜分成两段同它们并列,而应以前七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叫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说过,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二是关于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放在第二卷好还是将来放到第三卷好的问题。这两个方案都各有其道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经过反复研究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后,决定放在第二卷。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如果第二卷以第三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作为本卷的结束,读完全书会使人感到压抑、茫然,中国将向何处去呢?得不到答案。以第四编作为本卷的结束,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况: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有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人们看到了重新振兴的希望,令人鼓舞。

    第四,文风比较好。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遣词造句比较考究。用概括而准确的语言讲述历史,翔实而不烦琐,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内容,又有典型事例和代表人物的形象描述。特别是一些点睛之笔、提神之笔,读后令人感奋。书中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历史风采就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文似看山不喜平”,这部党史读起来很吸引人,不觉得枯燥。[3]

    其亮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高度肯定香港作为转口港对祖国外贸工作的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高度肯定香港作为转口港对祖国外贸工作的巨大贡献。

    近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香港在1949年至1978年期间对祖国的贡献做了大量评述,高度肯定香港在这一期间作为转口港对祖国外贸工作的巨大贡献,也披露了“文革”之后中央派团考察港澳,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建设经济特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正式出版。该书编写历时16年,记述了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间的中共党史。该书由中央高层亲自审定,是向建党90周年献礼的一部权威性党史著作。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这29年间香港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大量叙述。据大公报记者统计,至少有8处涉及香港。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建国之初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港澳“暂时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二是从建国初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香港发挥了转口港的作用,众多港人倾力付出,为祖国外贸和经济发展贡献卓著。三是“文革”之后至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多次派团赴港澳考察,对于建设经济特区的决策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转口贸易打破西方封锁   
    《二卷》第一章在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巩固新生政权时提到,到1950年6月,解放军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香港和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因属殖民主义侵略中国而造成历史遗留问题,情况很复杂,需要采取另外的方式解决。中共中央确定了“暂时维持现状”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其基本点在于利用两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地位,发展海外关系和对外贸易,以利于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工业化建设。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谢春涛认为,这些决策为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央的长远决策很快收到效果。该书第四章指出,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禁运,中央主要利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的转口港地位,香港对内地在外贸出口换取外汇、进口所需建设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披露,中共港澳工委领导设立的贸易机构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鼎力襄助,内地建设所需的大量物资包括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内地出口货物大都通过香港转口。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港澳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

    香港经验助推改革开放   

    《二卷》第三十一章即全书最后一章,讲述了“文革”结束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伟大转折。在这段时间,为了尽快发展经济,中央组织了多批代表团和考察团赴欧美国家及港澳地区考察,了解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和管理经验。这其中,香港成为一个重点。而对港澳考察,也实际上推动了中央酝酿改革开放及设立经济特区。

    据该书披露,1978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到:内地供港澳的商品,同当地市场需求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供应香港的商品占香港总进口的比重,已经由1966年的27.4%下降到16.6%,远远落在日本之后。要夺回我们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为此,建议把靠近港澳的广东省宝安(即后来的深圳)、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利用港澳的有力条件和贸易渠道,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争取经过三五年努力,把这两个县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港澳游客的游览区。”

    《二卷》还披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召开了准备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印发了一批介绍国外和香港、台湾迅速发展经济的材料,许多领导干部看了都提议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三中全会的决策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4]

    基本启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一、必须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党未能坚定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一定时期内发生超越阶段、违背规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失误,延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从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加坚定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通过改革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必须扩大人民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这29年中,党领导人民努力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政权,也曾就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出过努力。但在探索发生失误和曲折期间,民主法制建设受到干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遭到空前破坏。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四、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和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29年中,党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促进社会稳定的可贵思想及政策。但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国内政治关系趋于紧张,“文化大革命”更是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五、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这29年中,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但是期间几度泛滥的“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摧残是严重的,也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六、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这29年中,党为大力加强在全国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作出过努力,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左”倾错误的发展使党的建设受到冲击。这些经验与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 

    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2011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它90岁的生日礼物:《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    
    党史二卷记述的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这29年中,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也遭受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严重挫折。因此,如何对待这一时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就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也成了编写党史二卷的难点。

    该书在充分展示党领导人民取得各方面成就的同时,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及其后果。譬如,讲清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来龙去脉,也讲清了庐山会议转向和“反右倾”斗争的情况,并用具体数字反映了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所导致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包括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蔬菜副食品极度缺乏等。书中说,“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关于中苏论战,该书在讲清历史过程和苏联“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后,指出了论战的严重后果和中国方面的问题。认为,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也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陷于分裂。与此同时,这场大论战也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而又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成为后来逐渐走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书中还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关于“文化大革命”,该书不光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文革”错误发生发展的过程,还专门用较大的篇幅讲其严重危害。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坏,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受到空前的浩劫和损失;在思想上,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导致严重地混淆敌我和是非;在文化上,对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破坏,使文化事业出现严重的倒退;在经济上,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失,拉大了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党的建设上,党组织的建设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最后得出结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此外,该书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工作中的不足,审查干部和内部肃反中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升级,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左”的错误,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批判等,也作了叙述和评论。

    这就表明,党史二卷没有回避和掩饰党在这一段犯过的错误。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是对历史、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态度。

    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    
    直面历史上的错误,不是去渲染错误,更不是去追究犯错误的领导人的个人责任。在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党史二卷分析了错误发生的原因,为我们解读了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

    对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书中从两个方面作了分析。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7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人们对这个变革需要有一个观察、适应的过程。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在国际国内气候的影响下,这种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7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一分析,就使人容易理解何以发生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失误。

    关于“大跃进”的发生,该书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初衷,是希望以最快的建设速度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使中国真正发展、强大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愿望,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愿望是一致的。头脑发热的现象,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有,而且在当时的党员干部中较为普遍地存在,是当时那个发展阶段由急于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心情而萌发出的一种历史现象。从另一方面看,在接连不断的胜利面前,毛泽东的威望越来越高,听到的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逐渐骄傲起来,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使之能够一哄而起,遍及全国,从而导致即便是发现了问题也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上述分析,既明确了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又使人了解了“大跃进”的社会根源,客观公允。

    关于“文革”前10年发生严重失误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更给人以启发。书中主要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时间不长,对于如何治国理政和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经验。这就使得一些正确认识不够稳定、不够成熟,导致在实践中不易坚持下去,甚至出现反复;这就使得常常只从马克思主义已有论述中去理解社会主义,甚至照搬某些具体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某些具体设想来衡量现实生活;这就使得容易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方式方法发展经济,容易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方式方法处理阶级斗争。二是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不可避免地会对党中央、毛泽东确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及各项方针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这包括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不得不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希望以尽可能的超高速度发展壮大起来,容易接受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观点,等等。三是体制方面的原因。该书认为,10年探索发生失误,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固然有责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存在着弊端。中央和不少地方、单位的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在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当领导人的认识和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时,而党却不能及时防止和发现这样的重大失误,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及时纠正。

    上述分析是全面的,也是深入的,对于理解这段历史,有着重要的帮助作用。

    总结应该记取的教训    
    作为党中央批准编写和出版的正式史书,党史二卷叙述和解读错误,其目的毫无疑问是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使党今后更好地前进。为达此目的,该书深刻总结了我们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得出的教训。

    书中认为,“大跃进”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最大失误是在所有制关系上盲目求纯。两者共同的教训,归根到底,是限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该书则从多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必须科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二)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而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三)必须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四)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不能实行“大民主”和“造反有理”。

    (五)必须制定正确的党的建设的方针政策,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而不能把阶级斗争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法。

    以上几条,仅仅从文字表述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但如果结合该书对于“文革”错误的叙述和评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其深度和分量。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正确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的是非得失,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错误的历史教训。其最重要最集中的体现,就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在决议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走出历史的阴霾,逐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决议的基本精神。有理由相信,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对这部重要著作的学习,一定会对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有更加深入和准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更加理性地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5]

    专家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开放史。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外交史,近年主治改革开放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日前正式出版,中共党史专家撰文指出,该书实事求是记载中共建政后“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和曲折,同时充分肯定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成就。

    《人民日报》1月13日刊登了这篇由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撰写的文章。文章说,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全面记载自中共建政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的历史。

    文章介绍,该书遵循中共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精神,把29年历史划分为4个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年10月—1956年9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年9月—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5月—1976年10月);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6年10月—1978年12月)。

    文章称,该书表述了中共在这29年间取得的成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与巩固民族团结;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著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中共领导地位不断巩固,组织发展壮大。

    文章表示,该书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中共经历的失误和曲折: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误,以及“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

    文章指出,该书用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共、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该书客观分析了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认真总结了其中的深刻教训。

    文章指出,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在29年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52年为679亿元(人民币,下同),1976年增加到2943.7亿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农民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从148元增加到340元。这些指标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高,但可以说明,在29年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历时16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月11日正式出版,中共组织部、中宣部、党史研究室同日通知指出,该书对于中共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党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并要求把该书作为县(处)级以上中共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的基本教材,作为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要与中共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联系起来。 [6]

    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编辑

    宁波书城在一楼中心区设立了“党史、党建读物陈列专柜”。专柜汇集了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等党史著作。据悉,为方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能及时订购《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城设立了服务电话,并送货上门。图为工作人员在布置陈列专柜。宁波书城在一楼中心区设立了“党史、党建读物陈列专柜”。专柜汇集了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等党史著作。据悉,为方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能及时订购《中国共产党历史》,书城设立了服务电话,并送货上门。图为工作人员在布置陈列专柜。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充分吸收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史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大量真实可靠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全面准确地记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9年里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及出现的失误和曲折,是一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是一部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都非常强的党史精品力作。该书的出版,为我们进一步推进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全党提供了辅助材料,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历史的学习教育提供了权威教材,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历史重大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为进一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生动读本。   

    有学者指出,去年7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足见中央进一步把党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此后出版,格外受到人们关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用事实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党,从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蕴藏着何等生命力,具有何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胸怀和政治品格,能够毫无愧色地担当起中国各族人民领导者的光荣职责,这在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有专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三个特点:第一,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反映了29年的历史真实,紧紧把握这段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也如实反映这一时期党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第二,做到了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在叙述历史过程中有所分析和评论,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很清楚,分析意见说得比较中肯、深入而恰当;第三,达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全书的编、章、节的划分和编排设计精心而周密,整体结构合理,条理分明,思路清晰,逻辑性强。

    有学者强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党史,蕴含着我们党治党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这些丰富经验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总结,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权威性党史基本著作,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资料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党员干部学习党史的好教材。学习这部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有利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与会者认为,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历时16年,反映了我们党对研究和总结自身历史的郑重态度,而在当前改革发展任务极为繁重的形势下,党中央批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更体现了我们党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党史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会者强调,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开拓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是这29年党史的真实纪录,对上述一系列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和阐述。它的出版,不仅是党史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党的整个思想理论宣传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共29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离我们很近,同今天有着直接的关联,深入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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