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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悬崖上》

    刊于《鸭绿江》杂志1956年第9期,邓友梅先生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在悬崖上》,从此,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邓友梅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作品以深刻细腻的笔触揭示出三位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的波澜中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在犯年代强调抒写所谓集体主义的大我之情、一味贬斥小我的中国文坛是难得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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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在悬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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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在悬崖上》《在悬崖上》

    刊于《鸭绿江》杂志 1956年第9期,邓友梅先生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在悬崖上》,从此,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邓友梅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作品以深刻细腻的笔触揭示出三位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的波澜中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在犯年代强调抒写所谓集体主义的大我之情、一味贬斥小我的中国文坛是难得的好作品。

    作者简介/《在悬崖上》 编辑

    (图)邓友梅邓友梅

    邓友梅,男,原籍山东省平原县,1931年出生于天津,上过4年小学,久居北京。1941年回山东故里,当新四军交通员。尔后被抓到日本做华工,服苦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归国,随即参加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先后当过通讯员、文工团员和见习记者。5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51年在当代著名作家赵树理关心下,发表第一篇小说《成长》。1952年进入文学讲习所,在当代著名作家张天翼辅导下学习两年。1957年前,陆续发表《在悬崖上》、《沂州道上》、《“抹灰大王”认师》等作品,其中《在悬崖上》获1956年《鸭绿江》优秀小说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执笔。从1978年至今,陆续发表《我们的军长》、《别了,濑户内海》、《话说陶然亭》、《寻找画儿韩》、《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中短篇小说,其中《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分别获1978年和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和《那五》分别获1979年和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作协分会常务理事。

    内容概要/《在悬崖上》 编辑

    (图)邓友梅真迹邓友梅真迹

    夏夜,谁也睡不着,大家轮流谈自己的恋爱生活。设计院来的一位技术员在我们的催促下,叹了口气,说起来了——前年,我大学毕业,到二工地当技术员。头一天去工地会计室办事,女会计的热情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在随后的交往中,我渐渐爱上了她。当我提出要求时,她温柔地说:“我比你大两三岁呢。”我急道:“我爱的是你这个人,年龄有什么相干?”此后,她对我更亲切了。这年秋天,我们结婚了。婚后,我们感情很好。后来,我调到设计院工作,两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每个星期天都成了我们的节日。她那质朴的性格也不知不觉影响着我,当我接受任务设计一幢办公楼时,一改我平素追求表面华丽的设计作风,结果这套设计得到了上级表扬。这时期,我工作和生活都很愉快。后来,我走起了弯路。秋天,设计院来了一个才从艺术学院毕业的、作雕塑师的姑娘加丽亚。她一身时髦的装束,出众的容貌,很快就使“加丽亚”三字粘到小伙子们的嘴唇上了,单身汉们都争着向她献殷勤。中秋节,机关组织游颐和园。加丽亚上车后,主动和我坐一起,我俩越谈越投机,还一同划了船。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常常一块看电影,听音乐。一次看电影回来,遇着一对男女,男的显得年轻,女的显得大四五岁,加丽亚认为这两人不相称。我认为她这是暗示我俩“很相称”,接着我就想起妻子年龄比自己大,也没加丽亚“帅”,内心有些扫兴。在一次机关周末舞会上,我把妻子介绍给加丽亚,我感到妻子在加丽亚面前显得呆板,没有风度。我和加丽亚跳罢舞,再请妻子跳,她说累,我只好耐着性陪她回家。躺在床上,我想,如果身边躺的是加丽亚,这些不愉快不就没了吗?一连几个星期我没去舞场。一个周末,我禁不住加丽亚的激将,与她一同去了舞场,我们旋风似地转过整个大厅,快乐极了。当夜,我躺在床上,想起了舞会,想起了加丽亚,想起了人们投来的羡慕的眼光。我看了一眼结婚照,第一次发现我们的年龄差别是这样明显。许多围绕着加丽亚的青年逐渐自动散开了,人们说她:“轻浮,在感情上打游击。”我想,这是男孩子们吃不着葡萄就说酸。我们更密切了,还互称兄妹。一次散步时,加丽亚自言自语说道:姑娘,这两字多响亮啊,也许将来有个人能使我不得不用这黄金似的名字去换他的爱情。我心里发热,认为她在暗示着我。冬天,加丽亚总是戴一顶哥萨克式羊皮帽,我很喜欢。加丽亚知道后,买了一顶送我。回到家,我说帽子是自己买的。妻子刚给我买了顶长绒帽,因而责怪我太浪费。我们为此又生了气,吵了嘴。此后,我们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吵架!我产生了离婚的念头,却又下不了狠心。机关里,人们已经在说我和加丽亚的闲话了,团组织也给我提了意见。我想收敛一些,可加丽亚说:我跟你没有不能见人的事,我就不怕别人诬蔑。说罢,她见我的围巾破了,就把自己的围巾解下围在我的脖子上。围巾带着她的体温和芳香,使我发醉。组织上交给我设计一个医院的任务,我的设计显得很豪华。图纸受到了批评。科长约我谈话,批评了我的设计图,也批评了我的生活作风,还告诉我加丽亚在美术学院曾因为作风不好受过处分。我认为,科长这是为了打通我的思想,有意说她的坏话。如今上下全注意这事了,我决心不再拖延,跟妻子一刀两断。我去找加丽亚,想先试探一下。正打算开口,一个常和加丽亚跳舞的男青年也来找加丽亚。我只好告辞,加丽亚将她塑的我戴着哥萨克式皮帽的半身像送我。塑像肚子里有张纸条,写道:“人还像,只是不知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星期天下午三点,我去北海,你来不?”我看后,一股暖流从心底冲上脑袋,呼吸都困难了,抽笔在一边写道:“加丽亚,加丽亚,你就要看到我的心了!”回到家,我觉得妻子有些异样,但没有心情去关怀。第二天,妻子说她下午有事要回娘家。她两眼红肿得厉害。我说:“正好,我下午三点有个会。”接着,我向她提出了离婚的问题。妻子听后没有吵闹,她表示不会拖,然后平静地走了。下午三点,我在北海见了加丽亚,向她求爱。她表示不想因为嫁人而轻易告别当姑娘的生活。我气喘着说,“加丽亚,我为你才离的婚……”她哭了,说我把离婚的罪往她身上加,使同事们更有了打击她的借口。说罢,她跑走了。我悔恨交加,想起了妻子往日对我的种种恩爱,感到自己是一个无情、狠毒的自私小人。走到机关的大门外,门房交给我一个布包,说是我妻子留下的。包里有妻子的一封长信,她写道:昨天上午检查身体,发现怀孕了,想到最近我们共同生活得不好,这样下去,对不起我们当初的愿望,更对不起这小宝宝,决心今后更加关心和体贴你。可无意中发现你和加丽亚写的纸条,感到打击太大了。于是决定回天津家中住一段,想到要和你分手,就感到浑身战栗,但决不为此祈求怜惜!看罢信,我模糊地觉得她还可以饶恕我,急忙奔往火车站。——技术员没有谈他与妻重建爱情的经过。他说,讲起来话就长了。他邀请大家假日去家里作客,他说:“耳闻不如一见哪!”

    作品鉴赏/《在悬崖上》 编辑

    (图)邓友梅邓友梅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一个恋爱故事:设计院的技术员与工地会计员自由恋爱,结了婚,夫妻生活十分美满。设计院分来一名年轻的女雕塑师加丽亚,技术员见异思迁,恋上了加丽亚,几乎导致家庭的破裂,而他对加丽亚的追求也遭到了拒绝。技术员悔恨交加,与妻子重修于好。从艺术上来看,应当说这篇小说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它的结尾显得过于“行色匆匆”;而小说所着力表现的:以“我”的轻浮、薄情、虚荣反衬妻子的质朴、善良和纯洁,却因妻子形象的单薄和苍白而显得并不成功。但是,小说有两个闪光的亮点,足以给整篇作品增辉。其一,“我”见异思迁的过程娓娓道来,脉络十分清晰。“我”的婚后生活美满而愉快——加丽亚来到了设计院,“我”欣赏她的相貌和风度——游颐和园,“我”和加丽亚热烈交谈,一同划船,成为好朋友——“我”与加丽亚同看电影、听音乐,开始感到妻子年龄比“我”大,也没加丽亚“帅”——机关舞会上,妻子在加丽亚面前,我感到她显得那么呆板,没有风度——周末,“我”与加丽亚忘情地跳舞,回到家开始与妻子吵嘴,并第一次感到“我结婚得太匆促了”——“我”和加丽亚互视知音,兄妹相称,每天晚会后一同散步溜冰——“我”对妻子愈来愈冷冰冰,回家也成了“我”最大的痛苦,“我”决心与妻子一刀两断。如果说作品对“我”与妻子从相识、相爱到结婚的描写显得十分粗糙的话,那么,作品将“我”与罗子从感情上的裂痕到濒临破裂的过程却描写得精细入微,生动地再现了“我”对妻子由爱到不爱的心理过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婚姻生活上见异思迁的艺术形象。其二,个性鲜明、真实的加丽亚。“我”是小说的主角,作品中的“我”是作者进行道德批判的对象;作为“我”的反衬,作品竭力表现“我”的妻子的种种美德,她是作者力图要歌颂的对象;那么,加丽亚则在作者笔下扮演着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她成为“我”的勾引者,受到了作者对“我”几乎同样的道德批判。然而,正是这个“第三者”,却是小说三个主要人物中个性最为鲜明、真实,艺术刻画最为成功的一个形象,与加丽亚相比,“我”和妻子的艺术形象都黯然失色。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加丽亚,她年轻、美丽、热情、浪漫、喜爱幻想、充满朝气,很快她的名字就粘到了小伙子们的嘴唇上,都争相向她献殷勤。加丽亚珍惜青春,也憧憬爱情,但又不愿意过早地被婚姻束缚在家庭生活之中。追求她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希望落空了。于是,年轻人指责她轻浮,领导在背后揭她的“老底”,她与技术员的交往也招来了同事们的闲话。她感到苦恼,感到委屈,感到“做人真难”,她不无辨解地说:“长得漂亮点又成了罪过了,人们围你、追你,你心肠好点,和他们亲热些,人们说你感情廉价!你不理他,他闹情绪了,又说不负责任!难道,这一切都能怨我吗?”当技术员感到人言可畏,试图收敛一些,她不无勇气地说:“我跟你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我就不怕别人诬蔑我,你怕受连累不要接近我好了!”当技术员自作多情地向她求爱时,她断然地予以拒绝,并申言绝不可将技术员家庭破裂的罪责强加于自己头上。总之,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言谈举止,她的思想趣旨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感到这是一个个性鲜明、真实的艺术形象。在百花初放的1956年里,初涉文坛的邓友梅以这篇小说脱颖而出,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也使他一举成名。尽管小说有种种不足,但它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这篇作品在探讨青年婚姻爱情上道德观的同时,塑造了一、二个性格鲜明、真实的艺术形象。这样鲜明、真实的艺术形象,对于当时已经蔓延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挑战。作品没有回避人物思想和感情固有的矛盾和波澜,因而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人们读之也更加亲切。

    参考资料/《在悬崖上》 编辑

    [1]《鸭绿江》杂志 195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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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鸭绿江》杂志 195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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