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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丛书已正式出版,即将全国发行。本次出版的说部共11部10卷本。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世的史诗,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满族说部》丛书的出版,不但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空白,更填补了北方通古斯语系中无史诗的学术空白,并为学者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我国东北民族关系史留下珍贵的素材。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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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简介/《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是满族民间艺人传讲的长篇英雄传说。讲古,满族叫“乌勒本”,汉译就是传或传记。本世纪初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族书”、“说部”、“家传”、“英雄传”等。“乌勒本”只在一些姓氏谱牒和萨满神谕中保存着。

    在满族传统的民间口碑文化遗产中,主要包括两大宗内容:一是广藏在满族民众中之口碑民间文学传说故事和谣谚;二是具有独立情节、自我完整结构体系、内容浑宏的长篇说部艺术。满族民间文学被广泛收集、整理、出版,成果斐然,为世人瞩目。而满族说部问津者鲜,或不甚为更多人所知。

    满族说部,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内容展示了近千年的历史画卷以及五光十色的风土民俗。其内容包罗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兴亡发轫、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等多方面的史实,实际是北方民族史诗。满族说部,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说唱时喜用满族传统的、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

    满族说部中展示的丰富内容,有的匡正史误,有的补充了史料不足,甚至有些史料鲜为后人所知。满族说部的收集和发掘,对东北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黑水英雄传》、《雪山汉王传》等,细腻翔实地记载了黑龙江北广阔寒域、库页岛上的土民与生活、“江东六十四屯”等历史沧桑。

    满族说部在歌颂先民英雄事迹的过程中,向后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活动,生动活泼的萨满祭祀仪式,以及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和生活习性等北方少数民族的知识,对已不复存在的生产习俗、原始宗教信仰等丰富的记述,是了解和研究北方诸民族人文学社会学、民俗学难得的珍贵线索。

    满族说部基本上在氏族内部较小范围传颂,与本氏族族系活动紧密相联,靠口耳相传。满族说部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带有庄重的宗教色彩。[1]

    历史渊源/《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满族作为中国北方阿尔泰—通古斯语系的重要民族,其历史可谓十分悠久。三千多年以前的肃慎,是满族的原始先民,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有了联系。战国以后,肃慎改称挹娄,以后又陆续改称勿吉、靺鞨、女真。其中粟末靺鞨于唐朝时曾经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即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一带建立渤海地方政权。而女真人则在激烈复杂的冲突矛盾中崛起塞北,雄视天下,灭辽驱宋,入主中原,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厥功甚伟。满族则是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为主,在明代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他们步武其先民女真人的后尘挥师入关,进而一统天下,开创了我国有史以来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稳定的历史局面。其领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至于葱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的版图疆域。由于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不止一次地逐鹿中原,从而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盛京通志》指出:满族“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延续和发展了女真人的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文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原汉文化的辐射作用,北方民族曾经接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与之相应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也给汉文化补充了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单向进行,而是必不可免地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向层次较低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给予层次较高一方不可忽视的冲击影响。

    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积极因素。本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吕微《“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汉民族的成长壮大,与陆续融合周边民族不无关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自然会有选择地吸纳边缘文化。而中原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同边缘文化互动互补的结果。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当中原的正统文化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地区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演进、整合与创造,从而确保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更新、永不停顿与衰败的动力学原理。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尤其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文物工作者在塞北建州女真崛起的广阔地带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考古成果证明早在五千年以前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就存在一个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北南并存、相互对应的文化中心(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从而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正是在这个和燕山山脉接壤的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先后孕育了几度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时也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北方民族文化。满族说部,就是北方民族文化升华的结晶。

    据口碑资料和文献资料可知,满族的先民有着十分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例如著名的满族创世神话《天空大战》,当即来自满族先民的口传心授。特别是自女真时期以来,民间口头文学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从而非常难得地为满族说部留下了极其深厚的文化积淀。满族及其先民正是通过“说史”、“颂唱根子” 的活动,将“民族文化记忆”熔铸为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包括千姿百态的说部艺术。

    在目前已经抢救采集、记录整理的满族说部中,超过二分之一的作品与满族先民女真人的杰出人物或女真人的口传文学密切相关。如《忠烈罕王遗事》、《苏木夫人传》、《金世宗走国》、《女真谱评》等,即颇有代表性。这些作品讲述传扬的女真完颜部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光辉业绩,当主要来自女真完颜部的口头传承。而说部作品中的一个热点人物——历史上号称“北方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不仅在有金一代开创了“大定明昌”的鼎盛局面,而且异常珍视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保护满族先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完颜雍的不懈鼓吹和积极推动,女真文化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而滋养和哺育了满族文化。据《金史?世宗纪》载,完颜雍为了防止子孙后代忘本,保持女真人淳朴敦厚之风,一再提倡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习俗(《金史》卷六《世宗》上、《金史》卷七《世宗》中)。例如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一月完颜雍临幸东宫时,曾告诫皇太子:“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汝唯无忘祖宗淳厚之风,以勤修道德为孝,明信赏罚为治而已。……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谓其子高宗曰:‘尔于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伪为!受恩于父,安有忘报于子者乎!朕御臣下,唯以诚实耳。”(《金史》卷六《世宗》上)完颜雍提倡的女真民族诚信无欺的可贵品格与可贵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为了求本寻根,早在大定十三年(1173)完颜雍即有意从京城中都(今北京)回访女真完颜部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以追寻女真族的民族精神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今北京),女直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言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颜雍在内心酝酿、发酵已久的这一夙愿,终于在十一年后的大定二十四年(1184)三月付诸实施,并驻跸将近一年之久。金世宗此次巡幸女真故地,《金史?世宗纪》、《金史?乐志》均有翔实的记载,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基本类型/《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第一类为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传说”。这类说部主要来源于各姓满族珍藏的萨满神谕、萨满记忆。如黑龙江爱辉地区流传的《尼山萨满》 、《西林大萨满》、《恩切布库》,和黑水女真人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东海女真人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等,便是典型代表。其中《天宫大战》是有关满族原始先民开拓北疆、繁衍人类的英雄神话,作品歌颂了三百女神与恶魔的鏖战,反映了满族原始先民通过与自然、与社会的拼搏抗争,而达致天与人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波澜壮阔的曲折经历。作品堪称人类神话中魅力四射的珍奇瑰宝,完全可以同世界上最著名的神话相媲美。流传在乌苏里江以东锡霍特山麓的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原为满语韵文,可诵可唱,表现的是部落时代的战争风云,从形式和内容看都属于地地道道的萨满英雄史诗。史诗的主线是以能够未卜先知的东海哑女成长为英名盖世的女萨满,经过打拼奋斗,征讨四方,终于成为七百噶珊(部落)的首领。最后部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无忧无虑、和谐和顺的局面形成了,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了:而乌布西奔妈妈却为此熬尽心血,付出了终生的代价,最后满意地合上明亮的双眼。但是在北方民族人民的心目中,乌布西奔妈妈是永远不死的,至今仍然在活态的口碑中流传。

    第二类为包衣乌勒本,即家族传、家族史。这方面的说部在满族诸姓家族中至今时有发现。比如吉林省长春市赵姓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双城马亚川承袭的《女真谱评》、《海宁南迁传》,黑龙江爱辉富氏家族的《顺康秘录》、《秋亭大人归葬记》、《东海沉冤录》,黑龙江宁安富英仁传承的《东海窝集传》等。其中《东海窝集传》乃是流传于黑龙江宁安深山老林中的窝集人的作品。“窝集”为满语(女真语)“稠密森林地带”的意思,而窝集人即野人女真。所谓“野人女真”,是生活在原始森林中即大山深处的“林中之人”。宁安地区四周环山,中间属河谷平原,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特殊地理环境为满族说部的保存流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使《东海窝集传》成为满族说部中具有原始活力的代表性作品,堪称研究满族原始思维及其审美观念的活化石。

    第三类为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这部分作品的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分作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二是传说人物的演义。前者如黑龙江宁安地区富察氏后裔傅英仁承袭讲述的《萨大人传》,以及《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金兀术传》、《忠烈罕王遗事》、《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熬拜巴图鲁》、《松水凤楼传》、《黑水英豪传》等;后者如《乌拉国佚史》、《佟春秀传奇》等。其中《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记录了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家族通过与蒙古贵族联姻、团结蒙古族共同建设大清王朝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共生共存、互动互补的发展过程,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赞歌。整个作品情节曲折,引人人胜,达到了颇高的艺术水准。

    第四类为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传奇。这些说部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英雄人物。如著名的爱情传说《红罗女》及其不同传本《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红罗女》流传在黑龙江省镜泊湖附近地区,其变体《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则流传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而在吉林省东部的敦化等地区又有《银鬃白马》、《红罗绿罗》的不同传本。上述同一母题而变体纷呈的状况,属于民间口头文学通常所说的“变异性”。满族说部作为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上动态地传承着,因而带有立体性的三维空间、甚至四维空间的特点是不奇怪的。正如美国学者阿尔伯特·洛德在其“口头程式理论”的经典性著作《故事的歌手》一书中所深刻指出的:“每一次表演都是单独的歌,每一次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表演都带有歌手的标记。”(《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5页)在同一母题中经常出现异文,这是民间口头文学同作家书面文学创作方式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民间口头文学永不衰竭的活力所在。

    满族说部在20世纪末的崛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彰显于世,倍受瞩目。长期以来,对于判定人类文明的标准一般都把文字的出现和运用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实际上“民族文化记忆”通过口传心授进行积累与传播对于不少民族来说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使人们对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不刮目相看。以说部作品为代表的满族及其先民的口头文学传统,不仅可以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中国文化史的深刻内涵,也必将把多维多元的中华文明提升到新的人文高度。

    主要内容/《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据满族说部的传承者富育光老先生介绍,目前满族说部遗存的存藏主要有“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3个方面的内容。

    1、“窝车库乌勒本”是由满族一些姓氏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与历世萨满的事迹,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典型代表有《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等。

    2、“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近10年来在满族姓氏中发现较多,以《萨布素将军传》为代表,影响很大。

    3、“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红罗女》等流传较广。

    满族说部中展示的丰富内容,有的匡正史误,有的补充了史料不足,甚至有些史料鲜为后人所知。满族说部的收集和发掘,对东北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黑水英雄传》 、《雪山汉王传》等,细腻翔实地记载了黑龙江北广阔寒域、库页岛上的土民与生活、"江东六十四屯"等历史沧桑。

    主要特点/《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史诗。它往往以满族历史上某个英雄人物的传奇性个人经历为主线,原汁原味地展示了历史上满族人民在治理北疆、保家卫国过程中所创立的丰功伟绩。人们可以从这些民间说部中,窥视到满族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变迁,了解其风土人情、社会风貌,体悟到历史上满族人民的审美情趣、世界观及其价值取向。

    如《飞啸三巧传奇》,在向人们展示清朝嘉庆末年至道光年间生活在黑龙江以北的英雄们的事迹的同时,也向后人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活动,以及天文地理、动植物种类和生活习性。72万字的《萨大人传》,它主要讲述了在康熙年间,镇守黑龙江的大将军萨布素的生平事迹,从而弥补了《清史稿》中记载萨布素将军事迹过简的不足。这些长篇说部豪迈、壮美,透露出满族人民所独有的艺术气质,是北方民族的史诗,丰富了我国北方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民族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研究,及至人文学和民俗学研究,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所讲唱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最早助记手段常佐以刻镂或堆石、结绳、积木等方法实施。说部由一个主要故事情节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为烘托,环环紧扣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整体,形成宏阔的泱泱长篇巨部。每一部说部,都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说部艺术形式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说部在演说时演说者一般根据长期传承的演说习惯采用说或唱不同形式,也可以根据自身对故事清洁的体会自由发挥。通常叙说部分除单纯口语讲述外,还可伴随以韵文体的吟诵,或散文体的演讲。咏唱部分多为诗歌体清唱,也可合以口弦八角鼓大鼓三弦碰铃、扎板等伴奏乐器,演唱曲调有相对固定的模式根据故事情节不同而反复套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尤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

    满族说部在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蛇、鸟、鱼、狍等皮蒙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悬念和跌宕氛围,引人入胜。讲唱说部并不只是消遣和余兴,而被全族视为一种族规祖训。氏族成员,不分首领、族众或男女老幼,常选在隆重的祭礼、寿诞、庆功、庆丰收、婚嫁、氏族会盟等家族圣节中,分等序长幼围坐,聆听故事。一般情况,说部要每个晚上或某个固定时间里连续讲上十余天,多则数十日,甚至月余。亦有时出外地征战、田狩或往至营地农牧,由专师去截选演说,成为当时调节生产生活最受欢迎的喜闻乐见的民族娱乐形式。

    丰富内涵/《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的称谓,源自满语“乌勒本”,译作汉语当为“传”、“传记”之意;由于清朝中后期满语渐废,便改用“满族说部”或“英雄传”的名称。与之相应的,讲唱说部也大多运用汉语,偶尔夹杂某些满语(女真语)成分。满族说部的艺术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短到长的发展过程。最初主要在氏族内部口传心授,满族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的一缕缕鬃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都刻述着氏族内部数不尽的非凡经历和英雄壮举,从而形成了说部最古老的形态。

    说部艺术形式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说唱结合,以说为主,有时也伴有讲唱者模拟说部中人物动作的生动表演。满族民间俗语所谓“要有金子一样的嘴”,乃是对于擅长讲唱口头文学和说部作品的代表性传承人最大的褒奖和最高的夸赞。就氏族而言,讲唱说部并非单纯的娱乐和消遣,而是追念氏族先人业绩、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最好行动,因而讲述的过程被阖族看成神圣而隆重之举,往往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萨满讲唱。

    开始之前要焚香漱口、祭拜神灵,而后虔诚讲唱,气氛神圣肃穆。听众则要严分辈份,谦恭有序。可见满族的“讲祖”、“颂祖”活动同氏族内部的祭祖习俗密切相关,乃是满族传统文化中最稳定的因素,承载着氏族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对祖先、英雄的崇拜。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久而久之赞语颂文终于演变和升华为篇幅浩瀚、雄浑壮阔的说部艺术,把北方民族口头长篇叙事文学推进到新的境界。满族说部具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十分广泛的社会生活内涵,乃是满族及其先世社会史、氏族史、家族史的浓缩与剪影,属于民族精神、民族智慧无比丰富的载体。由于其中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因而堪称北方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

    重要价值/《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文学的内涵原本博大精深、无比丰富,其中既包括书面文学,也包括口头文学;既包括汉族文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但是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属于汉民族的书面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长期以来备受轻视和冷落。而满族说部可谓兼具口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双重品格.因而对于21世纪构筑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创新体系十分珍贵,非常重要。满族说部21世纪伊始在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骤然崛起,将推动中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架构与时俱进地呈现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兼备、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并重的新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满族说部具有文艺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其抢救和研究还将为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重要贡献。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二千年以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的说法,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关于言、意关系的不同认识,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而对于“言不尽意”的命题却引发了三国魏荀粲、西晋欧阳建等人所进行的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针锋相对的热烈讨论。东晋诗人陶潜《饮酒》诗其五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对“言不尽意”所作的形象化的传神描述。

    与中国不同的是,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区别,主要侧重于“书、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们即对“口承—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尖锐的论辩。美国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1902—1935)和他的学生阿尔伯特·洛德(1912—1991)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初创、以后渐趋完善的“帕里—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是通过对口传史诗的解读以及相关的田野作业而创立的口头传统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形成于对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荷马之谜”的创造性探索。帕里、洛德师生从分析已经由文字固定下来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文本入手,接着又深入前南斯拉夫民间就活态口传史诗进行田野调查,以便对自己的原创性发现加以验证,从而完成了这一重大的理论建树。目前口头程式理论已经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一百多种语言口头传统的研究中得到运用。由于帕里、洛德的理论贡献,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

    帕里、洛德师生是通过把口头诗歌的概念应用于荷马史诗文本大量程式化用语的分析归纳、破译研究,揭示了口传史诗的口述性叙事特点和独特的诗学法则,将荷马史诗的诞生推回到文字出现以前的口述时代.对于以往古典学学者的思维定势和僵化观念发起了石破天惊的猛烈冲击,尤其令这些学者瞠目结舌的是,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并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荷马,竟会是一个目不识丁、流浪行吟的民间艺人!但是作为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仅有19653行,以往号称世界最长史诗的印度史诗《摩诃婆逻多》二十多万行,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亮相以后《格萨尔王传》跃居世界首位,合计一百多万行。现在英雄大传、英雄史诗满族说部据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多达三十馀部,已经抢救记录的十一部已达六百万言,全部整理出来以后篇幅大约超过两千万言,则《格萨尔王传》与满族说部相比也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当然篇幅的长短远非问题的全部。创造满族说部的满族及其先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崛起、衰落、再崛起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每个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过在众多边疆民族中能够入主中原的民族实属凤毛麟角。先后两度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更是绝无仅有。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而非常有趣的是,这几个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是北方民族。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国与大一统的版图之内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八百五十年,接近这段历史进程的五分之三;而女真人及其后裔满族先后建立金朝、清朝的时间长达四百二十年,为其他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极为独特的人文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那么,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中华文化北雄南秀历史格局同满族及其先民创造的威武健勇的游牧文明有何联系?这是一个可以比喻为哥德巴赫猜想的奥妙无穷的话题。而多达两千万言、内涵极为丰富的满族说部一定可以给我们提供原汁原味、鲜活生动的真实答案。

    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它们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触媒和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的传统与口承的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口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超越时空、传之久远;不过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语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类古老文明与早期文献的原初语境、鲜活元素疏离隔膜,从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丢掉某些稍纵即逝、难以再现的灵光神韵、天籁真趣。由于包括文学界在内的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为了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球组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宪章和建议案等,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9年11月第25届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到2003年10月第32届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短短十几年间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完善。而满族说部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进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满族说部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动互补、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激相融中彰显于世、受到瞩目,必将极大地提升民间口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日显重要的突出地位,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架构实现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科学体系的转型与跨越;与此同时,满族说部的挖掘采集和探索解读,其意义还将远远超出文学学科本身,使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格局和定制由单纯关注书写传统而转为书写一口承传统兼而有之的重大改变。

    传承与保护/《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称无形文化遗产,它是人类在对文化遗产认识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内涵极其丰富。为了完整准确地揭示其内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广泛征询了各国专家的意见,最后在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中是这样表述的:“所谓无形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无形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当然,本公约所保护的不是无形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包括符合现有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部分无形文化遗产。”其中口头“讲述艺术”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满族说部堪称人类口头“讲述艺术”的代表作。作为列入国家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说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民间文化工作者在满族聚居区通过田野调查发现的口传叙事性长篇说唱文学。据初步掌握,目前尚有三十余部说部作品存在于满族民间,已经记录整理的仅有十一部。由于满族说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的,因而传承人对于说部作品的活态保存十分重要。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田野作业中得知,这些传承人多为年过六旬的老人,当时尚有二十余位健在。2002年黑龙江省东吴县沿江乡四季屯78岁高龄的何世环老人,还能用流利的满语讲唱《尼山萨满》,不过其他传承人都只能用汉语讲唱。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至本世纪初,满族说部的传承人已有十七八位相继谢世,濒危状况相当严重。立即采取措施迅速抢救、有效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一旦损毁或失传,必将造成文化财富无法弥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于已经列入国家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怎样有效地进行保护?这是一个必须认真面对、妥善解决的新的课题,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摸得着、看得见、有着具体形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各个族群生活方式乃至情感、智慧的活的载体,保留着各民族特有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为各民族精神血脉之所系。要想切实保护这类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大探索的力度。通过总结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可以看出,保护的方式大体说来不外两种,即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前者是以往保护工作惯用的方式,后者是国内外着力攻坚的新的方法。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口头文学属于集体创作,凝聚着民间的集体智慧,承载着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精神需求、价值体系,具有潜移默化的法约性,构成一种无形的行为规范,对于子孙后代的行为方式不乏引导作用。有鉴于此,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以一种自然的形态生存,最理想的保护方式就是使其继续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传承于人们的口耳之间,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活鱼还要水中看”。但是在我们国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刚刚起步,亟需在具体操作中发扬首创精神,摸索可行的做法、探寻成功的经验。为了在满族说部的保护中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造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动态传承的适当环境,二是要有动态传承的后继传人。按《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的精神,应尽快创立满族说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便为满族说部的口头传承和持续性保护提供宽松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还应加大对满族说部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力度,提供切实有利的条件,保证满族说部能够以师带徒活态传承。

    除了动态保护的原则以外,静态保护的原则也是不可偏废的。新的发展时期以来,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成为我们国家对民间文学进行全面普查、及时抢救、系统整理的一次最为壮观的文化工程,将许多处于濒危状态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字记录的方式成功地抢救下来。至于对满族说部的静态保护工作,到目前为止文字记录的成绩也相当可观,已经抢救记录、正在整理成文的十一部说部作品其篇幅已达600万言之巨。就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满族说部的保护方式而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互联网的发展,在语言、文字、图像共同传递信息的所谓“读图时代”,静态保护也要有所创新。应该把录像、录音、摄像引入保护工作的始终,对于满族说部进行立体的记录,以便完整而恒久地保留其活态存在情况下的原真性面貌。

    满族说部的活态传承和横空出世,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壮举和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为中国文学的传播方式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文献著录的文学成果,很少留意口耳相传的文学资源。文献的著录记载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但是口耳相传的文学资源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以来,引起了全世界的热切注意,也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促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内涵和形态在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由于传统说部的崛起,将推动学术界在书面文学与口承文学互动互补、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中构建中国文学史的新的框架,实现中国文学史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科学体系转型和跨越。与此同时,由于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文艺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必将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尽展风采,极大地补充与丰富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

    发展现状/《满族说部》 编辑

    《满族说部》《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具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这些作品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波澜起伏,语言气势磅礴,反映了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力顶千钧的集体意志和情怀万里的博大胸襟。只是由于满族创制文字较晚,应用时间不长,流传于本民族口耳之间的长篇说部,不可能得到科学而全面的记录。再加之有清一代辖制于带有军事性质的八旗之内,其居住区域、活动范围都受到严格限制,满族长篇说部因此而不得伸展。民国以降,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满族文化并未受到应有重视,满族民间说部也一直不为世人知晓。

    由于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多种娱乐方式的冲击,使古老、单纯凭借口述的说部讲述活动渐渐失去了阵地。目前,有很多的满族青年已不知道"乌勒本"说部这个词了,更不知道讲述说部的规矩和意义了。近二十多年来,一些熟悉满族文化传统的长者和说部传承人逐年谢世,给满族文化造成了很大损失。而目前健在的传承人也都年逾古稀,疾病缠身,他们没有培养出新的传承人。目前,能用满语讲述的传承人只有何大娘了。满族说部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满族说部的抢救工作逐渐被提到日程上来。2002年,吉林省成立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满族说部的抢救与保护工程正式启动。而且省内每年还拨出专款支持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工作。吉林省目前健在的说部传承人有10位,并对其讲述的说部进行了记录和整理,建立了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方面的档案资料库。目前,已收集了35部说部。而作为满族说部抢救与保护项目第一阶段的成果,已经整理成书稿并计划出版的有10部,包括《红罗女的传说》 、《比剑联姻》、《女真谱评》、《金兀术传》等。专家们认为,作为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者们对说部艺术的记录和整理应采取复原的立场,即追求原汁原味,要求呈现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但同时,他们也指出,抢救满族说部艺术并不是将其恢复原貌,束之高阁,而是要在抢救、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开发利用,为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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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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