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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青变形记》

    《知青变形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是韩东第三部涉及知青题材的作品。小说围绕“变形”二字,描写了一个以乡村为背景看似荒唐实则真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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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知青变形记》 编辑

    人们看到“变形记”三个字,首先想到的必是卡夫卡的名篇《变形记》,想当然认为它将是一个超现实的文本,因为在卡夫卡笔下,主人公一朝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这个荒诞的故事,以极端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物”挤压、胁迫,终致异化为非人的真相。而韩东的文本,看似那样波澜不惊,似乎只着迷于对现实的白描。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更为荒谬的故事。人异化为物,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想象,他们关注的是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韩东的故事中,人永远难逃的恰是同类的迫害,自上而下的以及同一境遇的。专制主义的恶魔笼罩之下,是一派尊严被彻底践踏、人性被迫泯灭、个体贬若尘埃、形同蝼蚁的荒凉图景。

    内容/《知青变形记》 编辑

    知青罗晓飞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主动要求饲养生产队唯一的一头耕牛。不料母牛病倒,在公社人保组的非法审讯之下,本是同根生的知青同伴暗指根源在他——在永留乡村的巨大恐惧之下,他们向强权和谎言低头,把一个性压抑时期的无聊玩笑,残酷地当成事实加给同伴,于是他们从同伴的头颅上苟且迈过,追逐想象中的希望,而同伴从此坠入无底的深渊,往生往死万劫不复。罗晓飞成为强奸生产队母牛的“奸牛犯”,故而“破坏春耕生产”的罪名成立,当立即枪决。正逢此时,村子里两兄弟打架,哥哥失手打死了弟弟,因害怕偿命而致一家两命俱殒,村民们秘密抢下罗晓飞,调包顶替。于是,名义上的知青罗晓飞死了,事实上的罗晓飞却在“范为国”的名下意外获得了新生。

    但我们继而悲凉地看到的,并非偷生的庆幸,而是那个顶着农民“为国”名字生存的人,事实上在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已经失去了灵魂:“此时村子上的人声渐渐远去,就像随着那个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躯壳,轻飘不已,不由得一阵眩晕。继芳慌忙伸过两只手来,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紧很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是的,一夜之间,继芳这个范为国的老婆就成了他的老婆,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最终甚至还成了他的遮阳大树、他的家园、他的归属。难逃的宿命之下,他似乎获得了温暖与安全,也淡漠了生死、身份的纠缠与焦虑,他再也不会问“我是谁?”他来到“知青罗晓飞之墓”,对着坟包三鞠躬,说:“听好了,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长或短,都是一样的,都得死,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分彼此了。”

    ——当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在阴阳两界任人处置,当希望等同于绝望,于是村妇便是女友,乡村便是城市,今天便是明天,生便是死,他人便是自己。于是丧失便是得到。甚至无所谓得与失,也无所谓身份,无所谓真假。同一副躯体扮演了两个角色,同一生中,经历了前世和今生。

    一个最荒谬也最真实最震撼的故事,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必将从中认出自己的影子。韩东再次出色显示了运用语言的能力,并较之前四部长篇,在结构上更得心应手,干净的文字,节制的叙述,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回首了曾经经历的疯狂。一个知青跨越生死的非凡故事,饱含了民族的伤痛和人生的苍凉。

    作者感悟/《知青变形记》 编辑

    我有三部长篇涉及下放和知青生活,尤其是最近的长篇,名字干脆就叫《知青变形记》。这到底是为什么?有人问:已经有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小说、影视作品,你干嘛还要写?你的知青和别人的知青到底有什么不同?

    抛开生活经验等原因,我写知青恰恰是因为知青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已泛滥成灾。此话怎讲?因为关于知青,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一种历史。而关于历史,我们知道,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也有作家、文艺家的历史。后者(作家、文艺家的历史)因其方式是情感、故事的,更能进入大众的欣赏视野,也更能形成关于历史的氛围、概念。比如关于唐朝、宋朝,关于民国,由于大量文艺作品的塑造,历史真实已经烟消云散。戏说不仅是戏说,同时还固定了人们对这些历史时期的标准想象。《三国演义》不仅比《三国志》流行,更是关于三国历史更普遍的理解和概念。有人说,俄罗斯的历史沉重、悲怆、百感交集,不如说是俄罗斯的文学沉重、悲怆、百感交集。文学或文艺塑造历史,赋予它鲜明的情感方向,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知青的历史距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就像唐、宋一样遥远。孩子们对知青的历史不是缺乏了解和兴趣,而是他们的了解、兴趣止于电视剧、电影,止于小说、文艺。我们的文艺在不知不觉中已构造了关于知青生活的诸多概念。一般来说有搞笑,有猎奇,或自由浪漫,或淡淡的忧伤。最深刻之处莫过于男女情感的纠结,最残酷之处也无外乎观念性的政治迫害。总之一个单纯了得。不是知青的历史不够深刻,而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浮于表面。不是知青生活不够复杂、沉痛,而是我们的文艺过于简单、天真了。不要小瞧这些文艺作品,多年以后———甚至就是今天,它们就是关于知青历史的标准答案。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了。

    我认为,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一个伟大或悲哀的时代应该有伟大深入的作品与其匹配,就像俄罗斯的文学之于俄罗斯的历史、德国废墟文学之于二战历史。那些亲历者、旁观者不仅有记录真实见证的责任,更有以此为材料、灵感创作不朽作品的责任(如果他是一位作家、诗人)。真实历史总是比单纯想象更加精彩纷呈、复杂吊诡、充满意韵,这就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趁这一茬人还没死,尚有体力和雄心,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趁关于知青的概念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虽说知青题材的文艺作品最终将掩埋关于知青的历史真实,但愿其中的文学提供给后人的想象更复杂多义一些,更深沉辽阔一些。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能办到的事,那就由一些作家、很多部方向各异的作品共同趋近。

    《知青变形记》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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