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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两汉全书》

    《两汉全书》共计36册,1300多万字,涉及近900位两汉人物。时代跨度自西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400余年间的所有文献,包括专书、别集,以及经籍传注、诗文辞赋、小学字书及石刻简牍资料等,可谓两汉现存文献最为完整的大型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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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两汉全书》 作者: 董治安
    出版社: 山东大学出版社 装帧: 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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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两汉全书》 编辑

    《两汉全书》 两汉全书
    由山东大学负责编撰的两汉现存文献总汇 《两汉全书》正式出版并与 读者见面。

    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国家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两汉全书》由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董治安教授主持编纂。编写工作从1994年开始酝酿,到2008年底工作基本完成,历时10余载。

    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两汉学术文化暨《两汉全书》出版研讨会上了解到,《两汉全书》规模宏大,资料丰富,突出“力求其全”的原则,汇录了自西汉高祖元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四百余年间的所有文献,包括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经籍传注、小学著作及石刻简牍等,收录人物达870余人,总计1300余万字,分36册出版,全书繁体竖排。

    特色 /《两汉全书》 编辑

    来自海峡两岸的高校资深学者今天汇聚济南,共同研讨近日正式出版的《两汉全书》这部两汉现存文献总汇,两岸学者高度评价了这部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两汉现存文献的总汇。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说,《两汉全书》是当前全国古籍整理界的一部典范之作,也是流传百年、千年的传世之作。《两汉全书》不仅仅收录了汉代人自己的著作,同时也把汉代人对前代文献的注释收录进来,而这部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台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国良教授说,《两汉全书》的出版是一件盛事,它把两汉所有现存的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非常珍贵。建议山东大学出版社能出全文的电子版,让全世界的人享用这辛勤努力的成果。

    在山东大学举行的两汉学术文化暨《两汉全书》出版研讨会上获悉,正式出版的《两汉全书》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两汉现存文献的总汇。据该书主编、山东大学教授董治安介绍,《两汉全书》共计36册,1300万字。全书繁体竖排,新式标点,汇录自西汉高祖元年(前206)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凡400余年间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经籍传注、小学著作及石刻简牍等所有文献,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两汉现存文献的总汇。 

    全书基本以人物为单元排列先后,于人物名下逐次著录有关文献。各人物名下,首列专著(依经、史、子为序),次列别集(含单篇文、赋、诗),再列其它文献资料。《全书》既是断代专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编汉人别集(及单篇文、赋、诗)的总汇,具有一代总集的性质。纵观《全书》,两汉四百年学术文化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考查人物,则其全部著作和有关资料一览无余,极便查用。[1]

    研讨会 /《两汉全书》 编辑

    山东大学“两汉学术文化暨《两汉全书》出版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邵逸夫科学馆报告厅举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山东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尹薇、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出席会议并讲话。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傅永军教授、副院长杜泽逊教授先后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台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国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安作璋,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韩格平教授,《两汉全书》主编、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董治安教授,山东大学出版社社长于良春教授先后发言,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郑杰文教授作了总结发言。各位专家学者对于《两汉全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两汉全书》为研究秦汉史的专家提供了一部很难得的好书,可以推动两汉文史研究,可以引发新的课题的研究,不仅适应了学界的迫切要求,也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必将对两汉学术研究起巨大推动作用,也将对其它时代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起到典范作用。《两汉全书》是全民族的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当今古籍整理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会议期间还进行了两场学术讨论。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及海外的专家学者60多人参加了会议。 

    《两汉全书》由董治安教授主持编纂。编写工作从1994年开始酝酿,到2008年底工作基本完成。历时10余载,可谓两汉文献集大成之作。董治安教授曾任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现为(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自1993年起,任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著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版)、《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主编有《诗经要籍集成》(双主编之一,学苑出版社2002版)、《中华大典•文学典•先秦两汉文学分典》(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等;是高亨先生遗著《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版)的整理者,主持编纂整理《高亨著作集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两汉全书》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并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全书》规模宏大,资料丰富,突出“力求其全”的原则,凡属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之间的所有文献,如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以及经籍传注、小学著作、石刻简牍等,包括佚文残篇,悉予汇录,统一编排;收录人物达870余人,总计1300余万字,分36册出版,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两汉现存文献的总汇。全书繁体竖排,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

    国内外著名专家先后对《两汉全书》的编纂与出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子今教授评价说:“《两汉全书》是一部规模空前浩巨,总括两汉时期所有现存文献的大型丛编。这部汉代文献丛集工作的新成果,可以看作汉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等级最高的成就。其学术价值以及所体现的出版业的辉煌成功,可以借用明人诗句称美,即所谓‘允集大成’,‘卓乎独盛’。”

    韩格平教授评价说:“《两汉全书》是编纂汉代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首创之举,亦是编纂中国大型断代文献集成的一次成功尝试。编纂体例兼有传统丛书、总集的学术功能,便于读者从作者时代发展的纵向脉络,以及时代相近作者的横向比较两个视角使用,既适用于汉代现存文献的实际状况,亦为编纂我国大型断代文献集成提供了新的范式。编纂者充分考虑到满足海内外学者渴望全面获取两汉文献资料的学术期待,考虑到当今社会赋予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的时代职责,具有较为宽广的学术胸襟与较高的学术勇气。”

    国家图书馆《文献》季刊常务副主编张廷银教授评价说:“《两汉全书》整理小组牢牢把握精和全的辩证关系,广搜博引,精审详核,积十余年之功而成真正的汉代文献集成。其最主要的启示,大略有三:广泛吸收各种新发现文献,以努力实现文献之博全;详审资料,以实现文献之精准;比照并选择最佳文献载体,以实现来源最优化。就目前的两汉文献整理工作而言,该书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它的编纂者的学术态度是比较令人放心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刘跃进教授评价说:“《两汉全书》编纂者有着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体现在《两汉全书》的整理上,就是选择好工作底本,宋刻元刊固然重要,但也不是唯古籍是瞻,而是从实际出发。在校录过程中,尽量保留古籍面貌,重要的异文出校勘记。所有的文献都标明原始出处,以便查证。碑刻文献汇总清季以前者,除常为学界征引的《隶释》、《隶续》等名著外,对于晚近的《汉碑全集》、《北京图书馆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亦多据拓本逐字核校。至于大量简帛,由于涉及到版权问题,作者对于1906年至2009年间出土的简帛文献依照出土顺序撰写叙录,说明著录情况,介绍主要内容,列为附编。所有这些工作,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这套大书的学术性和实用性,读者称便。” 

    背景 /《两汉全书》 编辑

    汉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前后四百余年的历史阶段,“大一统”政体得以确立,法治建设有所完善,经济生活取得进步,文化事业也获得了丰收。以中原民族为主体,包容周边多民族的以“汉”为标识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形成。汉代的文明创造和文明积累,在中国历史上有显赫的地位。当时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汉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也对中国此后两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历史演进的方向形成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汉代瓦当文字“涌泉混流”、“嘉气始降”、“流远纯美”、“泱漭无垠”,生动表现了汉代文化的气度和风貌。后人以“汉文化”指代我们民族的文明成就,不是偶然的。 

    汉代文献遗存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史书政论、诗文辞赋、簿籍契约、信函档案,林林总总,数量极其繁浩,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文献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的历史面貌和文化风采,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构成中国古代文献总和中的极重要的内容。 

    1996年,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组织和重点资助,汇集汉代文献遗存的《两汉全书》的编纂正式启动,并相继列入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两汉全书》与《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共同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的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时称“八全一海”。21世纪初,又有《魏晋全书》、《南北朝全书》、《先秦文海》等项目启动。经山东大学和山东大学出版社历时十余年精心整理制作,《两汉全书》于2010年8月正式面世。 

    《两汉全书》共36册,1300多万字,包容近900名两汉人物的论著。时代跨度自西汉高帝元年(前206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凡400余年间的所有文献,包括专书、别集,以及经籍传注、诗文辞赋、小学字书及石刻简牍资料等,可谓两汉现存文献最为完整的大型丛编。全书繁体竖排,加注新式标点。每位作者,皆附小传。所有专著,均有解题。我们分别认识汉代每位学人的文化个性和学术风格,也可以通过相对完整的著述汇集,对当时的文化形势一览无余。按照时代次序纵览各家论著,也可以体味不同阶段文化面貌的时代特性,了解不同学派的发展脉络。而两汉学术思想的历史源流,也可以得到理解的条件。 

    谶纬,是西汉成哀年间开始流行,到东汉时全面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谶纬的内容,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说天文、历数、地理等,更多的则侧重于宣扬神灵怪异,阴阳五行思想混杂于其中。这些内容,保存了一部分思想史信息,也透露了一部分自然科学进步的轨迹,又记录了一部分古史传说。谶纬文献是汉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代历史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由于“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卷六《易纬坤灵图》)的特点以及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后来遭到否定,几乎散佚殆尽。因此形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障碍。汉代的谶纬资料现在能得到的比较好的本子有两种:一是曰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的《纬书集成》。前者以乔松年的《纬》为底本,参校了明代杨乔岳《纬书》,清代赵在翰《七纬》等多种纬书辑佚成果,并补以中日资料中散见的谶纬佚文,搜罗相当完备,对原文还进行了断句、标点和校勘。后者除了河北人民出版社《纬书集成》所收文献外,还有殷元正编、陆明睿增订《纬书》,刘学宠《诸经纬遗》,顾观光《七纬拾遗》,陈乔枞《诗纬集证》等。书中还附有编者其他纬书辑佚收获,并附录张惠言《易纬略议》、朱彝尊《经义考·毖纬》、陈槃谶纬书录解题》等有关纬书校雠、解题资料。而《两汉全书》对谶纬资料收罗宏富,又超越了这两种《纬书集成》,收容林春溥纬候佚文》、廖平《七纬注》和《诗纬新解(补遗)》、毕裕曾《纬候佚文》、汤斌《论语纬附杂录》、姚东升古微书补缺》、丁丙《七经纬》等论著,提供了迄今最为完整的两汉谶纬文献集成。 

    王国维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古史新证·总论》中这样写道:“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现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学界普遍认同的科学方法。因这一方法的推行而获得的学术进步,“地下之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作用甚大。为数可观的石刻资料和简帛资料,也是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两汉文献。《两汉全书》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汇收了清代以前早已成为金石学学术基础的两汉石刻文献,同时,对20世纪以来新出土的两汉简牍帛书,根据出土次序进行了介绍。这样的设计,方便了读者,为“地下新材料”的全面应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两汉全书》的最后两册,第35册的内容是“两汉石刻文献”,第36册是“两汉简帛文献”。这些内容的问世,必然可以从文物资料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极大的方便。 

    《两汉全书》的编排大体科学有序。因涉及两汉人物甚多,人物按照历史年代逐次排列,以及以人物为单元排比文献资料的工作,比较复杂。编排工作难度大,可能不免出现令人心存疑义的问题。比如第4册“司马谈”占有4页左右,“司马迁”占第5册和第6册全部,共552页,篇幅确实比较悬殊。这是将《史记》的编纂完全列入司马迁名下的缘故。然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太史公释名义》说:“《史记》之事,大半谈著。”顾颉刚先生也说:“《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不过,认《史记》为司马迁作品,已经是一种共识。这里并没有否定《两汉全书》学术质量的意思,只是提示大家应当注意,编排工作的难度有多么大。  

     总而言之,《两汉全书》是一部规模空前浩巨,总括两汉时期所有现存文献的大型丛编。这部汉代文献丛集工作的新成果,可以看作汉代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等级最高的成就。其学术价值以及所体现的出版业的辉煌成功,可以借用明人诗句称美,即所谓“允集大成”,“卓乎独盛”。  

    特点 /《两汉全书》 编辑

    历时10余年的《两汉全书》终告结撰,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据了解,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组织和重点资助的《两汉全书》1996年正式启动,相继列入国家“九五”、“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两汉时期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到现在欲得一完璧颇为不易。同时,现存的两汉典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窜乱和讹误,许多断章残篇更是缺乏必要的调查和整辑。《两汉全书》以有汉一代为域,以人物为轴,全方位搜罗汉代经、史、子各类专著及散见单篇文章,带有总集的性质。这种既是丛书又是总集的编纂体式,在文献整理史上堪称创举。

    《两汉全书》共计36册,1300多万字,涉及近900位两汉人物。全书采用繁体竖排,加注新式标点。汇录自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凡400余年间的所有文献,包括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经籍传注、小学著作及石刻简牍等;佚文残篇虽只字片语,也无不在网罗之列。《两汉全书》以人物(卒年)先后为序,并以人物为单元编排文献。每人之下,先列专著,次列诗文并附以遗文逸句。每位作者名下皆附小传,略述其生平;专著之下均作有解题。若就一家而言,举凡出自作者之手的著述和单篇诗词文赋,均一览无遗,每个人的艺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得到了最完整的呈现。若将众家串联起来纵而观之,则两汉学术的发展脉络明晰可见,并可显示出各个不同阶段演变的具体特点。[2]

    意义 /《两汉全书》 编辑

    《两汉全书》汇收并整理西汉高祖元年(前206)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220)间所有文献,由山东大学出版社整体出版,共 36 册,1300余万字。该书1996年被列入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重点项目,并得到专项经费资助。2003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列入“古籍整理出版重大工程”,给予出版补贴。据介绍,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先秦两汉文献的整理研究成为研究所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两汉全书》的出版,对汉代文化、学术的研究将具有重大意义。 

    创作 /《两汉全书》 编辑

    《两汉全书》 《两汉全书》
     《两汉全书》是由两汉全部现存文献加以汇编与整理而成。编者积十余年之功,该书规模宏大,资料全备,以高品位、高 质量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赞誉。

    两汉是中国大一统、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融合的、对外开放的时代,也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汉代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教育与科技等学术文化领域,丰富多彩,博大精深,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文献加以整理,不仅是学界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的广泛需要。《两汉全书》的编纂和出版,是对以往两汉文献的整理与深化。

    前人对两汉文献的整理成果,为《两汉全书》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前人编成的总集,其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比较而言, 《全汉诗》后出较精,可以为《两汉全书》所参考使用;《全汉赋》收录全面,注重校勘,亦可为《两汉全书》参用。但《两汉文》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失误。多少年来,学者明明知道《两汉文》问题较多,却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它,一直期待着质量更高的替代品。《两汉全书》的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局面。

    从两汉专著的整理现状看,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把注意力集中在十几部名著上,它们是汉代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却不能代表全部的汉代文献。汉代文献中值得整理的专著还有很多,特别是辑佚书。清人洪颐煊《经典集林》,辑汉人著述15部;王谟《汉魏遗书钞》,辑汉人著述53部;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汉人著述140部;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补编》,辑汉人著述97部;黄奭《汉学堂丛书》,辑汉人著述62部。其他如章宗源、王绍兰、张澍、 茆泮林、宋翔凤、袁钧、 孔广林、臧庸、严可均、陈鳣、陈寿棋、陈乔枞、胡元仪、姚振宗、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亦各有所辑。数量众多的辑佚书,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无法估量,无不亟待整理。

    《两汉全书》是对两汉全部现存文献的汇编与整理。自1996年初开始迄今,积十余年之功,其规模之宏大,资料收集之全备,体例之完美,底本与标点校勘之精良,都是对此前学术水平的一次引人注目的重要超越。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两汉历史的断代研究,而且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全面总结,是一项全民族文化建设的基础性 工程,也是当今古籍整理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两汉全书》在收录原则上“力求其全”,凡属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献帝延康元年(220年)之间的所有文献,凡是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以及经籍传注、小学著作、石刻简牍等,包括佚文残篇,悉予汇录,统一编排。知名人物达870余人,总计1300余万字,分36册出版。是迄今为止海内外第一部两汉现存文献的总汇。

    《两汉全书》文献的编排力求科学有序,体例有所创新。全书基本以人物为单元排列,于人物名下逐次收录有关文献。各人物名下,首列专著,次列文、赋、诗。该书既是断代专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编汉人别集的总汇。展观“全书”,从纵向看,能大体反映两汉学术发展的脉络并可显示各个历史时期的若干特点。从横向看,则系统表明一定人物的所有著作,即为该人物的全集。

    《两汉全书》重视底本的选择与利用。专著类注意选用年代较早的刻本(包括影印本),或清人的精校 精刻本,又刻意使用了某些有特定价值的稀见本。别集类除注意选用虽非罕见但价值相对较高的汇编本(如《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外,所收诗、文、赋均据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补充或订正。辑佚类首选比较完善或于诸家中较为特殊的本子;若辑本虽多而俱不能令人满意,则翻检群书另作新辑。 [3]

    评价 /《两汉全书》 编辑

    全面整理前朝之各种著述文献,是全面认识和总结历史 文化、发展新文化的必由之径。因此,从曹魏开始,编纂丛书和类书等具有涵括一代或一类文献的文化行为,就一直绵延不绝。但当我们面对一个相隔久远的时代,往往会因为文献记录之不完备、文献保存之不完善以及人为的割裂、歪曲等原因,对文献的搜辑和辨正即存在极大的困难,因而本意图全之作,其实并不够全面,甚至出现对彼时文献的第二次割裂和破坏。乾隆时期聚全国之力而编纂的《四库全书》尚且不断有人指出其瑕疵,近些年陆续出现的一些冠以“全书”、“大全”之名的著作,其中的讹误更令人瞠目结舌,不堪入目。人们越来越期望那些不仅求全更要求精的文献集成,只有这样的著作,才能让人比较放心地使用,因此才真正堪称“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该校一批学有 素养的专家集体编纂的《两汉全书》,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希望。

    两汉文献的整理,从汉代的刘向、刘歆到清代的四库馆臣,确实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尚有很多汉代文献仍处于无整理的散乱状态,而且前人所为,受时代、个人或资料条件的限制,往往不能尽如人意,也有待于拾遗补阙,匡谬正讹,重新整辑。《两汉全书》整理小组牢牢把握精和全的辩证关系,广搜博引,精审详核,积十余年之功而成真正的汉代文献集成。其最主要的启示,大略有三。

    一、广泛吸收各种新发现文献,以努力实现文献之博全

    《两汉全书》汇辑的文献不仅有传统的书本文献,也包括了上世纪初以来陆续出土的各种文献,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汉简竹帛,上自1906年新疆古尼雅遗址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西汉木简,下至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简,诸如1930~1931年的居延汉简、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西汉墓 《仪礼》简和18号东汉墓《王杖十简》等成批成书的出土文献,以及1951~1952年湖南长沙伍家岭西汉墓、1974年北京大葆台1号西汉墓、1975年陜西咸阳灵台县马泉西汉墓等出土的仅有一、二可识的汉简等等。虽然其中一些出土文献如张家山336号墓、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号墓、甘肃永昌水泉子西汉墓、北京大学收藏的西汉竹简等,都只有信息介绍而无全部简牍释文,但对于汉代出土文献的信息汇总,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最为详尽。而且还对文献的发掘、出土、整理情况、文献的基本内容、文献图板及释文的载录、出处、学者对文献的考订、研究以及该条目撰写的参考文献等等,作了非常详细的说明,为人们了解和研究该文献,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比如1984年甘肃武威五坝山5号汉墓只出土了一枚木牍,其内容为告地文书,兼有安排墓主遗产。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条信息,因为迄今所见告地文书,大都出土于湖北,诸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湖北江陵高台18号西汉墓、湖北随州孔家坡西汉墓、湖北荆州谢家桥1号西汉墓,另有江苏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也有出土,这给人的印象是告地风俗行于南方,而 甘肃武威 告地书的发现,让人们看到的是随葬告地文书在汉代乃是十分普遍的葬俗。

    二、详审资料,以实现文献之精准

    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文献辑佚上。

    由于古人的著作散失较多,因此辑佚古人著作也是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有些辑佚对文献的真伪失察,因而常常会出现辑佚与造伪并存的现象。《两汉全书》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比较审慎科学的态度。如关于郑玄佚作的搜集,以清人袁钧的《郑氏佚书》为最精。但其中的《春秋传服氏注》为服虔所作, 袁钧以为“服书出于郑,即郑学也”,“存服所以存郑”,故将其刊入《郑氏佚书》,而《两汉全书》则将其归还给服虔。由《隋书·经籍志》可知,《郑志》为 郑小同所撰,《郑记》为郑玄弟子所撰,虽然里面也含有郑玄的一些见解,《两汉全书》也将其排除在外。

    《两汉全书》不仅认真核实 甄辨前人的辑佚成果,也特别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郑玄《诗谱》, 冯浩菲先生经过研究发现,其中的《小大雅谱》中间有68字的脱文(冯浩菲:《郑玄〈诗谱·小大雅谱〉大段脱文辨正》,《文献》2007年第3期),《两汉全书》遂据以在校勘记中作了说明,以备一说。因此,《两汉全书》就不仅仅是一部汇辑之作,也是一部研究之着,并且凝聚了众多学者的共同研究成果。

    三、比照并选择最佳文献载体,以实现来源最优化

    选定好的底本,对于保证古籍整理成果的质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两汉全书》所整辑的文献,年代久远而情况复杂,自然更是如此。从其编纂体例和具体的实践看,《两汉全书》在文献版本的选定上是比较谨慎的。

    当一部书的版本较多时,其中时代较早的刻本自在首选之列。但即使是宋、元、明善本,也应当有所选择,而不能盲从。因为古籍版本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毕竟不完全相同,《两汉全书》整辑汉代典籍,更需要侧重于文献价值。《两汉全书》把底本选定的总目标确定为在广泛查考的基础上,从现实条件出发,力图推出一批堪称精善、有较多学术参考价值,至少具有当今流传本所不能替代学术参考价值的好版本。这是符合古籍整理要求的,值得肯定。                                  

    比如专著类,注意选用年代较早的刻本(包括影印本),或清人的精校精刻本,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用的是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扬雄《法言》,用的是《四部丛刊》影宋刻本,韩婴《韩诗外传》,用的是清光绪吴氏望三益斋刻本,刘向《列女传》,用的是清 阮亨辑《文选楼丛书》本。两汉别集多系后人纂辑,包括一定人物的诗文赋以及诏令、奏议、论说、对问、铭箴、碑文、序跋等等,内容较为丰富复杂,因此,《两汉全书》就不再刻意于版本的稀见与否和年代先后,而是选用汇集资料较多、参用价值相对较大的本子,因此,比较多地选择了汪士贤辑《汉魏诸名家集》、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吴汝纶评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选》、丁福保辑《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等总集中的汉人别集。

    《两汉全书》虽然还有其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就目前的两汉文献整理 工作而言,该书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它的编纂者的学术态度是比较令人放心的。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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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 ^ 引用日期:2011-03-11
    [2] ^ 引用日期:2011-03-11
    [3] ^ 引用日期:201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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