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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站起来》

    摩罗《中国站起来》提问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摩罗反思中国百年西化史,发出新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呼吁中国人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来,呼吁对中国洋奴精英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呼吁中国人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摩罗独树一帜的观点,更是引发了学界的热议。作者开风气之先,第一次大胆重评中国近代史,挖掘积极向上的历史资源,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国崛起与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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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站起来》拒绝西化 呼唤国胆 做大国民 中国站起来》拒绝西化 呼唤国胆 做大国民

    《中国站起来》新的思想启蒙 /《中国站起来》 编辑

      中国人一百年来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化时代何时终结?中国人怎样在精神上站起来,平视西方,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变成现实?   日前,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为该书感动作序,钱理群刘震云梁文道孔庆东刘仰时寒冰向松祚乔良王湘穗张忠智等两岸三地的名家联袂推荐,共同表达“中国站起来”的呼声。 摩罗反思中国百年西化史,发出新时代振聋发聩的呐喊:“中国要么崛起为世界的榜样,要么沦落为公共食堂”,呼吁中国人从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来,呼吁对中国洋奴精英进行一次新的思想启蒙,呼吁中国人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该书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轰动,其中“义和团拯救中国”、“天朝没有夜郎自大”、“乾隆会见英国使臣没有错”等独树一帜的观点,更是引发了学界的热议。作者开风气之先,第一次大胆重评中国近代史,挖掘积极向上的历史资源,加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国崛起与民族精神。 “身在中国、心在西方”的中国洋奴   一百年来,某些中国精英将全盘西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疯狂地顶礼膜拜西方文化及其国家,在精神上沦落为“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摩罗斥责:“中国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势力安置在中国的思想警察,中国的思想稍有一点为西方世界不喜欢的苗头,他们就立马端起了灭火器。” 现如今,我国的主流精英日益将八十年代乌托邦化、理想化,神州大地也日益泛滥起洋奴精神。“他们发现自己站立了几十年既没挣到钱,也没有理顺国内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自卑之心油然而生,于是重新跪了下来,不但跪在西方文化的神龛底下,而且跪在西方国家的神龛底下。”   有鉴于当代中国人“全盘西化、崇洋媚外”的可悲现实,摩罗大声疾呼:西方人犯下的罪恶与错误,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种族;中国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隶,必须砸碎一切精神枷锁,挣脱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来,做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国民。   摩罗呼吁:“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把颠倒的价值理顺过来。没有这样的启蒙,中国纵使在经济上崛起,也不过是一堆立不起来的银子,这些银子跟国民的福祉很可能关联甚少,因为它们只是为国内和国外的既得利益集团预备的。” 中国人是低等民族、是西方奴隶吗?

       鸦片战争摧毁了许多中国人的自信,他们开始承认并虔诚地认同西方殖民者给我们描述的一切病症。摩罗研究西方殖民史后,惊呼:西方人批评甚至污蔑中国人是蓄谋已久的,是潜藏着殖民中国的祸心。其实,中国人并没有特殊的国民劣根性,国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亲手打造并戴在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 西方人批评天朝夜郎自大,中国某些精英随声附和并痛心疾首地忏悔,激烈地批判国人的自尊自大与排外,惟恐批判得不积极得不到洋人的赏识。摩罗认为,这实质上是亵渎自己民族的尊严,难逃“洋奴”之嫌。“如果中国人对于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没有自尊、自信、自大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实际上,西方人充满了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充满了凌驾于一切其他人种之上的傲慢与偏见。他们不断丑化中国人,将中国人视作畜生。

       西方人批评中国人很奴性。“鲁迅一有机会就提醒国人,别忘了咱们是奴隶,一生气就诅咒国人甘做奴隶和奴才。”摩罗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过,也很奴性。“如果我们曾经认真研究过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孙中山等等前贤的文字,我们不难从每一笔每一划中感受到一个奴隶灵魂的灼人伤痛。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标识出我们民族与奴性之间的深刻界限。这种灼人的伤痛感有多深,我们与奴性之间的界限就有多深。”

       美国人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捏造数据,污蔑中国人的暴力倾向世界第一。摩罗指出,人类历史上唯一杀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群在欧洲,唯一对一个散居的古老民族(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的人群也在欧洲。500年来,他们每天都在制造9•11事件。西方人的暴力倾向雄冠全球,亨廷顿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 美国国父华盛顿是殖民头子吗?

      孟德斯鸠黑格尔达尔文华盛顿史密斯亨廷顿等都是不少中国人顶礼膜拜的西方圣贤,但在摩罗眼中,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殖民者的帮凶。因为站在中国人立场上,他们为殖民掠夺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撑,摇旗呐喊,杀人于无形。
      摩罗以详尽的史实揭露西方殖民史的惨无人道:“美国总统华盛顿在指挥独立战争的同时,就曾经四处张贴布告,通缉他的逃亡白奴。他还写过文章,介绍给印第安人剥制头皮的方法和经验。美国政府曾经大张旗鼓地鼓励美国市场上的印第安人头皮交易,一遍鼓动全社会剥印第安人头皮的商业热情。”
    尤其可怕的是,西方殖民史与种族大屠杀仍在当代延续。“西历1973年,就在当年大屠杀的现场(翁迪特尼),当年惨遭杀害的民族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会后,美国政府悄悄杀害了他们300名部落成员。……许多人为基督徒殖民者辩护,认为这些罪恶发生在殖民时代,好像那就应该是一个野蛮时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笔抹杀。可是,他们制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杀时,已经是1973年。如果我们说美国在1973年还处于野蛮状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文明起来呢?”
      摩罗立足于中国立场,在书中表达了“批西方、批洋奴、批精英,改变全球化的国际惯例;爱中国、爱愤青、爱草根,树立大国民的民族信心”的赤子情怀。“历史的经验表明,那些‘文明’国家一爱上我们这些‘野蛮族群’,我们就连热爱自己的文化和生命的权利都没有了。无论是日寇铁蹄下的中国人,还是白人刀剑下的印第安人,都曾经用自己的家破人亡验证过这条简单的道理。”实际上,擅于自我美化的西方人从来都没有道德优势,没有蔑视中国人的资格;西方人吹嘘的民主与自由的天堂,里面包裹着血腥肮脏的殖民历史。

    中国人怎样挺起脊梁、做大国民?
      殖民时代,弱国被强国的枪杆子所统治。全球化时代,弱国被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即所谓国际惯例所统治。所谓的全球化是美国人精心设计的世纪大骗局,是充满了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血腥陷阱。全球化的格局只对富强国家有利,贫弱国家则极易遭受利益的损害。
      摩罗认为,中国崛起,就应该勇敢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勇敢挑战国际惯例。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扎根于民间,必须扎根于民族,必须扎根于中国,才能成为勇敢捍卫国家利益的国胆。
      摩罗相信:“《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货币战争》、《中国怎么办》、《金融超限战》等书的作者群体是新一代启蒙思想家与国胆,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崛起的中国需要文化自觉与自信。费孝通先生虽然是西方文化的嫡传弟子,但他始终扎根于中国大地,是中国文化自觉的先驱。他给人类留下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体现了中国文化博大、包容、和谐、共生的真髓,呼吁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文化力量。如此,中国人才能自信地站起来。
    (当当读书)

    摩罗发布会答记者问 /《中国站起来》 编辑

    摩罗:中国文化自戕与经济大流血

    记者:《中国站起来》所说的中国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溃是怎样发生的?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旗手,谁是背后的最大赢家?

    摩罗:一位极其著名的西方学者(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另一位不太著名的西方学者(布克哈特)说,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毁灭一种宗教和文化。

    西方世界的殖民历程,实际上就是将地球上所有角落组织到一个国家政权之中的过程,原先的国家降级为州省,即使你有广土众民贵为帝王,也只能做西人的儿皇帝。

    世界体系国家化,是五百年殖民史的大趋势,控制国家的那个种族肯定要将他们自己的文化树立为唯一正统的文化,而其他文化都必须受到压制、贬抑乃至消灭。

    统治阶级消灭异族文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那些被征服的民族为了谋求生存空间,常常不得不主动抛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努力学习统治者的文化和语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化热,以及至今长盛不衰的全民英语热,都是这种文化适应行为。

    要问谁是中国精神大崩溃的幕后推手,那当然是西方殖民者。至于旗手,那当然要在中国人中找。我认为蔡元培比较合适。

    正是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时候,以国家的名义颁布法令,不许中国所有的学校教授中国文化的经典(废除读经),以此切断了中国文化传承的脉络。从此以后,蔡元培和他的五四盟友被树立为文化领袖。

    跟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义无反顾地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从此极其谦卑地成为西方人的学生,而且不断地将西方文化和种族道德化、神圣化。

    这种自轻自贱的倾向,让谁从中得利呢?

    首先得利的当然是那些提倡全盘西化的人。这个道理很简单。以基督教治国,肯定是耶稣地位最高,以儒教治国,肯定是孔子地位最高。既然我们选择了西化之路,最强烈主张西化的人自然拥有至尊之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如果中国的选择沉稳一点,则文化领袖一定是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熊十力等人中诞生的。

    当然,以上“得利”之说不无调侃之意。中国文化崩溃的最大受益者,毫无疑问是西方权贵。我最近反复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权利,是他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一部分,文化是可以兑换为金钱的。

    我们抛弃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后,我们会自觉地接受甚至会请求他们的统治,将自己的根本利益无保留地奉送给西方国家。

    举例言之。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过度崇拜外国公司,中国有关部门主动将中国的评级市场敞开奉送给美国评级公司,甚至在相关政策中明确规定,评级业务必须首选外国机构。我们以为这些外国机构可以公正评级,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进行经济博弈的一颗棋子,公正不过是一个说辞而已。

    比如,美国国民平均资产值为15万元,可是美国政府靠举债度日,仅仅国家债务达到人均22万美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美国已经是一个破产国家。可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都将美国的国家主权级继续评为最高,也就是AAA级。中国的经济形势比美国好,金融危机中堪称中流砥柱,可是美国评级机构依然将中国国家主权级维持在BBB级。

    BBB级与AAA级相差大约10级,中国要爬上十级台阶跟美国谈判,踮着脚尖也难于平等。美国人在十级之上跟我们说话,放个屁就能卷走几百个亿。由于中国国家主权级特别低,所有的公司即使完美无缺,也是下三流,他们在与外商谈判时永远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美国三家著名评级公司已经占领了中国评级市场的三分之二业务,中国自己成千上万的评级公司被他们压得抬不起头来。

    再看中国的审计业务。在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四家外国(当然是美国)审计公司的业务占40%,而5600家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加起来只占60%。外国公司的一笔业务往往是几亿元,中国公司所能承揽的业务,往往只有几千元。同样的审计业务,外国审计师每小时收2750元,中国审计师出场,只能收300元,是外国审计师的九分之一。

    有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歧视中国企业,曾经提出,即使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已经完成的业务,也必须请外国公司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职能部门竟然立即采纳这样的建议,制定这样的洋奴政策。这种“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政策,把外国公司养成了太上皇,把中国公司压成了乞丐。

    中国的银行不但由外国公司评级,还全由外国公司审计。银行信息其实是国家的最高经济机密,可是我们把所有的经济机密,全部无保留地奉送给外国公司(他们几分钟就可以转送给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担心他们不愿意看,必须送上几亿元的审计费,请他们占有我们的机密。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一场傻乎乎的裸奔。美国人一边看笑话,一边夜以继日地数钱。中国送给他们的意外横财太多了。

    经济学家江涌在《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书中指出,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国有银行狂赚了7500亿美元,加上他们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分享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一年从中国银行业获利1万亿美元,而那一年中国的GDP只有2.6万亿美元,而外国(主要是美国)资本家仅从咱们银行业掏走的利润(而不是GDP)就达1万亿——这得多少年的积累,才有这1万亿美元的财富供他们掠夺啊,我们这杨白劳当得实在太称职了,太死心塌地了。

    经济学家张宏良就此指出:“当初八国联军几十年从中国抢劫了13亿银元,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殊死反抗,而2007年通过银行股贱卖,外资一年就从中国掠走上万亿元,国人却没有任何反映,原因就是虚拟财富的流动大家都感觉不到,如果这上万亿财富如同当年日本鬼子那样直接拉走实物,抗日义勇军肯定会再次波及全国。”

    我想对张宏良谈到的原因做点补充。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我们既然接受了以西方利益尤其是美国利益为中心的游戏规则,我们必定会不由自主地以西方的利益为看待事物、评价事物的立场和标准。站在西方的立场和标准上,西方人占有世界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仅仅在一个行业就为他们奉献1万亿利润的行为,在中国精英曾看来,绝对是理所当然,而没有反思的余地。

    一百年来,我们的精英群体逐渐培养了这样一种立场和倾向,在清王朝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义和团和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当今执政者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国有企业与西方掠夺者之间,在中国资本家和西方掠夺者之间,他们永远站在西方掠夺者一边。持此立场的精英人物,有的可能是买办,有利可图,有的纯粹是文人,与利益无关,全系被西方文化洗脑所致。

    他们天天批评中国皇帝“教化”背后隐藏着权力和利益的阴谋,却丝毫不承认,西方文化对我们的教化背后,隐藏着更加彻底的权利与利益阴谋。他们同样也不承认,面对西方掠夺者的掠夺,我们无论如何跟清王朝、义和团、当今执政者、国有企业、中国资本家的利益关联更加紧密一些。

    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之后,就是这样沦落为洋奴的。洋奴不只是一个称号,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永远跟着西方人说话,不但要把香港澳门青岛海参葳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把海关控制权、国家评估权、企业评估权、银行审计权、碳排放控制权都说到西方人手里,最终将把银行的钞票都说到西方人的手里。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赶紧回归自己的文化,即使自己的文化已经残破也必须修复起来。

    摩罗 “八十年代”乌托邦可以休矣

     
    记者: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国门重启、思想解放、洋溢浪漫气质的年代。您在《中国站起来》中表达了不同意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80年代?

    摩罗: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在20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摄入知识的阅读高峰期,所以完整地经历了八十年代知识界的躁动和潮涌。八十年代完成了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遗产简单化、庸俗化的过程。五四建构了西方文化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八十年代建构了西方国家乌托邦,引导了对西方国家的崇拜,和对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崇拜。

    五四运动强烈反对由英美控制的国际秩序,对他们在巴黎和会中勾结日本人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发出了严正抗议。可是,八十年代这一代人带着对中国的极大失望,一心崇拜西方国家和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甚至为中国没有机会被西方殖民三百年而痛不欲生。他们指着香港说,如果英国当年不只占领香港,而是占领全中国,咱们早就富强幸福了如今天的香港了。

    稍有知识的人就能够弄明白,香港并不是用英国的财富建设起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的膏血在流向西方社会的过程中,遗留一点点将香港建成了一个中转站。

    印度被英国人殖民两百年,不但没有像香港那样富裕起来,而且手工业生产体系被殖民者完全摧毁,整个印度进入了一个“逆工业化”的状态,成为西方倾销工业产品的市场。他们的贫穷比中国还更加严重。

    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比五四时贤倒退百步,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信奉着、消费者和推销者。比如,九十年代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其实是中国被组织到西方人控制的利益框架中的过程。此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以及其他贸易伙伴关系日益密切,而利益的博弈也日益激烈。可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很少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西方意识形态立场,敦促中国加入到这个“文明的”国际秩序之中。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特征较少,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特征较多。所关注和研究的真实问题较少,兴趣较多集中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上。

    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对中国从社会到文化到人种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卑贱化描述,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和“酱缸蛆”意象得到广泛的认同。而这种自轻自贱自虐的另一面,恰是对西方强势国家及其文化的简单崇拜。

    具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士人,甘愿成为西方殖民意识形态的消费者,而不能立足于本土,从容地建构自己的文化,八零时贤这一代就这么无奈。

    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富裕的发展道路的一个环节,其中满含热情和希望,但是也不无浅薄、曲折和失误,我们没必要刻意建构八十年代乌托邦。

    最后引用祝东力先生《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所说的一句话给八十年代作结,祝东力说:“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摩罗《中国站起来》震撼国人心灵 /《中国站起来》 编辑

    对于很多70后、80后的大学生来说,摩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上世纪末, 摩罗余杰孔庆东并称为“北大三杰”,“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系列作品,风靡大学校园。进入新世纪,“北大三杰”的人生轨迹渐变,摩罗也渐渐淡出了知识青年的视线。曾经让无数莘莘学子激动不已的《耻辱者手记》早已成为陈年旧货,“咀嚼耻辱”的雅兴自然也非时尚了。
    十年弹指一挥间,沉默的摩罗终于再次发力了,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再次震撼读者的大脑神经。
    在我们民族匍匐在五四精神领袖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时候,摩罗孤独前行,穿越重重历史迷雾与种种谎言雷区,敢于从“被洗脑”的境遇中挣脱出来,深刻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得失成败,义无反顾地斩断国人的精神枷锁,痛苦地发出新时代的呐喊——“五四文化启蒙导致了中国一百年的蒙昧主义”,一语道破潜藏了一百年的天机——“我们民族信奉的许多思想价值观都是颠倒的”。这种力透纸背、发人深省的思想观点,让人感到错愕,不敢相信。难怪,钱文忠为该书作序时惊呼:“每一次读完摩罗,我都必须俯首捡拾起自己的知识碎片,重新整理缀合。我相信,这就是摩罗的力量;而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今天是绝不多见的。”
    近代中国人一直在西化的道路上滑行,以西方为榜样,追赶并试图超越西方。21世纪的首场经济危机是中国崛起的绝佳机会,不少乐观人士可能觉得指日可待,只需做幸福状翘首以待即可。但是,不少亲西方人士不自觉地数典忘祖,大刮崇洋媚外之风,刮跑了中国人的魂。摩罗站起来高喊,“原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实际上,西方殖民者是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屠夫,从来都不具备任何道德优势,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自卑自贱。这些屠夫的后代却将自己打扮得无比高贵崇高,某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却坚定地认为:“洋奴一定比孔孟之徒好,比孔孟种族更高贵”。
    实际上,当代那些“身在中国、心在西方”的洋奴正是“崩溃的一代”的变种,他们潜伏在神州大地,占据着不少高位,控制并忽悠国人,仍然叫嚣着甘做洋奴才。如果中国人在精神站不起来,永远把西方看做天堂,把西方人看做高等民族,自甘奴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崛起。所以,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不惜与全中国的洋奴为敌,呼吁国人挺起脊梁做“崛起的一代”。
    然而,摩罗的赤子情怀却让老读者感到很不适应,就连老友刘震云都感到震惊:“本来他是肯定五四和鲁迅等人的,现在变成怀疑和批判。他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相信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力量,相信民间及其文化的力量,相信中国和中国人能够崛起。或者,像汤因比的书一样,这也是一本预言书。摩罗说这本书是写给七零后以后的人看的,我倒建议六零后 五零后之前的人也看一看。”刘震云其实是抱持一种理解与包容的态度,积极地看待摩罗的这种可喜的思想转变。
    可是,还有一些人惊呼“摩罗变了”,言语之间透露出失望甚至不屑的意味,仿佛摩罗一日不“咀嚼耻辱”,就背叛了自己的思想,流于浅陋了;仿佛摩罗一旦成为关心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民福祉的鼓手,就堕落成为御用派了。
    其实,任何人的思想转变都是可以理解的。摩罗的同龄老友祝东力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中说过:“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九十年代初期,基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常言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必要用老眼光框死人呢?像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那样一生信奉“实证主义”、美其名曰“思想一致”才是不正常的,有变化才有可能进步,摩罗起码在唤醒国人自信上走出了第一步。
    古人常说,读书如读人。摩罗的思想起了变化,这本身并没有错。而习惯沉湎过去的读者,不愿意用新眼光打量新时代,也属个人喜好,无可指摘。只是,读书何必先入为主地分左、右派呢?毕竟,政治主导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思想多元化已经成为兼听则明的前提。不管摩罗是进化还是堕落成了什么派,不管老读者是恨其堕落还是赏其进化,《中国站起来》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这本书既投射出激情澎湃的激进之词,也闪烁着入木三分的犀利之思,不得不震撼中国人的心灵,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几代中国人的思想精神、价值观与世界观。我们是崛起的一代,只有感受过曾经崩溃过的痛苦,才能清醒地把握将来崛起的趋势,才能真正做自信自尊的大国民。 (黑居易)


    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时代?因为 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五四基础上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年代,与作者“中国人民没站起来是因为五四反孔‘失去信心’”的立论相冲突。 首先不明白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洗脑?包括摩罗,似乎觉醒的太慢了!

    周绍强:鲁迅、毛泽东所代表着的“精神界的战士”,正形成于五四,这样的战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一句话:反思五四是必要的,但离了五四传入的唯物史观,一切的反思,都会流于肤浅加上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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