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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近代通史》

    《中国近代通史》(10卷本),张海鹏主编,杨奎松、汪朝光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中国近代通史》 作者: 张海鹏主编,杨奎松、汪朝光等著
    语种: 汉语 ISBN: 9787214041432
    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开本: 32开
    出版时间: 2006年7月1日 装帧: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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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中国近代通史》 编辑

    《中国近代通史》《中国近代通史》
     一套500多万字、10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齐。该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张海鹏称,“本书的问世完成了范文澜刘大年等几代史学家的心愿,不仅在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大,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

    作者谈本书/《中国近代通史》 编辑

    《中国近代通史》《中国近代通史》
     几代人努力推动

    张海鹏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时,即多次布置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均未能完成。

    范文澜自己有一部《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七八十年代,刘大年所长也曾努力推动,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也只写到义和团。虽然力图加入经济、文化思想、边疆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比较单薄,而且没有涉及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数百种通俗近代史读物,又大多缺少新意。

    “这个项目2000年正式立项,原计划2004年完成,因为种种原因拖延至今,现在出了九卷,剩下的一卷将于五月中旬出版。”张海鹏说,“《中国近代通史》的问世,可以说是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的心愿。在写作上,吸收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近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取得的成果。”

    广泛利用各种史料

    张海鹏还表示,之所以说《中国近代通史》“完整”,一是时限的设定,包括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约110年的历史,二是在篇幅内容上,相比以往的多部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更为全面。

    张海鹏还透露,本书各卷在撰写过程中广泛利用了各种历史资料。各卷尽可能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报纸期刊、历史文献汇编、文集、地方志日记、书札等资料,还注重发掘以往较少研究者注意的史料,各卷作者还费力搜集了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其中不仅有以往利用较多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史料、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而且还有以往利用较少的中共中央档案馆、军事档案馆和一些地方的档案馆,以及台北“国史馆”藏蒋介石档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国民党军政人物档案、前苏联解密的档案等历史资料,从而使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各卷还尽量参考了台湾的中国近代史同行的著作,以及国内外相关著作。 [1]

    特点/《中国近代通史》 编辑

    《中国近代通史》《中国近代通史》
     这套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时限的设定从1840年到1949年,明确打破了以1919年划分中国“近代”和“现代”的旧框架。这基本是近年学界较为普遍的主张,很多大学的教研室都已合并成中国近现代史,但不少是貌合神不合;我现在任职的学校就合并了教研室,课程却仍按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两段开设。这里的一个原因,即若按1840-1949时段开设课程,相应的教科书尚不通行。《通史》的出版,为编纂贯穿这一时段的教科书打下了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视角看,《通史》明确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并将主编关于中国近代有七次“革命高潮”的见解贯彻到各卷的分段和主题之中。今日的青年学生或许不很熟悉关于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上“两个过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过程)和“三次高潮”的主张,而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些不协调的地方。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时具体列举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三次高潮”所指的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固然都和外国有关联,却更偏重于“半封建”面向;与帝国主义侵略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则不在其中。提倡者本身不一定有特别的倾向性,但一些学者受“三次高潮”说影响而忽视研究这些事件,客观上可能冲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特性。 
       
    “三次高潮”说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体制化的影响,我们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学会,多数是按时段划分的(如秦汉史、隋唐史、中国现代史等),而近代史却分成太平天国学会、义和团学会和辛亥革命学会三个专题学会,没有一个整体的学会。在现代学术体制里,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等形式,学会对学术研究的走向起着很大的引导作用。其结果,这三大专题之外的重要事件相对较少受到关注,应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通史》的处理是较为均衡的。我也希望本书可以成为一个契机,让上述三个学会(以及中国现代史学会)整合成一个拉通的近代史学会,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加系统均衡。 
       
    《通史》的另一特色是拓宽了研究领域,过去的通论性近代史著多偏重政治史,有时更局限于革命史。本书试图更全面地反映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容,在政治、军事、外交以外增强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述。这也符合近年我们整个史学的发展态势,除经济史以前就较受重视外,文化、思想、学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是近一二十年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从各卷的撰述看,主编的上述设想似未能均衡地贯彻。全书仍以政治史为主体,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不是很多,女性和少数民族则更少顾及。 
       
    不过,近年史学界偏重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固然可喜,对弥补过去的缺失也非常有益,然而治史者若皆麇集于吃喝玩乐等议题,或不免太受物质兴起的世风影响。我自己也被一些人视为倡导新文化史的人,但我想指出,不分古代近代,中国历史长期是以政治史为发展主脉;没有政治史的基础,很难对其他专门史有较深入的认识。因此,1840-1949年这段通史以政治为主,我觉得是可以坚持的。当然,梁启超曾说,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以五百多万字讲110年的历史,中国的区域特性,以及州县一级和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似乎还可以有更多的陈述。 
       
    这也涉及一个长期未形成共识的问题,通史应以通识和通达为要,但其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反映出专题研究的深度,以及是否需要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都是向存歧见的议题。本书亦然。在采纳专题研究特别是近年研究的成果方面,各卷的处理尺度似不够一致;有的相对深入,有的则基本是综合一二十年以前的研究。新研究意味着尚未经时间的检验,不一定算“成说”,似可暂不纳入。但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积累时间较短的学科,而近一二十年不论在研究人员和论著的数量方面,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如果不反映近期的成果,也有可能造成通史与研究现状脱节较远的可能。在反映专题研究成果的尺度方面,各卷能有更一致的处理标准,应可增强全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另一方面,各卷的差异也反映出本书的一个优点,即包容性较强。主编的构想已基本反映在各卷的写作中,然而从风格到见解,各卷仍有其特色。要从事大型集体项目,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必不可少的。我看到有些媒体对本书主编的采访,主编表示他清楚地知道主要编撰人侧重的专史各异,有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其自己的看法。不同的侧重和见解反映在一书之中,可以产生互补作用,或许正体现出通史之通。从参与人员可以看出,主编和各卷的编撰人明显是两代人,后者以中年学者为主。这样,本书的出版不仅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走向成熟,同时也意味着中年研究人员已经逐渐占据近代史所的主力阵容了。  [2]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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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1-03-12
    [2]^引用日期:201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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