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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冤魂志》

    《冤魂志》共三卷,南北朝人颜之推(531-591后)撰。原书已佚,今所见者为后人辑本。现存六十则故事,部分或出自作者见闻,大多则见于史传,而内容均为冤魂复仇。颜之推另著有《颜氏家训》,有“家训之祖”之誉,流传甚广。

    编辑摘要

    目录

     

    作品概述/《冤魂志》 编辑

    冤魂志》作为一部“释氏辅教之书”,宣扬佛家思想和教化是其主旨。围绕这一中心,《冤魂志》在内容上重点突出因果报应说,主要描述了因诸般恶行而遭受的报应,用以强调佛教冤报论信而有征。颜之推本人命运多舛,“一生而三化”,经历了诸多家国变故和人生磨难。心态的微妙变化,家族学佛的传统,使得颜之推一方面自觉地著书为佛教服务,推行教化;在另一方面,又寻求佛教中积极的一面,使之与儒家传统思想相融合。

    《冤魂志》志怪小说插图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还冤记》,志怪小说集。颜之推著。实际上它在最早的著录中,称为《冤魂志》,宋以后改称《还冤志》,后代始通称为《还冤记》,可见此书的题名一再改变。敦煌写本伯3126号抄录冤魂索报故事十五条,末题「冥报记」。此《冥报记》显然不是唐代唐临的《冥报记》,而是颜之推《还冤记》。然而,《还冤记》原本并不是题为《还冤记》,其题名一再改变,故亦不可遽谓此书较早并无《冥报记》的题名。

    《还冤记》的故事次序。今本《还冤记》,较早者如《汉魏丛书》本及《宝颜堂秘笈》本等,皆后世依据《法苑珠林》,《太平广记》等书所辑者,未必尽合原书之旧。持敦煌本以校各条故事的次序,与今本相去甚远,敦煌本既抄於唐代,距原书著成时代不远,当更接近原本。

    内容简介/《冤魂志》 编辑

    颍川有个姓庾的,宋孝建年间得病死去,但心口还温热,一夜没有殡葬,忽然苏醒过来。他说刚死之后看见两个穿黑衣的人来绑了他,赶着他来到一座大城,城的门楼很高,防卫很森严。他被带到一个大厅前,一起被带来的人不少。只见堂上朝南坐着一个大官,周围有好几百名侍从,都称那位大官为府君。府君手拿着笔,查点被带来的人。点到庾某时,府君说,“这个人阳寿未到期。”就催人放庾某还阳。一个人走上台阶带庾某出去,来到城门前,告诉把守城门的门官赶快派人把庾某送回阳间。门官却说,“我得回府君那儿查一查,查明白了才能放他。”这时城门外有个女子,年纪有十五六岁,长得端庄秀丽,对庾某说,“你有幸能够生还,但门官却卡住不放你,这是向你要东西哩。”庾某说,“我被抓来时身上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带,拿什么给他啊?”女子就下左臂上戴的叁只金镯子扔给庾某说:“就把这给门官吧。”庾某问女子姓什么,女子说姓张,家在茅渚住,昨天因为得了霍乱病死的。庾某说,“我死前曾准备了五千钱,是准备买棺木的,如果我能复生,一定用这钱还报你。”女子说,“我是不忍心看你在门官面前为难。金镯子是我私房的东西,就不麻烦你到我家去还了。”庾某把叁个金镯子给了门官,门官就接受了,也不再说复查的事,立刻派人把庾某送出城来。庾某和那女子告别,女子长叹一声哭泣起来,庾某就恍恍然地苏醒了。后来他到茅渚去寻找,果然有个张家的少女得病后刚刚死去。

    《冤魂志》《冤魂志》校注

    羊聃,字彭祖,是晋朝庐江的太守。其人性情粗暴,依仗和皇上有姻亲的关係,非常放纵,只要有极小的怨恨,就立即将对方杀害。征西大将军把羊聃全部的罪状禀报了朝廷。右司马上书说羊聃枉杀了简良等共二百九十多人,应判死刑,但考虑到他是皇亲国戚特请示是否赦罪。显宗最开始下诏说:“应下狱叫他自尽。”羊聃的外甥女山太妃一再哀求皇上赦免羊聃的死罪,显宗驾不住太妃哀求,不得已只将羊聃废去爵位贬为平民。羊聃被贬为平民后,庆幸逃过一死。可不久,羊聃就得了重病,一天眼前突然看见被他杀害的简良等人向他讨命说:“我们的冤屈难道就这样算了吗?现在就来抓你到黄泉去”。第二天羊聃就死了。羊聃虽得皇上赦免逃过死刑,可是却逃不过善恶报应,还是难逃一死。

    北齐张和思,审理狱中囚犯时,一定要使犯人遭受枷锁刑具的惩罚。囚犯痛苦到了极点。每当看到他,就吓得胆破魂飞。给他起外号叫活罗剎。张和思的妻子前后生了男女四人,临产前都闷绝得只想去死,所生下的男女,都用肉包裹着,手脚都有肉链子束缚着,连着肉拘繫着一起落地。后来张和思因为犯法被杖刑打死。

    唐虔参军崔进思,依仗郎中孙尚容的力量,押送进贡的金钱去京都。送去五千贯,每贯裡另收叁百文作路费。百姓怨恨叹息,哭天号地。到了瓜步江,遇到大风,沉了船,一点东西都没有留下。为了赔偿,家裡的财产田园全部卖光,被解除了官职,落到无处求生的下场。这就是他横徵暴敛的报应。

    后周宣帝时后宫裡禁忌很严,互相碰上只能用眼睛看,不能谈论说话,还分别设置了监督官,记录罪过。左皇后下边有一个婢女因为伸懒腰打嗬欠流出眼泪,因此被揭发,说她心中有所不满,于是就上奏皇帝,皇帝就下诏书令人讯问拷打她。开始击打她的头部,皇帝就头痛,再次打她,还是这样。于是皇帝发怒说,这是个冤家,就派人拉出去折断了她的腰,皇帝又腰痛。那天晚上皇帝去南宫,病情逐渐加重,第二天早晨,腰痛得不能骑马,就坐着车回来了。杀那个婢女的地方,有黑色的影子像人的形状,当时认为是血,随即将那地方冲刷乾净,不久又像先前一样,就这样一连几回的出现,官吏挖去了那个地方的土,用新土填上,一夜之后又同以前一样。这样过了七八天,皇帝全身疮烂而死。等到停床的时候,许多床脚都是固定在地上的,牢固得抬不起。只有这个婢女所睡的床,能够移动,于是就用它充当灵床

    创作背景/《冤魂志》 编辑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冤魂志》佛教思想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作者简介/《冤魂志》 编辑

    颜之推(公元531—约595年)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世居建康(今南京市),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世传《周官》、《左氏春秋》。他早传家业,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累官至黄门侍郎。

    《冤魂志》颜之推

    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苶苦而蓼辛”。叹息“三为亡国之人”。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等。《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

    颜之推任官四朝。公元548年,发生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自立,颜之推任散骑侍郎。公元554年,西魏攻陷了江陵,颜之推被俘,后来在北齐任官。此后在北周和隋任职。他结合自己从小学的家庭教育和切身经历,写了一本《颜氏家训》(420年—581年),主张早教。他认为,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长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学习。袁衷等所记《庭帏杂录》下写道:“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周作人对颜之推和《颜氏家训》极为佩服,《夜读抄》里写了一篇《颜氏家训》读书笔记。《钦定四库全书》杂家类有颜氏家训二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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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5-08
    扩展阅读
    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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