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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记·屈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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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记·屈原列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生平事迹,阐明了他的思想志行,评述了他的代表作品《离骚》,著录了他的另一篇有名的作品《怀沙》。这篇列传是供后人研究屈原和他的作品的最早的最宝贵的资料。就文献价值来说,它已经是不朽的了。我这里不打算谈关涉到考证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从这篇作品的内容来研究作者司马迁是怎样推崇屈原的;其次,简略地谈一下司马迁为什么推崇屈原;最后也简要地分析一下这篇作品的艺术特点。

    司马迁传屈原,是把他的人品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研究和论述的。我们研究司马迁怎样推崇屈原,也应该联系屈原的几篇主要作品来研究,以资验证。

    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当时,秦国兵力最强。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是可以抵抗强秦的,因为楚国疆土最大,齐国财力最富,而且楚、齐从亲,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并且修明内政,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秦的关系,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齐、楚从亲,秦国不敢侵犯。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破坏两国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张仪骗楚王说,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便宜,便当真和齐国绝交。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就兴兵伐秦。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弄得损兵折将,丧权失地。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和齐国恢复邦交。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才甘心。张仪居然来到楚国,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竟又安然返国。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又上了秦国的当。其后,诸侯兵击楚,楚又大败。其后,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屈原劝他不要去,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果然一到秦国,秦国就不放他回去,要挟他割让土地,终至客死于秦。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放逐屈原。后来楚竟为秦所灭。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秦国就不敢侵犯;亲秦,就吃秦国的大亏。

    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本传说屈原的《离骚》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他还慨叹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离骚》里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要选贤与能,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是正确的。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他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对内则宠任奸佞,听信谗言。屈原虽系贵族,并非近亲;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离骚》里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国的危亡,坚决地起来斗争。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怀沙》里说:“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因此,他宣称他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可是怀王竟然不识,反而信谗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楚国弄到濒于危亡,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叙述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是这样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说“疾”,说“怨”,可见司马迁认为《离骚》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

    在那样恶浊的社会里,屈原的政治斗争是失败了,可也就于斗争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的耿介不阿的操守、他的光明磊落的胸怀、他的正直倔强的性格。屈原明知道和他的政敌,和那些腐朽的贵族统治者作斗争自己是会吃亏的,他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但是,他不能放弃斗争:“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并且他认为只要坚持了斗争,失败了也心安理得:“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他对他们的毁谤中伤,态度是鄙视的:“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俊疑桀兮,固庸态也!”屈膝变节,他无论怎样也不干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屡屡以死自誓,表示决无悔改:“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因为他确信他是为了国家:“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样的精神是非常伟大的,这样的人格是非常崇高的。司马迁认为他“志洁”“行廉”,然泥而不滓,乃至以为能与日月争光。这是最高的赞扬。

    战国之士,纷纷游说诸侯。惟屈原不为楚王所用,却不到别国去。他不管个人遭遇怎样,都还是为楚国。屈原是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司马迁也深深知道这点。他称道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从《离骚》的主要内容来看,确实是这样。特别是设为女申詈,向灵氛问卜之后,他经过了曲折的思想斗争,决定离开楚国,漫游天际,忽然看见了故乡,便又不忍前行了。他非常悲伤。留又不能,去又不忍,最后只有一死而已。这是十分沉痛的。在郢都为秦所破后,屈原日夜哀恋,盼望恢复,盼望回去。《哀郢》里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屈原的爱国观念是和爱人民的观念相通的。他在《抽思》里说过他不愿去国的原因也是为了人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他十分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司马迁也认为屈原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本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接着就说:“屈平既嫉之。”两句合写,便见得屈原的怨恨正是举国的公愤。

    至于屈原的文学才能,司马迁也理解得非常深刻,推崇得非常高。他首先探究了作者创作的动机和意图。他认为《离骚》是有为而作,自怨而生。这种怨是出自一片爱国心。他反复地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因此,它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的内容是陈述先王之道,“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这样的内容是完美的。司马迁认为这是最主要之点。司马迁在肯定了《离骚》的内容之后,接着又把屈原的人格和作品的风格结合起来评论。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志行文辞同时并举,并且认为人品是起决定作用的。所谓“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也就是“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王逸也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离骚》的内容与形式是和谐而统一的。

    总之,司马迁对屈原真是推崇极了。从政治上说,他认为屈原一身系楚国的安危。怀王不能用他,以至兵挫地削,身死于秦。而且传末还叙屈原既死之后,楚国地日以削,竟为秦所灭。从人格上说,他认为他志洁行廉,可以与日月争光。从著作上说,他认为《离骚》可兼风雅。司马迁评论屈原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把人品和作品结合起来。并认为最根本的是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人品。所谓“悲其志”,“想见其为人”。他认为宋玉等人虽然能够“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因而不足以继承屈原。能够继承屈原的在他以前只有贾谊,因而以贾谊与屈原同传。这不仅是因为贾谊也是为当代皇帝所疏远,曾经“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不仅是由于他的辞赋私淑屈原,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政治抱负而能‘痛哭流涕’地直言敢谏。”这也是司马迁现实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

    司马迁是这样推崇屈原的,我们现代人也是这样推崇屈原的,虽然并非毫无差别。所以司马迁这篇传记和其他篇同样是实录,对屈原是不虚美的。司马迁为什么这样推崇屈原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屈原本来就是值得崇敬的,而《史记》又是法《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除此而外,我以为还由于司马迁和屈原有某些相通处和某些思想渊源。屈原的遭遇是不幸的,司马迁的遭遇也是不幸的。他说他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他受了不人道的宫刑。因此他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更有极亲切的同情。特别是“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认为屈原的怨是很自然的。他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他认为怀王不能信用屈原,致自取祸。他愤慨地说:“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他曾经表白他自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他自己也正是不能无怨。从政治思想上说,司马迁和屈原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思想。司马迁对于战国时事,因为秦最强暴,他总是把同情寄在六国方面。就这一点说,他也会热爱屈原的。从文学艺术上说,司马迁也是发愤著书的。《自序》说:“屈原放逐,著《离骚》。”这又是屈原对他著作上的启发和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就现实主义精神来看,司马迁正是屈原的光辉的继承者。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屈原贾生列传》的写作艺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传末赞语而外,多不直接发抒自己的意见,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寓于叙事之中。本传与《伯夷列传》等篇却是另一种写法,这就是夹叙夹议,这是最明显的。然而本篇最大的特点还在于通篇大赞《离骚》。开头简叙了一些事实,写至“王怒而疏屈平”,立即写出大段议论来,评论《离骚》写作的原由,《离骚》的体制及其艺术价值。就是写到“屈平既嫉之”以下数句,也是概括《离骚》大旨。就是最后提到宋玉等人,文采可称,而人品不及,也正所以明《离骚》为千古绝唱。再细玩篇中历叙怀王的愚昧,大段文字,中间只以“屈平既绌”“屈平既疏”相关照,便觉这些也可以说是表明《离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介绍。所以这一篇,是屈原的传记,也可以说是《离骚》的序言。这是根源于他对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正确理解的。

    其次,本篇开头称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前一句是总说,后两句是分陈。如果这样说,“明于治乱”称他的政治才能,兼指他的政治品质,“娴于辞令”称他的长于艺术语言,而且长于外交才能,那么,这两句就是全篇的脉络。接下叙“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即跟“明于治乱”而来;“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即跟“娴于辞令”而来。由此又招上官之谗。接叙《离骚》的创作,说他“娴于辞令”,其实更是说他“明于治乱”。而推崇之极,更又点出“志”字。其后叙秦、齐、楚三国离合和战,及屈原进谏与使齐事,主要是说他“明于治乱”,也关照到他的“娴于辞令”。引《怀沙》之文,是证实他“娴于辞令”,实在也是证实他“明于治乱”。最后联系宋玉诸人,也可表明屈原是能够“从容辞令”而又敢于“直谏”的。最后赞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读作品又点明“志”字,莫非如此。这样,就能集中地、生动地表达这篇作品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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