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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风》”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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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风》[民国期刊]

    《国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柳翼谋、缪凤林、张其昀等人,以宣导发扬中华文化和介绍世界最新学术为任,在南京结为国风社,开办《国风》学刊。“国风”一词,源出《诗经》,国风学人以其寓意中国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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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国风》 类别: 学刊
    语种: 汉语 出版时间: 1932年
    简介: 《国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柳翼谋、缪凤林、张其昀等人,以宣导发扬中华文化和介绍世界最新学术为任,在南京结为国风社,开办《国风》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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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背景/《国风》[民国期刊] 编辑

    《国风》《国风》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柳翼谋、缪凤林、张其昀等人,以宣导发扬中华文化和介绍世界最新学术为任,在南京结为国风社,开办《国风》学刊。“国风”一词,源出《诗经》,国风学人以其寓意中国之风。

    当时正值沈阳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风学人于国难非常时期,投身公众领域,提出了人文与科学并重的救亡主张,以尽到学术界“对于国家之应尽责任”。《国风》被视为《学衡》的继续,在保持发扬中国文化之使命的基础上,强化了抗敌保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情感。《国风》和中国史学会(刊行《史地学刊》)、中国科学社(刊行《科学》杂志)亦存在密切联系。学术渊源上,国立中央大学(后在大陆改名南京大学)与其前身国立东南大学(东南学派)、南京高师(南高学派,其中以南高史地学派为代表)一脉相承,并可一直上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1],其核心为南雍学人继承发扬中国学统的精神。在国家危难之际,国风学人主张,中国必须发扬固有文化,振兴民族精神;开展独立的科学研究,提高国力;注重加强国人的国家观念,动员民众,以巩固国防。

    国风学人虽怀有强烈的救国之心、强国之志,不过,与同一时期偏重政治学理及政治议题之《时代公论》所不同,《国风》纯为文化学术刊物。

    简介/《国风》[民国期刊] 编辑

    《國風》《國風》
    《国风》为半月刊,创刊于民国二十一年,终刊于民国二十五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钟山书局发行。

    国风社社长由柳诒徵担任,《国风》杂志主持编辑为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国风》的主要作者多为学衡派在南京的基本成员。在原《学衡》作者群的基础上,人文社会学术领域新增的作者有章太炎、朱希祖、胡小石、任二北、范存忠、卢冀野、唐圭璋、钱钟书、唐君毅、贺昌群、钱南扬、滕固、谢国桢、萧一山、萧公权、陈诒绂、李源澄、朱偰等人。此外,一批科学家为刊物撰稿,包括秉志、翁文灏、胡敦复、竺可桢、胡先骕、熊庆来、戴运轨、谢家荣、张江树、严济慈、钱昌祚、顾毓琇、凌纯声、卢于道等人。

    意义/《国风》[民国期刊] 编辑

    民国以来,学衡、国风等学人继承中国学统、发扬儒家文化、开展人文复兴、倡导理性学术的活动,对于振兴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发展科技、繁荣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这些活动推动了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将孔子祭祀列入国家祀典,祭孔成为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所行之五大国家祭祀之一。民国时期五大国家祭典为祭祀黄帝(中华共祖)、大禹(九州夏朝开创者)、孔子(儒家开创者,至圣先师)、朱元璋(明太祖)和孙中山(中华民国国父),这对于中华文明历史的继承和国家文化传统的认同具有重大意义。

    社长的主张/《国风》[民国期刊] 编辑

    柳诒徵一直主张史学要为培育民族精神服务,三十年代他明确批评古史辩派的疑古为破坏古史,大力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注重探寻中国的汉唐盛世中国所以强大的因由,从而培养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柳诒徵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以及为光大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既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在民族危机下中国知识分子作出的自然反应。他有关民族精神的论断,可为我们新世纪文化重建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

    ......“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 他认为,“讲历史的好处”就是“彰往察来”,“所谓考诸往而知来者”,人生短暂,少年人少不更事,老年人老成练达,就是因为经验有多寡,而讲史学可以使人获得“几千年的经验”,“从历史上看出人类常走的路”,悟出“人生的规律” 。
    ......

    关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伦理观念,晚清以来多受新派学人诟病,斥之为中国人崇尚权威、社会进步迟缓的思想文化基因。柳氏在书中追根溯源,直指其原始要义。通过文献的考辨,柳氏指出,“夏时所尚之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则牺牲主义、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悉赅括于其中,而国家社会之幸福,自由此而烝烝日进矣。”

    至于“孝”,柳氏指出,“吾国进化,实由古昔圣哲提倡孝道。”而“孝”的本义,最初也“不限于经营家族”,“举凡增进人格,改良世风,研求政治,保国卫土之义,无不赅于孝道。”对于中国人“尊宗敬祖”的传统,柳氏指出,“祭享之礼,其事似近于迷信,然尊祖敬宗实为报本追远之正务,视其他宗教徒求之冥漠不可知之上帝,或妄诞不经之教主者,盖有别矣。” 可见,对于被西化派竭力痛诋的这些中国传统观念习俗,柳氏阐幽发微,剥去后儒加于其上的曲解,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予以合理的解读和积极的评价,非深厚的国学素养而不能,更表现了他对祖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庄敬之情。

    再比如,周代贵族执政,“虽无民主,而有民权”,“为君者,恒以畏天保民为主”,“吾辈读史者,当知西周之末世,虽曰暴君代作,谗佞迭兴,人民之穷困颠连已达极点,而学士大夫直言无讳,指陈民瘼,大声疾呼”,“其言论之自由,或尚过于后世民主之时代也。”在柳氏看来,中国“先哲立国要义,以民为主”,“故虽未有民主立宪之制度,而实有民治之精神” 。......

    针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排孔论,柳氏给孔子以极高的评价。他写道:“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 对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论,柳氏大发感慨:

    “自孔子立此标准,于是人生正义之价值,乃超越于经济势力之上。服其教者,力争人格,则不为经济势力所屈,此孔子之学之最有功于人类者也。人之生活,固不能不依乎经济,然社会组织不善,则经济势力往往足以锢蔽人之心理,使之屈伏而丧失其人格。其强悍者,蓄积怨尤,则公为暴行,而生破坏改革之举。今世之弊,皆坐此耳。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在努力增进其人格,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即使境遇极穷,人莫我知,而我胸中浩然,自有坦坦荡荡之乐,无所歆羡,自亦无所怨尤,而坚强不屈之精神,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儒教真义,惟此而已。”

    编辑的思想/《国风》[民国期刊] 编辑

    为了实践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缪凤林还致力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发其中积极康健的民族精神。 

    首先,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和生命力。在叙述中国民族史时,缪凤林特别重视异族侵入中国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面对异族文化的挑战,中华文明总能死而复生,亡而后存。历代周边民族,在风习、语言、政制上与中原地区都有较大差异,“然一与吾族接触,或平和交际,或力政经营”,除少数“远方殊族”外,无不“习吾文教,仿吾服物,用夏变夷,革以华俗”。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异族统治者企图“用夷变夏”,也有汉人“数典忘祖,甘同异种者”,但“我夏族虽时有亡国之痛,永无沦胥之祸”,而且在同化各民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在今天,中国人就血统而言也有不少“蛮夷后裔”,但在文化上却没有一个“自外华夏”的。缪凤林不无自豪地说:“盖夏族文化冠绝东亚政教文字,根深莫拔,故异族有中国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而且中国传统素“以世界主义为理想,异族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有怀远之习,鲜种族之见。”

    以“夷狄”、“虏”、“戎”等字样称呼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在缪凤林的论著中俯拾即是......缪凤林论断华夷,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以血统种族为进退。他说:“夫一族之民,自视为优越之种,而斥他族为非类,其义似隘。然人类皆具兽性,吾族先民知兽性之不可以立国,则自勉于正义人道,以为殊族之倡,此其所以为大国民也。” 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缪凤林这样说是有所指的。

    其次,注意总结历史上民族竞争成败的经验教训。为实践其史以经世济时的史学思想,缪凤林在书中特别注意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国家盛衰强弱的主客观因素,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他强调边疆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执政者能否稳定边疆,解决好边地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例如,论及秦汉之强盛,缪凤林高度评价了秦汉统治者“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划,从事徙谪”之举,认为 “徙民略边实边”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秦汉两代之所以国力强盛,普通民众也做出了许多奉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汉代开疆拓土,威震远方,固然有其他因素,但汉族人民“身心之康强,远在四夷之上,又能克尽国民之义务” 起了主要作用,汉朝的强大“实由人民倾无量之血肉资财而来”。而秦汉两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开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 但联系到现实,我国领土“多为暴敌所侵占”,因此,作为炎黄子孙应该常常念及“如何竭尽国民之义务,以光复失土,以继汉人之伟业”。

    缪凤林认为,政治的清明与否,与国力强弱有密切联系。如论及南北朝“北强而南弱”的原因时,他指出:“盖南朝自刘裕以降,不知作育人材,而以诛除异己摧抑英尤为得计”,“且纂弑相寻,变乱时起,民力物资,多耗于内乱,谋臣将帅,多自相贼杀”,加之北朝“骁雄劲悍”,因此南朝最终败于北朝,从对峙双方的内政清浊情况来分析其强弱胜败的根本原因,政治清明则国家强盛,政治腐败则败亡必至,这是千古不移的规律。

    论隋、唐之强盛,缪凤林着重指出其开放的民族政策的积极作用。“种族之强弱,恒视其血胤气脉之繁杂与单简”。隋唐民族承继了魏晋以来“汉胡混合”的成果,因此国盛民强,超过秦汉。“唐太宗之英武,亦可谓汉胡民族精英之结晶。” 也就是说,唐代的强盛,固然有其他因素,而统治者能“容纳当时无数之四夷,加入无数之外族血统”起了重要作用。用人上不论种族,文化上兼容并包,从而既壮大了中华民族,又弘扬了华夏文化。这是国史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论及两宋与辽、夏、金、元关系时,缪凤林分析了各民族强盛的原因,特别指出尚武精神的重要:“自阿保机、元昊、阿骨打、吴乞买及成吉思汗以次诸蒙古大汗,皆智勇兼备,故能统率部曲,并合诸种,恢张土宇,建立国家;而甲兵之强,尤为诸族兴盛之重要原因。” 比如,金国的迅速崛起,在于其强兵尚武的国策,在于其强悍的民风,所谓“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就能“变弱为强,以寡制众”。返观宋人,却实行募兵制度,人们“以执兵为耻,其愿应募者,非游手无籍之徒,则负命亡命之辈耳”,这“与诸族之尊兵贵兵,丁壮皆尚战斗,且人以战斗为荣者”完全相反。因此,“自女真入寇以迄蒙古南牧,我华夏广土众民,徒为北族扬武呈威之资,读史者所为郁悒愤慨不能自已者也。”可见,民族精神是否以征战武功为尚,是民族战争胜败的另一重要因素。然而,诸族的强盛如同昙花一现而不能持久,实由于民族精神的懈怠,进取心的丧失,或“因军政颓弛,种人或渐染文弱,或习于奢纵”,终于迅速败亡。因此,要使“国族长保其独立,必赖有恒久强大之武力” 。缪凤林借论衡史事表达了他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加强国防的政治主张。这类民族主义思想和主张,在缪凤林的论著中还有不少。
    ......

    缪凤林指出,中国幅员辽阔,“种族混合”现象十分普遍,所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民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看,则中国“民族又自有其共同之精神,而优点所在,缺点亦寓其中焉。”他把中国民性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家族主义”:“以孝为制行之本”,忠君事长,历代“产生巨人长德,效用于社会国家者,尤不可胜纪”。但家族主义的弊端是重家族而轻国家,甚至“惟见其家,不知有国”,而“戚族之依赖投靠,官吏之贪墨任私”都是它造成的。第二为“中庸主义”:自古“以中道垂教”,中国之所以“能统制大宇,葆世滋大”,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习惯于消极妥协,不能积极进取,“吏多圆滑,民多乡愿,以因循为美,以敷衍为能”使整个社会缺乏生气和活力。第三为“世界主义”:以“平天下”为理想,“化育外族,施不责报,故非我族类,一视同仁,拥有广土,亦不以之自私,混合殊族”这是主要原因。但是,缺乏国家观念,当外患来临时,常常少一些“敌忾同仇之心”。第四为“和平主义”:“以不嗜杀人为政治上至高之道德”,怀敌附远,以德服人,但是“流于文弱”,一旦与外敌遭遇,常致失败。第五为“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以垂拱无为为执政者之信条”,“民因得以大展其材,政治虽腐败,民事仍能发荣滋长”。但是,政治成为少数人的“专业”,而普通民众不予过问,政治便很少有“改进之望”。第六为“实用主义”:以“利用厚生养欲给求”为目的,抑制所谓“奇技淫巧”,“务本舍末,习于勤劳”。缺点是“重实利而轻理想”,不容“力求革新之事”,“纯粹之科学”因而极为薄弱。缪凤林说,中国民族的优点缺点大略如此,而“如何发扬其优点,革其缺失,并吸取他人之长,补吾之短,以竞存于兹世,且永保世界先进之令誉,则吾人所宜自勉也”。[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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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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