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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夹边沟纪事》

    《夹边沟纪事》是杨显惠夹边沟系列作品,讲述的是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编辑摘要
    名称: 《夹边沟纪事》 作者: 杨显惠
    类别: 小说 > 社会 价格: ¥34.00
    字数: 420000 ISBN: 9787536053281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页数: 529
    开本: 大32开 出版时间: 2008年9月
    装帧: 平装

    目录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
    《夹边沟纪事》《夹边沟纪事》
    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但是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简介/《夹边沟纪事》 编辑

    夹边沟,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多年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是,40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场人间惨剧,使它注定不能被历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遗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这是一段听来让人惊骇、让人撕心裂肺的历史。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尸骨,被丢弃,被掩盖,一直掩盖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连续发表20多篇纪实作品,一举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

    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
    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 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 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它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幺?干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作者简介/《夹边沟纪事》 编辑

    杨显惠是甘肃人,文革前曾在河西走廊农建十一师当农工,也就是早期的知青,他还当过售货员,会计,民办教

    《夹边沟纪事》杨显惠
    员,盐场秘书。在农垦师,他与一位天津籍的姑娘相爱,结婚,文革后落到天津,并成为天津市的专业作家。八十年代是他的创作喷涌期,他的《这一片大海滩》获1985全国短篇小说奖,但这并非他最好的作品。应该说,《野马滩》《爷爷,孙子,海》《黑戈壁》《贵妇人》《洗个不停》等等更能显示他的艺术功力。他的作品
    有一种近乎天生的酷厉而苍凉的美。九十年代以来,他沉寂了很久,近年《夹边沟纪事》系列发表。
    《夹边沟记事》之不同于某些同类型的反思作品,它迟至新世纪之初才公诸于世却不觉其过时,反倒有种振聋发聩的新鲜感,首先因为它的高度的真实性——不仅是人物、环境、事件的真实,更是心灵的甚至潜意识的真实。前此的某些作品,总叫人觉得经过作者的处理与调和,使严酷的历史变味了,或美化了,或钝化了,总之是变得“好接受了”,尽管作者也在大声疾呼,但总觉隐去了一些什么。《夹边沟记事》不是这样,它有一种中国史家传统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真书精神。从它发表后的一些反映,不难看出其力度。然而,我们且不可忘记,《夹边沟记事》虽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的基础,但它们毕竟是艺术品。

    发表意义/《夹边沟纪事》 编辑

    事实上,《夹边沟记事》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它完成了一种超越和提升:它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对许许多多饥饿与死亡的惨烈场景的刻骨描绘,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

     说它有超越性,是因为夹边沟虽属荒漠绝塞的禁地,但在作者笔下,它与整个社会的神经还是息息相通的,它的教训是全社会的,只是更极端而已;说它有所提升,是因为发生在夹边沟的惨剧,无疑是极左政治路线的产物,但在作者笔下,突出的是精神化、人性化的悲剧。在纪实外衣之下,作者完成了由外化到内化,由事件化到心灵化的位移,而这是更具有人性内涵和文学意味的。

    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由于事件本身长期的隐蔽性和一朝揭开真相带来的震惊,由于素材来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这部以夹边沟事件为原型的作品很难不采取纪实小说的方式,它甚至也无法摆脱采访体和转述体等等新闻手法的运用。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来自基本事实的惊人,但是,倘若没有作家主体的创造性重构,也绝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强烈的震撼力。

    《夹边沟记事》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的权利和尊严受到深重伤害的深层次表现——主要不是从政治的层面,而是从文化的和人性的层面。作者笔下的人是复杂的,兼具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潜意识的丰富人。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她完全不明白这场横祸,怎么来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蝼蚁一样说饿死即饿死了,死后抛尸荒野无人收。她带来的食物分给诸难友的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现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娇弱,越是显现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与荒凉的夹边沟形成强烈反差,她几千里寻夫、哭夫、直至坚持背回丈夫遗骨的行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作品悲剧性的控诉力量也就越强。小说的结尾很妙,多年后,小说的叙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寻觅这位上海女人终又放弃了寻找,上海女人遂从作品中彻底逝去,给读者一个怅惘的遐想空间,可谓余味无穷。事实上,《逃亡》、《饱餐一顿》、《贼骨头》《夹农》《李祥年的爱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泪下之作?

      曾有多位死难者家属告诉作家,虽然他们身处偏远的西部,还是发现了《上海文学》上的文章,他们一页页地读,一页页地哭,将文章收集起来,清明节上坟时焚化以告慰冤魂。从夹边沟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八十二岁的裴天字老人说,他的一位在大学里当教授的学生给他寄来了四本《上海文学》,他用了半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伤心得读不下去呀!没有充分的真实性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效力的。
    |杨显惠为了写好这本书,每年数次往返于天津和甘肃之间,耗去了整整五年时光。他居然不可思议的、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到了近百个当事人。采访老人是需要特别的耐心的;作者还须查阅大量资料和进行实地考察。这一切基本都是在自费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想见,要完成这样一次漫长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可言的写作,需要具备怎样顽强的意志和持久的韧性啊。这必然是怀抱着良知,信念的写作,这必然是怀抱着深刻揭示历史之谜和人性之谜的激情写作。真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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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at898.com/lib/readtext.asp?textid=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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