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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此图是依据西晋张华《女史箴》一文而作,原文十二节,所画亦十二段,现存唐摹本仅剩九段。此图的原作早已失传,现存的《女史箴图》有两个摹本。一本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南宋人所摹;另一本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掠,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传为唐代人所摹,现在诸家著录多采用此摹本。作品注重人物神态的表现,用笔细劲联绵,色彩典丽、秀润。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宋代摹本,水平稍逊,而多出樊姬、卫女2段,亦有研究价值。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女史箴图 英文名: Admonitions of the Court Instructress to Palace La
    中文名称: 《女史箴图》 年份: 东晋
    作者: 顾恺之 长度: 24.8厘米
    宽度: 24.8厘米 类型: 字画
    收藏地: 大英博物馆北京故宫 地位: 罕见的艺术珍品
    材质: 中国绢画 题材: 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事迹
    类 别: 字画 年 代: 东晋
    文物原属: 原属圆明园收藏 文物现状: 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作 者: 顾恺之

    目录

    创作背景/《女史箴图》 编辑

    女史箴图女史箴图
    据周新国、周波先生所著《武陵藏珍---沅澧流域历史文化图说》考证记载“《女史箴图》原画作于东晋时期。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儿子司马衷即位,史称晋惠帝。晋惠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昏庸无能皇帝。他从小就不爱读书,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大权尽落皇后贾氏之手。贾氏为人心狠手辣,荒淫无度,引起朝中众臣的不满。

    张华便收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女史箴》,以示劝诫和警示。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文章分段配画,画面形象地提示了箴文的含义。虽然《女史箴图》来自张华的《女史箴》,但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名气要大得多,这是由顾恺之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地位决定的。”

    作品诠释/《女史箴图》 编辑

    女史箴图女史箴图
    “女史”是女官名,女史箴图(局部)后来成为对知识妇女的尊称;“箴”是规劝、劝戒的意思。
    西晋惠帝司马衷不务正业,国家大权为其皇后贾氏独揽,其人善妒忌,多权诈,荒淫放恣。朝中大臣张华便收集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写成了九段《女史箴》,以为劝诫和警示,被当时奉为“苦口陈箴、庄言警世”的名篇,流传甚广。

    后来顾恺之就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段为画,每段有箴文(除第一段外),各段画面形象地揭示了箴文的含义,故称《女史箴图》。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名作《女史箴图》由此问世。
    在我国明代,妇女用于阅容的铜镜上出现“秩吾”铭文,我们称该种铜镜为“秩吾”镜,圆形,半球钮,钮上下各一字,合为“秩吾” 。“秩吾”镜直径8.9厘米。镜缘光整无边作,镜背微凹。古时造镜取其吉祥物或用语,以示心愿或诫劝。“秩吾”镜,即寓意要“注重自身内质的修为”。该镜曰“秩吾”,可能与《女史箴图》中的“修容饰性”的影响有关。

    这种“修容饰性”观念也影响到民间,普通女子也要按《女史箴》所定下的“女子标准”来规范自己,这或许就是“秩吾”之镜的寓意所在。与“秩吾”镜的同类之镜,还有孔祥星《中国铜镜图典》所载“彦和”镜、“新国书屋”所藏“俊甫”镜等。

    所绘内容/《女史箴图》 编辑

    《女史箴图》《女史箴图》[1]

    被英军大尉基勇松盗往英国的《女史箴图》原有十二段,因年代久远,现存九段。

    现存的第一段“玄熊攀槛、冯媛趋进”应为第四段,描绘冯媛以身阻熊,护卫汉元帝的故事,一念之间的心意,往往最令人感戴。

    现存第二段画汉成帝班婕妤辞辇的故事,插题箴文“班婕有辞……防微虑远”,后妃之德也令人动容。

    第三段画冈峦重叠,人物射猎于山间。插题箴文“道罔隆而不杀……替若骇机”,意思是日月有常、天下万物莫不盛极而衰,维持中庸平和是明哲保身之举,也是一种美德。

    第四段画两女相对妆容。插题箴文“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千载之下,仍掷地有声。 

    第五段画床帏间夫妇相背,男子揭帏作仓猝而起状。插题箴文“出其言善……同衾以疑”,咫尺成千里,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此乎?

    第六段画夫妇并坐,妾侍围坐,群婴罗膝。插题箴文是“夫言如微”至“则繁尔类”,意指后妃不妒忌则子孙繁多。

    第七段画男女二人相向对立,男子对女子举手做相拒之势。插题箴文“欢不可以渎,宠不可以专……实此之由”,规劝女子不能刻意争宠,专宠必生傲慢。

    第八段画一妃端坐,有贞静之态。插题箴文是“静恭自思,荣显所期”,意思是女子若想尊贵,必须谨言慎行,尤其要“慎独”。

    第九段画一女史端立,执笔而书,前有两姬相伴而行,相顾而语。插题箴文是“女史司箴,敢告庶姬”两句。宫廷女官在劝导嫔妃们慎言善行,普天下女子也可以此为鉴。

    历史影响/《女史箴图》 编辑

    在中国明代妇女用于阅容的铜镜上出现“秩吾”铭文,我们称该种铜镜为“秩吾”镜,圆形,半球钮,钮上下各一字,合为“秩吾” 
    。“秩吾”镜直径8.9厘米。镜缘光整无边作,镜背微凹。古时造镜取其吉祥物或用语,以示心愿或诫劝。“秩吾”镜,即寓意要“注重自身内质的修为”。该镜曰“秩吾”,可能与《女史箴图》中的“修容饰性”的影响有关。《女史箴图》画旁题箴文:“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猸,或愆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意思是说,人们都通常只知修饰自己容貌,却不注意加强自己品质的修养,其实个人品质的修养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修容饰性”观念也影响到民间,普通女子也要按《女史箴》所定下的“女子标准”来规范自己,这或许就是“秩吾”之镜的寓意所在。与“秩吾”镜的同类之镜,还有孔祥星《中国铜镜图典》所载“彦和”镜、“新国书屋”所藏“俊甫”镜等。

    收藏历史/《女史箴图》 编辑

    《女史箴图》《女史箴图》[2]

    乾隆去世后,《女史箴图》一直被收藏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慈禧太后时期被移往颐和园。1899年义和团事件,第二年八国联军进京,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K。约翰逊上尉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约翰逊上尉的家人后来辩称《女史箴图》是一个被约翰逊救过的贵妇的赠品。约翰逊1902年回到伦敦后,并没有意识到《女史箴图》的价值,他把《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博物馆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Sidney Colvin (1845-1927)和他的助手Laurence Binyon (1869–1943)意识到了这幅画的价值,于是以25英镑从约翰逊手中购得。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制作了100份木板复制品。1914到1915年期间,《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邹一桂的画作。

    画品现状/《女史箴图》 编辑

     《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3]

    女史箴图(局部)《女史箴图》现有两个绢本,一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是南宋摹本,艺术性较差;另一本艺术性较强,更能体现顾恺之画风与《女史箴图》原貌,专家认为可能为唐人摹本,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是中国唐代的摹本,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因而被后人奉为经典摹本。它曾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过,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项子京题记,唐弘文馆“弘文之印”,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女史箴》词句11行。画本身及装裱部分压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

    唐本的《女史箴图》于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之际被英军大尉基勇松盗往英国,后存大英博物馆。

    为减少开卷,大英博物馆将《女史箴图》拦腰裁为两截,裱在板上悬挂。由于《女史箴图》更适合平放而非悬挂,已经出现了掉渣情况。

    另外,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与大量其它的书画一样,《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由此,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残忍无情地裁剪下来,形成了历史断层。

    技法赏析/《女史箴图》 编辑

    顾恺之创作的《女史箴图》,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笔法如春蚕吐丝,形神兼备。他所采用的游丝描手法,使得画面典雅、宁静又不失明丽、活泼。画面中的线条循环婉转,均匀优美,人物衣带飘洒,形象生动。女史们下摆宽大的衣裙修长飘逸,每款都配以形态各异、颜色艳丽的飘带,显现出飘飘欲仙、雍容华贵的气派。

    文物价值/《女史箴图》 编辑

    《女史箴图》是中国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专业画家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之作,也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绢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幅画也是最早的一幅“以形传神”绘画艺术的杰出作品,因而它除了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具有其他画科难以比拟的史学价值和社会价值。[4]

    画品逸事/《女史箴图》 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曾有意把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与赠送中国一艘潜水艇二择一,做为谢礼。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

    作者简介/《女史箴图》 编辑

    顾恺之(约344年-405年),字长康,是中国东晋时代的画家,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约364年在南京为石棺寺画维摩诘像,引起轰动。366年当上大司马参军,392年为殷仲堪参军,405年升为散骑常侍

    顾恺之多才,工,善书法,被时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画线条连绵流畅,如“春蚕吐丝”。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 (摹拓妙法)》和《画云台山记》三本绘画理论书籍(以上三篇文章现今存在最早版本由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抄录以传),提出“以形写神”、“尽在阿堵中”的传神理论。其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5]

    作品版本/《女史箴图》 编辑

    女史箴图女史箴图
    《女史箴图》现有两个绢本,一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专家认为是南宋摹本,艺术性较差;另一本艺术性较强,更能体现顾恺之画风与《女史箴图》原貌,专家认为可能为唐人摹本,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唐本的《女史箴图》于1900年,八国联军焚烧颐和园之际被英军大尉基勇松盗往英国,后存大英博物馆。于此《女史箴图》高24.8厘米,长348.2厘米,横卷。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女史箴图》仅剩9段。

    《女史箴图》唐代的摹本,神韵最接近顾恺之的原画,因而被后人奉为经典摹本。它曾被许多文人墨客收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项子京题记,唐弘文馆“弘文之印”,还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女史箴》词句11行。画本身及装裱部分压有宋、金、明、清内府藏印,及明清历代收藏者的私人鉴藏印。
    为减少开卷,大英博物馆将《女史箴图》拦腰裁为两截,裱在板上悬挂。由于《女史箴图》更适合平放而非悬挂,已经出现了掉渣情况。
    另外,由于相关知识的欠缺,与大量其它的书画一样,《女史箴图》在重裱时由馆方以日式装裱取代,由此,明清时期文人留下的题跋都被残忍无情地裁剪下来,形成了历史断层。

    文物流传/《女史箴图》 编辑

    乾隆去世后,《女史箴图》一直被收藏于紫禁城建福宫花园,慈禧太后时期被移往颐和园。1899年义和团事件,第二年八国联军进京,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克劳伦斯·K。约翰逊上尉趁乱将《女史箴图》盗走,约翰逊上尉的家人后来辩称《女史箴图》是一个被约翰逊救过的贵妇的赠品。约翰逊1902年回到伦敦后,并没有意识到《女史箴图》的价值,他把《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博物馆想让馆员给画轴上的玉扣估价,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Sidney Colvin (1845-1927)和他的助手Laurence Binyon (1869–1943)意识到了这幅画的价值,于是以25英镑从约翰逊手中购得。
    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后流失海外,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由于英国方面知识欠缺,按照日本画的方式进行装裱,且将其拦腰截为三段,并出现了掉渣现象。但作为一幅一千多年的画来说已经算是保存完好了。每年只有最多两次的展出,平时尽量防止光照,以防褪色。
    1912年,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杉崎秀明和漆原木虫制作了100份木板复制品。1914到1915年期间,《女史箴图》被分割成两长段和一小段保存,第一段包含9幅场景的原作,第二段包括了其他所有的后来添加部分,第三段是邹一桂的画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感谢中国军队在缅甸解除日军之围,曾有意把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归还中国,与赠送中国一艘潜水艇二择一,做为谢礼。中国政府选择了潜水艇。
    现存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画卷被分为三部分平放展示:
    第一部分:原作部分,长348厘米,高25厘米;
    第二部分:后世添加部分,长329厘米,高25厘米;
    第三部分:乾隆朝邹一桂所作松竹石泉,长74厘米,高24.8厘米。[6]

    保护方式/《女史箴图》 编辑

    大英博物馆将好好一手卷《女史箴图》割裂开来,裱褙成平板式多段进行展示。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被分为四个独立的部分。其中,画心部分是从前题记隔水和后题跋隔水中分离出来,装裱于镶板上,采用此类装裱方法的画绢,表面不易造成皱痕和断裂。相较于卷轴镶板上的绘画,却受到较少的保护,易于暴露于光线之下或受其他环境影响。。
    大英博物馆对于《女史箴图》的装裱被其称为“日式折屏手法”。应用了“日式折屏手法”的《女史箴图》自入藏大英博物馆至今约百年,已经能够看到明显的开裂与掉粉的“病征”。海内外艺术史学者与文物保护人士对此基本都持否定态度,对文物受到伤害无不表示遗憾。
    此种装裱与保护古代书画的做法,在中国的博物馆并未有所发现。将中国古代书画割裂成几个部分并且装裱在木板上的做法,无论是在上海博物馆,还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或台北故宫博物院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英国人按照西方的形式来对这个作品进行了改造。按照处理油画的方法,把这个《女史箴图》一段一段就截下来了。《女史箴图》入藏大英博物馆是在20世纪10年代,在那时候欧美的博物馆里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美术学者或书画收藏顾问。美国好几家博物馆,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几件约同期入藏的中国书画作品也有相同的(割裂、装裱于木板上)遭遇。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在于欧美的博物馆于上世纪初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主要受到从日本去欧美的第一代艺术品鉴藏顾问的影响,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学者介入西方博物馆体系,日本顾问这种想当然地把中国古画装裱在木板上的做法使文物受到了伤害,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展示之后,木板会裂开,而中国画通常都是绘于绢或纸上的,也会随着木板的裂开而开裂。
    但是这种做法在欧美的博物馆也只应用了很短一段时间,中国的鉴藏家也逐渐介入到欧美的公共收藏体系中纠正了对中国书画的错误装裱与不当保管。
    2013年大英博物馆召开的关于《女史箴图》的研讨会上,大英博物馆方面本身也对大约100年前的这种错误表示后悔,现在动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能分析其损毁情况,但也无法从根本上逆转这一过程了,所以只能一年展示一个月,平时入库进行保护工作。

    文物考察/《女史箴图》 编辑

    作者之谜

    2001年,大英博物馆为纪念《女史箴图》进馆一百周年,特举行学术研讨会,中国著名书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在会上指出:这幅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大英博物馆视为镇馆之宝的《女史箴图》,作者不是相传千年的顾恺之!

    《女史箴图》卷 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349厘米。系根据西晋张华《女史箴》所画,主旨宣扬妇女的道德与节操,教诫后人。原11节,现存9节,每节均有小楷箴文。风格古朴,色泽鲜艳。末署“顾恺之画”,因而一直被视作东晋画家顾恺之传世名画,为历代皇宫贵族珍藏。乾隆把它视为最爱,在卷尾留下亲笔题字。画卷上留下的名字显示,每一个见其真容的人都曾声名显赫。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此图从中国神秘消失,后被一名英国军官以两英镑的价格卖给大英博物馆。

    顾恺之,东晋画家。是有作品传世的最早的画家,是中国画史中,有作品可考的第一位知名画家,《女史箴图》因在顾恺之名下而得到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因其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中,最古老的画种依据。 文献资料中,《女史箴图》第一次归于顾恺之名下,是在宋朝的《宣和画谱》,书中明确记载,《女史箴图》是宋徽宗所收藏的顾恺之的九幅作品之一。时光穿越千年,《女史箴图》作为顾恺之的代表作,已载入史册,也被世代的学者所接受。虽然近年,书画鉴定界对《女史箴图》也出现了许多争论,但也从未真正动摇过顾恺之作为原画作者的地位。

    推论过程

    1、“先断代,再判断谁是作者”“不迷信陈说”。 大师一语道出了书画鉴定的根本方法和思维取向:“先断代,再判断作者”,只要找到科学的论证方法和依据,就敢于大胆挑战陈说,不迷信权威或为习惯所惑。
    在断代中,杨新有一套科学的方法:人物画是中国最早发展起来的画种,晋时已相当成熟,因之确定年代难度较大,而真正的风景画到六朝时期才出现,汉代时人们仍以二维的线条来表现风景风物,顾恺之时尚无独立的山水画。因而,《女史箴图》这一以人物为主体的画作鉴定中,杨新选择了唯一的一段风景作为断代突破口。那段风景中有一座锥形的山,山上蹲一猛虎,虎形几与山一样大,明显不合比例……
    杨新从东汉古墓中出土的砖雕《盐井》中发现,那时的绘画尚不能将山水背景与人物活动统一起来,山水与人物比例仍不协调,且山用一条单一的线来表示。而甘肃酒泉丁家闸五号墓出土的墓室壁画(十六国北凉时代),景物比例仍不和谐,但山已开始被画作有立体感的锥体。而《女史箴图》的风景显然比北凉时期成熟,从而,其历史起点应北凉之后而非东晋。
    北凉是十六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公元420由北魏统一了华北,宋齐梁陈也在南方先后兴替。自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这一阶段十分盛行,留传下的大量佛教浮雕中,杨新发现,那些《经变故事》中的风景已超越了《女史箴图》,解决了《女史箴图》中没有解决的动物、树、人与山水等景物背景的比例问题。
    由此,杨新推断,《女史箴图》的产生时间应该就在凉朝之后的南北朝时期!从而否定了顾恺之创作《女史箴图》的千年神话。
    2、分析画作背景,确定画作来源。 深究画品的创作目的,深入细致研究相关历史资料,还画作来源之本像。
    《女史箴图》中的文字表明,它是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而创作的,张华当时创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讽谏晋惠帝贾皇后,规劝后宫的妃子们遵守道德礼教。《女史箴图》的画面也都是按照原先的文字以图表意。张华是以文人的身份向上谏言,可又是谁,为什么要把这个文学作品变成《女史箴图》呢?杨新认为,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找到了画作的真正作者。
    与张华原文相同,《女史箴图》也是用来讽谏后妃遵从礼教,不得干预朝政的,而敢于冒犯皇族后妃作画的人必是有更大的靠山或本身身居高位的人。古代画师的地位是低下的,因而杨新认为画作的主使人必是手握重权,又对后妃干政深恶痛觉的人。于是杨新找来那个时期的所有史稿仔细研读,发现这个人只可能是魏孝文帝。魏孝文帝5岁登基,其祖母冯氏代行执政二十五年,因嫌孝文帝聪颖过人有碍自己当政,尝对其打骂虐待,甚至想冻饿致死孝文帝。孝文帝隐忍至其死后,方始亲自主政。孝文帝的皇后为的太后的侄女,亦喜干政,因此文帝有作图劝讽的需要。
    图中《冯媛挡熊》一节,更是与冯氏当政时的一段故事相和:冯氏当政时,尝到花园游玩,忽遇猛虎,某大将(史载此人实为冯氏的情人)奋勇出而杀之,冯氏命画师绘该将杀虎之像,张悬于宫中各处,以彰其忠勇卫主。此时,孝文帝亦命人绘图,图中冯媛挡熊暗和此事。
    由此,杨新认为《女史箴图》是魏孝文帝命宫廷画师所作的劝讽之作,当不只一本,而是多本张于不同宫殿中,就象我们今天的宣传画一样,用以讽谏后妃安分守已,遵从道德礼教。
    3、借顾恺之名传世的思考:杨新一再提及,由于人们对顾恺之作品的敬爱珍视,使得许多画作借其美名得以保存传世,这些作品是幸运的,顾恺之对中国古文化的保存可谓功不可没。对于何以顾恺之得以流芳千古,而能画出《女史箴图》这样精美画卷的宫廷画师们却被人们遗忘的问题,大师这样认识:
    古代的画家分为两种:一是画匠,一是文人,画匠经过系统规范的训练,在技巧方面娴熟完备,但能够传世留名的画家却始终只是文人画家,比如顾恺之、李后主……
    我们从中学到的,该不仅仅是书画古董鉴别的知识信息。在任何领域,能找到正确的方向与方法,能用这样细致探究的精神去研究,能用达观入世的观点分析看待问题,不为陈说和权威所束缚的人,才有可能揭示事情那更真实的一面。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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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4-07-25
    [2]^引用日期:2014-07-25
    [3]^引用日期:2014-07-25
    [4]^引用日期:2014-07-25
    [5]^引用日期:2015-05-16
    [6]^引用日期:2015-05-16
    扩展阅读
    1《中国书画》 2
    2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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