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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尚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上古皇室档案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室文献。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公之于众的(古代)皇家文档”、“解密的皇家卷宗”之意。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的内容真伪参半。2008年,从清华简中发现的《尚书》证实了传世《尚书》确为伪书。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尚书》 作者: 孔丘
    别名: 《书经》;《书》 类别: 哲学论著
    语种: 中文 开本: 《尚书》对于上古史的记载,分为虞、夏、商、周四书,共58篇,各有篇名。
    简介: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

    目录

    名书简介/《尚书》 编辑

    《尚书》《尚书》

    《书》或《书经》,在后世习惯称之为《尚书》。先秦著作中的“书曰”云云,皆指《尚书》而言。除去徵引“书”之外,先秦著作也徵引“传”。例如,《孟子》就有“于《传》有之”的文字。“书”与“传”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而后者为传说或者为后代所谓的“野史”。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但是清华简证明传世的《尚书》部分(伪《古文尚书》部分)为伪书。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内容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发布的政令。可能由于《书》与《传》的关系相当密切,或者由于有些《传》的内容混入《书》中,汉代学者有通称《书》为《书传》之例。比如,《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又称“故《书传》、《礼记》自孔子”。两“《书传》”均指《书》而言,与后代称《尚书》之注解为“书传”者不可混为一谈。称“书”为“书经”,当是后世儒家尊之为经典之后的称谓。 “尚书”之名,最早见诸《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因何而成为后世儒家的通称,原因不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墨子学术出自史官,而“书”为史官所掌,故墨子对“书”的称谓不仅来历分明,而且具有权威性,从而被普遍接受。

    “尚书”之“尚”于意何取?后世经学家大都视“尚”为“上”之通假字。换言之,所谓“尚书”,就是“上书”。至于“上”字在此又当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有二:其一,“上古”。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其二,“君上”。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记录君上言行之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王充之说,两说具备而偏向“上古”说。刘熙《释名》主“上古”说,而王肃《尚书序》则依从“君上”说。《尚书》涵盖的年代属于上古,这一点无可争议,《尚书》记载的内容大都为君上的训令或出师的誓词,这一点也无可争议。因此,以上两说从逻辑上而言,皆无不可;是否确为当时定名者的本意,则无从考核。

    虽说《尚书》属于上古无可争议,若问《尚书》究竟上古到何年何月?却又不易言之。原因有三。其一,《尚书》不是在某特定时间上编写而成的著作,而是经过多年累积而成的文献。内容函盖大约上迄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距长达一千三百年。其二,内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献编写的年代。其三,今本《尚书》的内容并非完全可靠,搀有后人伪造的成份。

    在普遍认为可信的篇章之中,以记述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时代最早,其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就年代而言,古埃及《死人书》中最早的文字要比《盘庚》早出一千多年。不过,《死人书》的内容为宗教咒语,其史学价值不能同《盘庚》相提并论。古巴比伦刻在石柱上的“汉穆拉比法典”相传作于公元前18世纪,比《盘庚》约早400年。其馀广为人所熟知的外国古代文献皆较《盘庚》为晚出。比如,犹太《圣经》中的最早作品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印度的《古事记》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这些文献不仅时代晚于《盘庚》五百至八百年,而且内容亦颇涉神话,远非《盘庚》之为朴素史料可以比拟。要言之,《尚书》之为“上古之书”,就时代而言虽不能称世界之“最”,若兼时间与内容而论,则实无出其右者。

    近代今文家派如康有为等认为《尚书》等五经或六经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无孔子即无六经,从而神化孔子,尊之为“素王”。古文家派认为《尚书》等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孔子只不过有所整理、删节、修订而已。考之以史册的记载,今文家派的论点显然是无稽之谈。  

    简言之,《尚书》是一部朴素的、上古时代历史档案汇编,其中最早的文献大约写成于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叶。《尚书》固定版本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自秦始皇下焚书之令,民间私藏的先秦古文《尚书》大都烧毁。项羽一把火烧尽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书》(假定有所收藏)与用秦篆以及秦隶写成的《尚书》。西汉初,经伏生从秦朝廷带出、私藏于家的秦隶《尚书》残卷出,几经传授,分成欧阳以及大、小夏侯三个今文家派。汉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发现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献给朝廷,其中与今文《尚书》共有的篇章经孔安国传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国献给朝廷,称之为“逸书”。魏末晋初之际出现一本来历不明、冒充孔安国所撰的《尚书传》。晋末的“永嘉之乱”使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与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逸书”同丧于战火。南北朝南齐之时,魏末晋初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传》失传。不久,南朝梁朝出现又一本也号称是孔安国作传的真本古文《尚书》,与先出并已失传的伪孔安国《尚书传》不同,这本伪作不仅伪造孔安国之传文,并且伪造《尚书》经文。唐初整理古籍的结果,致使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失传,并令后出的伪《孔传古文尚书》成为《尚书》的唯一版本,一直流传至今。今本《孔传古文尚书》虽是伪作,却含有大量真实的成份,其价值虽因其为伪而稍损,却仍是研究华夏上古历史必不可少的文献。

    伪古文占全书总篇数的43%,《商书》的作伪程度最为严重,伪古文的篇数超过一半;《周书》总篇数占全书的55%,其中伪古文占37.5%。

    伪古文二十五篇姑置之勿论,三十三篇真古文的内容大致如下:

    《虞书》四篇所记,为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予虞舜、虞舜的政绩、虞舜与其臣禹、皋陶等的政治对话。四篇皆以虞舜为中心,故称为《虞书》。

    《夏书》之《禹贡》记载禹治水之后的地理状况,《夏书》之《甘誓》记载禹之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时之誓师辞,皆为夏代初期之事。据传说,夏代经历四百年有奇,这两篇所涉及者,不过其九牛一毛而已。

    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虞书》与《夏书》皆非虞、夏两代当时的历史文献,而是战国末期甚至晚至秦代之作。其中《甘誓》一篇,《墨子》引作“禹誓”,而文字略有出入,可见这一篇的来源不会晚于战国前期。不过,是否的确为夏后启的誓师辞,则未能确断。《虞书》四篇中的少量字句也为春秋、战国时期人引用过,至于全篇文字的真实性如何,亦难以断定。《禹贡》一篇的内容,未曾见诸先秦任何著作,出现的时代可能最晚。不过,《禹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综述全国地理状况的文献,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商书》七篇,除首篇《汤誓》记载商汤讨伐夏桀之事外,其馀六篇皆属商代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三篇为盘庚迁都于殷之际对臣民的训话。其馀三篇皆记载商代末年之事,其中两篇均有关商纣王,与《周书》前一部分的内容相衔接。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汤誓》为后人的追述,而其馀六篇则皆为当时的档案文献。

    《周书》二十篇可分为上下两辑。上辑包括从《牧誓》至《立政》的十四篇。这一輯集中报道了周之灭商与周人如何巩固对商人的统治,内容最为丰富,乃《尚书》精华之所在。其主要情节有: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与成王再度东征以彻底征服商人以及东方其他诸国、周公为镇压商人反叛而作的政治安排、周公与召公的对话、周公还政于成王等。下辑包括自《顾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顾命》与《康王之诰》就性质、内容、文字来看,本当为一篇,故所谓六篇,其实也可以视为五篇。五篇的性质与时代各不相同,时代早者属于西周前期,时代晚者属于春秋中叶。前三篇是周朝廷的档案,后两篇分属秦与鲁两诸侯国。除去《洪范》一篇之外,《周书》大体为可靠的档案文献。《洪范》记录箕子与武王的对话,内容全系五行,可能是战国五行家兴起之后的作品。不过,五行的起源也可能甚早,《洪范》即其渊源也说不定。总之,撇开这一篇不谈,其馀十九篇实为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综合全书内容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组。第一组为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上古帝王的传说;第二组是有关周代建国的重要文献,突出反映了周公旦的政治活动;第三组为分属不同时期的、零散而孤立的档案。

    《尚书》各篇文体不尽相同,大多篇章为“记言”,少部分为“记事”或“言事兼记”。孔颖达《尚书正义》将《尚书》文体分为十类,失诸琐碎。稍事归纳,可以以下六类函盖之。

    第一类为“典”,例如《尧典》。上文已经指出,“典”本来就是“册”或“经”的意思,《尚书》篇名中的“典”,已含后世“经典”之意,表示尊崇。“典”的体裁并非当时的文献记录,乃后人追述之作,故文字相对而言比较浅显。“典”在《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

    第二类为“谟”,例如《皋陶谟》。“谟”与“谋”通,意为“谋划”、“谋议”。比如,《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的政治协商与谋划。“谟”体因系问答,也比较容易读懂。“谟”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也极少。

    第三类为“训”,例如《伊训》。“训”,就是“训谕”的意思。“逸书”之《伊训》据说记载商代大臣伊尹对商王太甲所作之训谕。不过,该篇经文已经失传,今本《尚书·伊训》系伪作,不能代表。非伪作的《高宗肜日》虽不以“训”名篇,实际上却是“训”体,可惜仅此一篇,孤立无援,难以深论。
    第四类为“诰”,例如《大诰》。“诰”,“告谕”之意。虽不以“诰”名篇而实为“诰”体者,如《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篇皆是。《尚书》中的“诰”,大都为君王对臣民的训话。比如《盘庚》三篇,记载商王盘庚对臣民所作的三次训话。又如《康诰》,记载周公告诫其弟康叔当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商人。“诰”体篇名的命名法则不够规范。或以训谕者命名,如《盘庚》、《康王之诰》;或以接受训谕者命名,如《康诰》;或以训谕内容命名,如《酒诰》、《无逸》;或取篇中词汇命名,如《梓材》、《多方》等。“诰”体数量接近非伪古文之一半,构成《尚书》最重要的部分。“诰”体多属讲话记录,因属上古口语,与如今口语差别甚大,而口语又往往欠缺文章的条理,难免重复琐碎,故“诰”体格外难懂。

    第五类为“誓”,例如《汤誓》。所谓“誓”,就是“誓师之辞”。“誓”体在《尚书》中所占比例仅次于“诰”体。“誓”体篇名的命名方法也不规范。有以人命名的,如《汤誓》为商汤伐夏桀之誓师辞。有以誓师地点命名的,如《费誓》与《牧誓》中的“费”与“牧”,皆为誓师地点。有以国名命名的,如《秦誓》为秦穆公在战后向其臣民所宣告的誓辞。还有以“伟大”命名的,如《泰誓》就是“伟大的誓言”之意。“誓”体往往为韵文,比如,见诸《孟子》的《泰誓》有这么一段:“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则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词句整齐,韵律分明,颇似诗歌。为何如此?因誓辞意在令大众记取,如同今日之宣传口号,有节奏韵律,便于记忆。正因为此,“誓”体也相对简单易懂。

    第六类为“命”,例如《文侯之命》。“命”,就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命辞”。比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天子对晋文侯的嘉奖令。属于“命”体的篇章在《尚书》中很少,不过因其常见于其他古代典籍,故也不难读懂。
    因《尚书》的篇章基本上为以上六种文体所函盖,故《尚书》的文体也习称之为“典谟训诰之文”。

    除去称之为“经文”的正文之外,《尚书》还有一个重要的附件,称之为《书序》。《书序》往往用寥寥数语以简略介绍《尚书》各篇的内容。比如,《甘誓》的《序》为:“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秦誓》的《序》为:“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有稍微详细的,甚至记载了年代;也有更为简略的,仅提及作者的名姓。《书序》显然有助于了解各篇的历史背景,不过,毕竟是后人所作,未可尽信。然而,由于《书序》自西汉就已编入《尚书》,又被普遍误会为孔子所作,故长期以来与《尚书》经文并重,被奉为不可怀疑的经典。
    其实,《书序》应当是出自西汉传授《尚书》的学者之手。即使当真出自孔子之手,也并非不可质疑。举例而言,《金縢》篇所叙大致如下:武王有疾,周公祈祷于天,愿以自己之生命替代武王。祈祷既毕,将祷辞收藏于金縢。所谓金縢,即金属箱匣,大约等同如今之保险箱。武王去世之后,其子即位为成王,年尚幼,周公摄政。外有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于成王。成王疑忌周公,周公一度避处东国。一日,雷电交加,成王及其臣下恐惧,发金縢,见周公之祷辞,深感惭愧,于是迎周公返国辅政如初。且不说此事的真伪,仅就其记载而言,《金縢》必然作于武王既死之后,也必然出于后人的追述而并非出自周公之手笔。而《书序》却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好像是周公亲自作《金縢》于武王在生之时。即使不以错误视之,至少是失诸严谨。又如上文提到的《文侯之命》,据《书序》当为周平王嘉奖晋文侯之令;而据《史记》,则当为周襄王嘉奖晋文公之令。二者相去百有馀年,史实不足,难以判断孰是孰非。
    《书序》总括篇名一百,不过,并非每篇皆有序文,有若干篇共一序者。比如,《康诰》、《酒诰》、《梓材》三篇共一序。至于有序文而无经文者,无从知悉序文之当否。《伪古文尚书》的伪经文,则显然是根据序文的指点编撰而成的。不过,序文往往过于简单,有时意思也并不明确,因而《伪古文尚书》的经文是否就能符合序文作者的本意也无从考核。例如,《旅獒》篇本来有序而无经,序文只有“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九个字。“西旅”,据说是西方某部落酋长国的名称。“獒”,据马融、郑玄之说,当读作“豪”,意思是“酋豪”。倘若根据马、郑之说,则所谓“西旅献獒”,意思当是:“西方旅部落酋长来朝献”。《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并未采纳这种解释,而是读“獒”为其本义“大犬”,从而写出一篇“西方旅部落国献大犬”的经文。由此可见《书序》不仅未必可靠,也并非只能有一种理解,绝非不可动摇的准则,仅可供研究《尚书》经文的参考而已。

    命运

    《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
     
    第一次劫难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第二次劫难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第三次劫难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古文《尚书》25篇,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其实,除此三次,《尚书》所遭劫难颇多。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秦之火,一也。汉博士之抑古文,二也。马、郑不注古文逸篇,三也。魏、晋之有伪古文,四也。唐《正义》不用马、郑,用伪孔,五也。天宝之改字,六也。宋开宝之改《释文》,七也。七者备而古文几亡矣!”

    体裁/《尚书》 编辑

    尚书正义谈到有两种分类法:
    六种说:典、谟、训、诰、誓、命;来自“可能是孔安国所撰”的古文尚书序。
    十种说:典、谟、训、诰、誓、命、征、贡、歌、范;来自孔颖达监修的尚书正义。

    目录/《尚书》 编辑

    孔子画像孔子画像
    虞书 尧典第一
    虞书 舜典第二
    虞书 大禹谟第三
    虞书 皋陶谟第四
    虞书 益稷第五[1]
    夏书 禹贡第一
    夏书 甘誓第二
    夏书 五子之歌第三
    夏书 胤征第四
    商书 汤誓第一
    商书 仲虺之诰第二
    商书 汤诰第三
    商书 伊训第四
    商书 太甲上第五
    商书 太甲中第六
    商书 太甲下第七
    商书 咸有一德第八
    商书 盘庚上第九
    商书 盘庚中第十
    商书 盘庚下第十一
    商书 说命上第十二
    商书 说命中第十三
    商书 说命下第十四
    商书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书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书 微子第十七
    周书 泰誓上第一
    周书 泰誓中第二
    周书 泰誓下第三
    周书 牧誓第四
    周书 武成第五
    周书 洪范第六
    周书 旅獒第七
    周书 金滕第八
    周书 大诰第九
    周书 微子之命第十
    周书 康诰第十一
    周书 酒诰第十二
    周书 梓材第十三
    周书 召诰第十四
    周书 洛诰第十五
    周书 多士第十六
    周书 无逸第十七
    周书 君�]第十八
    周书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书 多方第二十
    周书 立政第二十一
    周书 周官第二十二
    周书 君陈第二十三
    周书 顾命第二十四
    周书 康王之诰第二十五
    周书 毕命第二十六
    周书 君牙第二十七
    周书 冏命第二十八
    周书 吕刑第二十九
    周书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书 费誓第三十一
    周书 秦誓第三十二

    内容精要/《尚书》 编辑

    《尚书》孔子画像
    撇开伪古文 不说,介绍一下全书最重要部分———真古文33篇的内容精要

    《虞书》四篇记载的是我国上古唐、 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虞舜 ,虞舜和他的大臣皋陶 等人有关政治 的谈话等情节,这四篇都以虞舜为中心 ,所以称为《虞书》

    《夏书》 二篇中的《禹贡》 记载了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 ,另一篇《甘誓》 记载禹的儿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的誓师辞,都是夏朝 初期的事情。据传说,夏朝经历了400多年,这两篇所涉及的只是夏朝历史 的点滴而已。

    目前学术界 大多数人认为,上述《虞书》和《夏书》六篇都不是虞代和夏朝当时的历史记录 ,而是战国时期 ,甚至晚至秦代 的作品。其中只有《甘誓》一篇已出现于战国前期学者墨子 的著作中,文字和今本《尚书》大同小异。因此,这一篇的来源 较早,至少在战国时期 以前即已存在。

    《虞书》四篇中的个别词句 也曾被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引用过,但当时所见的篇文是否与今本相同,很有疑问。此外,从不同角度考察 ,这四篇似乎仍保存了不少有关尧舜时代 的可靠传说 ,所以仍不失为研究我国上古历史 的重要资料。《禹贡》一篇的内容,未见征引于前秦任何著作,可能出现的时间 最晚,但它是我国古代对地理面貌 做出综述的第一部文献学术价值 极为重要,人们现在普遍把它作为战国晚期 左右的地理文献 看待。

    《商书》 7 篇,除第一篇《汤誓》 记载商汤伐桀 的事情以外,其余6篇都是商朝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 三篇记载盘庚 迁都于殷的时候告谕臣民 的讲话。其余3篇都记载商朝末年的事,有两篇与商纣王 有关,和《周书》 中前一部的内容是直接相连的。这7 篇中,只有《汤誓》 被人们认为是后来追叙的历史传说 ,其余6篇都是比较直接的档案

    《周书》 20篇可以分为两部分 。前一部分包括从《牧誓》《立政》 为止的十四篇,这十四篇内容最为丰富,是全部《尚书》的精华 所在。它们集中地报导了周朝灭殷 (即商朝)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对殷人的统治 等情况,主要情节内容 以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 为中心人物;后一部分包括《顾命》 以下的六篇,其中《顾命》和《康王之诰》性质内容文字 来看,本是一篇,所以,也可以说是五篇。这五篇中,时代 早的属于西周前期,时代晚的属于春秋中叶。前三篇是周朝中央王室 的档案,后两篇则分属于鲁国秦国 。一般认为,《周书》二十篇大体都是可靠的真实档案文献 ,其中只有《洪范》一篇记载箕子对答武王 的谈话,内容全系五行学说 ,似乎应是战国时期五行学家兴起以后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五行学说起源很早,《洪范》 即其渊源。总之,抛开这一篇不说,其余十九篇都是我们研究周代历史 的重要原始资料

    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组。(一):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 ;(二):关于周朝建国 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重点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三):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 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 ,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

    《尚书》孔子和弟子
    《尚书》各篇的文体 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篇章是“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孔颖达在《尚书正义》 中把《尚书》 的文体分为十类,未免过于琐碎。我们现在归纳 一下,可以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典”,例如《尧典》 。“典”字在古代象形文字 中表示尊重的意思,所以,凡是受人尊重的书册 就称为“典”。“经典”、“典范”这类意义都是由此而来的。《尚书》中的“典”即“经典”之意。属于这种体裁文献 在《尚书》中所占的比例 是极小的。

    第二类是“谟”,比如《皋陶谟》 。“谟”字读音 和字义都与“谋”字相通,“谟”的意思 就是“谋议”。属于这种体裁文献 在《尚书》中也很少见。

    第三类是“训”,例如《伊训》。“训”就是“教训”的意思 。属于这种体裁 的文献,现仅存《伊训》 一篇。

    第四类是“诰”,例如《大诰》 。还有一些虽不以“诰”为篇名,但实际上也是“诰”。如《盘庚》《梓材》《多士》《多方》 等等。“诰”的意思就是“告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做“诰”。《尚书》中的“ 诰” 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 对臣民群众讲话。“诰”体大多记录讲话者的口语 ,一来由于商、周时代的口语和近代口语距离很远,二来由于口语本身不能像书面文字 那么有条理,往往重复琐碎,所以“诰”体文献 特别生涩难懂,也是《尚书》中最难理解 的部分。以致唐朝 的大文学家韩愈 也感觉“诰”体文章读起来结结巴巴很不顺口,故而评论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在这33篇中,属于“诰”体的文献 占了半数左右,是《尚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第五类是“誓”,例如《汤誓》 。“誓”一般指的是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 。属于“誓”体的文献在《尚书》中所占的比例仅次于“诰”体,是比较多见的。“誓”辞大多有节韵 ,最具代表性 的当属《秦誓》 ,其中写道:“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这里的“扬”、“疆”、“张”、“光”押韵,字句 整齐,韵律鲜明,犹如诗歌 一样。“誓”体力求简捷明了,所以比较容易读懂。

    《尚书》孔子授业图
    第六类是“命”,例如《文侯之命》 。“命”本来就是“命令 ”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命辞”,它们大多数是君王 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 时所宣布的命令。《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晋文侯 所发布的一道奖令 。属于“命”体的文献在《尚书》中很少。

    既然传说中《尚书》是孔子 编订的,而孔子又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因此,《尚书》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 的精髓。

    儒家思想归纳起来,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实行仁的手段 ,这就是“以仁为本 ,以礼为用”。它反对苛政滥刑,主张“为政以德”,在做人修养 上,注重发扬“仁”的品德 。《尚书》开篇便体现了孔子 这种主张以“仁政”治国观点 ,其中说道:“古时候的帝尧⋯⋯光辉广披四海,以至于天地上下、明察秋毫 而贤才兼人;亲近各族人民,各族人民既已和睦相处;使百姓 明辨是非,百姓所视明白;能团结天下万国,随着尧的德行的感化,风俗大和。”

    《尚书》孔子画像
    《尚书》中还记载:尧在位已70年了,想选择贤能之人以便禅位 。当时想推举四岳为继承人,四岳说自己德薄,不能有辱帝位。于是推选纯孝之人的舜,当时的舜以孝闻名天下,所以才被物色为天子 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儒家 倡导“以孝治天下”的思想

    儒家的“孝”与“忠”的思想 是相连的,俗话说: “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孔子 说“孝慈则忠”,所以说,忠于其君,忠于其国,必须以孝为基础 。我们在《尚书》中可以看见忠于人民的汤、武革命 。同时,可以看到两个忠于其君与其国的伟大典型,这就是商汤的伊尹 和周初的周公旦 了。尤其是周公旦,孔子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把他树为后世忠臣的楷模

    西汉董仲舒 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倡议后,从此在中国 开创了以儒家为正统学说的局面。因此,从西汉 开始,已形成了学习儒家的经典热。以后的董仲舒刘向郑玄韩愈朱熹王阳明 等人,步孔子的后尘,更加发展了儒家学说 ,这个学说根深蒂固地植于历代中国人民思想 中,成为我国人民的精神支柱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的思想始终统治着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 。由于《尚书》在儒学上的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封建主流社会备受推崇,对中国历史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此外,《尚书》中也反映出了儒家学派孕育中的民主思想《尚书·五子之歌》 里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就是说百姓国家 的根本,只有人民安定,国家才能昌宁。

    社会影响/《尚书》 编辑

    孔子讲学图孔子讲学图
    《尚书》包括 四代,大部分是号令 ,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

    汉代 传有《书序》 ,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 “经”,始于《荀子》 ;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 所传的五经 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 或《今文尚书》。

    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殆尽了。[2]

    专家点评/《尚书》 编辑

    《尚书》汉朝的时候,朝廷提出了统一思想独尊儒术政策 ,因而把儒家的经典定为官方学术研究科目知识分子 为了想做官,就大批的学习经学,于是经学开始大为盛行。当时各经都有不同的学派朝廷 对各经只选定某一学派作为官方规定的科目,这个被选定的学派便称为“立于学官”。汉亡后,魏、蜀、吴三国时期,古文经学仍盛极一时,仍尊重集经学大成的郑玄 (127-200年)的学说。魏国把郑玄的《古文尚书》 和其他著作立于学官,还刻了古文石经 ,其中包括《尚书》、《周易》《论语》 等,是在东汉灵帝 熹平四年(175年)所写的,又称《熹平石经》 。在当时物质条件 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将《尚书》等刻石为经,可见《尚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了。

    正因为《尚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 的正统,在人们的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历代都有不少文人政客 研究。比如东汉 著名经济学马融 ,又如前面提到的郑玄,他所注的《尚书注》 风靡一时,压倒了其他各个学派 ,甚至连他的老师马融《尚书传》 也相形失色。此外,清代的段玉裁孙星衍孙治 让等学者,他们都留下了关于《尚书》的著作。

    现代集《尚书》之大成者,应该是顾颉刚 先生(1893-1980年)了,在《尚书》学的研究工作 当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倡导应以科学态度 研究《尚书》,实事求是 地找出根据 ,以还《尚书》的本来面目。顾先生是今文学家 (今文学:研究《尚书》的学派之一),但他并不为学派的成见所囿,对今文二十九篇中的《尧典》《禹贡》《皋陶谟》 提出了怀疑,认为此三篇是战国时的作品 。顾颉刚先生对今文做出如此大胆的怀疑 ,等于是涉足了谁都不敢染指的禁区,在研究《尚书》的研究史 上尚属罕见。

    前面我们多次说过,《尚书》是很难读懂的一部古书。究竟难懂的地方 何在呢?主要在于它的时代 太古,它所用的字眼、词汇 、语义和语法结构 都是属于殷、商时代的上古汉语系统 ,不仅和我们今天的白话文不大相同,就是和我们所常见的一般文言文 也不相同。一般的文言文我们通常叫做“古文”,这种“古文”基本上是以战国 、秦、汉时代 的古汉语作为典范 的,但《尚书》中的汉语比这种汉语时代更古、形式 更有所不同,所以又比一般的古文 更难懂了。

    纵观古今,记载中国上古史的书品类很多,大抵为神话传说 ,令人难以信服。只有《尚书》,无论在史料价值 上、在儒家的思想上,都能被视为儒家经典 之一。它垂范后世已有两千多年了,并经过历代学者 千百人的刮垢磨光,历久弥光。

    妙语佳句/《尚书》 编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重现两千年前《尚书》/《尚书》 编辑

    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流散到境外的战国竹简。竹简数量约2500枚,其内容多为经、史典籍,大多在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从未见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今天上午,清华大学发布了两年来的研究成果。两年间,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完成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的编写工作,并于2010年底出版发行。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共整理出60余篇文献。本次面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共包括《尹至》《尹诰》 、《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九篇文献。九篇竹简都是以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字书写的,具有特殊的结构风格。其中部分篇章有传世本可相对照,对于推进楚文字研究有很大便利。

    重现两千年前《尚书》

    此次面世的九篇文献中,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传说孔子选编的《尚书》有百篇之多,但经秦代焚书,大多失传。汉初济南伏生只传28篇,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末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了16篇,后又佚失。从那时两千年来,清华简是首次发现《尚书》以及类似的典籍。《金縢》见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清华简也有《金縢》,但简上标题不是《金縢》,而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此外,简文与传世本比较,还有许多重要的差别,对于研究周初史事至为重要。清华简中还有性质类于《尚书》的前人未见的文献,如《保训》一篇,是焚书以来从来没有人知道的。简文讲述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武王的遗言,提到尧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很有哲学意义。

    学术疑难得以澄清

    《尚书》中的《尹至》《尹诰》是有关伊尹和商汤的重要文献,涉及商汤灭夏的史实,极为重要。其中的《尹诰》又称为《咸有一德》。把清华简《尹诰》与传世的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相比较,可以判断现存的伪古文系后人伪作,这对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影响非常深远。清华简《程寤》篇非常完整,详细记述周文王“受命”(称王代商)的传说,对于了解“文王受命”有重大帮助,弥补了千年来的遗憾。[3]

    最新研究称《尚书》确系“伪书”/《尚书》 编辑

     

    部分“清华简”。部分“清华简”。

    古老历史文献——《尚书》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清华大学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多年《尚书》的真正原貌,现今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挑选出100篇,这就是《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被称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就是根据梅赜所献版本编修。
    中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是后人编造。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通过‘清华简’,我们不仅看到了真正古文《尚书》的原貌,还可为多年来古文《尚书》真伪之争画上圆满句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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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泛指所有事物的演变过程,一般专指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个人的经历。简而言之,即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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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1-11-28
    [2]^引用日期:2010-04-25
    [3]^引用日期:2011-01-06
    [4]^引用日期:2012-01-05
    扩展阅读
    1《尚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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