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左传》全名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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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左传》图册

为解释《春秋》而作 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系中国现存首部详尽叙事的编年体史书 作者至今仍然是未解之谜

先秦史学最高成就 对《史记》等史学巨著写作风格产生巨大影响

2014-05-30《左传》:外交部援引史书回应美世界领袖言论百科档案

据《京华时报》报道:

  针对美方“起诉”5名中国军人涉嫌“网络泄密”一事,昨天,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表示,美方此举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势头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中美两军在这个框架之下的对话交流也随之中止。我们将视美方态度和行动作出进一步反应。

  针对有记者提出,最近美方就中国军方人员涉嫌“网络窃密”提出了一系列“证据”的问题,耿雁生指出,美方所说的“证据”,让其想起在本世纪初美方曾经宣称有充分证据证明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十多年过去了,结果是什么呢?国际社会至今没有看到美方声称的所谓“证据”,看到的是伊拉克人民遭受的巨大战争灾难。美国在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编造一些所谓的“证据”并不困难。

  耿雁生表示,美方这次“起诉”中国军人的举动,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势头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中美两军在这个框架之下的对话交流也随之中止。我们将视美方态度和行动作出进一步反应。

  ■其他发布

  >>中日关系

  中方有效应对日抵近侦察

  耿雁生说,5月24日,日自卫队飞机未经通报,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活动,对我空防安全构成威胁,干扰了正在进行的中俄军演。依据东海防空识别区规则,对于进入识别区活动的外国军机,中国军队视情出动战机进行必要识别查证,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在这次中日军机相遇过程中,中国军机飞行员的操作是专业的,符合中方相关政策规定。

  耿雁生表示,近年来,日方频繁派遣舰机抵近中国近海进行侦察监视,不时采取危险动作,危害海空安全,还动辄制造议题渲染紧张气氛。中国军队根据不同的空中威胁,采取相应措施,保卫国家空防安全,对日军机抵近侦察的危险行为,我们进行了有效应对,并掌握有确凿证据。

  >>南海问题

  中国军队不允许任何挑衅

  5月2日以来,越南多次派各类船只对中国在西沙群岛海域钻井进行干扰。对此,耿雁生表示,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军队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决不允许任何挑衅行为。中国军队已经在管辖海域建立了常态化战备巡逻制度,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坚决履行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职责。

  耿雁生说,当前,南海局势总体是和平稳定。中国与周边个别国家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存在一些争议,都是由其他国家挑起的,责任不在中方。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且保持了最大克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如有国家一意孤行,继续制造对抗,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相关回应

  外交部回应“美国将继续担任世界领导者”

  中国也曾是世界老大且不止百年

  昨天,在外交部发布会上,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将继续担任世界领导者,大概一百年”并表示将拿出50亿美元设立反恐伙伴基金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做过世界老大,并且还不止一百年。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看来当世界老大的感觉不错。我不知道在国际关系中有没有能够预测未来的章鱼保罗。”秦刚说,中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做过世界老大,并且还不止一百年。中国在历史上有过兴衰的经验和教训。

  秦刚说,我们今天牢记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部史书《左传》中所说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今天,我们在不断告诫自己,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不断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长治久安。

  关于反恐问题,秦刚强调,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合作,合力打击,在反恐问题上尤其不能搞双重标准。

  在提到美国“起诉”5名中国军官一事时,秦刚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决不接受,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全世界都知道在网络窃密、监听、监控这些问题上美方的所作所为。现在应该反躬自省的是美方。自己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承认错误,不要再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强词夺理。当大国,不能霸道,应该给别人出路,考虑别人的关切,相互尊重。

  “不能自己一套标准,别人一套标准,不能宽于待己,严于律人。否则老大怎么当?”秦刚说。

  >>百科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左传·庄公十一年》释意: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中文名: 《左传》 作者: 左丘明
类别: 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

目录

《左传》 - 简介

《左传》《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左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左传》《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中国春秋历史的史学名著。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阇(盲史官)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编成了《左传》这部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看,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瞽阇)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能真正理解《春秋》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左传》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左传》 - 编者简介

《左传》《左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丘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左传》《左传》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般都认为《左传》之作者为左丘明,此说最早见于《史记》,两至隋的学者都奉之为权威,自唐以降,始有学者质疑。关于《左传》之作者,有如下几种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看法:一、有人认为是吴起。因为《左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于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阻挠其变法。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二、有人认为《左传》对楚国记载得绘声绘色,看来作者精通楚语。三、有人认为《左传》为鲁国史官左氏所作,也许此左氏为左丘明之后。四、《左传》记载的孔子的许多言论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合。当初,孟子卒而儒家分,所以有人认为《左传》为儒之别派所作,与儒之正统派是有所不同的。

《左传》中有许多古字,与考古得到的春秋铭器吻合,而且许多字词含义和用法不见于战国及后世,当为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人所作无疑。就传统观点来说,《〈春秋〉经传研究》作者认为《左传》为左丘明所著可信,并列举论据,的确说得有道理。《左传》称鲁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鲁事甚详,皆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其作者为鲁国人无疑。再观《左传》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之好友所称孔子。好友者何人?左丘明也。《左传》深得《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公羊》、《榖梁》为胜,其人必亲与夫子论史,而深明夫子之理。
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而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

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存疑也。而自唐以降,对左丘明作《左传》质疑者众矣,且也能出示论据。然今未有定论,未有确凿之证据表明《左传》确为某人所作,姑当从传统之说,以左丘明为《左传》作者。

《左传》 - 写作年代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需要谈到的是,晋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惠王墓,发现了一大批失传已久古籍,其中就有一本叫《师春》,里面全是照抄《左传》的卜筮原文。所以看来《左传》成书于魏惠王去世前。《左传》中对田氏代齐的预言是“八世之后,莫之于京”,为什么不说“十世之后,代齐为王”(公子完为第一世,田和为第十世)呢?“莫之于京”并不肯定田氏一定代齐,而如果作者能看到田和代齐,则不会这么预言了,因此可以肯定《左传》作于田和代齐之前。

《左传》 - 思想内容

《左传》《左传》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 - 特点与品评

《左传》《左传》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弒﹑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季孙氏﹑田成子﹑晋国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 《春秋》谨严﹐ 《左氏》浮夸”(韩愈 《进学解》 )﹐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像﹐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像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殽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十二年)﹑齐晋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一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殽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冑﹑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罃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 《艺概.文概》 )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邲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兵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兵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 ﹑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 ﹐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 - 问题讨论

《左传》《左传》

《左传》无经之传考,《公羊》《榖梁》《春秋经》的传,这一点从来没有人发生过怀疑。《左传》则不同。除了有大量的无传之经外,还似乎有为数众多的无经之传。人们不禁要问:《左传》既是解经的,为什麽会有这些无经之传呢?於是《左传》的性质亦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遂发生了问题。

自从刘歆提出要将《左传》立於学官以来,争论就开始了。不管西汉博士出於什麽动机,他们所持的“《左氏》不传《春秋》”的观点却开启了此後将近两千年间一些《左传》研究者的疑窦,从而使《左传》与《春秋》的关係成为研讨的课题。西汉博士的论证虽然没有留传下来,但既然说“《左氏》不传《春秋》”,那麽人们很容易导出“《左传》与《春秋》是两本不相干的书”这样的推论。现在所知最早明确作出这种表述的是晋人王接。王接说:“《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1既然不是为解经而“发”,那麽《左传》当自有作意,自是一部不依赖於《春秋经》而独立存在的著作。到了唐代,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左传》的史书性质。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繫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2这麽一划分,便把《左传》与《春秋》剥离开了,两书连性质都不同,怎麽会是一回事呢?宋人疑《左传》的就更多了。朱熹说:“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3虽说祗是区分三传,其实距否定《左传》之解经,也就祗有一步之遥了。刘安世说:“读左氏书,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後通矣。”4这话更加明确,大有离则双美、合则两伤之意。

平心而论,这一派的意见是很有些说服力的。经、传之不能完全契合,特别是“无经之传”的大量存在,应该说是引起人们疑心的主要原因。此外,《左传》中虽也有不少解经的内容(包括“君子曰”、“五十凡”、解经语等),但这些东西都有很明显的嵌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清儒皮锡瑞曾经举“郑伯克段于鄢”一段为例,指出在“太叔出奔共”一句下硬加上了“书曰……难之也”一段解经的话,致使本来与上文紧密相连的“遂置姜氏于城颍”的“遂”字显得上无所承,突如其来。因此“书曰”云云显然是被人後加上去的。5这一发现当然是支持《左传》本与《春秋》各自为书的说法的。那麽,究竟是谁将“书曰”、“君子曰”之类的解经语加进去的呢?

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是刘歆改造了《左传》,加进了解经语。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6到了清代,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详细论证了刘歆是怎样把先秦旧书《左氏春秋》改编为《春秋左氏传》的。後来康有为继承其说,进而提出刘歆割《国语》、伪造《左传》的新说。刘、康的观点儘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左传》(这里指刘歆以前的“左传”)与《春秋》本是不相干的两部书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一点恰是《左传》问题的要害所在。刘、康的意见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影响至为深远。在本世纪初期,不少著名学者都是信从刘歆伪造说的。

学问之道,有如积薪,总是後来居上。现代学者的研究,又彻底推翻了刘歆伪造说。研究表明,那些所谓由刘歆加进去的解经语、“君子曰”等等,在刘歆以前早已存在了。司马迁曾经引用过,先秦诸子也曾经引用过。这对於刘、康的说法无異於釜底抽薪。时至今日,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已很少有人相信刘歆伪造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疑点依然存在。《左传》之“述史”部分与“解经”部分之不相融合是不争的事实。大量“无经之传”的存在也有目共睹。怎样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乃是摆在现代学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左传》 - 文学色彩

《左传》《左传》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左传》 - 后人注释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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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或简称史,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有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历史泛指所有事物的演变过程,一般专指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演变情形,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个人的经历。简而言之,即为对过去事实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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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
1红袖添香:《左传》之作者
2《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
3《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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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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