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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挺进报》

    《挺进报》于1947年7月开始出刊。前期是按照列宁讲的“报纸既是宣传者,又是组织者”的原则来办的,《挺进报》主要是在党内和可靠的外围群众、积极分子中传看,搞“攻心战”则是后来的事。当时,市委领导的还有一个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它和《挺进报》有分工,《反攻》主要登政论性文章,《挺进报》主要登新闻消息,配小评论。从7月开始,一个礼拜,至多两个礼拜出一期,消息来源原来是靠香港新华社寄来,但没有保证,以后就主要靠组织上提供的电讯稿了。当时收到的抄写的电讯稿中,经常有的只记了一半,下面括弧注明:“外面有人,暂停”。解放后才知道,这是成善谋烈士收听记录的新华社广播稿。我们虽然和成善谋早就认识,但当时并没有想到是他在担任这一工作。

    编辑摘要

    目录


    创刊背景/《挺进报》 编辑

    近代史上的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全国抗日军民经过八

    《挺进报》《挺进报》所用油印机
    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把野蛮、残忍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国门。而安居在陪都重庆的国民党蒋介石,却忙着撷取胜利果实,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战后的中国伤痕累累,人民希望安定、和平、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代表战后人民的强烈愿望,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毛泽东亲赴重庆,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是国统区革命舆论的中心。它成为中国共产党联系进步群众的重要渠道。1946年6月,蒋介石全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在全国范围内挑起了内战,中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悍然封闭了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3月5日,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庚即,重庆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宪、特进行全市性的,大规模的逮捕,妄图把中共地下组织、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网打尽,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沉闷,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渴望听到党的声音,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它的诞生,象黎明的一道曙光,为浓雾弥漫的山城带来了一线希望。《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是一种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下,在重庆市出版的“灰皮红心”的杂志,主要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吴子见等。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被迫撤走后,《彷徨》失去了领导,但几个同志决定继续按“灰皮红心”的方针办下去,隐蔽下来,以待时机,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1947年4月,他们无意中收到一卷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极为兴奋,如获至宝。就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他们都有如此办理。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重庆市委的重视。1947年7月,市委委员彭咏梧与刘熔铸接上了关系。市委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以这份“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的地下机关报。并决定《彷徨》停刊,由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吴子见几人分别负责地下机关报的出版工作,经他们商议,将这张小报定名为《挺进报》。先后由彭永梧、李维嘉领导《挺进报》的工作。1947年11月,《挺进报》成立特支,由刘熔铸任书记,后刘调走,由陈然担任《挺进报》特支书记。

    简单介绍/《挺进报》 编辑

    《挺进报》的“机关”就设在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也就是陈然的家里。这是一幢一楼一底

    《挺进报》《挺进报》旧址
    的房子。楼下是车间,楼上住着陈然的母亲、妹妹、姐夫、保母等一大家人。这里,地点偏僻,背靠山坡,三面有围墙,厂大门侧对江面,隔江远离市区,人员单纯。楼下车间七、八个工人,由陈然任该车间的管理员,平时全靠他在外接点机修活路,维持大家的生活,工人们都尊称他为“陈先生”。陈然也常常尽自已所能接济工人师傅们。《挺进报》的编、刻、印工作在这里进行,显然就比较合适。1947年6月,《挺进报》的第二期编印工作在陈然的家里加紧进行。《挺进报》的工作室在楼上陈然住房傍边,原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蒋一苇的刻版工作是在白天进行,而陈然的印刷工作是在夜间进行,需要非常的隐蔽。陈然见房间的木板壁有许多缝隙,就用一层厚纸糊住,关上窗户,挂上一床毯子,电灯用黑纸做了一个灯罩,就避免了因通宵开灯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为防敌人的搜查,陈然不用油印机,他采用一个简易安全的办法。他用图钉把刻好的腊纸一方钉牢在桌子上,用光滑打磨过的竹片带替滚筒,蘸上油墨在腊纸上刮印,印完后烧掉了竹片,就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了。重庆的7月,气温炎热。陈然戴着手套精心地印着腊纸,十几张下来,纸上就出现许多小麻点,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四张腊纸印完,才勉强凑足六十多份,远远没有达到市委要求的300多份,陈然心里一阵难过。一傍的老苇一面安慰他,一面重新刻写腊纸,直到重新刻三次,终于凑足200多份。第一期《挺进报》出版后,为了提高印刷质量,陈然在小屋里一遍又一遍的试验、改进。由于天气热腊纸易熔化,他跑遍市内各家文具店,买来不同牌号的腊纸、油墨、纸张,反复的琢磨,试验。最后,他终于将一张腊纸印了一千份。1948年1月,陈然接到印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时,特别兴奋。他连续工作了三个夜晚,才把毛主席的讲话印完。他还精心地套印了有毛主席形象的双色封面。一本精致的32开的小册子,展现在他的眼前,一点数,足足有2500份。陈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挺进报》的发行,最初采取“对内发行”为主。依靠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或邮寄,使《挺进报》象一股地下热流,从长江南岸把党的声音传到了学校、工厂、社会。它成为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团结群众进行反蒋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人们争相传阅,先睹为快,把它看成是“小《新华日报》”。有的地区,如合川、垫江等地,还专门组织力量翻印再版。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挺进报》象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匕首,起到了教育人民、鼓舞斗志的作用。1948年,《挺进报》特支,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发行方针改变为“对敌攻心”为主。内容除报导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发表了《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人员》、毛主席《论大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章。1948年第44期上这样写着:“……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解放的钟声已经响彻全国,人民进军的号角已在四川边境吹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挺身而起的时候了,我们以坚决的行动,迎接胜利的解放!”

    《挺进报》被破坏/《挺进报》 编辑

    《挺进报》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敌人大小头目的手里。《挺进报》的声音,震得敌人惊惶、恐惧,动摇和沮丧。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追踪、搜寻、捕杀办《挺进报》的共产党人。有一天,一个叫刘胡子的地下党员,来到国民党行辕门口,对卫兵说要找行辕主任朱绍良。卫兵打电话后说:“不在”,刘胡子从身上摸出信,让卫兵转交给他,并要其打了收条。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当朱绍良打开这封“亲启”信,看见是一份《挺进报》时,气得暴跳如雷地说:“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搞到我头上来了,这还了得!”盛怒之下,他把二处徐远举狠狠训斥了一顿。并命令他立即会同军统、中统、宪兵、警察等特务机关限期破案。徐远举拿着手令,组织了二百多个侦破小组,犹如蜘蛛网一般,条条丝都伸向《挺进报》。1948年4月初,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市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敌人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顿时重庆上空布满了乌云。1948年4月19日,陈然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彭云。”陈然不认识写信人的笔记,但他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报警信,要他迅速离开重庆。他对姐姐(佩韦)说:“我的工作还没有谁来接替,我不能走。”他冷静而又气愤地说:“看来我们内部出了叛徒。叛徒比敌人更凶恶,更可恨!因为他知道我们地下党的一些情况。”陈然准备迅速和负责编刻《挺进报》的蒋一苇联系,商量后再定。就这样,陈然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四月22日的傍晚六点多钟,几个声称是查户口的人闯进了工厂。工人吴树华看来势不妙,就拦住他们,并故意大声地向楼上喊道:“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在家吗?查户口的来了!”特务恶狠狠地揪住吴师傅问:“你这鬼老头,在这里叫什么?”“少罗唆,跟老子快滚开!”特务把吴师傅赶跑了。陈然的妈妈在楼上首先听见,并会意地往下回答说:“他过江去了,还没有回来呢!”正在楼上印《挺进报》第23期的陈然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急忙收拾“纸张”等物品。他迅速关上灯,拉开窗户,欲跳楼逃走。不料,特务已包围了围墙四周。10余名特务拥上楼梯,见陈然这边的门关着,就去敲门。陈然的妈妈说:“里面没人。”特务不信,凶狠地吼道:“房门是闩着的,里面怎么没有人!”特务使劲地砸门。只听下面的特务拉枪栓,并大声喊道:“你要跳窗子,我就要开枪!”房间里的陈然,回过身来,打开了房门。特务们一拥而入,狰狞地看着那一叠叠墨迹未干的《挺进报》,如获至宝。特务们扭住了陈然,推出门外。陈然的妈妈怒声嚷辨着。陈然对特务厉声说:“你们慌啥,走就走嘛!可我得和娘说几句话!”陈然让妈妈到屋里给他拿些换洗衣服,他又把手表、钱包、钢笔等物送给娘,从桌上拿了两个馒头,用开水送着吃完。然后他昂首挺胸,跨向门边,蔑视地朝特务们大呵一声:“走!”在茫茫的夜色中,陈然被特务们拥着,渐渐地消失在野猫溪的石溪路上。夜幕下的长江,仍在静静地流淌。小楼里,母亲对儿子的呼唤在河畔回荡着。而陈然从此再也未能回到他日夜操劳的工作室,未能回到他的母亲身边。在“渣滓洞”的刑训室里,敌人面对这个神情安定的年轻人,无以为计。徐远举怒不可遏。刽子手们轮番使用酷刑折磨陈然,威逼他交出自已的党组织和同志。陈然一次次的昏死过去,醒来面对敌人的狂吠和狰狞的面目,仍是坚决地把头摇一摇,就是不交组织和自已的同志。年仅26岁的陈然,意志如此坚不可摧,让敌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明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磅礴天地的精神,是中国无数英雄儿女的傲然正气。陈然崇尚这真正伟大的气节。他早在1947年的《彷徨》新五期“小论坛”杂志上就发表过一篇题为《论气节》的文章。他大谈革命的气节,颂扬民族英雄文天祥,赞美为科学真理而献身的哥伯尼、伽利略等。他不仅是用笔墨畅扬了一篇“正气歌”而且是用自已短短26年人生历程去实践他所确立的人格高度。最后,他用生命和鲜血展现了“临难勿苟免,以身殉真理”的崇高气节,不愧为坚贞刚毅之高尚节操的典范,就连敌人也誉他为“慷慨悲歌之士”。陈然年轻的身影,随着共和国黎明的到来而消失了。他于1949年10月28日牺牲在重庆大坪刑场。他和难友们临牺牲前高亢的国际歌声,震颤了山城。他们正义的呐喊,让行刑的刽子手双手发抖。人们深深地记住了那身中数弹仍巍然屹立的青年陈然;记住了那为山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送去一道曙光的《挺进报》。烈士故居的南岸人更记住了那长江边上的小楼。为了这难以忘却的纪念,我们把烈士的故事代代相传,为宏扬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为中华的振兴而奋起!

    相关联接/《挺进报》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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