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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本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根据最新版的日本六法全书,译出日本民法典(含施行法及附则)、不动产登记法、户籍法、建筑物区分的有法、借地借房法等民事法律共15件,全面反映了当今日本的民事法律体系。这种民事法律体系对正在完善民事立法的我国,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价值。

    编辑摘要

    目录

    内容简介/《日本民法典》 编辑

    本书根据最新版的日本六法全,译出日本民法典(含施行法及附则)、不动产登记法、户籍建筑物区分的有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法、借地借房法等民事法律共15件,全面反映了当今日本的民事法律体系。这种民事法律体系对正在完善民事立法的我国,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价值。本书译者序中详细介绍了日本近代民事立灶的沿革,便于读者深入了解日本民法的发展史;书后附汉语拼音序的民法事项索引,便于读者检索。本书是从事对外经贸外事民事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和民法教研人士的必备工具

    内容概述/《日本民法典》 编辑

    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变法”,而变,只是把西方法制移植到日本,用以取代全部旧有的法制。对于外国法的全面的、彻底的“继受”’像日本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被动的、强迫的继受,如当一个国家或地区被另一国家灭亡或征服、侵占时除外)。
    在这次对西方法制的继受中,日本在短短的十年内,制定公布了8部法律法典:刑法(1880年)、刑事诉讼法(1880年)、(明治)宪法(1889年)、法院组织法(1889年)、行政诉讼法(1890年)、商法(1890年)、民事诉讼法(1890年)和民法(旧民法、1890年)。其中有的简直就是外国法律的翻译。例如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那时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即使是这样,这种立法的规模和速度也是令人惊异的。一个东方的封建国家,原来什么近代法律也没有,在十年内一变而与欧洲的一些先进国家(如法国德国)“并立”(这一点正是当时日本的先进志士所企求的),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而且这些法律中,如明治宪法(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一直施行到二次大战之后才被迫废除;民事诉讼法施行了三十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这些清形都成为研究日本法制史和比较法学的人们注意的焦点。
    在这8部法律中,只有民法很是特别,是上述情形的一个例外,这一点更引人注意。围绕着民法发生的“法典论争”,被人们以之与发生在德国的法典论争相提并论,议论不休。
    1890年公布的日本旧民法后来被1896年和1897年公布的新民法所取代,后者一直施行到今天。这部民法典是亚洲的第一部完整的、直追法国、德国民法典的民法典,还要早于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今天我们研究它,也还有现实的意义。
       二、日本民法的制定经过
    (一)急于制定民法的原因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立即着手制定各种法律,甚至直接翻译外国的法律,将之作为日本法律而公布。当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总的说来,这是维新后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统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但是在当时却有特殊的原因。这就是想要通过调整人民间的民事关系,为国家的“富强”打下基础。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对外的原因,即改订不平等条约的需要。当时法国、英国、美国、荷兰等都与日本订有不平等条约,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决定权。前者使日本处于殖民地地位,感到屈辱,后者减少政府的税收,阻碍民族资本与国内产业的发展。明治政府与外国交涉,外国政府均以日本必须整备法制,建立与欧洲各国相同的民刑诉讼审判制度为要挟。明治27年(1894),日本与英国签订条约,以后相继与各国订约,修订以前的不平等条约,还是以重要法典(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等)的施行为条件。
    日本政府急于制定与欧洲各国类似的各种法律的急迫心情,可以从制定民法的情形看出来。一方面忙于翻译外国法律,一方面频繁地设置、改设各种机构。早在明治3年(1870年),日本政府在大政官之下设制度调查局,以江藤新平为长官。江藤即命令箕作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甚至指示说:“尽快地翻译,有误译也无妨”,打算就之修改后即作为日本的民法。以后甚至把制定民法的工作一度交给外务省以求速成。以后又聘请外国人来工作。这些说明,“条约改正”是当时(明治初二十年内)最大的政治问题,而其前提则是“近代典之完备。”
    这一点,在刑事法律方面比较容易,所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在1880年制定公布。民法则几经周折,10年之后才得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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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民法”/《日本民法典》 编辑

    明治6年(1873年),日本政府在司法省设民法编纂课,于明治9年(1876年)着手起草民法,到明治11年(1878年)完成初稿。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请法国专家来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明治13年(1880年)在司法省设民法编纂局,加紧起草工作。民法编纂局一度划归外务省,后来又归司法省,由法国专家负责财产法部分,另由日本人负责亲属法部分,最后在明治21年(1888年)完成草案。明治23年3月与10月,分两次将经过立法程序的民法公布,定于明治26年(1893年)1月1日施行。这次公布的民法,被称为日本的“旧民法”。
    旧民法基本上以法国民法为兰本,分为人事编、财产编、财产取得编、债权担保编、证据编,共5编1760条。内容也大体上与法国民法典相同,关于人的能力和亲属关系在人事编,继承、赠与、遗赠、夫妻财产制都在财产取得编。在继承部分规定了家督继承制度。在财产编中规定了公用征收、水利等行政规定。从法国民法典承继而来的这些编制方面的缺点,如物权债权不分、继承与夫妻财产制列入财产取得编,在民法中加入了程序法(如证据编)和有关行政的规定等,在当时(1988年)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当然显得落后,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大的问题。这部民法仍预定于1893年施行。可是由于其他的原因,终于发生了典论争而使这部民法夭折了。

    “法典论争”/《日本民法典》 编辑

    日本的旧民法是以法国民法典为兰本的。早在制定之初,就把财产法部分委托给从法国聘来的专家(巴黎大学教授布瓦松纳)(这位专家先受聘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这两个法律很快被日本接受,于1880年公布施行),把亲属法部分交给日本学者,并且要求后者注意日本固有的风俗习惯。可见当时已经注意到这两部分的不同。
    在公布的旧民法里,财产法部分不用说,基本上是以法国民法典的精神为指导的,其内容也与法国民法典相同。这一方面,没有引起人们的异议。亲属法部分虽然也保留了一些日本固有的制度,如家制、“家督相续”(身份继承制)等,但因当时主持工作的人究竟受到法国民法的影响,旧民法中的人事编就成了被称为体现“西方原则”的法律,其中散见着一些具有“近代性”的规定。如在形式上,采用了先规定婚姻、接着规定亲子关系,最后才规定家长和家制的欧洲式序列(在东方古老的传统里,应该是先有“家”,而后才有夫妻关系和子女)。关于亲、姻亲和配偶的划分也是西方式的。在内容上,虽然保留了家长权,却不承认家长权(户主权)的核心之一的家属居所的指定权,对家长也没有授与对家属婚姻的否决权(无效诉权),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家长的权力;关于家督相续人(身份继承人)因婚姻和收养而离去家庭,不予禁止。这些规定与以后的新民法(1898年)比起来,显然是具有更强的“近代性”。因而在旧民法公布前,这些已受到指摘了。
    旧民法公布后,人事编立即受到批评,许多人认为旧民法无视了日本的“固有的淳风美俗”,特别是破坏了家族制度。这样就形成了对旧民法拥护和反对的两派,而展开了“法典论争”。

    《日本民法典》


    早在1889年(公布前一年)就出现了反对意见,公布后,反对意见与拥护意见逐渐增多,论争逐渐激烈。这两方面与日本法学界原已存在的两个学派结合到一起,形成两个严峻的阵营。拥护派的中心是倾向于自然法的法国法学派,当时称为“断行派”(立即施行派)。反对派则以倾向于历史法学的英国法学派为中心,称为“延期派”(延期施行,然后进行改废)。这样,法律意见之争与流派之争、学派之争相结合,再扩大到政治思想和主张不同的派系之争(具有自由民权思想的政见者当然加入拥护派,主张以家长制为基础而建立保守的国家的国家主义者加入反对派),这种论争日益剧烈。延期派提出,这部民法破坏了日本立国的基础——绝对主义的家长至高无上的家族制度,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精神不符。家长权是尊严的、不可动摇的,正如天皇的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动摇家族制就动摇了“大日本帝国”的立国之本。这样,法典论争由学术之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由民法范围扩展到宪法与政治文化各方面。1892年,穗积八束在《法学新报》(反对派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民法出而忠孝亡》,论争达到白热化,而且反对派的势焰已不可当。
    论争当然反映到政府和议会里。当时,商法(在德国顾问主持下制定公布的)方面也出现了问题,都引起了议会里的斗争。当时议会里的议员多是具有保守思想的上层人士(特别在贵族院),结果是想得到的。明治25年(1892年),两院(贵族院和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相继通过了民法商法延期施行案,将民法和商法的施行期都延长到1896年年底。法典论争以延期派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日本的具有“近代化”因素的民法夭折了。
    日本的法典论争显然是两种思潮的斗争,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与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斗争。随着“断行论”的失败,当时日本初露端倪的自由民权思想被压下去了,通过维护家族制度而维护天皇制度的思想站稳了脚跟。
    有人指出,日本的旧民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只此一点,就是对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一个冲击。在大多数议员都是多妻者的情形下,议会是当然不会通过的。[1]这种说法虽然偏激,却道出了事情的实质。
    (四)新民法
    旧民法施行延期后,日本政府着手重新起草民法。明治26年(1893年),设置典调查会,以伊藤博文为总裁、西园寺公望为副总裁,以穗积陈重、富井政章、梅谦次郎三人为起草委员,另以数十人为委员。这次起草,在维持日本旧有习俗、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原则下,特别参照当时的德国民法第一草案进行,于1895年完成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编,次年这三编在议会通过,于当年4月27日公布。亲属编与继承编于1898年通过公布(同时公布的还有《法例》与《民法施行法》)。全部民法于1898年7月16日施行。这是日本的“新民法”,又被称为“明治民法”。这部民法一直施行到现在。其中亲属编与继承编在二次大战后经过了重大修改。[2]公布新民法的同时,将以前公布的旧民法废除。
     三、日本民法的编制与内容

    编制/《日本民法典》 编辑

    日本的新民法明治民法在编制上改依德国民法典,分为5编。第l编《总则》,分为人、人、法律行为、期间、时效6章。第2编《物权》,分为总则、占有权、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留置权、先取特权、质权、抵押权10章。第3编《债权》,分为总则(债权的标的、债权的效力、多数当事人的债权、债权的让与、债权的消灭)、契约(又分为总则与赠与、买实等14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4章。第4编《亲属》,分为总则、户主及家属、婚姻、父母子女、亲权、监护、亲属会议、扶养的义务8章。第5编《继承》,分为家督继承、遗产继承、继承的承认及抛弃、财产的分离、继承人的旷缺、遗嘱、特留分7章。
    总则编是以德国民法典为兰本的。物权编和债权编的顺序没有依照德国民法典(巴伐利亚民法草案的顺序),而依撒克逊民法,物权在债权之前。“占有”被规定为“占有权”。永佃权是日本特有的。先取特权来自法国民法。
          亲属编显然与旧民法的规定有所不同。把“户主及家属”放在开头,回到“以家统率个人”的封建原则。继承编里也是家督继承和遗产继承分开。编制上的这些地方已看得出“新民法”的“新”之所在。

    内容/《日本民法典》 编辑

    日本民法(不再称“新民法”)的各部分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就民法的全部说,其中的两大部分即财产法和身份法(亲属编和继承编)是矛盾的。财产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权不可侵犯、契约自由、个人责任的三大原则为指导的,符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近代法律。身份法则是建立在封建的、家长制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不承认家族成员(包括家属、妻、子女)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的法律。表面上,似乎这两部分互不相关,两部分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不同的原则上,互不影响。实际上,经济关系和身份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身份上的支配关系与经济上的平等关系是互不相容的。在中世纪的农奴制之上不可能存在自由平等的身份关系,就是这个道理。
    日本亲属法的基本在家制。家的核心是户主(家长),户主为进行其对全家族的支配(统治),拥有强大的户主权。在日本旧民法中,稍稍受到削弱的户主权,在新民法中得到加强。户主权的内容主要有:(1)对家属的居所指定权(明治民法第749条);(2)对家属入家去家的同意权(第735、?37、738、;43条);(3)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同意权(第750、776、848条);(4)对不服从统治的家属进行制裁的离籍权与复籍拒绝权(第741、749Ⅲ、750条);(5)对家属的婚姻、收养的撤销权(第780条)等。明治民法中规定的户主权,较之明治维新前封建社会家族制度中的强大的户主权当然略有不同,但仍足以对家族进行统治,加上旧日习惯力量的影响,户主事实上具有较民法规定的更强大的统治力。户主的这种地位,又因家督继承中的全部财产独占继承而得到加强。
    在这种家族制度之下,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从属于维持“家”这—最终目的。在法律上必然表现为男尊女卑、夫尊妻卑等等。法国民法典中原来也有许多限制妻的能力的规定,例如要夫经夫的许可不得进行诉讼(第2l5条),妻未经夫同意,不得为某些法律行为(第217条),但法律同时规定了补救办法(如审判员得许可妻进行诉讼,法院得经妻的请求许可其实施法律行为,第218、219条)。但日本民法硬性规定妻的能力是受限制的。因而在日本民法里,妻与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并列为无能力人。
    日本民法里的家制自始至终是新旧思潮的斗争焦点。这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民法中的问题,而且联系到宪法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在明治宪法的整体体制之下,家为国之本,家长(户主)制与天皇制是一脉相承的。忠孝一本,否定对家长的孝,也是否定对天皇的忠。“民法出而忠孝亡”,当然是绝对不可以的。
    在财产法的内部,也存在着矛盾。日本民法物构权编里的永佃权就是从封建的地主佃农关系沿袭下来的封建的不平等关系。永佃权(永久耕作权)称为“永”,而民法规定不得超过50年(第278条),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德川时代还允许农民对自己开垦的土地有永久耕作权)。在永佃权里,有许多不利于农民或对农民极其苛酷的规定,如永佃权人只要继续两年怠付佃租或受破产宣告时,地主就可请求消灭永佃权(第276条),又如永佃权人即使因不可抗力而减少收益受到损失,仍不得请求减免佃租(第274条),第275条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连续3年全无收益,或在5年以上期内收益少于佃租时,可以抛弃其权利。这一条表面上是授与永佃权人一种“权利”(抛弃),实际上是将土地交给地主。第272条又规定,地主可以约定禁止永佃权人将永佃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出租。总之,永佃权人完全是—个无权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是违反近代民法的精神的,只能说它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关系。[3]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封建气息的民法典,仍然不能见容于日本的一些卫道士。原来,在个人主义的财产法之下,承认家属个人享有财产而且准许其积累财产,家属在经济上有了地位和实力就会发生“独立”思想,他们对户主的“恭顺意识”和孝心就减弱了,这当然是对封建家族制度的冲击。大正8年(1919年),日本政府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建议,设置临时法制审议会,着手对民法的亲属继承两编进行修改,主要是要恢复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法制审议会于大正14年(1925年)和昭和2年(1927年)先后提出对两编的“改正要纲”。日本政府设立民法改正调查委员会对民法进行修改。正在要进行修改时,日本战败,这个工作被搁置了。如果不是这样,真正不知这个“新民法”又会改成什么样。[4]
      四、日本民法在战败后的发展
    早在日本投降之前,1945年7月26日,美国、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与英国领导人发布波茨坦宣言,就提出:“日本国国民间的民主主义倾向应予恢复并加强,日本国政府应消除一切障碍。”日本投降后,在盟国占领下,日本国宪法于1946年11月公布。宪法第24条规定,关于婚姻与家族的法律,应该在“个人尊严与两性实质的平等”原则下制定。因而民法中亲属继承两编必须作根本的修改。宪法定于1947年5月3日施行。要在这个日期前修改民法是来不及的。于是决定采取应急的措施,于1947年公布《关于日本国宪法施行后民法的应急措施的法律》,把民法后两编中与宪法精神抵触的规定废除,制定一些补充规定。这个法律与宪法同日(5月3日)施行,到1947年年底为止。
    1947年12月22日《修改民法的一部分的法律》公布,于1948年1月1日(《应急措施》失效之日)施行。这个法实际上就是对民法第4、5两编(亲属编与继承编)的修改。这次修改就是贯彻宪法第24条的精神,将这两编里违反个人尊严与两性实质上平等的规定概予删除。其中主要有关于户主权的规定、家督继承的规定。结果,把明治民法中第4编第二章(《户主及家属》)全部删除、其他有关夫妻不平等的规定予以删除、有关亲权的规定大多删除。把第五编第一章(《家督继承》)全部删除。
    这样,基本上消除了第4、5两编中的封建性,使这两编也与前三编一各成为“近代化”的民法。1947年重新公布、1948年施行的民法第4编(亲属编)与第5编(继承编)被称为《新法》
    在《新法》的制定过程中,眷恋旧法的人虽然不敢公然反对这次修改(不敢反对波获坦宣言和宪法),但仍竭尽全力企图缓和修改的彻底性,力图保存一点旧制度。经过激烈的斗争,保守派终于守住了两块最后的阵地。这就是新法的第730条和第897条。
    新法完全废除了“家”的制度,废除了户主权制度,但在第730条规定:“直系血亲及同居的亲属(相互间)应当互相扶助。”这一条被反对的人指摘为“家”制的残余,为“家“的复活设下的一块基地。这一条通过后,新旧两派又围绕着这一条的解释进行斗争。旧派主张,这一条是有实质性法律意义的规定,其精神是在家庭生活中抑制市民的权利主张,维持日本固有的良好道德与风尚。新派主张,这一条只有道德上的意义,没有实质的法律意义,不起什么作用,将来应予废除。[5]
    新法废除了“家督继承”,但在第897条规定:“家谱、祭具及坟墓的所有权,可以不拘前条[6]规定,由按习惯应主持祖先祭祀的人承受。但有由被继承人指定的主持祖先祭祀的人时,则由被指定的人承受。”新派的人认为,这一条是“家督继承”的残余。
    由此可见,旧的势力是不甘心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总要留下一点立足之地,为他日复辟作点准备。不过无论如何,这次修改把日本民法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次修改民法,对前面的三编(总则、物权、债权)只动了很少几点。可见这部分以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和法国民法典为兰本的财产法,是适合当时战胜国(主要是美国)统治阶级的胃口的。对第l编的修改只有:修改了第l条,删除了第14条至第18条关于限制妻的能力的规定。对第2编和第3编,完全未动。
    明治民法的第l条原来规定私权的享有。1947年修改时,把这一条移作第l条之3,而在其前加了两条:“第l条:(1)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2)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应恪守信义及诚实而为之。(3)禁止滥用权利。”“第l条之2:对于本法,应以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上的平等为主旨而解释之。”这样,就为整个民法乃至整个私法规定了一些根本性的总的原则。
    1979年的这次修改仍然留下一些问题。例如女子结婚后的姓的问题(民法第750条规定,夫妻必须同姓,于是女子婚后都从夫姓),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的应继分不同的问题(第900条第4项规定,非婚生子女的应继分为婚生子女的应继分的1/2),仍与宪法所规定的原则不同。1993年6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判决宣告第900条的这一规定违反宪法。[7]看来在贯彻“个人尊严”、“人人平等”这些问题上,在日本民法方面,争论还会不断发生的。至于一般的修改,当然总还会有的。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结语/《日本民法典》 编辑

    一个落后的国家(社会)为了摆脱落后状态,或者赶上先进国家,甚至避免因自己落后而挨打或受人欺凌,必然要“变法图强”。这种先例,历史上极多。在变法图强中,继受先进的政治法律(以及其他)制度,因而接受(移植)外国的法律,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移植外国法律,必然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各种原因(完全被迫的,如被征服,不能算是移植,那完全是征服者强制推行自己的法律到被征服地,如香港)。纯粹的“被迫”或纯粹的“自觉”都是极少的。不过在有的情形,被迫的成分大一些;有的情形,自觉的成分多一些。日本继受外国法,可说属于前者。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二次战败后更是这样。明治年间的那一次,固然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条约改革的必要),但日本民族为此而下的决心与所作的努力,仍是难得的,艰巨的,是值得赞许与令人敬佩的。
    日本移植外国法律的方式,今天看来,有的过于简单和草率。例如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几乎逐条译过来,在旧民法中也有这样的情形。但这些都是限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得已的做法。就像本文中说过的,江藤新平急于翻译法国民法典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不应加以苛责。
    在继受(移植)外国法的过程中,发现外国法与本国原有的国情有不合或冲突的地方发生争论甚至冲突,也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例子。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在日本制定民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可说直到今天)维护固有的“淳风美俗”的说法。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一夫多妻(蓄妾)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正如中国在清末变法中,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这些是不是好的风俗习惯,都必须首先澄清。在日本,民法中的家制(包括家督继承)长期是激烈斗争的焦点,绝非偶然。日本明治民法的起草人之一穗积陈重认为日本的家制是日本优越于“万国”的所在,[9]二次大战后修改民法时,牧野英一(贵族院议员)坚决反对完全废除家制。[10]这些例子给人的教训都是重要的。
    不论那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
    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经验教训。例如在民法中,日本仿照西方规定了收养制度,抛弃了东方原有的一种收养制度,直到1987年,又在民法中增订了一种“特别收养”,实际上是又恢复了东方式的一种收养。又如在民事诉讼法中,起初照搬了德国的证书诉讼与票据诉讼程序,1926年认为这种程序在日本没有必要,将之删除;到1964年,又将之恢复。[11]如果接受时犹豫不决,接受后发现缺点又不敢修改,是很不好的。……
    日本在接受了外国法律后,很注意对之进行研究。在继受法律之后,日本接着就从事理论研究。不仅继受法律条文,也要继受法律条文后面的理论。日本学者(如北川善太郎)把日本法学界在20世纪对德国法学理论的研究称为“理论继受”。只有从理论上继受了外国法,外国法才能在日本扎下根来,日本又可在理论继受过程中,发现哪些东西适合于日本对日本有利,哪些不是的,这样又可以修改继受来的法律,使外国法律“日本化”。[12]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释: [1](日)篠冢昭次:《民法》,有斐阁,1985年版,第7页.
    [2]关于日本民法制定经过,主要根据日本《法律学辞典》(昭和9年版)中穗积重远:《民法》、《民事法学辞典》(昭和38年版)中:谷口知平《民法》、里野通《法典论争》。
    [3]参见佐藤笃士,《法学基础理论》,敬文堂昭和56年版,第60、81——88页。
    [4]例如关于女子的结婚,旧民法规定,子女不问年龄大小,结婚均须父母同意(人事编38条。新民法规定,子在满30岁以前,女在满25岁以前,结婚须父母同意(第737条)。《改正要纲》恢复旧民法的规定。
    [5]参见中川淳:《亲族法逐条解说》,日本加除出版社1977年版,第28—33页。
     [6]“前条”指第896条,关于财产继承的规定。
    [7]参见李薇:《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民法第900条违宪》,载《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2期。
     [8]1947年以后,日本民法中最重要的修改有:增订“最高额抵押”(1971年),增订《特别收养》(1987年)等。
    [9]星野英一《家族法》,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1994年版,第4l页。
     [10]中川淳《亲族法逐条解说》第31—32页。
    [11]谢怀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12]多田利隆:《欧洲法在日本的接受和日本化》,载《东亚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相观资料/《日本民法典》 编辑

    《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是中国法学会2006年的科研课题。接受这个课题之后,我们的课题组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课题的前期成果,是对侵权责任法立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本建议稿则是该课题的最终成果。
    在我们之前,侵权责任法建议稿已经有了四个版本,这就是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侵权行为法草案建议稿,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侵权行为法建议稿,徐国栋教授主持的绿色民法典中的侵权行为法部分,还有麻昌华教授起草的侵权行为法建议稿。这些建议稿都有自己的特色,并且我自始至终参加了王利明教授主持的侵权行为法草案建议稿的起草工作。但是,这些都不能明确表达我对侵权责任法的理想。因此,我在申请中国法学会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要有一部自己满意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
    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是第五个版本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是在总结前四个草案建议稿的基础上编制的,因此,我们的这个版本就有一个后发优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首先要向起草前四部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的专家们致谢,尽管其中有的也有我自己的部分功劳。
    我们这个新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全面地体现了我对侵权责任法的理想,体现了我对侵权责任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我的这个新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的主要思想资源来源于我的《侵权法论》《人身权法论》《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这三部专著。
    下面,我要介绍我的这部新版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的主要特色和进步之处。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一、关于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问题
    2001年初,我和王利明教授接受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起草任务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大陆法系为体,英美法系为用,广泛吸纳司法经验”。这个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是:
    (一)大陆法系为体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因此,我们的侵权责任法一定是大陆法系的侵权责任法。坚持“大陆法系为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坚持成文法。不可想象在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可以制定一部判例法的侵权责任法。这个不是问题。
    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坚持一般化的立法方法。我们一直在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侵权责任法从立法方法上来看,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是一个一般化的立法方法,其侵权责任法都有一个一般条款。这个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制定得好坏,直接关系到侵权行为法的质量问题。而英美法系的侵权行为法是一个类型化的立法方法,他们的侵权行为法中,不存在一般侵权行为的概念,也没有关于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主要是规定类型化的具体侵权行为。相比较而言,我们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制定侵权责任法,当然应该采用一般化的立法方法。
    第三个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大陆法系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简明、逻辑性强的立法方法。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典型特点就是简明,最简明的就是《法国民法典》只有五个条文,当然现在增加了一些;《德国民法典》只有二十几个条文;《日本民法典》只有十几个条文;最多的是《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有一百三十多个条文。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则有一千多个条文,都是具体规则,比较繁琐。如果侵权责任法要写一千多个条文,那我们的民法典就要写五千多个条文或许还不够。目前,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只有68个条文。我们写侵权责任法,就是要适当的简明,并且要逻辑性强,而不是拉拉杂杂,写得太多。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二)英美法系为用
    英美法系为用,就是要把英美法系侵权行为法中的好的东西都拿过来,成为我们的侵权责任法的内容。坚持英美法系为用,主要也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将侵权责任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英美法系的侵权行为法是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的民法部分,不像大陆法系国家把侵权行为法放在债法当中,而是将侵权行为法与合同法作为两个并列的民事法律。我们现在也要把英美法系侵权责任法独立性的做法借鉴过来,在民法典中把侵权责任法规定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这一点,现在大家也都接受了,立法机关也正在这样做。
    第二个方面,借鉴英美法系侵权行为类型化的立法方法,更多地规定侵权行为类型。尽管我们的侵权责任法不实行全面的类型化,但在一般化立法的基础上,做好对侵权行为进行类型化的规定。我们知道,只有类型化才能够具体化,没有类型化,就没有具体化,就没有侵权责任法的可操作性。我们现在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侵权责任法草案相比较,工委的草案关于侵权行为类型化工作应该说做得非常不够,从第四章到第九章只规定了六种主要的侵权行为类型,第十章又规定了一些其他的侵权行为类型。这对侵权行为类型的列举真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借鉴英美法侵权行为法的类型化做法,把侵权责任法的侵权行为类型化做得更好,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类型化。
    第三个方面,要吸收英美法的一些优秀侵权制度规定。英美法系为用,就是把他们一些好的东西借鉴过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加以研究吸收。例如,它们的产品侵权责任、隐私权保护等等,都是极为有价值的立法范例。我们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应当更多地借鉴这些成果,使我们的侵权责任法更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
    (三)广泛吸纳司法经验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立法必须借鉴司法经验。在这一点上,我与王利明教授有非常相同的看法。我们在写侵权责任法的时候,就是要把司法实践当中那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吸收进来。应当看到的是,现在的《民法通则》中的那些法条,仅仅是我们现行的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而在司法实践当中积累起来的那些经验远远超出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内容。因此,我们应当更好的总结司法实践当中的经验,然后把它写进我们的侵权责任法当中来。这方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
      其一,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侵权行为的司法解释进行整理,把好的东西纳入到侵权责任法当中来,这样我们的侵权责任法就更具有活力和更具有可操作性。
    其二,总结那些活生生的司法判例,将它们的精华吸收到侵权责任法草案中。我们总结过最有影响力的侵权责任法的典型案例。对此,我们还要进一步总结,把这些最生动、最鲜活的司法经验写进法律当中。
    应该说,侵权责任法的起草比物权法的起草要容易得多。尽管侵权责任法有无数具体的问题等着我们解决,但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技术性的,比如说立法机关一直比较困惑的“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利益需要规定多大的范围”,还有关于“机动车的责任到底应该怎么来确定”等问题,其性质都是技术性的,这些问题不像物权法那样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考虑。我们都说对人民的权利要进行全面保护,这就是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我不相信还会有什么样的教授再站起来说,人民权利不应该保护。侵权责任法就是一个权利保护法,一个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各种民事权利最终都要体现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上,我们用这样的指导思想来起草侵权责任法,应该说目的非常明确。因此,上述基本指导思想也就是十分必要的。
    二、采用埃塞俄比亚的模式规定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我们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是采取埃塞俄比亚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而且我希望立法机关也能够考虑接受这样的意见,而不是坚持《民法通则》的做法,选择法国的一般条款模式。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大陆法系尽管都是采用侵权行为一般化的立法方法,但是也存在两种不同的一般化模式。
    在法国和德国的侵权法当中,采用的一般化方法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仅仅概括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是全部的侵权行为。正像张新宝教授说的那样,他们的做法是一般条款加上特别列举构成全部的侵权行为法。也就是说,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所概括的是一般侵权行为,特别列举的是特殊侵权行为,这是法国式立法的一般条款(第1382条)的立法方法。这样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仅仅概括一部分侵权行为即一般侵权行为,特殊侵权行为要用特别规范来进行规定。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新的侵权行为一般化的方法,是埃塞俄比亚的立法方法,这个立法使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能够概括全部的侵权行为,在概括全部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下面,采用英美法的方法,对侵权行为进行类型化的规定。《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第2027条)下面,具体规定三种侵权行为类型:过错的侵权行为、无过错的侵权行为以及替代责任的侵权行为。在作出了这三种类型化的划分以后,再对侵权行为作出具体的规定。这种方法与法国所采用的方法相比较而言,应该说《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所采用的一般化方法更先进、更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
    《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关于侵权行为法的规定主要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第一,《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跨度特别宽,涵盖面特别广,因此它的弹性就特别强,能够把所有的侵权行为都概括到里面去。这样,这个一般条款就具有与时俱进的优势,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出现什么样的新型的侵权行为,这个一般条款都能够适用,可以避免出现侵权行为类型化立法不足的缺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第二,《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下面,把所有的侵权行为做了一个类型化的划分,这样就有了一般条款的原则性规定和侵权行为类型的具体列举,既有了一般条款的概括性,又有了具体侵权行为类型的可操作性。这种高度概括和具体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使得侵权行为法更适合法官的操作,更适合人民群众理解法律和遵守法律并且运用法律保护自己。所以,我认为与时俱进的侵权行为法应该采用《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所采取的方法。因为其规定的一般条款弹性极大,概括了所有的侵权行为,不管具体侵权行为类型规定得如何,即使出现了新的侵权行为或者漏掉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都可以概括。法国、德国采取的立法方法在这方面可能要稍微差一些,因为一般条款仅仅概括一般侵权行为,出现新的侵权行为就必须要由特殊侵权行为来补充。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采用埃塞俄比亚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立法方法。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大声疾呼的原因。
    还有三个例证可以证明采用这种立法方法的好处:一是欧洲的《统一侵权法草案》采用了埃塞俄比亚侵权行为法所适用的方法;二是,有很多学者说,如果法国今天愿意修改他们的民法典的时候,它的侵权行为法也会采用埃塞俄比亚侵权行为法的做法,因为《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法国人写的;三是,我们学者现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差不多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民法通则》采用的不是这种方法,《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大体上概括的是一般侵权行为。我们把它作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其后,把特殊侵权行为都规定在具体的规范当中,从《民法通则》第121条到127条、再加上第133条共八个条文,这些都是侵权法对特殊侵权行为的具体规定。把《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再加上这些特别的列举才等于全部的侵权行为法,这种方法完全是法国和德国式的,这样的方法就不如《埃塞俄比亚民法典》所采用的做法先进。一个是一般条款的弹性不够,二是特殊侵权行为类型规定不够丰满。
    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仍然没有离开《民法通则》的方法,它的第1条规定的是过错责任,这应该说是一个一般条款,第二条规定是无过错责任,从第四章到第九章规定了一些特殊侵权行为的列举,都是对特殊侵权行为作出了特别规定,没有对全部侵权行为做出类型化的划分。因此,这种做法应该是与《民法通则》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倒是体现了立法的一贯性。这与我们学者的想法正好相反:立法机关坚持修法能不改的就不改,而学者认为能够进行创新的干嘛不创新呢?我们现在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所采用的就是埃塞俄比亚侵权行为法的做法,我们在第1条规定了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所规定的内容差不多相当于《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027条所规定的内容,这就是规定了一个全面列举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能够概括全部的侵权行为,使得它具有更大的弹性,能够覆盖所有的侵权行为。
    2005年夏天,我们在扬州召开“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讨论侵权法的有关问题,台湾地区著名学者曾世雄先生给我们提了一个意见。他认为,大陆的侵权行为法没有必要写这么多条文,侵权行为法只要写好一个条文就够了!这一条就写一般条款,把一般条款概括得更好,其他什么内容都不用再写。曾先生的这一条下面其实有五款: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等等。可见,曾世雄先生是深刻地掌握了法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精髓,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精髓就在于一般条款,只要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写好了,那么这个侵权行为法就有了灵魂了。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所以,我认为,侵权责任法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必须写好,而我们这个新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就体现了这个要求。
    三、确立最为实用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
    我们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关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采用了三元论的意见,规定了三个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一)关于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体系的不同看法和我们采纳的意见
    在理论上,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到底是几个归责原则构成的,有不同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
    第一,一元论的主张,认为我国侵权行为法只有一个归责原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这是已故的政法大学张佩霖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中国的侵权行为法就是一个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不是归责原则。
    第二,二元论的主张,认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有两个,一个是过错责任原则,另一个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是政法大学米健教授提出来的,张新宝教授也是这样的主张,认为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
    第三,三元论A,认为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是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这曾经是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的通说,现在的司法实践大多还是坚持这个意见。
    第四,三元论B,这种观点是王利明教授提出来的,认为我国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王利明教授不承认无过错责任是一个归责原则,它仅仅是一种责任形式。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第五,三元论C,这种观点是我提出来的,我认为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我认为公平责任不是一个归责原则。现在,我的这种观点逐渐被更多的学者所接受。
      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法的核心问题,也是侵权行为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更是侵权行为法司法实践的核心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一个案件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就要适用不同的具体规则,法官在审理具体的侵权案件的时候,他必须要确定这个案件要适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只有确定了这个案件要适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他才可以按照所选择的归责原则指向的具体法律适用规则办理案件。如果在对一个案件适用法律时,选择归责原则出现错误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就会出现根本性的错误。所以,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侵权责任法必须规定清楚。
    我们的侵权责任法建议稿为什么要采用第五种主张呢?也就是说,过错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原则这三个归责原则构成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是最好的体系呢?这主要是考虑到它们具有充分的实践性,我们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在划分侵权行为类型的时候,是按照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不同作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这样,法官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侵权行为类型,确定这种侵权行为应当适用什么样的归责原则,然后根据不同的归责原则所确定的侵权责任具体规则来审理案件,适用法律。因此这是一个最为简洁、最为实用、最有可操作性的归责原则体系。
    首先,应当说明过错推定原则是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尽管它仍然是过错责任,但是它有自己的调整对象,有自己的规则,因此,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是有道理的。对此,我在《侵权法论》第三版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在这里不再赘述。
    (三)否定所谓的公平责任原则的基本理由
    公平责任原则不是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
    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公平责任呢?事实上,在起草《民法通则》之前,草案的稿子并没有对公平责任原则给予特别的重视。在《民法通则》过程中,有人翻译过来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南斯拉夫新债法的责任及其新制度》,这篇文章特别提到了南斯拉夫新债法当中关于侵权责任的公平责任原则,并且把它说得非常好。事实上,立法机关在《民法通则》中也没有认为第132条就是公平责任原则,而仅仅规定它是一种侵权责任的形式。但是,这篇文章影响到了很多民法研究的专家,在解释《民法通则》第132条的时候,就将其解释为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就是所谓的公平责任原则。
    事实上,这一条文并没有规定很宽的适用范围,也没有规定它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我们看看它所规定的位置就可以看出。《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都是规定在第106条,但是在“民事责任”部分倒数第二条规定了公平责任,能够说明立法机关是将其作为归责原则做的规定吗?这说明立法者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仅仅把它当作一个侵权责任的特殊情况作出的规定。另外,把监护人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条款放到133条,而它本来是应该放到127条之后,就是动物致人损害条文的后面。我们知道,从第121条开始规定特殊侵权行为,到第127条就好像结束了,然后下面又开始规定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共同侵权、过失相抵,最后在第132条的公平责任规定以后,又规定了一个监护人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这种立法表明了一个思想,即第132条规定的公平责任的适用是有限制的,只是类型于133条的情况,那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监护人承担责任,监护人已经尽了监护责任的,也就是无过错,其结果不是免除责任,而是减轻责任。这一条恰好就是第132条公平责任的应用。所以,第133条就是对第132条的具体应用,因而才将第133条从第128条的位置放到了第133条。从这个排列顺序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能够证明第132条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
    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当中,提到了堆放物倒塌致害的公平责任,一个堆放物倒塌造成了他人的损害,双方都没有过错的,双方要分担责任。这个分担责任是作为一个特别规定,《民法通则》第133条也是作为一个特别规定。开始的时候一般认为只有明文规定的,才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后来,学界把《民法通则》第132条的作用进行了夸张的解释,把它变成与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相并列的归责原则。实际上,国外学者对《民法通则》第132条持批评意见的人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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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双方就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适用公平责任往往是不公平的。我们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当中也提到了一点。例如,体育意外应该是谁都不承担责任。如果对体育意外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分担责任的话,即使是公平责任,它也不公平的。例如,石景山区某个中学,中午几个男学生在一起踢球,进攻的学生带球到禁区抬脚就射门,守门员扑救时,球弹到胳膊上然后又弹到眼睛上,伤害了眼睛。受害人的家长要求学校赔偿,学校认为这不是学校举行的体育活动,不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家长就把踢球的这个学生起诉到法院,要求学生承担赔偿责任。民庭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所规定的公平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体育意外发生的损害,要让踢球的人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所以认为不赔偿就更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当然也不能说不对,它确确实实是《民法通则》第132条所规定的情况,但是不赔偿可能是更公平的。其参考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美国侵权行为法上面所讲的自冒风险,受害人如果知道一项活动是有风险的,还自愿去参加,这种损害怎么能够让别人承担呢?第二,参考《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2068条的规定。其规定:“在进行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对参加同一活动的人或者在场观众造成伤害的人,如果不存在任何欺骗行为或者对运动规则的重大违反,不承担任何责任。”其实,它的基本精神也是一个自甘风险的规则。因此,其实不承担责任是更为公平的。这也说明第132条规定的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一般规则,而仅仅是一种特殊情况。
    还有一个案例也能构说明这个问题。现在网上流行一种“驴头、驴友”的风险自助游,“驴头”在网上发帖子说,我们要搞一个风险自助游,谁愿意参加谁就报名,其他来参加的人员就是所谓的“驴友”。2006年7月7日,被告梁某(俗称“驴头”)在南宁时空网发贴,召集网友报名到武鸣县两江镇赵江进行户外探险活动,费用AA制,周六8点整准时在安吉站集合。受害人骆某答应与陈某一同前往参与活动。7月8日上午,共有包括骆某及另外11名被告在内的12名成员在南宁市安吉客运站与梁某汇集,在每人交付给梁某60元的活动费用后,乘坐由梁某提供的车辆,前往武鸣县两江镇赵江进行户外探险活动。当晚,因活动区域的周围地势险峻,该团队就在赵江河谷裸露的较为平坦的石块上安扎帐篷露营休息,其中骆某与被告陈某同住一个帐篷。从晚上至7月9日凌晨,该团队露营地区连下了几场大暴雨。7月9日上午7时许山洪爆发,在河谷中安扎的帐篷被山洪冲走,骆某被冲走。12名被告在混乱中通过自救、互救基本脱离危险后,发现骆某已经失踪,遂打电话报警。镇政府组织搜救队在赵江下游找到遇难的骆某遗体。骆某父母向法院起诉,请求参与探险的其他12位人员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为:户外探险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有参与人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属自发参与活动,虽然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合同关系,但不能免除应当承担的责任。梁某是此次户外活动的发贴人,具备疏忽大意、疏于防范、未尽职责的重大过失;其余11名被告盲目跟随梁某前往,主观上亦有一定过错,对于骆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仅需承担本案中最轻的责任;骆某在团队中既未完成自救的义务,也未完成救助他人的义务,故在本案中应承担比除梁某之外的11名被告更重的责任。因此,酌定骆某、梁某与其余11名被告按2.5:6:1.5的责任比例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判定梁某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6.354万元,其余11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838509万元。我认为,像这种风险自助游本来就有一定的危险性,大家心里面都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点,结果发生危险了,是不是自己承担责任呢?让“驴头”承担60%的责任是没有道理的。什么情况下可以让“驴头”承担责任呢?一定是“驴头”有过错的时候,比如他选择露营的地方明显是选择错误的时候,这种情况可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过错,让他承担责任对吗?对于这种情况,只要是自冒风险的活动,应该是大家都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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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全面规定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
    在以前的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都没有全面规定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草案建议稿全面规定了侵权责任构成的四个要件,即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
    建议稿首先在第1条规定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时候,采用德国法的方法规定了行为的违法性要件。行为的违法性有三个判断标准:一是违反法定义务,二是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三是故意违背善良风俗造成他人损害。在这个条文下面,草案用了三个条文规定了损害、过错和因果关系。
    关于损害和过错,并没有值得特别指出的地方,但在因果关系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草案建议稿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关于因果关系的这个条文我们规定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规定因果关系的一般规则,这一点坚持了比较低的标准,就是相当因果关系规则。第二个层次,规定了推定因果关系,法律有规定的,才能够适用推定因果关系。第三个层次,特别规定了原因力的问题,当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两个以上的原因构成的时候,每一个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有着不同的原因力,特别强调了原因力对确定赔偿责任的重要性。
    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法特别强调原因力,但是,任何一部侵权行为法都没有对侵权行为的原因力做出专门的研究。我们想,我们的侵权责任法是不是对此能够创一下新,在侵权责任法当中对原因力作出明确规定。我们应当看到,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原因力的运用是很普遍、很熟练的,这种熟练程度甚至令我们惊讶。比如说我到扬州中级法院去考察的时候,法官介绍医疗事故案件,他们就会分析到底承担多少责任才合适,比如说一个人本身就有病,然后医生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又有一定过失,最后造成病人死亡。他们一般不会让医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病人原来还有病,而医生的过失仅仅是没有把这个病治好,在这个基础上造成了损害后果,这个时候他们会把原因力区分得很清楚。
    事实上,原因力问题早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那个时候我还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负责的是侵权案件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5月22日(1991)民他字第9号复函,就庞启林与庞永红损害赔偿案所作司法解释认为:“庞启林与庞永红住房前后相邻,庞启林在庞永红房屋近处挖井,违背了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1987年6月该地区发生特大洪水,水井大量泛水涌沙,庞启林又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损坏了庞永红的房屋,致该房成为危房,给庞永红造成了重大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庞启林应负赔偿责任。考虑该案具体情况,可以适当减轻庞启林的赔偿责任。”这一案件中的特大洪水,行为人以不可抗力主张免责,一些审判人员也予以认可。事实上,特大洪水是自然灾害,但其尚在人力所控制之下,不属于不可抗力。洪水的作用与行为人的水井在地下相连通,形成“管涌”,将地下的砂石冲出,致使地层下陷,是发生损害的共同原因,均具原因力。行为人庞启林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洪水虽不是不可抗力,但属自然灾害,按照“不幸事件只能落在被击中者头上”的法谚,庞永红应当自己承担部分损失。前述司法解释最后称“考虑该案具体情况,可以适当减轻庞启林的赔偿责任”,就是指的原因力规则。由于领导担心过于学术化,不通俗,因此没有写进原因力的规则。后来在起草《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时候,我和张新宝教授都极力主张写入原因力的问题,才第一次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原因力的问题。关于原因力的规则,我们在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中是这样规定的(第4条第3款):“两个以上原因造成同一个损害结果的,行为人应当按照其行为的原因力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分担相应的责任份额。”
      如果在侵权责任法中把这些侵权责任的基本构成要件都作出规定后,就能够给法官提供更好的操作性规范,便于法官适用。
    五、第一次规定侵权责任形态体系以及具体侵权责任规则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在大陆法系的侵权行为法中,没有学者研究过侵权责任形态这个问题。在各国侵权行为法的专著和教科书中,也没有过仔细的说明。但是,从罗马法开始,侵权行为法就有了替代责任和自己责任的萌芽,尽管当时区分的不是特别严格,但是这种区分是存在的。私犯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侵权行为,准私犯中的主要部分,就是替代责任,只是里面包括一少部分不是替代责任的侵权行为。后来到《法国民法典》的时候,就把替代责任和自己的责任做了一个完全的划分,《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是一般侵权行为,规定的是行为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责任形态;第1384条规定的是特殊侵权行为,其责任形态的特点就是替代责任,包括对人的替代责任和对物的替代责任。我认为,这是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侵权责任形态的概念,也就是自己的责任和替代责任。到德国法,侵权行为法规定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的责任形态就是连带责任。那么,连带责任和上面两种侵权责任形态是什么关系?没有学者进行系统研究。接下来又产生了产品侵权责任,产品侵权责任又是一个不真正连带责任。以后,又陆续出现了补充责任等责任形态,这样就把不同的责任形态都推到了侵权责任法的面前。
    对于这样一些侵权责任形态,研究侵权法的学者没有对它进行过梳理,缺少必要的研究。我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整体分析后,提出了侵权责任形态这个概念,并且归纳了侵权责任形态的体系。对此,我在《侵权法论》等侵权法的专著中进行了专门的表述,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和规则。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侵权责任形态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可以写进侵权责任法中去?如果要写进来,应当怎样写呢?我们的意见是统一的,就是要把最基本的侵权责任形态写进侵权责任法。我们在建议稿中做了尝试,现在在网上公布的方案,已经受到了一些法官的赞扬,得到肯定,认为这样的规定对于如何确定侵权责任形态,采取什么样的规则,都具有可操作性,避免出现错误。
    侵权责任形态究竟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构成,侵权行为类型确定下来之后,侵权责任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分担的形态,就是侵权责任形态。侵权责任形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的形态体系:
    (一)自己的责任和替代责任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第一个层次是自己的责任与替代责任。
    自己责任就是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形态,替代责任就是特殊侵权行为的责任形态,其中包括对人的替代责任和对物的替代责任。
      对此,我们参照《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4条的表述,确定了我们的相应的条文。例如:自己的责任规定为:“本法在规定侵权责任时没有特别规定侵权责任形态的,为自己的责任,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替代责任规定为:“法律规定承担替代责任的,其责任人是对造成损害的行为人的行为负责的人,该责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已经承担了替代责任的责任人,可以向有过错的行为人追偿,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物件造成损害的替代责任人,是造成损害的物件的管领人,包括物件的管理人、所有人和占有人,应当承担责任。”

    化及其限制/《日本民法典》 编辑

    茨威格特教授和H.克茨教授认为,拿破仑倒台后中欧复辟势力抬头,德意志大小王公的王朝割据,很快使得制定统一法律的机会丧失殆尽。而德国科隆大学教授诺伯特。霍恩(Norbert Horn)认为,直到俾斯麦时代,这种政治上的外部条件才又有所改变,由此可以说《德国民法典》是一部“迟到的民法典”。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潘汉典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第259页;又参见[德]诺伯特·霍恩:《百年民法典》,申卫星译,米健校,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又参见娄进波:《〈德国民法典〉的发展及其评述》,载《环球法律评论》(原《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3期。
     关于《日本民法典》制定时的论述,请参见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55页;又参见杜颖:《日本民法典的百年历程》,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0卷,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9月第1版,第486页;又参见刘永光:《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及法典论争》,载徐国栋(编):《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大论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450-451页。关于我国清末民初民事立法活动,请参见张国福:《中华民国法制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第36页以下;又参见张生:《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19-21页……
     这里强调说明的是,这里说“公权力”为私法发展“提供”空间,并没有表明公权力是私法发展的前提或者是公权力的统一会在“私权利”之前,只是说明二者都需要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发展空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多的是私权利的统一和协调一致在前,并决定着公权力的发展。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增订第1版,第四版序言;又参见该书1992年2月第1版,第60、81页。
     参见[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1页以下。
     参见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参见钱明星:《物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第130-132页。钱明星教授后来修改了他的用益物权体系。具体内容,请参见钱明星:《论我国用益物权的基本形态》,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1辑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目前中国物权法制定的两个学者建议稿,就分别在这两个方面遇到了一些阻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最近出台的征求意见稿,仍然会在集体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界定上,存在许多法律理论和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又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又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1月28日印发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俄]B. 波尔佳科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制关系改革-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赵国琦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民法1总论/《日本民法典》 编辑


    关于《日本民法典》的全面修改/星野英
    渠涛译消灭时效制度的若干考察/冈孝 申政武
    关于“重大误解”的几点考察/刘勇

    民法2物权/《日本民法典》 编辑

    物权法制定中有关意识形态的论争/梁慧星
    韩国不动产物权与登记制度——与日本法比较/高翔龙金玉珍
    日本担保制度的现状与课题/堀龙儿 杨巍高庆凯译
    物权的本质论与物权法定原则——近代日本法与现代中国法的双重视点/申政武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陈华彬
    论不动产双重交易纠纷中预告登记的作用/朱晔

    民法3债权/《日本民法典》 编辑

    建设工程承包契约中的实践问题——以日本法为视点/近江幸治 渠涛译
    民法典草案产品责任规定的几个问题——以与现行法的关系为中心/崔光日
    日本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罗丽

    商法1公司法/《日本民法典》 编辑

    中国《公司法》的修订与改革趋向/王保树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统一公司法整合路径/吴建斌
    略论《日本公司法》中有关公司机关的制度设计/周剑龙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担保提供制度/蔡元庆
    设立登记之前的公司机关的权限——以《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为中心/徐浩
    职工持股制度价值再考——日本职工持股制度发展趋势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李立新

    商法2证券法/《日本民法典》 编辑

    股份无纸化与间接持有证券制度——公司法上的股票不发行原则与《公司债、股份等的交割法》
    兼谈《海牙间接持有证券的法律适用公约》/田泽元章蔡元庆
    关于《日本公司法》中的种类股/杨泽宇 信托法
    日本信托法》的修改/道垣内弘人 高庆凯译 新《日本信托业法》的结构和内涵/姜一春其他
    中国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的保护/刘荣军
    日本司法考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冷罗生  浅析新日本国际私法——《法律适用通则法》鞠凤琴附录
    中日商法研究会第五届大会议程
    中日商法研究会第五届大会参会人员名单

    《日本民法典》《日本民法典》
    中日商法研究会2006年大会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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