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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诗》

    《毛诗》其实是由《序》、《传》两部分内容构成的,《序》、《传》在整体上围绕基本相同的指导思想,共同体现出融涵古今、开创新说的集大成特征,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汉代的盛世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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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述/《毛诗》 编辑

    《毛诗》《毛诗》
    【名称】:毛诗
    【词语】:毛诗
    【注音】:máo shī
    【释义】:相传为西汉初毛亨、毛苌开创解说《诗经》含义的学派,属古文学派。汉代流传于民间,东汉经学家郑玄曾为《毛传》作《笺》。后三家诗亡佚,至唐代,《毛传》和《郑笺》成为官方承认的《诗经》注释依据,受到后世推崇。《毛诗》现已成为《诗经》的代称。

    内容摘要/《毛诗》 编辑

    《毛诗》其实是由《序》《传》两部分内容构成的,《序》、《传》在整体上围绕基本相同的指导思想,共同体现出融涵古今、开创新说的集大成特征,实际反映出来的是汉代的盛世文化精神。本文认为,毛诗《序》、《传》理论上的体系化追求是汉代大一统文化精神学术研究中的体现,《诗序》“六义”说与汉代实用主义的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序》、《传》“诗中求史”的解诗特色和汉代求实务真的文化精神,以及《序》、《传》“诗中求礼乐”的解诗特色与汉代社会对“和谐”文化精神的追求也都存在着同质同构关系。

    毛诗正义/《毛诗》 编辑

    四十卷(内府藏本)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案《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后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

    《毛诗》《毛诗》
    “草”。《隋书·经籍志》《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於是《诗传》始称毛苌。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训诂传》於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卷题毛亨撰,注曰“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卷题毛苌撰,注曰“存”。意主调停,尤为於古无据。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后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博物志》曰:“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推张华所言,盖以为公府用记、郡将用笺之意。然康成生於汉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无所取。案《说文》曰:“笺,表识书也。”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
    《毛诗》《毛诗》
    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容别曲说也。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案此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说。)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欧阳修引其释《卫风·击鼓》五章,谓“郑不如王”(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王应麟引其驳《芣苡》一条,谓“王不及郑”。(见《困学纪闻》,亦载《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毛传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疑为康成所并。颖达等以疏文繁重,又析为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惟王谠《唐语林》记刘禹锡听施士匄讲《毛诗》所说“维鹈在梁”、“陟彼岵兮”、“勿
    《毛诗》《毛诗》
    翦勿拜”、“维北有斗”四义,称毛未注,然未尝有所诋排也。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元延佑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讫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於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於《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后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鼓箧之儒,皆骎骎乎研求古学。今特录其书与《小序》同冠《诗类》之首,以昭六义渊源,其来有自;孔门师授,端绪炳然,终不能以他说掩也。
    有四义:一者言说易故。若说无我,通蕴处界,知此经谁?二者,顺世间故,三者,除无我怖故。言无我者,为谁修学?四者,...知苦乐法,即是佛陀教化这些难以调伏的刚强众生,能够认识清楚,什么是苦,什么是乐,苦从何来,乐由何生。令到个个都知...
    古人有四义:一选择摄取义,二以少摄多义,三寂照互用义,四摄化为要义云云.(《会疏》四(六十四纸))...四左)云关键词

    内容简介/《毛诗》 编辑

    《毛诗》;汉代;融涵古今;开创新说;文化精神;同质同构
    在汉代经学阵营中,四家《诗》是重要的方面军,它们之间的树门立派、此起彼伏,构成了两汉今古文经学斗争极具代表性的缩影。而作为古文经的《毛诗》,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由于学统上的鲜明归宿,虽然起初未受

    《毛诗》《毛诗》
    青睐以致于长时间沉潜民间,但无争的民间传授却使它积蓄了强劲的发展潜力,这对《毛诗》无疑是一件不幸中的大幸事。随着汉代社会和学术的发展,《毛诗》在与三家《诗》学的斗争中逐渐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并最终后来居上,压倒三家《诗》而达至一家独尊。《毛诗》先抑后扬的命运从一般学术史的角度看显然已表现为一个显性层面的问题,而事实上《毛诗》隐性层面的内涵恐怕才是它最终占据汉代意识形态制高点的主因。隐性层面的原因需要我们深入到《毛诗》内部去寻绎、去发现。
    我们知道,《毛诗》是由《诗序》《故训传》两部分构成的。《毛诗》每篇都有《序》,先以一句话冠于《毛诗》每首诗之前做提纲挈领的简短说明,带有题解性质,然后再加以具体申述。《诗序》又有“小序”和“大序”之分,所谓“小序”是每篇前的一小段解释诗文主要内容的文字,如“《关雎》,后妃之德也”、“《卷耳》,后妃之志也”等。“大序”是指《关雎》篇“小序”之后一段较长的文字,这段文字系统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文中对儒家的诗教观念如教化说、美刺说、风雅正变说等都做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是儒家《诗》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对后世《诗经》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传为鲁人毛亨所作,“荀子说 《诗》传毛亨,毛亨再传鲁人。”①因而,《毛传》当产生于汉初,书之题为《毛诗故训传》,则始于班固。《汉书·艺文
    《毛诗》《毛诗》
    志》云:“《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诗》同时又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训诂学著作。它继承和总结先秦训诂学成果,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严密的训释方法。清代陈奂在《诗毛氏传疏·叙录》中说:“故读《诗》不读序,无本之教也;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文简而义赡,语正而道精,询乎者为小学之津梁,群书之关键也。”这个评论恰当而客观地概括了《序》、《传》在《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价值。
    比较毛诗《序》、《传》,我们发现两者解说《诗经》相应的地方比较普遍,而矛盾之处寥寥可数,可见“相应一致,彼此配合”②是二者的主导倾向,说明《序》、《传》在整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指导思想,虽然其中可能经过了后人的某些增益,但二者体现出的那种融涵古今、开创新说的集大成特征,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汉代盛世文化精神都是非常鲜明的。具体说来,《序》、《传》在理论上的体系化追求,既是对先秦《诗》学理论的自觉吸收和整合,也与汉代全盛期的文化和文学思想有着诸多的共同性。而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这无疑又是政治、文化大一统的文化精神在汉代《诗》学中的具体体现。《毛诗》“序”、“传”以尊孔崇儒的去取标准确立了儒家诗学价值观的正宗地位,使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在诗学中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并且《毛诗》标“兴”及其对“兴”诗的阐释,体现出的由具体物象通向包含特定王道内容的主观情志特点,也表现出盛世文化乐观、自信、进取的精神。

    理论与精神/《毛诗》 编辑

    一、《毛诗》解诗理论体系化与汉代“大一统”文化精神  
    先秦时期儒家《诗》说是非常丰富的,从孔子最早提出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③,以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④,到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⑤说,再到荀子的“明道”、“征圣”、“宗经”等等,可以说早期儒家学者确实为后世《诗经》研究确立了

    《毛诗》《毛诗》
    一些最为基本的观念和范畴,而这些观念和范畴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段内都或隐或显地框定着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大方向。但是,仅有方向还不能决定全部细节,此情此境下遗憾和缺失就不可避免,那么这个遗憾和缺失就是,他们在看待和处理《诗经》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学理意义上的体系化理论。个中原因恐怕和先秦学术思想注重宏观框架描绘而忽视具体经书理论体系的深入发掘有关。另外先秦时代普遍流行的对《诗经》“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倾向也驱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诗经》的应用价值,而对逻辑和思辩的理论建构缺乏必要的热情。到了汉代,《毛诗》“序”、“传”在先秦《诗》说的基础上基本实现了融会贯通,理论思维方面也日益显示出非常明确的体系化追求。
    从现存《毛序》来看,作者显然是在认真清理和疏通先秦以来儒家《诗》论的基础上,以一种最为简明的形式,将其系统化和经典化,并以与新时代意识形态相契合的新儒家形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尤其是《诗大序》的出现,更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征。一方面,它沿袭了先秦以来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系统地总结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这是儒家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在汉代之初最为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的出现也于无意间吹响了汉代文化专制的号角,为新政权实行“独尊儒术”铺设了一条文化道路,从而以“美刺”包罗一切、涵咏一切的释《诗》,成为“贤良”和“文学”都愿意接受和承认的文学理论正宗。
    首先,《诗大序》对诗的本质特点——“志”与“情”的统一的论述,是对先秦诗论所反映出的诗歌中“情”、“志”关系的系统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开山纲领”,即《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的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诗言志”之“志”据闻一多先生解释,它既指记诵在心,又指抒发情感。⑥然而我们发现,在先秦时代,“志”主要是指人的志向和思想,如孔子就说过“士志于道”,时常要求弟子们“各言其志”等等。可见在当
    《毛诗》《毛诗》
    时,诗的抒情性并没有被特别强调,所以诗歌在实践上的抒情特征也并不特别突出,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理论上讲,此一时期的文学尚未涉及到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情感。直到荀子学派所作《乐记》的出现,它在发表对“乐”的本质的看法时,情感因素和情感的作用才开始逐渐被提出并获得确认,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认为音乐“其感人也深”、“其它人也速”,明确显示出文学的情感导向。而《诗大序》正是继承了《乐记》的这一基本思想,并把它切实运用到对《诗经》的诗篇解
    释方面来,因此也就有了对“诗言志”作出的新解释,这就是它在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之后,接着便强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既肯定“志”与“情”的统一,同时又指出两者并不相同,个人的情感蕴藏于心是为“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即为“诗”,“情”与“志’’结合为一,然后通过适当的语言予以完美呈现,就形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诗大序》的这一理论推动,既是对前代儒家《诗》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对日后汉人思想中普遍重视情感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倾向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唐人孑L颖达在《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中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即认为诗歌以情感为本质,成型的诗歌是诗人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在具体的诗篇中,情和志是合一、不可区分的。这一思想明显是对《诗大序》的进一步引申和发挥。
    第二,在《诗大序》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论述了诗歌的政教功用,即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和自下而上的“美刺”作用。如《大序》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关雎》“小序”则谓:“《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等等。这些对诗
    《毛诗》《毛诗》
    歌政教功用的阐释和强调同样是对先秦儒家诗说的总结和进一步发展。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本义是针对学《诗》的效用而言的,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充分肯定了《诗》的教化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其“劝善惩恶”观上。孔子说《诗》“可以怨”,“怨”即为“惩恶”;又说,《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两“事”无疑又是在“劝善”。但在孔子,这种“劝善惩恶”观还仅仅表现为对诗歌的美刺作用于一种隐约、不明确的认识,似乎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关于诗歌“美刺”功用的理论。而到了汉儒的经说中,尤其是到了《毛诗序》中,这一理论才最终确立并形成。对于《毛诗序》中的“美刺”说,朱自清先生曾认为:“《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风雅各篇序中明言‘美’的二十八,明言‘刺’的一百二十九,两共一百五十七,占风雅诗全数百分之五十九强……美刺并不限于比兴,只一般的是诗的作用,所谓‘诗言志’最初的意义是讽与颂,就是后来美刺的意思”.⑦也就是说,所谓“美”是指作者对生活的歌颂态度,所谓“刺”则是作者对现实所采取的暴露批判态度。但无论“美”还是“刺”,用《诗大序》的说法则都要“主文而谲谏”,即用含蓄的言辞予以表达,而不是直言,也就是要绕着弯子说话,而不是直白表露。这才是诗、才是文学所要作到的。受《诗大序》影响,东汉郑玄在《诗谱序》中把“美刺”的社会作用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他说:“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诗歌中这样的“美刺”,一方面可以引导读者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创作动机,把诗歌的内容同实际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比如对《魏风·硕鼠》,《毛诗序》说:“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其民,不修其政,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虽然在《硕鼠》全诗中,通篇并未见何“君”如何“重敛”的任何暴露性字眼,但《诗序》还是告诉人们,这是一首“刺”诗。这样,在《诗序》作者看来这篇诗的深层意蕴才得到了明确揭橥。由此可见,汉儒《诗》论中的“美”与“刺”,实际上倡导的就是文学的歌颂与暴露,其共同目标就是实现“讽谏”价值,完成“讽谏”任务。
    另一方面,《序》、《传》常常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释《诗》。对此,朱熹《诗序辨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作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今人不以《诗》《诗》,却以《序》说《诗》,是以委曲牵合,必须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毛诗》的此一倾向实在严重,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关雎》一诗。仅从诗篇表现的内容看,是诗明明写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河边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的恋歌,《诗序》却偏偏曲解为“美后妃之德”,说它“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显然,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无法自圆的。但我们想,如此明显的问题,《诗序》作者不会完全没有觉察,而只能是有意为之。细究根源,我们认为汉人其实始终是把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来看待的,在他们看来,作为正统文学代表的诗歌,它首先应该表现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而不能把表达只是作为一己之私的个人情感放在重要位置,故汉儒断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也就是说,通过文学的美刺讽谕作用,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政治目的,是汉儒也是汉代政治所首先要考虑的,借《诗经》之木而移栽政治之花正是汉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可见,《毛诗》“序”、“传”在解《诗》方面已经具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化的追求与汉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和大一统文化精神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与诸侯混战的先秦时期不同,汉朝已真正进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的时代,政治上的大一统必然要求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对以往各种思想观念有意识地进行全面清理,并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予以有机整合,以培育和建立一个有利于政权长治久安的完整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特别是自汉武帝开始,汉王朝更加强了思想大一统的努力,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不仅为经学之士大开利禄之门,也为此后2000余年的中国集权制社会开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先河。纵观汉代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发展,均体现出受政治、思想大一统带来的明显影响。以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文化气象的汉大赋为例,它们的作者都无一例外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各种事物作淋漓尽致的渲染和描写。以往研究者多把汉赋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归结为战国纵横家文风的影响,其实汉赋的繁盛和汉赋描写的繁复正与汉代大一统蒸蒸日上的盛世文化气象相契合,也就是说汉代欣欣向荣的政治文化气象才是汉赋此一风格形成的真正原因。与此相一致,儒家学者们也纷纷从自己的研究对象出发,积极建构宏大完整的理论体系来为大一统的时代政治需要服务,同时展现身处时代的宏大文化精神气象。《毛诗》在汉初虽然未能立学官,但这并未影响和妨碍它积极谋求为现实政治充当思想文化先锋的努力。相反,这种不被重视的地位反倒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它的人世倾向。《毛诗》学者自觉整合先秦《诗》说,并将其进一步系统、发展和深化,从而形成一套结构完整、逻辑严密,与新时代思想文化建构既丝丝入扣又不乏超越意义的解《诗》说《诗》理论体系。毫无疑问,他们自觉将理论建构打上时代“大一统”印记的时候,也恰恰表明了他们对这个时代建设的参与和贡献。《毛诗》正为我们提供了进行上述问题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范本。
    二、“六义”说与“经世致用”的汉代文化精神
    在长时间剧烈动荡、战争频仍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对维持持久的社会稳定抱有极
    大的期待,于是在搭建意识形态平台时常常以“暴秦”为镜鉴,表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以务实、致用为基本目的和政治底色,以有利于休养生息和稳定发展为具体操作半径,为此思索如何完善社会机制,如何建构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氛围下,儒家思想中紧贴现实的实用特色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她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百家而获得独尊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同时,汉代这种对一个时代整体政治文化的设计也使得“经世致用”、用人文润饰事功、用事功确立人文的导向和氛围,又反过来成为了《毛诗》“序”、“传”确立方向、构建体系的深层动因。解《诗》意在用《诗》,通过《序》、《传》揭示《诗》的写作背景和寓意,借古喻今,使《诗》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时代当下的政治和文化建设之中。在这样的时代情境下,《毛诗》的诗学建构从基本理论表述到具体诗篇阐释则完全以先儒家思想为起点,以先秦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努力发掘《诗》中蕴涵的儒家理论之光和讽诵之义。《诗大序》开宗明义就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看似简单而实际内涵相当丰富的一段话正奠定了《毛诗》解诗重伦理、重教化的基调。在具体的解诗过程中,《诗序》和《毛传》同样显现出这种鲜明的政治性和鲜明的功利色彩。如“小序”解《国风·硕鼠》:“刺重敛也”;解《大雅·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淮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由此一斑可见,《诗序》是完全站在时代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倡导讽谏、美刺诗学主张的,正风、正雅是“上以风化下”;变风、变雅则是“下以风刺上”。事实上这一认识将由上而下的“化俗”与由下而上的“讽谏”相连接,拓开了朝野上下交流沟通的渠道和空间,显示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的功利政治的文化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从《诗大序》关于“六义”的解释中获得更多的信息。
    《毛诗》之前的先秦典籍中有关“六义”的最早记载是《周礼·春官》之“六诗”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它的名称与排列顺序与我们后来看到的《诗大序》之“六义”完全相同。后来《大序》出现,前之“六诗”与后之“六义”便混而为一了。关于《诗》之“六义”的含义,在后来的众多解释中以唐人颖达之说影响为最大,《毛诗正义》云:“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后来朱熹又据此发挥,称风、雅、颂为“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⑧“三经三纬”之说,其影响一直相沿至今。在这里,孔、朱二氏都把“风、雅、颂”释为《诗》之三体,而把“赋、比、兴”看作三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然而,尽管孔、朱之说风靡千年之久,却并未把《诗大序》本来的意思说清楚,联系上下文意细加分析就会发现,实际上《诗大序》不仅认为赋、比、兴是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而且风、雅、颂也与前三者一样都属于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当我们把《诗大序》的“六义”说放在它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作还原性阐释的时候,便可以发现,是这一时代特定的思想文化风尚给“六义”说的实用主义创作理论提供了出台的契机和可能。“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教化思想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不讨论文体论而专注于创作论是“六义”说的最大特色,当然如此重视创作论而忽视其他也不可能只是序《诗》者的一厢情愿,它与时代需求有着息息相关的血脉联系,有着不得不如此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早在春秋之际,管仲就曾实施“紫衣之谏”,这说明在历史发展的不断链条上,“教化”根植深厚,其思想由来已久。但由于彼时诸侯割据,统一局面未成,还不可能成为遍布华夏的时代风尚。至汉王朝建立,稳定的天下一统局面既成,守成的汉儒们不仅理性地选择“教化”作旗帜,而且企图通过自己的文化普及工作更把它推广、落实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常识。史载:“武帝时,征北海太守诣行在所……太守来,望见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对曰:‘选择贤材,各任之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对如是,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⑨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愿,把北海所以治归功于当今皇上的神灵威武所带来的变化,这与《毛诗序》中认为周公、召公统治区域内民风纯朴是受二公德行所化的思想简直如出一辙。因此,可以说《毛诗序》中“教以化之”和“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等等对“风”的表述和阐释,无疑是汉代高扬“经世致用”大纛下具体而实在的文学和文化结晶,而不是查无实据的空穴来风。
    很显然,汉代注重和强调“经世致用”的文化结果使《诗》成了“经”,使《诗》成了让后儒“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政治、道德圣谕。而圣化后的《毛诗》“序”、“传”再也不会看重《诗三百》的艺术审美性质,而把它的礼俗政教内容、教化讽谏价值,当成了即使不是唯一但也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儒家学者通过《诗经》找到了为汉王朝献计献策的进身门径,而王朝政治家也因此找到了解决政治问题的文化工具。在实现手段虽有差异而前进方向大体一致的前提下,政治和文化以《诗经》为媒介,真正握手言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共谋。
    三、“诗中求史”与求真务实的汉代文化精神
    清人章学诚有言,曰“六经皆史”。这句由章氏冠名的著名断语其实只是章氏对历史事像的总结而已。其实早在汉代,人们就已经视《诗》为史了。我们看到,《诗序》是花费了大量精力去求《诗》中之史的。“小序”几乎把《诗》的每一篇章都落到了“实处”,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把诗篇描写的内容与“周公”、“召公”、“后妃”、“大夫”等具体时代的具体人物联系起来。如果视《诗序》之说为可信,将各篇章内容串联起来,我们似乎可以隐约看到一个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但遗憾的是,《诗序》并没有一一提供确凿的史实根据,比较可信的历史事件在注释中并不常见,有些非但不是历史事实,甚至全无根据的凭空虚构也时有存在。比如解《卫风·氓》,《小、序》曰:“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对此,朱熹就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此非刺时,宣公未有考……其曰:‘美正反’者尤无理。”⑩这种看起来相当生硬牵强的历史附会难道《诗序》作者就毫无察觉?肯定不会。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是有意为之,是为达到某种既定的目的而有意为之。说穿了就是,《诗经》早已成为过去之“尸”,汉儒要借“尸”还“魂”,借解《诗》之机,把具体的诗篇与正面的古代圣君贤相、反面的暴君权奸相联系,以此为现实提供一个参照,或一个理想的样板,或一个需要借鉴的教训,并由历史盛衰变化预示和预测过去如何进入现在、现在如何走向未来。《诗大序》中定性的所谓“治世之音”、“乱世之
    音”、“亡国之音”,命名的所谓“四始”、“变风”、“变雅”,都显示了汉儒借祭历史亡灵以着眼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取向。
    不过,与前述诸问题相似,《毛诗》解诗的历史化取向也并不完全是汉儒自己的发明。《毛诗》之前,先秦《诗》说中就已经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和历史化的趋势。比如孟子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1这种“知人论世”的说《诗》方法就明确要求读《诗》要了解作《诗》者,要“知其人”;不仅要“知其人”,还要在“知其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世态,推究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是要“论其世”。这种说《诗》方法深刻地影响到了其后的《诗经》研究。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孟子提出的只是一种抽象的说《诗》方法,尽管他在日常“引诗”中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这一理论,但孟子既没有对《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作出合理的解释,更时不时在自己的解说实践中出现歪曲理解、牵强附会的说《诗》事实。先秦其他的典籍中对《诗经》的研究和使用也大体如此。12所以说《毛诗》出现之前,似还没有一部在还原历史的观念指导下进行解读和阐释《诗经》的完整系统的著述,《毛诗》的出现正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以毛亨、毛苌为代表的《毛诗》学者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求《诗》中之史,不遗余力地将人物和历史事件落实到有关的诗篇上去,如《邶风·二子乘舟》被认为是记录卫宣公杀害仅和寿,仅、寿争相为对方牺牲自己的历史;《载驰》是许穆夫人为“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所作;《小雅·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节南山》则是“家父刺幽王也”,如此等等。并且,《毛诗》学者们还将诗篇的创作与特定的时代盛衰相联系,《诗大序》中就特别强调由某诗看到了或“治世之音”,或“乱世之音”,或“亡国之音”,也不时出现某某“始”和“变风”、“变雅”这些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的界定诗篇性质的概念。这样,“诗三百”中的每一篇诗似乎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所指,有了确定无疑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涵,从而也就使《毛诗》具有了超越今文三家《诗》的历史观照力和历史穿透力。这种历史化的释《诗》方式正是《毛诗》学派所自觉追求的“事实”和“真是”。
    《毛诗》解诗对“事实”和“真是”的追求,与汉代求真务实的文化精神追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代经学研究通过传注来呈现和宣传政治思想文化早在汉初就已蔚成风气,当然风气所尚,这种做派既不限于某一经,也不限于某一经师。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中“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认为六个大字每一个字都蕴涵重大意义,寄托着拥护大一统的大道理。还是《公羊传》,它在解释《春秋经》最后一条“(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时又附会说:“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兽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以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现在看来这样的解释几乎全不从实际出发,而几乎完全是推测和猜想。这种附会的解释,从宏观指导思想到微观方法操作,与《毛诗》作者把《二南》附会成文王后妃之德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关于“西狩获麟”的说解,与《毛诗》对《周南·麟之趾》的解释,不仅其表达崇尚仁德的迫切之心完全相同,其牵强和附会也达到了同样的高水平。所以在汉代一字说至三万言、一经说至百万言的附会大潮中,立未立学官的经书几乎遭到的都是同样被重新编排和改造的命运,这既是政治的需要,又是汉儒希望求真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与“三家诗”相比,《毛诗》说诗的历史化倾向是其独有的特色。事实上,《毛诗》通过对“诗三百”的历史化解释来达到教化的目的,不但使教化的教材具有了坚实的可靠性,也同时是对孔子作《春秋》寓褒贬、借史实而彰显微言大义这一不绝如缕儒家传统的汉代继承。“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之深切著明。”13要想教化奏效,就要有史实做根据。《毛诗》说《诗》的这一思路,恰恰也是汉代文化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四、“诗中求礼乐”与汉人的“和谐”精神追求
    在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和完善无疑体现了统治秩序的理想,它同时又常常具体化为统治者实施治理的重要原则,《礼记·中庸》就说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所谓“中”,即适中、平正、无过无不及、适得事之宜之意;“和”即和谐之义,进一步讲也就是将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通过“中节”——恰当、合理的途径宣泄出来,从而有利于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也只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达到了这种和谐的境界时,天地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焉”,在天地之间、在人间社会中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秩序。所以,“和”在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具有“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崇高地位。那么如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实现这种理想,特别是如何为构建这样的理想提供方法和途径,汉代儒家学者认为周人的礼乐思想及其实践是可资借鉴的。
    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体现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朱熹说:“礼,谓制度品节也。”14社会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和高低、贵贱、尊卑都要由礼来加以区别和定位。但是仅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可能会造成等级间的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调和关系、融合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以达致和谐的理想境界。关于这一点,《乐记·乐论》说得非常明确:“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确立的是天地间的差别和秩序,而“乐”则是对这一秩序的调和与融洽。在礼乐的共同作用下,天地百物才会有序而和谐的发展。可见在构建和谐的政治统治秩序过程中,礼乐的确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证明,周代及以后,凡充分发挥礼乐功用或礼乐功用发挥比较好的朝代,皆为长治久安之时代,如汉代;否则,就会相反,暴秦的覆亡即是明证。
    汉人显然汲取了周人的统治经验,更汲取了暴秦的教训,他们充分认识到了礼乐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政治中的关键性作用,比如汉代士人代表司马迁曾在《史记》中就对这一问题有过非常深入的论述,《史记·礼书》:“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
    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仲尼曰:‘柿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太史公将《礼书》列为“八书”之首,这一有意为之的顺序排列本身就已明确标示出了他对建立和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重要性的认识,在“观三代损益”,充分分析了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秩序的建立乃是按照人情制定“礼”,依据人性制定“仪”,在礼仪的约束下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贵贱,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一系列等级秩序中,才能事事皆有适宜之度、物物文饰皆有节制。这一切显然非“礼”难得。对于乐的重要,《史记·乐书》谓:“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故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在司马迁看来,“乐”是与人伦相通的,它不仅可以和合人情,使相亲爱,而且可以整饬人的行为包括外貌,使尊卑有序,和谐美满。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能够了解社会和政治,通过了解而使社会、政治贵贱有位,上下和合。显然,这是司马迁在非常系统地总结了自先秦以至汉初人们对于礼乐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政治之间关系后的认识成果,其对此一问题如此深入的看待,我们不妨视为是其对汉初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政治这一时代课题的积极回应。由此也足见此一课题在那个时代的重要。
    然而如果说司马迁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讨论基本还属于纯理论范畴的话,那么汉初的经学家则主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对象而进行更加具体也更为细致的理论阐释,其中尤需以《毛诗》学派的经典阐释为代表。在儒家诸经中,应该说《诗经》和礼乐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在《毛诗》学派的学者看来,《诗经》本身就是一部包含了丰富礼乐文化精神的著作,这一倾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存在,《论语·泰伯》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已积累了使诗、礼、乐共同发挥教化作用的实践经验,郑玄“歌诗所以通礼意”15正是对儒家以《诗》传礼的简明概括。礼乐共同附着于形象可感、易于传诵的《诗》,更便于使人们潜移默化、心悦诚服地接受等级差别,遵守伦理规范,从而也就更能迅速有效地发挥诗、礼、乐的教化职能。因而在对《诗经》的阐释过程中将其中蕴藏的教化要求和教化思想不遗余力地揭示出来也就成为了《毛诗》学者们的研究目标和学术追求,而也正是由于《毛诗》学派的学者们在理论上的这种自觉追求,才使其在这场理论探索和文化构建运动中脱颖而出。
    首先,夫妇之道是《毛诗》尤其是《诗序》要阐明的首要问题。情之所发,五伦之最;五伦始于夫妇,所以婚姻是古代社会所极为看中的,是礼制的根本。班固《汉书·礼乐志》云:“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强调了婚姻在礼制中的重要性。《关雎》毛传云:“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在这里,“夫妇有别”竟也成了行使礼乐教化,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同时,在婚姻之礼中,妇道是其重要的内容,《毛诗序》为已婚女性设计的行为范本是“后妃之德”,其内涵包括《葛覃》序中的“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以及《螽斯》序中的“子孙众多”。《毛诗序》从不同的方面完善、充实妇道,表现了封建社会的男权意识,同时也表现出从人伦之始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努力。《诗经》中大量描写男女爱情的诗作也都受到了这一标准的判决,比如《关雎》毛序云:“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意也。”对男女之间的婚恋采用了异常理性的观点。另外,像盼望丈夫回家的思妇之咏《召南·草虫》,在《毛诗》中也变成了表彰“大夫妻能以礼自防”的伦理篇章;描写夫妻恩爱、如鼓琴瑟的《郑风·女曰鸡鸣》,则成了对“不说(悦)德而好色”的长鸣警钟;对秋水佳人可望而不可求的长歌浩叹《王风·蒹葭》,则点化为对不用周礼、无以固国的政治讽谕;青年男女忘情亲昵的吟唱《齐风·东方之日》,升华为对“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世风的批判。原诗中所表现的男女之间的任何情感、情欲都被抑制、被遮盖和被改造,取而代之的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16的“礼”。同时,《毛诗》要求在礼的约束下婚姻以时,所以《桃夭》毛序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寡民。”《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女主人公望见梅子落地,引起青春将逝的伤感,希望有男子马上来求婚。《毛序》却作出“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的解释。这首呼唤爱欲的“男女及时”的真情恋歌,竟被附会成“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的礼赞颂歌。这意味着在《毛序》作者看来,即使《摽有梅》所肯定的东西符合了古代的一条基本礼则,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备则不待礼,所以蕃育人民也。”17也并不意味着古礼对男女性爱的许可和放任,仍然需要有“被文王之化”的礼的约束。否则,即使夫妻之间的放纵情欲,也不免被视为“淫”。
    其次,古代社会的人,无论贵贱、男女、老幼,都逃不脱“礼”的束缚和评判。《毛序》以为《i串风·凯风》是赞美卫国孝子安慰母亲的优良品德,《卫风·氓》是讽刺卫宣公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的恶劣风气,《魏风·葛屦》是揭露魏国君民“机巧趋利”、“俭啬褊急”的狭小心肠。这些序说的对象固然大多为一般的下层平民,其意在引导社会风俗的好转,但无不以小见大,无限上纲,把民间的每一种风俗习惯都看成是君主善恶、朝纲治乱的风化结果,从而使诗篇的主题由日常而趋向崇高。另外,《诗序》中还以大量篇幅规范国君、大臣的行为,用美、刺的方式教之育之化之,使之以礼治国。《击鼓》序谓:“曰怨州吁也。为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国泰民安乃万民之福,穷兵黩武则不免使百姓流离失所,而最终招致百姓怨恨。《简兮》序曰:“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承事王者也。”任人唯贤是开明君主的明智之举,也是兴国安邦的重要途径。如此等等。通过解《诗》者对上述诗篇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毛诗》作者的良苦用心,那些被讽刺对象的行为都会对社会和谐关系的建立产生阻碍,所以对他们的或讽或刺,均是要告诫后来者何事不可为。也就是说,《毛诗》中这些被明确判定为意在怨刺的诗作,从反方向上又为什么是和谐社会和和谐政治,以及如何建立和谐社会和和谐政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实例。
    总起来看,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毛诗》时时处处都在为汉代的社会和谐和政治和谐做文化的理解和文化的阐释,其取径又是以先秦礼乐为参照或为根据的。《诗经》中的具体诗篇本身是否包含了《毛诗》的理解和阐释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问题,但通过《毛诗》的理解和阐释实践向我们证明了它研究和传播《诗经》以促进汉代政治文化建设的良苦用心,则是没有疑问的。

    姓氏略考/《毛诗》 编辑

    毛姓:历史名人
    分类:②姓氏渊源八.历史名人毛 遂:(生卒年待考),春秋战国时人,有毛遂自荐一说。毛遂是战国时期薛国人(今山

    《毛诗》
    毛邦初

    东滕县张汪镇),赵国平原君的门客,由他身上引申了“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等千古流传的佳话。
    一说毛遂的故里就在距离今河南原阳县县城十二公里处的师寨镇路庄村,在村子西边有毛遂庙一座。毛遂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他却依然为人们所传诵。如今,在原阳仍广为流传着《毛遂打醋》、《毛遂吃毛栗》、《毛遂拉塔》等神话传说。像这样的传说,路庄村乃至原阳县的老人孩子都能说出一两个,这里的人们将毛遂称为“毛遂爷”。毛遂墓位于官桥火车站西约五十米处,1991年春官桥镇政府重修,墓碑由著名书法家王学仲题写“毛遂之墓”。
    另一说毛遂的故乡位于今河北邯郸市的东北部,距邯郸五十公里的鸡泽县毛官营村(今东营村),相传明朝的燕王朱狄
    北,战乱中,邯郸郡人民流离失所,死伤无数。毛遂的故里毛官营也在燕王大军铁蹄所过之后,成为一片废墟,唯有毛遂族人躲藏在已故先人的诺大的坟墓里,留下了毛氏一脉。毛遂墓遗址现存于邯郸市永年县。
    在公元前257年,也就是赵孝成王九年,毛遂自荐出使楚国,促成楚、赵合纵,声威大振,并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
    公元前260年,赵王中了秦的反间之计,以只能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守卫重地长平,使得赵四十万大军被困长平,最后全部为秦白起坑杀,精锐丧失殆尽。次年,秦乘胜围攻赵都城邯郸。邯郸震动,赵王急召平原君商议退敌救国之策。平原君道:“为今之计,只有求救于诸侯。魏与在下有姻亲关系。关系素善,求之则发救兵。楚乃大国,且路途遥

    《毛诗》
    毛邦初

    远,唯有以‘合纵’之策促其发兵,臣愿亲往。”赵王依之
    平原君乃战国四君子之一,此四君子皆以礼贤下士闻名于世。平原君有门客三千、毛遂位居末列。平原君回至府中,急招门客,言明使楚合纵之事,并欲选拔二十人随同前往。平原君道:“此次合纵定约之事,关系到邯郸得失,赵之存亡,干系甚大,故势在必得。倘若和谈不能成功,则须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楚王歃血订盟。故所选二十人必是文武俱全之士。诸位皆当今贤士,且事情紧急,二十人便出自各位当中了。”然三千人中,能文者不能武,能武者又不能文,最后只选得十九人,最后一人竟无从可得。平原君不禁慨叹:“想我赵胜相士数十年。门下宾客三千,不料挑选二十人竟如此难!”
    正值此际,毛遂于下座挺身而起,道“毛遂不才愿往。”平原君见毛遂面生,又不曾听左右提起过毛遂,便有意试探:“先生居胜之门下几时了?”毛遂答道:“已有三年”,平原君遂生轻视之意:“贤主处于世间,恰似尖锥处于囊中,其锋芒亦现,今先生居此已有三年,却未曾听左右提起过,可见先生文不成、武不就,且出使楚国乃关系赵国存亡之大计,先生恐怕不能胜任,还是留下吧。”毛遂并无退怯之意,立刻答道:“君子言之有理。贤士处世当展其才德,然欲逞才能须有表现机会,君子以贤达仁义、礼贤下士闻名于世,然君子若无赵公子之名分,地位安能显其贤达乎?毛遂之所以未能展露锋芒是因无处于囊中的机会,否则,早已脱颖而出,不单单是只露锋芒的问题了。”平原君对毛遂之对答深感奇异,且事紧急,便同意毛遂同行。其余十九人虽听了毛遂适才的一番言论,仍不以为意,皆以为毛遂只不过徒逞口舌罢了,彼此目视而笑。
    十九人皆自以为学富五车,一路之上常是高谈阔论,毛遂不言则已,言必惊人,总能一语中的。到了楚国时,十九人皆已折服。
    楚国已至。平原君不敢怠慢,第二日一早,太阳刚刚升起,便上朝与楚考烈王商议合纵之事。楚王道:“合纵之事,当初先由赵国发起,后张仪游说各国,联盟未能牢固。当年先是(楚)怀王为纵约长,率诸侯伐秦而不克;后又由齐缗王为

    《毛诗》
    毛和发 

    纵约长,而列国皆背信弃义,合纵又败。时至今日,各国皆以约纵为讳六国合纵联盟只不过一盘散沙,无济于事。况且秦国今日之强六国皆不能敌,唯有诸国各自安保方为上策。再者,秦楚新近通好。楚若与赵合纵,岂不是背信弃义,自惹刀兵之苦,代赵受怨吗?合纵之事还是算了吧!”平原君从容对答,陈说利害,但楚王终因惧怕强秦,犹豫不决。
    毛遂等二十人于朝下等候,眼见日上中天,约纵仍未成功。十九人便对毛遂道。“先生上。”
    毛遂亦不答话,按剑拾阶而上,昂首走上朝来。对平原君说:“合纵之事,只要言明利害,三言五语便可解决,却为何自日出谈至日中,仍未商定?”
    楚王见有人竟敢按剑直闯朝堂,且出言不训,不觉怒起心头,但又不明此人底细,且慑于毛遂之威严,便转身先问平原君道:“此是何人?”平原君道:“此乃胜之门客毛遂。”
    楚王便高声叱喝道:“大胆狂徒,本王与你家主人谈话会纵之事,岂有你说话之地,还不退下?”
    毛遂毫无惧色,按剑直前,说道:“合纵乃天下之事,天下人皆可议之,况在我家主人面前,你叱者何来?仗你人多势重罢了。然如今你我相距仅十步之遥,你的性命便握于毛遂手中,还逞得什么威风!当年商汤凭借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周文王仅凭百里地,却使天下诸侯臣服,又有哪一个凭借了势众人多呢?”
    楚王脸色稍和,问道:“先生有何话说?”
    毛遂道:“先前,楚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此乃霸王之资,天下诸侯哪个能当?然一泱泱大国竟为一乳臭未干之竖子白起率区区之数万人连连挫败,一战丢鄢、邓等五城,郢都划为秦郡,再战而烧夷陵,三战则为秦兵毁先王之宗庙,辱没先人,此乃百世之仇怨,赵国都为之羞愧,可大王却偏安于一隅,但求苟安,不求报仇复地,怎对得起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呢?合纵之事,对楚实是有百益而无一害。想那秦国久存虎狼之心,并吞天下之

     《毛诗》
    毛人凤

    意早已昭然若揭,赵亡,楚亦不会长久。想当年,苏秦首倡合纵,六国结为兄弟,致秦十五年不敢东进一步。今秦虽围邯郸年余,二十万精兵日夜进攻,却未能损邯郸毫厘。且魏素交好与赵,必遣救兵,若楚赵合纵成功,联合魏、韩,灭秦精锐于邯郸城下,乘势西进,则楚可报先仇,收复失地,重振楚威,如此百利而无一害之事却犹犹豫豫不能定夺,到底为了何故?”言罢,毛遂双手按定佩剑,怒目而视楚王。
    楚王立刻连连称是,道:“就依先生,就依先生。”
    毛遂问:“主意拿定了吗?”
    楚王道:“定矣!定矣!”
    毛遂便呼楚王左右:“取鸡狗马血来!”
    左右取铜盘至。毛遂双手托住铜盘,跪献楚王道:“大王当献血为盟,正式合纵之约,大王先饮,我家主人次之,毛遂再次。”于是于朝堂之上歃血定盟,合纵事成。
    毛遂左手托定铜盘,右手招呼朝下十九人道:“诸位就于朝下共同歃血吧!你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谓‘因人成事’者,不就是这样吗?”
    平原君回至赵国,感叹道:“我一向自以为能够识得天下贤士豪杰,不会看错怠慢一人。可毛先生居门下三年,竟未能识得其才。毛先生于楚朝堂之上,唇枪舌剑,豪气冲天,不独促成约纵,且不失赵之尊严,大长赵之威风,使赵重于九鼎之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而强于百万之师。胜再不敢以能相天下之士自居了。”遂待毛遂为上客。
    后来有一首诗对此事评道:“橹樯空大随人转,称锤虽小压千斤。利锥不与囊中处,文武纷纷十九人。
    合纵已成,楚王遣春申君黄歇率兵八万往救邯郸。魏信陵君亦窃得兵符,夺晋鄙十万军来救赵国。
    其时秦国二十万大军围邯郸已有两年,仍不能克,长平之战,秦兵亦损失过半,国内空虚,且救兵已至。秦昭王虽欲强攻,但迫于形势,只得息战而退。
    邯郸围解,终于避免了又一“杀人城”惨象的发生。此后,毛遂不知所终。
    毛 亨:(生卒年待考),鲁人(今山东曲阜,一说河间人,今河北献县)。著名西汉学者。
    相传是古诗学“毛诗学”的开创者,曾作《毛诗训诂传》,世称“毛诗”,流传千古的典籍《诗经》就是由《毛诗》传下来的。
    由于他教了赵人毛苌,故世称为“大毛公”,称苌为“小毛公”。《诗经》经秦火后,唯《毛诗》流传至今,齐、鲁、韩三家诗,先后衰亡佚失。
    毛 苌:(生卒年待考),西汉北海太守。
    为河间王博士,治《诗经》尤精。以诗授同国贯长卿,人称“小毛公”。当时诗者有齐、毛 晋:明朝藏书家,家藏书九万八千余册,历代藏书家无人能比。
    毛正美:(生卒年待考),女。著名唐朝诗人。
    她有一首《赠华山游人》诗,常被后人引为联句:“曾折松枝为宝石栉;又编栗叶代罗襦。”
    毛鸿宾:(生卒年待考),字寄云,历城人。著名清朝两广总督。
    清道光年间进士,由编修累擢御史。敢言直谏,不避权贵。胡林翼所谓“言系天下安危,二百年来第一等文字。”
    清同治年间,官至两广总督,后因事降离官。
    毛 晋:(生卒年待考),原名凤苞,字子晋,常熟人。著名明朝学者。
    博学多识,家富图籍,世所传影宋精本,多所搜藏。家有汲古阁,传刻古书,流布天下。在明委以博雅好事名一时。遍搜古籍达八万余册,多宋元善本。双多刻古书,皆手自仇校,世称毛本。
    编著有《毛诗陆疏广要》《苏米志林》《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明诗纪事》
    毛 记:(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大臣。
    明世宗即位,毛纪制策,拟定治国方针,建立功勋。加伯爵,为首辅。
    毛 庚:(公元?~1861年),原名雝,字西堂,钱塘(今杭州)人。著名清朝书法家、篆刻家。
    作书是其家法,尤工刻石,有名于当时。
    毛庚是个诸生。事亲孝,好施与。
    清咸丰年间,杭州被太平军攻陷。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他随从戴熙筹办团练,是年冬,太平天国再克杭州,战死。当时有人仰慕他的书法作品,愿以千金谋赎城中,但他已死于。
    毛庚有一著名的自题联:“林头研石天云月;涧底松根刨雪腴。”
    毛奇龄:(公元1623~1716年),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齐于,号西河,学者称其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城厢镇人(今浙江杭州萧山区)。著名清朝学者、文学家。
    毛奇龄四岁识字,由其母口授《大学》,即能琅琅成诵。少时聪颖过人,以诗名扬乡里,十多岁就中秀才.
    明朝灭亡后,清兵南下,他与沈禹锡、蔡仲光、包秉德避兵于县之南乡深山,筑土室读书。
    毛奇龄生性倔强而恃才傲物,曾谓:“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斯三百年矣。”评判言词过激,得罪人多,因此仇家罗织罪名,遭几度诬陷。
    后辗转江淮,遍历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
    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毛奇龄中博学鸿儒科,被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期间以《古今通韵》一卷进呈,得到康熙大帝的赞赏,诏付史馆。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离馆回乡,专心从事著述。
    毛奇龄博览群书,经学词章各擅胜场。又善于雄辩标新立异。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他在少林寺写的《大学知本图说》,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它众多著作,均阐明他的治经思想。除潜心经学外,对地方志亦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三卷,《萧山县志刊误》三卷等。此外,毛对文学、音乐颇有造诣,好诗词歌赋,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多卷;又曾教授乐律,著有竟山乐泉》四卷,《乐本解说》两卷等。
    治经史及音律等,善散文,诗词,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论著有经集五十一种二百三十六卷,文集六十六种二百五十七卷,共约五百卷汇为《西河合集》刊行。在清朝初期,理学盛极而衰,承钱谦益、顾炎武、费密诸大师的经学倡导,经学复兴。毛奇龄治经虽犹存理学旧辙,但他认为,“汉去古未远,其据词解断,犹得古遗法”,并表彰汉学,崇尚考证,向着回归儒家经典的路径走去。他的经学观根本立足点是对既往的经说进行批判。诸如论《大学》无古今文之殊;辨证宋儒图书《易》说之非;论定《太极图》非儒家正传;斥《子夏诗传》、《申培诗说》为伪作;考订《周礼》非周公作,但不是伪书等,开继起者诸多路径。
    清初八十年间,同样是治经学,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着眼于通经致用,毛奇龄则着眼于纯学术的考证。他所走过的学术道路是清初经学演进过程的一个缩影。说明由经籍的考辨人手,对古代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毛奇龄在七十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在家病逝。他的遗著由学生编纂为《西河全集》,共四百九十三卷,有四十余部著作收录于《四库全书》。
    毛少先(公元1908~1983年),原名毛少轩江西安福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军排长,湘赣边工农民主政府警卫队队长,红六军团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连长、营长,一二○师独立第二支队支队长、团长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部科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第十六团团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后勤部军械处处长,甘肃军区酒泉军分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司令部军械处处长、管理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新疆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
    1983年2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
    毛会义:(公元1914~1975年),江西兴国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排长、连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连长,晋西独立支队连长、副营长营长山东纵队第二旅第五团副团长、第六团副团长,山东军区第五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十二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团长,第二十八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5年10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毛和发(公元1919~1999年),河南固始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少将。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警卫班长、连队文书。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长征和直罗镇战役。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七团连指导员、副营长,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二十四团营长、第三师特务团副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等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第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团长,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二师副师长。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和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后历任师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9年10月2日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毛人凤:(公元1898~1957年),字齐五,浙江江山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黄埔潮州分校四期退学、上沪江大学毕业、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他与戴笠是同乡且是小学同学,军统特务巨头之一。
    毛人凤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
    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1935年3月,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在汉口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二科第一股股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1938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毛人凤改任局本部秘书。不久提升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兼甲室主任。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1947年擢任局长。
    1949年初,毛人凤跟随蒋介石制定“应变”措施,部署潜伏特务,同时在重庆成都昆明南京、上海等城市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青年人士、青年学生。奉令布置特务组织破坏各大城市工厂、水电、桥梁等设施。同年,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解放后,蒋介石企图以西南的、黔等省为根据地抗拒解放。
    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解放大军继续进逼重庆,蒋介石被迫决定由重庆撤退。根据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国民党特务从9月即开始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7~8月间,卢汉在云南宣布接收国民党中央在昆明的机构,限令国民党特务离开云南,成为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消息,颇为震惊,亲由台湾经广州到达重庆,解决云南问题。当时,桂系白崇禧主张用武力解决,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主张用政治解决,蒋于是采取政治与军事兼用,一面增派第八、第八十九军分道压入云南边境,一面进行政治解决。那时,蒋介石认为卢汉的行动是受了龙云的影响,遂秘密指示国防部保密局前局长毛人凤(那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由徐志道继任,但毛人凤仍负该局实际责任)在香港暗杀龙云。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由台湾派保密局办公室副主任兼第二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和六名特务,经广州前往香港。后来改杀杨杰。
    1949年9月6日毛人凤秉蒋介石指令杀害杨虎城将军全家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十人被杀害于大坪剧场。11月14日,蒋介石与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由毛人凤主持会议,执行蒋介石交代的大屠杀、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全国解放前夕,毛人凤赶赴台湾。
    1952年10月10日当选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委候补委员。1953年3月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
    1955年万隆国际会议(亚非会议)期间,毛人凤策划了暗杀周恩来的活动,密谋炸毁周恩来乘坐的“喀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成功,惜周恩来不在该机上,仅炸死了一些记者。
    1957年10月14日,毛人凤病逝于台北,终年六十岁。
    毛秉文:(公元1891~1970年),字慈衡湖南湘乡人,同盟会员,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第十一军团军团长。
    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
    历任第八师师长,第37军军长,第11军团军团长,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
    1949年逃往台,1970年5月17日在台北病故。
    毛邦初:(生卒年待考),浙江奉化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台湾省空军副总司令
    毛邦初是蒋中正元配毛夫人的侄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蒋中正最山穷水尽时,他毫不客气坑了自己这位远房姑丈一笔为数百万美金的款项,而后落籍美国,蒋中正终其一生无法将他缉捕归案,双方之间留下一笔烂帐。
    1950年,空军出身的毛邦初,虽然在蒋中正、宋美龄的提拔下官拜空军副总司令,但是,他对陆军出身却担任空军总司令的周至柔却颇不满,在宋美龄维护下,毛邦初开始与周至柔争权夺势,同时,他的心思也从空军本业转向原本兼任的空军驻美采购业务,随后,就爆发了这件弊案。
    1949年大陆败亡前后,国民政府担心购买军品的一千万美元外汇被美国政府冻结,于是蒋中正下令将一千万美元转移到毛邦初私人名下。1951年7月,因为台北急需的四万八千桶航空汽油付款问题,有关当局发现毛邦初经手的空军购料款项短少了一百五十万美金,台北开始着手调查,并要求毛邦初交回款项,毛邦初案正式爆发。
    台北成立调查委员会、但毛邦初却避不见面,于是蒋中正在1951年以失职抗命,下令毛邦初立即回国查办。
    毛邦初当然不回国,这点不但令国民政府没辄,更对当时的中美外交造成负面影响,1951年11月,国民政府终于向美国法院提起侵占公款官司。
    持续了八年之后,在1958年,这件轰动中美的毛邦初案竟以和解告终,毛邦初宣布无罪,致于和解的条件,竟是国民政府给付毛邦初二十万美金,否则和解无门。官司败诉的国民政府只好照付,典型赔了夫人又折兵,毛邦初则在美国,用国民政府的美金,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
    多年后的今天,毛邦初案再度被提起,台湾当局的一位老调查员回忆起这件事,仍然相当无奈。
    毛岱钧:(公元1902~1938年),字重湖南湘潭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预备役第九师三十五团团长,抗日英烈。
    毛岱钧出身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由堂叔资助,考入长沙明德中学1920年春辍学从戎,到湘军第四师当兵,后升任排长。
    1926年6月毛岱钧随部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战争。曾先后参加过攻打岳州汀泗桥贺胜桥武汉三镇等战斗。1927年被保送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学习。毕业后,调陆军第三十六军第三师任连长。1930年任陆军第十一师第六十六团二营上尉副官。1933年升任陆军第五十九师第三五一团第一营少校营长。1934年晋升中校1936年入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学习。毕业后,调任陆军第九预备师第三十三团中校团副。
    1938年春,毛岱钧升任陆军第九预备师第三十五团上校团长。6月,为抗击日寇入侵武汉毛岱钧率部参加南浔线会战。7月,奉命守卫庐山以西的朱家山、孙家祠、门家桥等地,正面狙击南下南昌的日寇。
    8月6日打响战斗后的近二十天时间里,毛岱钧亲临前线,激励所属,多次打退日寇的凶猛进攻,予敌人以重创。8月底,当日寇集中兵力连续进攻孙家祠阵地,并落弹二千余发,工事尽毁时,冒着密集炮火来往奔走于几处阵地之间,指挥部属同日寇展开连续几昼夜的拉锯战。
    1938年9月2日,日寇凭借大炮催泪瓦斯发动猛攻,毛岱钧率领余部同日寇展开白刃战斗,击毙日寇步兵少尉井二广喜及士兵三十余人。激战,毛岱钧中不幸中弹阵亡。
    毛梦漪:(生卒年待考),江苏宜兴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台湾省陆军副总司令。

    参考资料/《毛诗》 编辑

    http://www.zydg.net/magazine/html/384/384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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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http://www.zydg.net/magazine/html/384/384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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