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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京剧传统剧目,剧情:明朝首相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仗势霸占民田、气死赵玉山之子,又抢走赵的孙女小兰。小兰母洪氏赴县控告。县令王明友受贿,当堂打死赵玉山,轰出洪氏。海瑞正调任应天巡抚,得知冤情,复审此案。徐阶自恃有恩于海瑞,代子求情,提出交田赎罪。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阶恼怒,唆使朝臣弹劫海瑞,新巡抚戴风翔亲来摘印。海瑞于交印前,斩了徐瑛及县令王明友。1961年吴晗根据《明史·海瑞本传》及李卓吾《海瑞传》等编写,由北京京剧团演出。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首演,在表演艺术上均有新的尝试。

    编辑摘要

    目录

    戏剧简介/《海瑞罢官》 编辑

     

    《海瑞罢官》《海瑞罢官》

    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清、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作者简介/《海瑞罢官》 编辑

     

    吴晗吴晗

    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伯辰。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7岁始在乡村学堂读书,11岁时读《御批通鉴》,成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17岁毕业于省立金华中学后,在本村湖山小学教。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1928年入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1931年被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数学0分)。

    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才华出众,1937年,年仅28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活动,在集会上发表《论贪污》、《说土》、《贪污史的一章》等议论,抨击同民党反动统治。1945年吴晗帮助民主青年同盟建立秘密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毛泽东著作。

    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在、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人代表,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三届政协委员,常务委员、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从1949年11月起,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 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还发表了许多文章,重新改写出版《朱元璋传》、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主要著作有:《读史札记》、《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吴晗历史论著选集》等。

    吴晗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时还创作杂文,出版了杂文集《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抱集》、《学习集》等;吴晗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早期的研究作品如《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都堪称经典之作。从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他提倡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手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不仅留下了一部方便实用的研究资料,而且留下了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学术研究之风。

    1957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与邓拓、廖浅河同志一起,为《前线》撰写《三家村札记》思想性文学都很强。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为吴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创作背景/《海瑞罢官》 编辑

    江青发难

     

    《人民日报》转载的《海瑞罢官》《人民日报》转载的《海瑞罢官》

    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姚文出笼之后

     

    《海瑞罢官》《海瑞罢官》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戏剧剧情/《海瑞罢官》 编辑

    徐阶告老还乡,其子徐瑛恃势霸占民田,气死平民赵玉山之独子,又在清明节抢走其孙女小兰。小兰母洪氏赴县控告,县令王明友不理。徐瑛向松江知府及王明友行贿,并令家丁徐富作假证。王明友当堂杖杀赵玉山,斥逐洪氏结案。海瑞适调任应天巡抚,途中得知冤情,到任后即行复审,揭穿徐富伪证,惩处贪官,判刑徐瑛死罪。

    徐阶自恃与海有恩,亲往访之,代子求情,海秉公拒之。徐阶欲交田赎罪,海瑞指明占田应退,犯法当诛。徐怒而退,唆使朝臣弹劾海瑞,新抚戴凤翔亲来摘印,海瑞不为所动,于交印之前,先斩徐子及县令王明有,徐阶无可如何。

    戏剧录音/《海瑞罢官》 编辑

     

    海瑞罢官》《海瑞罢官》

    李慕良——操琴

    汪本贞——操琴

    谭世秀——司鼓

    马连良——海瑞

    裘盛戎——徐阶

    李多奎——谢氏

    李毓芳——海妻

    周和桐——戴凤翔

    郭元祥——徐瑛

    慈少泉——王明友

    马盛龙——赵玉山

    赵丽秋——洪氏

    刘盛通——海朋

    朱锦华——徐富

    马崇仁——李平山

    茹富华——郑愉

    张洪祥——萧岩

    张韵斌——乡民

    戏剧评价/《海瑞罢官》 编辑

     

    《海瑞罢官》《海瑞罢官》

    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 ,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

    ①,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②,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

    ③,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④,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相关剧本/《海瑞罢官》 编辑

     

    《海瑞罢官》创作者《海瑞罢官》创作者

    ①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北京文艺》 ,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③《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

    ④《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⑤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⑥《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⑦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历史意义/《海瑞罢官》 编辑

     

    影视剧作中,出演了《海瑞罢官》、《光辉岁月》等知名作品影视剧出演《海瑞罢官》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 ,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4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4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

    现实意义/《海瑞罢官》 编辑

     

    京剧《海瑞罢官》京剧《海瑞罢官》

    1961年,正是中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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