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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泉铭》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1900年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温泉铭》书风激跃跌宕,字势多奇拗。俞复在贴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法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温泉铭》 作者: 李世民
    类别: 行书碑文,单刻帖 语种: 中文
    出版时间: 公元648年 简介: 《温泉铭》书风激越跌宕,字势多奇拗。
    其他: 收藏:法国巴黎图书馆

    目录

    简介/《温泉铭》 编辑

     

    温泉铭温泉铭

    中国历代皇帝中,字写的好的不乏其人,但称的上真正书法家的却为数不多,如唐太宗李世民、赵佶、赵构等几位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597—649)留下了二件书法名作,均为刻石,一是《晋祠铭》,另一件就是《温泉铭》。《温泉铭》由唐太宗撰文并书,刻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8年),原石已佚。关于唐太宗学书,书史上有一个故事:“帝(唐太宗)常病戈法难精,乃作戬字空其右而命虞世南填之。以示魏征曰‘朕学世南似尽得法?’征曰‘'惟戬字戈颇逼真’”。一语正中唐太宗之要害。   

    历史/《温泉铭》 编辑

    虞世南书法师智永,得二王之法,唐太宗问书于虞,自然也属二王正脉了。唐太宗酷好右军书,利用特权广收右军真迹,朝夕赏玩。又命萧翼由山阴僧辩才处赚得《兰亭序》真迹,死后是否殉葬在昭陵,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唐太宗没有辜负他的优越条件,他的行书深得右军法,雍容遒丽,笔法生动,写此铭时,唐太宗已到晚年,故而书法圆熟流利,浑然天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以前碑刻者为篆、隶、楷书,而行书入碑,应自唐太宗始。这不仅仅是权力的原因,更是唐太宗作为君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体现。   

    我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他不仅把我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太宗于日理万机之暇,酷好翰墨,尤爱王羲之之书,曾自撰《王羲之传》,并下诏内府金帛,征求羲之遗墨,于是物聚于所好,不数年间,各方进献,得正书五卷,草书五十八卷,其中真伪杂陈,更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甄别,又命韩道政、冯承素等精工摹拓,王字遂风行于天下。他每得二王帖,就叫诸王子临摹数百遍,对《兰亭序》更是着了魔似的朝夕揣摩,甚至携归昭陵……。“上有所好,下必甚矣焉”。唐太宋的崇王,虽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由于他的喜好,使初唐书风无不纳入王羲之的翼下。加上他以书取仕,使书法广为普及,所以客观上,他对我国书法艺术的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太宗之书初师承于隋之书家史陵,据《金石录》谓:“陵善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又经常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切磋书艺,并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后钟意于羲之,朝夕临摹,尤笃爱右军《兰亭稧帖》,置之枕边,常于半夜直把烛临之,书遂大进。太宗善行、草及飞白,尤善临古,殆于逼真,《山谷题跋》谓:“太宗英睿不群所学辄便过人,末年诏敕,有魏晋之风,亦是宝贵后不能不废学尔。”传世作品有《晋祠铭》、《温泉铭》等。   

    李世民《温泉铭》拓本 巴黎国立图书馆   

    《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行书仅存48行,总共354个字。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从记载上看,唐代《温泉铭》原拓不下几十部,尾题“永徽四年(653年)八月三十一日圉谷府果毅(下缺)”墨书一行,证知确为唐初物。后来原拓失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于甘肃莫高窟第一十六窟发现藏经洞(今编号为第一十七窟,敦煌鸣沙山千佛洞),里头就有三件唐拓本藏敦煌石室,其一为唐太宗行书《温泉铭》,残存五十行,另两件为欧阳询《化度寺碑》和柳公权《金刚经》,也是残本。可惜这三件东西现在都不在国内,《温泉铭》、《金刚经》及《化度寺》之前两页,早被伯希和劫往法国,今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化度寺》的后十页被斯坦因先于伯希和劫往英国,今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特点/《温泉铭》 编辑

    《温泉铭》书风酷似《晋祠铭》,雍容和雅,丰满润朗,跌宕留美,字势多奇拗,全从二王一路来,宋代米芾的行书即源于此。近代俞复在帖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风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然而,出于帝王的威严,他对王献之却极为不恭,曾云:“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他讥讽小王之动机,后被宋米芾窥破,米芾《书史》中说得很清楚:“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唐太宗扬大王抑小王,曾影响了初唐的书坛,直至孙过庭《书谱》亦据此论。这一过错,一方面因抑制使激厉、奔放一路的书风暂时隐匿,另一方面也使志气平和的大王书风逐渐抹上了宫庭色彩,而渐失光辉。唐太宗习字作书,有其独到的方法,其《论书》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尔。吾之所以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屏风帖》深得右军草书意趣及使转形势,所不足者正是骨力稍弱。盖草书走笔疾书,最难求者正是骨力,习草书最当体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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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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