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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风·黄鸟》

    本首诗选自《诗经·国风·秦风》。描写秦穆公死时,以大量的活人殉葬,其中子车氏的三兄弟都被殉葬。诗描写三兄弟殉葬时的情景,表现了对三壮士的哀悼和惋惜,也表现了对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的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诗以黄鸟止于棘树不得其所,暗示了子车氏之子殉葬的不得其所,这样的能勇士临穴也“惴惴其栗”,正在控诉殡葬的残酷。诗的写实性很强,《左传》文公六年曾这样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秦风·黄鸟 作者: 周朝国人
    出处: 《诗经·国风·秦风》 朝代: 周朝
    文学体裁: 情感表达: 讽刺秦穆公以人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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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秦风·黄鸟》 编辑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秦风·黄鸟》黄鸟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

    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

    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译文/《秦风·黄鸟》 编辑

    黄雀叽叽,酸枣树上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奄息。

    《秦风·黄鸟》黄鸟

    说起这位奄息,一人能把百人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

    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黄雀叽叽,飞来桑树上。谁跟穆公去了?

    子车家的仲行。说起这位仲行,一个抵得五十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

    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黄雀叽叽,息在牡荆树。谁跟穆公去了?

    子车家的鍼虎。说起这位鍼虎,一人当百不含糊。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

    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拿我们一百换他一个。

    注释/《秦风·黄鸟》 编辑

    1、交交:读为“咬咬”,鸟声。黄鸟:见《周南·葛覃》篇注。  

    2、穆公:春秋时秦国之君,名任好。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一),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从:谓从死,就是殉葬。  

    《秦风·黄鸟》黄鸟

    3、子车奄息:子车是氏,奄息是名。一说字奄名息。  

    4、夫:男子之称。特:匹。这句是说奄息的才能可以为百男的匹敌。  

    5、穴:指墓圹。  

    6、惴惴:恐惧貌。慄:“栗”的异体字,恐惧战栗。以上二句是说奄息身临墓穴时的恐怖。  

    7、歼(尖jiān):灭尽。良人:善人。诗人以子车氏三子为本国的良士,所以称为“我良人”。这里合三子而言,所以说“歼”。  

    8、人:言每人。百其身:谓百倍其身。以上二句是说:如允许旁人代死以赎取三子的生命,对于每一人都值得以百人之身来代替。“百夫之特”和“人百其身”两“百”字相应。  

    9、仲行:一作“中行”,人名,或上字下名。  

    10、防:当,比。百夫之防:犹“百夫之特”。  

    11、鍼(钳qián)虎:人名,或上字下名。(鍼:又音针,是“针”的异体字。) 

    12、御:犹“防”。

    鉴赏/《秦风·黄鸟》 编辑

    《黄鸟》是讽刺秦穆公以人殉葬,痛悼“三良”的挽诗。

    《秦风·黄鸟》《秦风·黄鸟》

    《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621年),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据此,不仅诗的本事有信史可征,作诗年代亦有据可考。《史记·秦本纪》亦载其事:“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殉葬,是奴隶社会的一种恶习,被殉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统治者生前最亲近的人,秦穆公以“三良”从死,就是一例。《黄鸟》一诗只哀悼“三良”之死而不及其余,由此可知,那174人均为奴隶无疑。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本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本诗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双关语的运用,增强了凄惨悲凉气氛,渲染了以人为殉的惨象,从而控诉了人殉制的罪恶。清陈继揆《读诗臆补》评之为“恻怆悲号,哀辞之祖”,诚然。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本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研究/《秦风·黄鸟》 编辑

    《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人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关于此诗的作者,左氏言之凿凿,后人遂无怀疑者。然《秦风·黄鸟》真为国人(秦人)所做么?

    首先,从思想内容上看,这首诗具有典型的周礼文化中的“重德保民”的思想。周革殷命,不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前无古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王国维先生在《殷国制度论》中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之间的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并认为“国之制度之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而这种“道德”最终目的是保民。《左传》文公十八年,鲁太史克:“先君周公礼制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周礼文化的核心就是“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作为周礼的创始人,周公是从天下兴亡的政治高度提出保民思想的。他指出夏商覆亡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而能保民的文王才称得上有“德”。他认为文王的美德就在于“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礼文化中的敬德保民思想共同体现在《尚书》、《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先秦著作中。如:《尚书.康诰》:“今民将在祈遹乃文考,绍闻衣(殷)德言,往敷(普)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唐乂。”“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唐乂民。”《尚书·大诰》:“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梓材》:“堆曰欲至于万年为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诗经·大雅·文王》:“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民劳》五唱“民亦劳止”又唱“无俾民忧”《诗经·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诗经·小雅·天保》:“群黎百姓,遍尔为德。”……至于《左传》中以民为主的思想随处可见,或为大夫规谏,或为乐师史官进谏,或为臣子直谏。《左传》载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为争霸而想用殷夷古老野蛮的人牲习俗去联合东夷时,司马子鱼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就在《左传》说《黄鸟》是“国人”所作之后,也有一大段议论:

    《秦风·黄鸟》诗经

    君子曰:“秦穆公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考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无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孟子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即使是用陶俑陪葬,孟子也借孔子之口以诅咒。可以说,自周公始直到孟子的几百年间,敬德保民的人文思想像滔滔江河,一浪高过一浪,许多深刻的思想直至今天仍有其巨大的意义。

    周礼文化重德保民的表现之一便是彻底废除和摒弃人牲和用人殉葬的制度。考古资料发现,西周墓葬中殉人现象的特点有三:一,墓葬中有人殉的现象并不普遍;二,人殉数量与殷代相差很大——要少得多;三,西周人殉墓葬都是中小型的,且有人殉的都是西周早期的墓,西周晚期墓就几乎看不到用人殉葬的现象了。同时,西周春秋时期人殉的习俗残存于殷遗民活动区域之中。人牲情况亦如此。如宋及东夷人。《左传》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想称霸的宋襄公打算用人牲的习俗去迎合、联盟东夷。(此时是秦穆公十九年)后来这一恶习甚至死灰复燃,波及楚国鲁国。《左传》昭公十年载鲁伐莒献俘:“始用于亳社”昭公十一年冬十一月,楚灭秦,以隐太子为人牲用于冈山。由东夷西迁的秦亦留有用人牲之习俗。《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俘晋惠公,欲以之“祠上帝”。而秦都雍城内一共发现祭祀用坑181个,其中人牲坑8个。值得注意的是宋、楚、鲁三国的用人为牲都分别遭到大夫司马子鱼、申无宇、臧武仲等的强烈反对,只有在秦国,晋惠公是因周天子与秦穆公夫人——晋惠公之姐——的请求才得幸免。

    从周初(前1027)到秦穆公(前659—前621)四百余年,秦仍沿袭残酷的用人殉葬和人牲习俗,其君臣之中无人反对,说明秦与周礼文化之隔膜到何种程度。它是被远远的抛离在周文化圈之外。略考秦之历史,我们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知道,秦之先为东夷部落,至蜚廉之时,为周武王所驱,辗转西迁黄土高原,与戎杂处,这使秦不能像鲁那样接受周文化的影响。史载伯禽封到鲁国时,即:“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也未能像齐晋很早就受到周文明的渗透。唐叔封到晋国时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姜太公封到齐是:“简其君臣之理,从其俗也。”于是齐、晋文化便于周文化相结合并最终融入华夏文明。秦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相反,由于与戎狄长期杂处,渐染戎习。《史记·秦本记》:“夕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陲。”但直到周幽王被杀时,秦襄公独捍周(前771)后,平王赐襄公岐西之地,周才承认秦为诸侯之国,秦始与诸侯有通使聘享之礼。王国维先生在《秦都邑考》中说:“逮襄公伐戎至岐,文公(按:前765—前716)始逾陇而居汧渭之会。其未逾陇之前,殆与诸戎无异。”在文公之后漫长而艰难的求生存的斗争中,秦才渐与周文化接近,并逐渐发展。到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但即使到此时,秦之文化习俗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周礼文化尚不能深入人心。

    《国语·周语》:“(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秦师将袭郑,过周北门。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年尚幼的王孙满看到后即认为“秦师必有谪”。原因是“师轻而骄,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秦师无谪,是道废也。”果然,“是行也,秦师还,晋人败诸崤,获其帅丙、术、视。”此事又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此时正是秦穆公三十二年。本应是训练严整的军队尚且如此无礼,遑论“国人”!当时,秦的宗族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似尚无大宗小宗的区别。男女婚娶也没有一定的制度和礼教。秦穆公曾因子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作为报复,“而妻以故子圉妻”,而子圉是重耳的侄子。这显然不合周礼。

    秦穆公应是一个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在秦的发展进程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除上述功绩外,他对中原华夏文明亦心仪神往之。《史记·秦本纪》曾记载秦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我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说明他很关心中原华夏以礼制治国之术。他也很重民。《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使乞籴于秦。”虽然丕豹建议乘机伐晋,秦穆公却不同意。他说:“其君是恶,其民何罪?”他也爱才。崤之战失败后,“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随后,“晋人既归秦帅,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言,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孤之谓矣。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复使为政。”

    秦穆公对周文化的学习,不仅体现在政治上、重民上,也表现在对《诗经》的学习上。除上引之外,《左传》还载他与逃亡的晋公子重耳赋诗致意。“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颇煞有介事,俨然一副正宗中原诸侯君主模样。

    但上述所有这些对中原文化的学习,都不能从心底改变秦穆公的精神世界,也不能改变秦人的习俗。周礼文化仍不能渗透到秦人的血液以驱除其春秋习气,周礼之敬德重民之重要表现之一是摒除国人用人牲人殉。但在秦穆公看来,重民重人才与人殉是不矛盾的,甚至他死后用人殉葬正是他重民重人才思想的组成部分——到天堂去也不忘带上自己的子民及亲信贤臣!《史记·秦本记》及三贤良自杀殉葬,注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黄鸟》诗所为作也。”上引秦穆公准备用晋惠公作人牲,既无顾忌也无大臣劝谏力争,说明周文化未能触及秦人精神深处及习俗。

    秦穆公学习周文化,但骨子里却未能内化之以形成自己的个性是极正常的。斯皮罗《文化与人性》中说,习得一种文化,跟内化之并形成自己的个性不是一回事。他说:“一种文化的社会行动者所具有的意思和范围就比(传统的)文化符号的意思范围要广泛得多。”“由于范围的这种差异,所以,尽管不仅本国人,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学习一种文化,但是这种文化为本国人所具有的意思可能与它为非本国人所具有的意思大不相同。在学习一种外来文化时,非本国人可以像本国人一样牢牢掌握这种文化的意思,但是由于没有在这个群体里被社会化,所以,他(她)没有那些独白就足以使这种文化具有那些对本国人来说是多余的意思的社会经验。”他还举例说:“一位非佛教传统的佛学者可能研究佛教的原文教义,并且可能比一个佛教徒更懂得其含义。因为没有融合在一个佛教社会里,所以佛教的原文教义对他来说不具有内涵的意义,也不能唤起他的情感反响,不能使文化框架转变文化上构成的信仰。”实际上到战国时秦孝公(前361—前336)统治期间,黄河以东有强国六:齐、楚、魏、燕、韩、赵并立,但华夏诸侯侯国仍以夷狄视秦。而这已距秦穆公时近三百年,可见周礼文化要深入渗进秦人精神血液之中,彻底改变秦人习性是多么不易!亦可见习俗文化变化之慢。不仅如此,甚至在革除某一习俗的地方,其过去的习俗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上引鲁、楚即是例子。

    一个民族或一个部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范型、风俗习惯,这是其独特的思想意识代代相因之结果。而其形成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意愿与倡导,其改变亦是如此。周革殷命,变殷之制度文化,关键在于周部族之统治者——以周公为代表。序:“美教化,移风俗。”孔颖达疏:“《汉书·地理志》云:凡民秉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是解风俗之事也,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孔氏正深刻的看出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与变化中的关键作用。所谓“随君上之情欲”即是说,大至一个国家、民族,小至一个部落其习俗的形成均与统治者的尚好分不开的。因为统治者,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总是文化的代表者。当统治者的尚好融入民众血统,渗透到民众精神深处,形成风俗时,意味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部落的人们很难对其进行理性反思了。在民智未开的古代尤为如此,除非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或者各部落的某代统治者的尚好发生变化。而在一个国家一个部落中,人们总是从精神深处或内心深处遵从这风俗,以那些献身于该风俗、执行该风俗的模范者为榜样的。他们羡慕这些模范,崇敬这些模范。可以想见,其时在秦国能被国君看中而陪国君上天堂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有多少人艳羡不已!而被选者一定会义无返顾、欣然前往的!(翻开历史,这样的人真是不知有多少!)我们很难想象有用人殉葬风俗的秦人(国人)会唱出如此激烈的反对用人殉葬的歌的。事实上,从上引应劭的话可以看出,秦穆公选三良时蕴涵着对他们三人的多少信任与爱护。酒酣耳热之际,举杯相约的在众臣当中惟有奄息、仲行、鍼虎!当穆公一命呜呼,三良即从死——从死者自杀之谓也——多么慷慨。据《史记》,从死者共有一百七十七人,似乎都不是强迫的。

    二零零六年元月六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秦景公大墓的考古发现。从1976年到1986年,这次发掘整整持续了10年,接着是近二十年的研究。古墓中共有一百八十多具人殉骨骸。著名的考古专家田亚歧先生认为:除过二层台发现的那批杀生作为牺牲的战俘或者刑徒以外,其余160多具都是自愿的殉人。这些躺在棺木里的自愿的殉人,他们的下肢,全部诡异地蜷曲着!田亚歧先生说:“在奴隶制社会的观念下,他认为一般都是奴隶主的,包括国家的一切用物,包括人都是奴隶主的,那么当时人有一种观念就说是,他的主人死了,那么作为他们活着就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一同要死。还有一个古代有事死如生的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人死了以后在阴间仍旧跟阳间是一样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就要一块去跟他的主人去走。”秦景公的死(前576-前537)距穆公(前659-前621)死已有八十多年了!八十多年后殉葬风俗还是这样,我们可以推知穆公时人们如何看待殉葬。

    那么,显然,写出这样激烈的反殉葬之诗者,定然是来自秦国之外的殊俗之地的人。从以上分析中看,只能是浸润敬德重民思想的周礼文化的周人。只有他们在秦人的一片庄严之中看到其残酷的一面,并且万分震惊,才会“临其穴,惴惴其栗”。这种情感是一种清醒地认识到人死不再复生,而人才的死亡是社会的一大损失的恐惧与痛心。说明诗人情感投注的焦点是对生命的珍视。诗人投入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设身处地的推测(假如自己这样)进而激起汹涌的情感波涛。这与冷酷的殉葬风俗以及恪守并传承这种风俗的秦人心里多么格格不入——秦人宗教式的狂热泯灭了其应有的人文关怀!也只有周人才充分的认识到人的社会价值,而这种价值只有在以生命为前提时才可能实现——“百夫之特(防、御)”是由他们具有生命时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当看到三良从死才痛呼苍天:“彼苍天者,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从上引应劭话可以看出,作为秦文化的代表者秦穆公虽重人才,但并未意识到人才的价值的实现首先须是有生命(他认为在天堂同样需要人才)。这又可见诗人与秦文化风俗的巨大差别!

    《秦风·黄鸟》《秦风·黄鸟》

    再从艺术角度看,《黄鸟》共三节,整饬典雅,艺术手法娴熟,完全可以与《诗经》中那些优秀的诗篇相媲美。除前面所叙之外,我们还特别注意到诗中以飞鸟止于树或某处起兴,并创设一种阴郁悲伤的环境氛围,这种艺术手法及其象征意义与《诗经》中《唐风·鸨羽》《小雅·黄鸟》《小雅·绵蛮》《小雅·四牡》等是那样一致:

    “萧萧鸨羽,集于苞栩。”“萧萧鸨翼,集于苞棘。”“萧萧鸨行,集于苞桑。”这是《唐风·鸨羽》三节开头的句子。《鸨羽》唱的是因“王事靡盬”而无法赡养父母的忧伤,诗人用鸨集于树的意象起兴,并创设一种人鸟同悲的氛围,很好的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痛苦。我们还注意到诗中有押韵,同样用了“栩、棘、桑”,除“栩”因与“羽”相韵外,另两个用来押韵的竟与《黄鸟》完全一样。这恐怕不是巧合。另外,诗中也有呼天的句子“悠悠苍天”。

    “黄鸟黄鸟,无集于谷。”“黄鸟黄鸟,无集于桑。”“黄鸟黄鸟,无集于栩。”这是《小雅·黄鸟》中的句子。“绵蛮黄鸟,止于丘阿。”“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绵蛮黄鸟,止于丘侧。”这是《小雅·绵蛮》中三节的开头句子。“翩翩者隹,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翩翩者隹,载飞载止,集于苞杞。”这是《小雅·四牡》中的句子。这三首诗亦用黄鸟止于树或山丘的意象起兴,同样创设了一种忧伤的氛围。在前一首,诗人唱的是不能被所迁之地所容,只好无奈地回去;后两首唱的是行役之劳顿。

    还有《小雅·青蝇》中虽不是用鸟而是用青蝇这一意象,其意义也只是表讽刺,但那句式与《秦风·黄鸟》却也惊人的一致:“营营青蝇,止于樊。”、“营营青蝇,止于棘。”、“营营青蝇,止于榛。”。《周易》中亦有类似的句子。《周易·否卦》爻辞:“九五,休咎!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告戒统治者:不要干坏事,否则就极危险,像系在脆嫩的苞草和桑枝上一样。)

    上述例子中,《小雅》竟有四例,《唐风》一例。无论是从地域的角度还是从音乐的角度论“风、雅、颂”都认为《雅》诗是正宗的周诗。唐是周初的封国之一,唐的文化无疑属华夏文化。《周易》则是典型的周文化经典(无论此处是引用《诗经》的句子还是其固有的句子,都证明这种句式从形式到其象征意义皆是正宗周文化的!)。而秦向来被认为是比齐晋的半夷半夏文化还要落后的夷文化。《战国策·赵策三》记鲁仲连云:“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那么,处于边地,被“以杀戮为耕作”的戎人同化的秦人作的诗歌《黄鸟》,何以能与周诗在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如此相同?李斯《谏逐客议书》中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快耳者,真秦之声也。”这首诗无论在音韵、描写、结构、遣词、用语等方面,都与《诗经》中正宗的《雅》诗相通,合乎“韶虞武象者”,应是秦之外的“异国之乐也”——中原之乐,即正宗的周人作品。

    黄鸟/《秦风·黄鸟》 编辑

    《诗经》里的“黄鸟”或指黄鹂,或指黄雀,都是“载好其音”(《凯风》)的小鸟。凡言成群飞鸣的都指黄雀,如上所引即是,因为“集”就是“群鸟在木上”(《说文解字》)的意思。其实,此处的喈喈用来押韵的成份远要多过于拟声,“萋”、“飞”与“喈”是脂微合韵(详见王力《诗经韵读》),“其鸣喈喈”主要是摹写黄雀群飞合鸣的和谐、热闹,以反衬“我”将“归宁父母”前的孤单、冷清,重点是氛围,而不是声音,不像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突出的是颜色。虽然“灌木”也大都是翠绿的,但诗人并未去刻意强调,一如杜诗只说“鸣”而不表出“喈喈”之类的假性拟声词,取舍之间自有技巧在焉。

    《秦风·黄鸟》《秦风·黄鸟》

    在《秦风》与《小雅》的篇什之中,都各有一篇以《黄鸟》为题,且以黄鸟起兴的诗歌。《秦风》“交交黄鸟”,这个“交交”才是黄鸟的独叫之声,而这个黄鸟就是黄鹂,又名黄莺。一个停在树(“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上孤鸣的黄莺引出一个秦国独立特行而惨遭杀害的良人,悲壮之情顿时溢于言表,表达出秦国百姓对三良的惋惜和对暴君(“穆公”)的憎恨。

    《小雅》“黄鸟黄鸟”则与《葛覃》一样都在描写“小而黄口”(《本草纲目》禽部第四十八卷)的黄雀,它们在树间飞来飞去,而且还啄食“我”辛辛苦苦栽种的粮食(“粟”、“粱”、“黍”),就像“此邦之人”让“我”备尝人情冷暖。看到雀们融洽而快乐,“我”真想回到“邦族”、回到父兄身旁。很明显,此诗是流浪异地的男子在抒发怀乡之情,而《葛覃》则为寄人篱下的女子在盼回娘家。取相同之物象(黄鸟及其动作)抒相近之情感,不是非常合式吗?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兴许受了这些古诗的影响,亦未可知。

    经科学家研究表明,鸟类的鸣叫可分为叙鸣与啭鸣两种。叙鸣是日常生活中不分雌雄鸟都能发生的鸣叫,如“交交”之类;啭鸣是雄鸟在繁殖季节所特有的一种鸣叫,乃鸟类的婚期行为,如“关关”之流。当然,古代的诗人不可能这么泾渭分明,所以“关关”也不妨被理解为鸟类婚期中的雌雄共鸣。

    补充 /《秦风·黄鸟》 编辑

    《周南·卷耳》《周南·樛木》《周南·芣苢》《周南·汉广》
    《召南·采蘋》《邶风·燕燕》《邶风·击鼓》《邶风·雄雉》
    《邶风·式微》《卫风·硕人》《卫风·河广》《卫风·考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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