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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翰林论》

    《翰林论》,古代文论体著作,东晋李充撰。此书本是总集,共54卷,至唐初仅存3卷,只是录其评论。留存至今的只有佚文8则,是清人严可均从《初学记》等类书中辑出的。从这些佚文看来,他只是较简略地论说各种文体的不同要求,并举出某些作家为典范。他比较注重文采,对孔融、曹植、潘岳、陆机等人均甚赞赏;只是对“表”与“驳”认为“不以华藻为先”。大约因为他的议论较简略,所以《文心雕龙·序志篇》批评他说“《翰林》浅而寡要”。李充的《翰林论》“褒贬古今,斟酌利病”,今虽散佚,但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和选本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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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流传/《翰林论》 编辑

    李充的文学理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翰林论》中。《隋书·经籍志》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旧唐书·经籍志》载:“《翰林论》二卷李充撰”;《新唐书·艺文志》载:“李充《翰林论》三卷”;《宋史·艺文志》载:“李允《翰林论》三卷”,李允应作李充。《国史经籍志》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从上可见,《翰林论》从成书到梁一段时间内,是一部巨作,有五十四卷之多。从隋到明一直保持在三卷左右,明代以后逐渐亡佚,残文散佚于类书中。严可均据《初学记》和《太平御览》辑录八条于《全晋文》,但实际上漏了一条:

    《翰林论》《晋书》

    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盟檄发于师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谓德音矣。诫诰施于弼违

    穆克宏郭丹《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据胡刻本《文选》李善注,补辑三则: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中华书局影印版胡刻本《文选》卷十二);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中华书局影印版胡刻本《文选》卷二十一);杨子论秦之剧,称新之美,此乃计其胜负,比其优劣之义。(中华书局影印版胡刻本《文选》卷四十八)

    《太平广记》卷十三《郭璞》载:“李弘范林明道论(明钞本林上有翰字),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周勋初先生认为此处李弘范即李充,《翰林明道论》是《翰林论》的别称,“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自《翰林论》出。王发国先生在《是“弘范〈翰林〉”,还是“弘度〈翰林〉”》中考证,弘范确有其人,姓李名轨。既然弘范另有其人,那《翰林明道论》是否就是《翰林论》呢?无从考证。王先生还指出,《太平广记》谓《郭璞》一文出自《神仙传》,而今本《神仙传》并无《郭璞》,《神仙传》有无“李弘范《翰林明道论》”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今暂不把“景纯善于遥寄,缀文之士,皆同宗之”列于《翰林论》佚文。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称:“观其所取,盖以沉思翰藻为贵者,故极推孔、陆,而立名曰《翰林》。”交代《翰林》之名由来。此说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王运熙认为《翰林》是李充辑录的作品总集,《翰林论》是其中的论述部分。《中国文学批评史》称:“《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五十四卷本,疑本名为《翰林》,其书唐初已亡佚。《翰林论》三卷,则是专录评论之文。二书之区分,犹如挚虞《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中持相同观点。贾奋然也说:“东晋李充著有《翰林论》是与挚虞《文章流别集》相仿的总集。《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载:‘《翰林论》三卷’。注云‘梁五十四卷。’疑原总集称《翰林》,《翰林论》是其中的论述部分。”此说得到学者的认可,但无从考证。从魏晋南北朝总集编撰之盛以及文体论的发展进程看,这种猜测颇有道理。

    思想特点/《翰林论》 编辑

    《翰林论》反映了李充务实重用的文艺思想。从内容来看,《翰林论》所论述的大多是实用文体,且强调“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远大”就是重视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以实现教化目的。“不以华藻为先”则是与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相一致。“晋李充的《翰林论》也讨论了文体的特点和起源问题,并兼举作品为例。不过就所存佚文来看,涉及诗赋的内容很少,大多限于实用文体。据《晋书·李充传》,充‘幼好刑名之学’,其论文似乎也偏重于‘贵于允理’,‘不以华藻为先’的论辩文体。”然重视实用不等于轻视文采。从《翰林论》十分推崇孔融、陆机、潘岳、曹植、嵇康等人之文可见看出,李充也十分重视文采,但文采始终要为内容服务,“远大”才是文章之旨。李充还十分重视诗的教化作用,在评应壉之诗时说“应休琏五言诗百数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焉。”体现了儒家的教化思想。但《翰林论》也受到名理之学的影响。如“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李充认为“论”“难”两种文体是适应人们研求名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名理之学的思想渗入其文体批评论中,体现了时代对文学批评家思想的影响。

    《翰林论》《文赋》

    《翰林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体划分更趋细化;举例概括各文体特征;继承并发扬喻体批评。特点之一:文体划分更趋细化。《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国文体论发端于先秦《毛诗序》注意到诗的起源:“诗者,志之所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魏晋时期关于文体的论述增多,较为著名者,先是曹丕《典论·论文》。曹文并不专门论述文体,但对文体已经有相对清晰的概念:“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此文涉及到八种文体,且阐述每种文体的风格。之后是陆机在《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谲诳。”《文赋》涉及到的文体有十种。陆机既概括每种文体的风格,又说明风格产生的原因,使人对文体的风格有更加明确的认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文体论在西晋发展的里程碑。从《文章流别论》佚文看,其涉及到的文体有:颂、赋、诗、铭、碑、箴、诔等,可能不比《典论·论文》、《文赋》多,但挚虞对文体作更加细致的划分,如诗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等,且举例说明:“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世用之。”《文章流别论》还考察文体发展的历史源流,如“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挚虞开创了对文体的精深研究,故钟嵘《诗品序》评价说:“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挚虞的论述为后人研究文体渊源提供极大的便利。曹丕、陆机、挚虞的文体论,对文体划分越来越细,推动文体论的快速发展。李充《翰林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翰林论》亡佚,无法考证其论述的文体到底有多少,但从佚文看,至少有十五:书、议、文、赞、表、驳、论、难、议、奏、盟、檄、诫、诰、诗。其中赞、表、驳、盟、檄、诫、诰等是曹丕、陆机、挚虞等人未提及的,说明李充对文体的划分又推进一步。《翰林论》体现出文体划分更加细化的趋势,为后来总集编撰提供理论依据。

    特点之二:简短概括,举例说明。《翰林论》对文体的阐述大概是先说明文体的产生:“容象图而赞立”,“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再以一两句概括文体风格和写作规范,最后举例加以说明,对文体的阐述十分全面。李充的这种论述方式,对刘勰的文体论产生影响。程新炜在《中国古代文体论渊源与〈文心雕龙〉》称:“李充的《翰林论》多已佚失,留见的文字多是以一、二句简单的话揭示诸种文体所宜遵循的风格特点与写作要求,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敷理以举统’部分,李充还往往举出优秀作品示例,相当于刘勰文体论中的‘选文以定篇’部分。”李充关于文体风格的论述也值得注意。曹丕、陆机都对文体风格特点进行概括,李充与之有什么差别呢?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指出,《翰林论》是通过否定句式对文体加以限定,“与曹丕、陆机正面肯定的表达方式不同,一者是加强了语气,更能起到警醒的效果,二者更明白地表示了作者主要目的不是谈论文体风格,而是通过风格来辨析文体。比如曹丕说:‘诗赋欲丽’,这给读者造成了作者主旨在于论文体风格的印象,而李充却反过来说:‘驳不以华藻为先’,作者的意思明显偏在辨析驳体与以华藻为先的其它文体间的区别之上”。傅先生的这段表述十分准确,既指出《翰林论》的风格特点,也指出其重要意义。

    特点之三:喻体批评。魏晋时期崇尚华丽词藻,因而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是喻体批评,如曹植《王仲宣诔》有:“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陆机《文赋》中有:“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李充将这种喻体批评方式继承下来,并对后来的《诗品》《世说新语》产生影响。如李充评潘岳文曰:“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钟嵘评潘岳诗就继承了这种方法:“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世说新语》中的喻体批评更是常见,如评嵇康:“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由此看来,喻体批评是魏晋南北朝时文学批评及人物品评的重要手段,李充的文体论体现了这一趋势,并在喻体批评发展进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地位影响/《翰林论》 编辑

    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文体论作品,《翰林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逐一阐释。

    梁代锺嵘《诗品序》称:“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骘《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钟嵘在此批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且用意只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出等级。虽然钟嵘对其提出批评,但文学观念以及品评用语方面却受到李充的影响。如李充评潘岳:“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钟嵘在评潘岳诗时引用此言:“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縠,犹浅於陆机。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嵘谓益寿轻华,故以潘为胜;《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余常言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这里钟嵘将李充对潘岳的评价完全继承过来。钟嵘在评郭璞时说:“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钟嵘赞郭璞诗“中兴第一”也是参照李充观点。以上说明钟嵘的文学观念以及批评方法,都借鉴了李充《翰林论》。

    《翰林论》《文心雕龙》

    李充重视实用文体的观念,得到《文心雕龙》的继承。从《翰林论》佚文看,十五种文体中,除“文”、“诗”外,几乎都可以归为实用文体之列。从“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矣”来看,李充所说的文并不是“文”“笔”分离后的纯文学之“文”,这样,将文划入实用文体也未尝不可。刘勰虽批评“翰林浅而寡要”,但重视实用文体的传统却继承下来,专门设《议对》来讨论区分“议”“对”这两种相似的文体。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心雕龙》中文体的划分更加精细,沿着李充的道路又向前迈进一步。

    李充《翰林论》还对《文选》产生影响。一方面李充与曹丕、陆机、挚虞等人对文体的研究成果,在《文选》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萧统将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文体论研究成果加以继承和发扬,并付诸实践,将其作为《文选》分类的依据。另一方面,李充阐述文体的具体观点,得到萧统的继承。如“戒(诫)”,李充云:“诫诰施于弼违”,萧统《文选序》曰:“戒出于弼匡”,遵从李充之说。另外,萧统的“图像则赞兴”也是从李充“容象图而赞立”而来。卫绍生指出,萧统的“论则析理精微”是综合了曹丕、陆机和李充三人的观点,并在《文选》中把同属于“析理”的史论之论和论说之论,都划入论的范畴。

    综上所述,李充《翰林论》是文体论在东晋发展的重要表现,“李充之制《翰林》,褒贬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总集编撰产生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翰林论》 编辑

    李充,东晋文学批评家、诗人。字弘度。江夏(治所在今湖北省安陆)人。生卒年不详。大致与王羲之同时。晋成帝时丞相王导召他为掾。转记室参军。又曾任剡县令大著作郎,奉命整理典籍。后迁中书侍郎,逝世于任上。

    《翰林论》魏晋士人

    李充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曾著《学箴》,以针砭当时人“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不过他对老庄学说并无贬斥之意。自称要“引道家之弘旨,会世教之适当”。他的文学思想主要见于《翰林论》。李充的诗,以《玉台新咏》所录《嘲友人》为最有名。其中如“良辰不我俱,中阔似商参。尔隔北山阳,我分南川阴。嘉会罔克从,积思安可任。目想妍丽姿,耳存清媚音。修昼兴永念,遥夜独悲吟”诸句,写相思之情颇为真切。李充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有《论语注》10卷、《翰林论》54卷、集22卷。今存诗3首,其中两首只有类书所引佚句,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他的辞赋和文,亦多系类书中保存的零星佚文,只有少数几篇较完整,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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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5-08
    扩展阅读
    1中国知网
    2李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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