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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轼》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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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父苏洵,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散文家。他是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的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图)《苏轼》《苏轼》

    生平与思想/《苏轼》 编辑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图)苏轼像苏轼像

    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 (《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 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 便民”之效。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 “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 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 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 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 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 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 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 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 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 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 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 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四年,出 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 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保守气 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 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 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 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 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 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苏轼》 编辑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 (《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 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 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传为东坡玩砚图轴 清代黄慎作诗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
     
    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的一家,控诉了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能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其真城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 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造工具、利用水力,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一生足迹所至,饱览奇景伟观,创作了大量写景诗。嘉□中由三峡出川时,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峡》等诗,描写蜀中的奇绝风光,可说是青年诗人的才华初露。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写下了《游金山》、《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使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在苏诗中留下了动人的形象。他在密州、彭城、胶东所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晚年远放惠州、儋州,更以浓厚的兴致,再现了岭外风光。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铺歇马》、《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等诗,都写得生机盎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苏轼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和陶归园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脱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或暗喻满意的成果有赖于主客观的统一,或指明大自然的变化并非由于神灵的主宰。

    这类诗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在唐诗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苏轼的独创。苏轼性格开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笔墨,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如《东坡》、《慈湖夹阻风》,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岩逆风。《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显现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阔襟怀,表明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 

    此外,苏轼对绘画书法均有很高的造诣,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这类诗歌品题了别人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寄寓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见解,在苏诗中也是颇有特色的。
     
    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堪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如《泛颍》写临流照影,波闪影动,情态活现;《韩□马十四匹》写画中群马,各具神态,巧夺画工;写春夏景物:“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横道清泉知我渴”(《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写物传神,颇饶情韵。

    诗词  /《苏轼》 编辑


    说起苏轼不说其诗词就像到了杭州没去看西湖一样。
    苏轼的诗文
    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数量最多,现存的诗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
    苏轼歌咏自然景物的诗作,往往能把寻常景物写得精警动人,极富情趣或理趣。如《惠崇春江晚景》、《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作,笔下描绘的湖光山色,风姿雨态及江南早春画面,无不曲尽其妙,具有悠然不尽的情致。《题西林壁》则由看山引发一个具有深刻哲理意味的问题。它告戒人们:由于各自观点立场不同,困难问题的出发点不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对事物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就必须超越自己的狭小范围,摆脱个人偏见。它也启迪人们在认识复杂事物的过程中,对整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大呢个关系的思辩,以及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警戒。苏轼诗中这种引人入胜的景色与耐人寻味的诗意以及发人深省的这里融为一体,就是所谓的宋诗“理趣”。

    (图)苏轼诗苏轼诗


     
    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苏轼诗歌的另一主要内容。苏轼是有志于经世济民的诗人。他出身寒素,入仕后累遭贬谪,接近下层民众,这为他写作此类诗提供了基础,像《吴中田妇叹》等诗篇都是此种精神的反映苏轼还常常借用历史题材,揭露现实政治弊端。《荔枝叹》是这类诗的名作。表现了诗人敢于抗争的精神,轼无事不可入诗,散文化、议论化是苏诗的特点,各种题材,他都能恰当地点染,融触处生春,无不如意。 苏轼的散文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有“韩如潮水,柳如泉。欧如瀚,苏如海”之喻。 苏轼的论说文包括奏议、进策、经解、杂说等,其中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教战守策》是论述居安思危、教民武备战之文,作者针对北宋苟安的现状,提出战守策略,非常切中时弊。

    (图)苏轼诗句苏轼诗句



    苏轼的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游记和亭台楼堂记等。数量虽不多,却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最具独创性,碑传文代表作有《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山水游记《石钟山记》是一篇带有科学考察性质的文章。它以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组织成文,旨在说明“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杂文小品在苏轼散文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数量大,艺术成就也很高,它包括随笔、序跋、书信、杂著等,此类文章大都是随手拈来,信笔写成,展现作者的襟怀和个性,且极富神韵和情趣。如《日喻》等。

    苏轼的赋作,以前后《赤壁赋》名声最著。《前赤壁赋》写名月秋夜,与友人泛舟赤壁,在水光月色之中,借景抒怀,探索人生与宇宙的哲理,虽有一定的消极情绪,但主要表达了超脱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的情怀。《后赤壁赋》写作者在东夜月下,登高览物,表现出从清风明月和挟仙遨游中摆脱苦闷的潇洒和超脱。两赋语言骈散相间,声韵铿锵和谐,主宾问答自然,是宋代文赋的佳篇。
    苏轼的词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在题材内容、风格意境和语言音律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推广到词的领域,开创了词的创作的新阶段。

    苏轼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提高了对词的认识与评价。他打破诗词有别的人为界限,促使词成为真正独立的抒情诗作。

    (图)苏轼词苏轼词


    在题材内容上,苏轼把词人的视野从传统的“花间”“尊前”引向了人间社会,以至赢得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评价。苏词众多的题材中,以抒情词、咏物词和田园词的成就最高。
     
    就抒情词而言,除了传统的风月柔情之外,苏轼大胆开拓,把词体逐渐转化为文人言志抒情的工具。他用词表现自我,用词直接抒发自己的为政、爱国、怀古以至广泛的人伦之情。如《沁园春》(孤馆灯青)抒写“致君尧舜”“用舍由时”的为政抱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写密州出猎的盛况,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其中又有一首词人四奶奶爱妻王弗的悼亡作。即“十年里生死两茫茫……”,借用梦境抒胸臆诉悲苦,情真意挚,沉痛断肠。
    咏物词多达30余首,且艺术精湛,不但重形似描写,而且重神似描写,不但能写出物象,而且能写出寄托。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苏轼的田园词是对宋词题材的一个突破。他在徐州所做的组词《浣溪沙》五首,描写了农村风光、农民形象、劳动生活和乡风民俗,宛如一曲清新优美的田园牧歌。
     
    在词风上,苏轼可谓开创了豪放的意境。最具代表的是《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词人挥洒如椽之笔,描画雄奇壮美的江山景色,又驱使无限时空,赞美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感情豪迈而又沉郁。
     
    苏轼还开创了旷达词。所谓旷达,指豁达通脱、疏狂不羁、潇洒超俗、乐观开朗的创作个性。旷达是苏轼为人的性格特征,旷达词在苏词中数量很多,所以旷达可以称为苏词的主要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通篇吟月,却处处关合人事。词人似与月对谈,探讨人生意义,最终从大自然中得到慰藉,摆脱了人生苦恼,实现了旷达。此类词还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苏轼传统婉约词的创作,也多佳制。如《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等。
     
    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轼也有创新。苏词的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在词调上,他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永遇乐》、《水调歌头》、《贺新郎》等。

    总之,苏轼终究以苏轼的姿态成就了一代文豪!

    墨迹/《苏轼》 编辑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 胜,如《郭祥正家醉画竹石》:“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借助想象把创作冲动形象化;《登州海市》:“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面对碧海想象到群仙的出没,都是驰骋幻想的名篇。苏轼善于以新颖的比喻刻画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闪电,以“赴壑蛇”比年光易尽,以“飞鸿踏雪泥”比人的行踪无定,以“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如《王维吴道子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戏子由》、《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等诗,或论画,或议政,或写怀,文思如潮翻泉涌,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议论化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诗人玉屑》卷十七引《吕氏童蒙训》),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阙》《法惠寺横翠阁》、《送沈逵赴广南》、《雪浪石》等,都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如《寒食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等,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初到黄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气韵天成的佳篇。其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 ,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图)《苏轼》苏轼墨迹


     
    词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前人有“无 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评(《艺概》)。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是很有个性特色的。苏轼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为读者提供了一组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图)《苏轼》苏轼墨迹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元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 前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其实苏轼把写诗的笔力句法等带进词作,正可以扩大词体的表现力。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作者幻想乘风登月,又不甘心天阙的清寂;〔念奴娇〕“凭高眺远”,写诗人“翻然归去”,飞上“玉宇琼楼”的“水晶宫”;〔满庭芳〕“归去来兮”,融合天孙织锦、王质遇仙的神话,虚构了自己银河滩头巧遇织女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处境坎坷、欲远离政治风波的念头。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左庵词话》说:“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正是指这类作品。

    后代的评价/《苏轼》 编辑

    苏轼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的链条当中,他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不管宋代统治者如何想方设法禁止苏轼文集流传,但苏轼的声名,代代相传,跨越时代。苏轼的人品文章,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的诗坛领袖,文艺泰斗。当时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均为苏轼门人,号称“苏门四学士”。苏轼生前,门人遍天下;苏轼身后有毁有誉。在他逝世后不久,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九月,蔡京又发动党祸,“籍元祐及元符末年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大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十二月又诏:“诸邪说诐行非先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1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四月,诏毁苏轼文集、传说 、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墓志,同时毁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等人的诗文集。

    统治者的禁令,并没有控制苏轼文集的流传:“人们改称苏轼为毗陵先生。”朱弁曾记录这段事迹:“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人们对读苏轼文苏轼诗的热情比下禁令前更狂热了。费衮记载了这样一桩事:“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携坡集出城,为门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在宋人笔记中,还有两则故事令人感动:一是碑工的义气。王清有记述:“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太史题其居曰琢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刻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好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一是记强盗敬爱苏轼。洪迈记述:“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复料理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爇甚众。两人皆剧贼,而知爱敬苏公如此。彼欲火其书者,可不有愧乎?”5从百姓到强盗,都对苏轼怀着深深的敬意。何况文人乎!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正月,慧星出现,尾长竟天,太白书见。有一夜,雷雨大作,击碎党籍碑。当毁碑时,蔡京厉声曰:“碑可毁,名不可灭。”6是时,徽宗惧天怒,二月遂罢蔡京。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围京师,檄取东坡文集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徽宗在外来的压力下,诏复翰林侍读学士。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戊申,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合得恩数。绍兴九年庚申(公元1139年)申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庚寅赐谥文忠。再崇赠太师。九年(公元1173年)癸巳复诏有司重刊东坡文集。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乙未正月,诏从祀孔子庙庭,位列张载、程颢、程颐之上。7

    据王文诰整理记载:苏轼逝世后,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士君子奔吊于家,秦陇楚粤之间,车尘马迹,所至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陈师道方官京师,闻公讣亦卒,张耒在颖州举哀制服,坐贬黄州安置。黄庭坚悬像室中,奉之终身。不久,李昭玘、廖正一等皆坐废黜而逝世。子由泣曰:“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米黻曰:“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八周御魅能旋,六合著名犹窄。”钱世雄曰:“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室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李廌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廌布衣也,文出天下诵之。”

    苏轼诗,在逝世后几年即广为流传。崇宁、大观年间(公元1102—1107年),有赵云(次公)、宋云(援)、李德载、程縯四家的《苏诗四注》,继有赵云(次公)、宋云(厚)、程云(縯)、宋云(援)、新添云(林子仁)作《苏诗五注》,“四注”、“五注”皆编年注,出于北宋。南宋绍兴初年赵夔编辑苏传,复有师民詹、任居实、孙绰、李尧祖四家接踵于后,其体例一本于夔而取编年五注,并纳入之,是为“八注”,“二十注”。嗣后又有王十朋、张器先等据三十一家编年分类汇集注,赵夔所编诗集为《苏诗十注》,王十朋编的为《苏诗百家注》。后来,范成大又劝陆游重新编注苏诗,没有实行。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以两代几十年的功力,对苏诗重新增编补订,刊版于南宋嘉泰三年(公元1202年),这部注本以其繁徵博引,诠解详备,称誉士林。

    赵夔等编注家们对苏轼都进行全面的、高度的评价。赵夔说:“东坡先生读书数千万卷,学术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窥测藩篱,况堂奥乎!”9王十朋说:“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10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评东坡诗:“援据闳博,旨趣深远。”他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某谢不能。”实际上,陆游对苏轼的作品,领会是很深的;越是这样就越感到注苏诗的难度之大。他向范成大举出两个例子,问他将作何解释,如“‘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归巢痕。’‘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当若为解?”范成大答曰:“东坡窜黄州,自度不复收用。故曰‘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复召元祐诸人,故曰:‘已致鲁诸生’,恐不过如此。”陆游说:“此某之所以不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建中初,韩曾二相得致,尽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补大藩。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句盖寓所谓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至如‘车中有布乎’,指当时用事者,则近而易见。‘白首沈下吏,绿衣有公言’,用以侍妾朝云尝叹黄师是仕不进,故此句之意,戏言其上僭。则非得于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因为诗语深语缓,未易窥测,故范成大叹息说:“如此诚难矣。”理解苏诗,在南宋的上层知识分子已认为如此艰难!自宋到今,注解苏诗有百家以上,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陆游曾记载苏轼文章在南宋影响之广。他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到了金代,诗人们对苏轼诗文的横放超迈的格调,多所评论。王若虚云:“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丽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杼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12王若虚肯定苏轼与秦观、黄庭坚的高下的比较。认为苏轼是文中之龙,理妙万物。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有诗评论:“奇外天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又云:“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这二首诗对苏诗是褒是贬,历代争论不一。郭绍虞认为:元好问诗,格实近东坡。翁方纲《读元遗山诗》云:“遗山挪眉山,浩乎海波翻,效忠苏门后,此意岂意言。”元遗山学习苏诗,已为后代诗人所共识。潘德兴《论遗山诗》云:“评论正体齐梁上,慷慨歌谣字字遒。新态无端学坡谷,未须沧海说横流。”指出元好问诗接踵苏诗。所以元好问论苏诗,虽指出苏诗毛病,但并非贬抑,而是言简意赅评论其达到艺术高度之后的不足处。在二百年来诗人多学坡谷的热潮中,也指出苏诗的瑕疵所在。元代也不乏人学苏轼诗。袁桷曾为周权《此山集》作序曰:“称其法苏、黄之准绳,达〈骚〉、〈选〉之旨趣。”13许有壬《怀坡楼记》云:“苏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间,后世学者无所容喙。尚论其平生忠义而迹其出处,有不能不为之浩叹者焉。”直至明代,学苏又掀起了新的高潮。这时,不仅学苏诗,而且崇尚苏轼文章、人品;尤其把学苏文与科举联在一起。钱一清在《序苏长公合作》中说:“长公之文,如太仓给粟,人得共饱。”苏轼的文章,已成为一代文士的精神食粮。明代更多的是出版苏轼选集,益加以评点,全面评介苏轼的学问、人品及功业。王世贞说:“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苏公才甚高,而出之甚达,而又甚易,凡三氏之奇尽于集,而苏公之奇不尽于集,故天下而有能尽苏公奇者,亿且不得一也。”王世贞对苏文的喜爱,已到了读苏文可以提神醒脑的程度,他说少年时读苏文情景:“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至。”17明代评文,多以苏文为标准,汤实尹说:“昔之以文海内外者,或品之曰:眉山再生。曰:宛然苏家衣钵。”18明人学苏轼文章,多被其品格、精神所感动,像李卓吾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知,只以文章称之,不知文章真彼余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19又说他“平生心事宛然如见,如对长公披襟面语,朝夕共游。”又说:“《坡仙集》虽若太多,然不如是无以尽见此公生平,心实爱此公,是以开卷便如与之面叙也。”21李卓吾对苏轼人品之敬已到了日夕难离的地步。焦竑《刻坡仙集抄引》云:“古今之文,至东坡先生无余能矣,引物连类,千转万变而不可方物。即不可摹之状与甚难显之情,无不随形立肖,跃然现前者,此千古一快也。”

    明代三袁兄弟对苏轼的热爱,已经是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袁宗道因慕白居易、苏轼为人,故以白苏名斋。袁宗道说:“伯修酷爱白、苏二公,而嗜长公尤甚。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一篇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23而袁宏道自己对苏轼的热爱,也不亚于乃兄,他在〈答冯琢庵师〉信中说:“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赵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又在〈与李龙湖〉信中说:“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已。僕尝谓六朝无诗,陶公有诗趣,谢公有诗料余子碌碌,无足观者。至李杜而诗道始大;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真知诗为何物哉?”这里,袁宏道把苏轼诗誉为“诗之神也”,对苏诗极为崇拜。他在〈答梅客生开府〉信中又将苏诗与李、杜诗比较,回答“诗神”的内涵,他说:“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唯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言,总归玄奥;恍忽变怪,无非实情。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绝千古。至其道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气运使然,非才之过也。”袁宏道对苏轼的推崇,已经到了倾倒的地步了。

    明代学者也有偏爱东坡小品者,凌启康〈刻苏长公小品序〉云:“夫宋室文章风流藻采,至苏长公而极矣,语语入玄,字字飞仙,其大者,恣韵泻墨,有雪浪喷天,层峦遍地之势,人即取之;其小者,命机巧中,有盆山蕴秀,寸草函草之致,人或忽之。自兹拈出,遂使片楮只言,共为珍宝。”大赞东坡小品的完美。袁中道也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24明人因小品文盛行,从而也把苏轼小品作为“快书”欣赏。明代之所以出现学苏热潮,也与一代文坛有密切关系。明代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与苏轼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格调正好一拍即合;晚明人的思想解放浪潮,也从苏轼的庄老思想中获得启示。因而苏轼的影响,在明代表现更为强烈。

    清代的著名学者,学苏的热情也甚高涨。叶燮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毫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赵翼认为“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清代注苏诗者很多,如宋荦与邵长蘅等补刊〈施注苏诗〉,查慎行对苏诗又作了全面的编年考订及补注,汪师韩著《苏诗选评笺释》、翁方纲著《苏诗补注》,冯应榴编《苏文忠公合注》,纪昀点论《苏文忠公诗集》,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是综合苏轼注本的大成了,清人对苏轼的感情,对苏轼的高风亮节,肃然敬意。

    苏轼的学问文章,也名震域外,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辙出使辽国,辽国国主及大臣都向他问候苏学士,苏辙有诗云: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辽国谈笑卧江湖。 

    在宋代,苏轼已名扬他国,辽国还出版了《大苏小集》。在日本国,珍重苏轼作品及年谱,出版《东坡先生诗集》,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水照教授编的《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就是从日本国搜集来的,如例何伦的《眉阳三苏先生年谱》,王水照先生说:“钞本最后有题云:‘应永二十七年岁次庚子春三月于龙阜之万秀山下书。’”后人于‘应永二十七年’处,批注云‘离庆长七年一百八十二年’;于‘龙阜’处,批注云:‘南禅寺’。按应永二十七年,为1420年;庆长七年,为1602年,相隔正好182年。故知钞本年代为1420年,相当于中国明永乐十八年,而为日本室町时代足利四代将军义持当政之时。”28由此可知,在明代日本已珍藏苏轼作品及年谱。当代日本刻印《苏轼全集》及诗集以及研究苏轼的成果,也令人注目。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德国伟大科学家爱恩斯坦,他开创人类对宇宙认识新阶段的“相对论”,就是运用苏轼〈日喻〉这篇文章中的瞎子摸象寓言。爱因斯坦利用肓人对两种比喻的演化,来解释人们对“相对论”的理解。而且,爱因斯坦引证了苏轼的〈题西林壁〉诗来解释他的“广义相对”学说,他在讲到“三维空间里的人难以想像出弯曲的三维空间里,两点一根最‘直’的曲线——短程线时”,说:那就像中国宋朝大诗人苏轼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29这是一项很令人深思的事迹。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中国古代诗人诗歌中获得了科学想像的灵感。苏轼作品对世界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端。

    苏轼名满天下,当前国内外对苏轼的研究,越来越广泛,研究苏轼的著作、文章,已经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苏轼的文化精神,已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了。

    代表作品/《苏轼》 编辑

    《前赤壁赋》                         

    (图)水调歌头 苏轼水调歌头 苏轼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江城子·密州出猎》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浣溪沙》

    参考资料/《苏轼》 编辑

    文字来自:http://www.fyjy.net/notice.php?id=12081

              http://www.disiqu.cn/ladydress.php?id=21566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4853175.html

              http://www.msxh.com/content/2009-3/2/200932155422.htm

    图片来自:http://image.baidu.com/i?tn=baiduimage&ct=201326592&cl=2&lm=-1&z=0&word=%CB%D5%E9%F8%CA%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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