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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论衡》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王充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些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有所不同。《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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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论衡 作者: 王充
    著作年代: 东汉时期 作品属类: 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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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衡》《论衡》

    作者介绍/《论衡》 编辑

    《论衡》王充

    王充(公元27- 约公元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青年时游学洛阳,家贫无书,常到市肆(店铺)阅所卖书,曾做过几任州、县官吏,他疾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去职,以至于终身“仕路隔绝”不得通显。他十分推崇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继承了这些先行者的叛逆精神,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王充建立了一个反正统的思想体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说自己一生作四部书,因“疾(厌恶)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忧伤)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又伤(痛感)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晚年作“养性之书”。 
    但今天只有《论衡》一书被保存下来。《论衡》全书85篇,20余万言。所谓论衡,是说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在这部书里,他全面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在《论衡》中,充分利用科学知识为武器,无情地批判了 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这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是当代的成果,有的则是王充本人对自然现象认真地观测研究的心得。于是,《论衡》不但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杰作,而且也是我国古代科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典籍。由《论衡》我们看到,一方面正是王充冲决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当代的科学实践,从而获得同正统思想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并为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元气学说,以元气自然说与神学目的论相抗衡,从而体现出两个思想体系 两刃相割 的总态势。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元气 构成的。 天地,含气之自然也 (《谈天》), 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自然》),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而然地构成的,既然天与万物一样,都是客观存生的自然实体,没有什么手足耳目等感觉器官,因而,天也就没有意识性活动,更谈不上什么嗜欲,不可能有目的地创造万物。王充还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只是元气运动的结果,和人世间的变化根本不存在感应关系;至于宣扬帝王是天的儿子,代表 上天 的意志来统治人民,统治有了偏误,便会发生灾异,说是 天造谴告 ,这些王充都斥之为虚妄无稽之谈,并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否定了天有意识等正统观念。
    元气自然说是王充说明许多自然现象的重要出发点,在批判“天人感应”说和各种迷信思想时,他更从具体地考察自然现象的特殊性入手,以无可辩驳的科学事实,给予强有力的批判。
    针对董仲舒土龙致雨的迷信,王充考察了云雨产生的自然机制。指出“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 ”(《说日》),即雨并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气上蒸,遇冷“冻凝”而成的。先是“云气发于山丘”(《感虚》),而后“初出为云,云繁为雨”(《说日》),科学地解释了降雨的机制。既然云雨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那么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举动都不过是无用的蠢事。王充还指明了云、雾、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王充在同迷信的斗争中取得的合乎科学的可贵见解。
    对于雷电是所谓“天怒”的表现,雷电去杀人是“上天”惩罚有罪的人的说法,王充也给予有力地驳斥。他认为雷电是由“太阳之激气同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而引起的,这是关于雷电成因的直观、朴素的猜测。由此,王充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了雷鸣电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决不是什么 天怒.依照这个原理,王充还说明雷电发生的季节,“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驳斥了所谓“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无稽之谈。王充还用“雷者,火也”,“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以上引文见《雷虚》),说明雷电杀人的现象。
    与把虫灾的发生同贪官污吏为害等同起来的观点不同,王充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指出虫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长条件,“甘香渥味之物,虫常生多”,“然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温湿之气,常在春秋,秋冬之气,寒而干燥,虫未曾生”,并且注意到虫有它们自己的生活史,“出生有日,死极有月,期尽变化,不常为虫”(《商虫》),进而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和驱赶蝗虫入于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办法。这些认识和措施都是与“天罚说”相对立的。
    针对潮汐现象是鬼神驱使而生的迷信说法,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潮汐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殆小浅狭,水激沸起”(《书虚》)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这些科学的创见,对于有神论都是有力的打击。
    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论死》),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道虚》),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当时的医学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长生不老”术的批判,阐述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和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他的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有关,也同王充本人存在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异端思想体系,而且在同 天人感应 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王充的思想,代表着当时人们要求从实际出发,探索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社会要求。又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感性知识,这就要求突破旧的思想的束缚,开拓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道路。王充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确实为新道路的开拓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博学奇儒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元称。王充年少是就成了孤儿,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后来到京城,到太学(中央最高学府)里学习,拜扶风(地名)人班彪为师。喜欢博览群书但是不死记章句。家里穷没有书,经常去逛洛阳集市上的书店,阅读那里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后来回到乡里,住在家里教书。会稽郡征聘他为功曹(官职名),因为多次和上级争论,和上级不合而辞职离开。
    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刺史(官职名)董勤征聘他为从事(官职名),改任治中(官职名),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里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在家中。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符(公元85—162年),字节信,著有《潜夫论》,对东汉前期各种社会病端进了抨击,其议论恺切明理,温柔敦厚;仲长统(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对东汉后期的社会百病进行了剖析,其见解危言峻发,振聋发聩。王充则著《论衡》一书,对当时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的颓风陋俗进行了针砭,许多观点鞭辟入里,石破天惊。范晔《后汉书》将三人立为合传,后世学者更誉之为汉世三杰。三家中,王充的年辈最长,著作最早,在许多观点上,王充对后二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王充是三家中最杰出,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由于王充在书中对传统的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有时甚至怀疑古经,上问孔孟,著有《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其他学人虽然不能治其“非圣无法”之罪,但也多挥毫濡翰,口诛笔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称的大史学家刘知几,因《论衡》书中记载了王充父祖横行乡里的不光彩行径,不合乎子为父隐的纲常名教,说王充“实三千之罪人”!章学诚亦对王充非难儒学的作法,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了质疑。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目录书都将王充《论衡》列入无所宗师的“杂家”类。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又说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中国学坛上又曾有人说王充是儒家的反对派,是反孔的急先锋……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们今天不必为这些带有浓厚政治偏见的褒贬,去为古人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不能仅凭“问孔、刺孟、非儒”这些表面现象就断定他的学术派别,而应视其所问、所刺、所非的具体内容。根据王充的整体思想来分析定性,笔者认为:综观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学的奇儒。
    孤门细族

    王充一生业儒,仕路不亨,只作过几任郡县僚属,且多坎坷沮阻,从事迹上看,既无悲歌慷慨之行,也无惊天动地之业。因此无论是他自己写的长篇自纪,还是范晔为他作的正史传记,他的事迹都甚寥寥,实在无法引人入胜。
    王充自谓出自“孤门细族”,但种种迹象表明,王家祖上还是比较风光的。《论衡?自纪篇》(下引此书,只注篇名)曰: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原谅)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仇家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商贾为事。
    元城,旧县,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充说其先“一姓孙一”,字颇费解,论者疑有脱误,甚是。根据上下文意,后“一”字下当脱“姓王”二字。王氏意谓其先祖“一姓孙,一姓王”。同祖两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颇疑王充祖先乃王孙氏之族,为先秦某工族之后,后来才分为二姓:一姓王,一姓孙。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曾是很高贵的。
    在汉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会稽阳亭。亭侯是汉代军功爵之一。汉制,从军立功者,依军功大小可食邑于县、乡、亭。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乡以上则是县。亭的大小,约相当于后世的堡或村。级别不高,但可坐食其税,是个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年,王充家在一次突发事变中,失掉了爵命和地位。无爵可继,有家难归,王充的祖先们只好就近安置下来,男耕女织,以农桑为业,成了会稽郡人氏。
    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骁勇使气,结果结怨甚多,众人皆怨。一遇天灾岁歉,王充的祖先们又干些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弄得千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汉末年天下动荡,秩序大乱,王汛担心乱中被仇家绑票,于是收拾细软,“举家担载”,或肩挑,或车载,离开阳亭,先迁会稽(今浙江绍兴),最后留居于钱塘县,以转手倒卖,贾贩经商为业。由此可见,王充的家世,由先秦王孙,而西汉封侯,进而农桑贾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辈共有二人:王蒙、王诵。王诵即是王充的父亲。王充祖辈好勇任气之习,至王蒙、王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终于又与地方豪强丁伯家结下深仇,钱塘也不能呆下去了,遂又举家迁入上虞。
    这真是一个十足的破落之家,到王充出世时,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再加“宗祖无淑懿之德”。确实是一个“孤门细族”之家(《自纪》)。在这个家里,迎接王充降临的,不仅没有任何财产、名誉地位,而且更让他背上了一个先人无德,祖宗无行的沉重包袱。以致后来王充成名后,还有人以此来讥讽他。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详尽地记载了这些家庭状况,是比较真实的。对此,刘知几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充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史通?序传篇》)实在不是通达之论。
    幼读经史

    王氏家族虽然不是地方大户,但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评传》说“他的家庭是屡受排挤而行将落入贫苦劳动群众队伍中的家庭。”(《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王家祖宗尽管在社会上大耍无赖,好勇斗气,但对王充还是十分痛爱的,也十分注意培养。《后汉书》本传说:“充少孤,乡里称孝。”似乎他从小不是失去父爱,就是缺乏母慈。这并不符合实际。王充《自纪》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阎里未尝让(谴责)。”可见双亲俱在,且很慈爱,未尝见背。王充少时,不喜欢押呢戏辱等无聊游戏。其他小孩喜欢掩雀捕蝉,戏钱爬树,王充从来不去参与,表现出孤介寡和,端庄严整的气质。这引起王诵的重视,六岁便教他读书写字,八岁进他上小学。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遭到先生体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又无过错,未尝受责。学会写字,王充告别了书馆,开始了儒家经典的专经学习和儒家道德的修练。
    《自纪》说: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可见王充接受的正规教育仍然是儒家的伦理,使用的系统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经典《论语》《尚书》,与常人并无两样。乡学既成,王充乃负笈千里,游学于京都洛阳。在洛阳,王充入太学,访名儒,阅百家,观大礼,大开了眼界,大增了学问,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实的学术风格。
    负笈京师

    东汉的京师在洛阳,当时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阳的一位书生,夺得天下后,特别注重文雅,尤向儒术。史称他“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收集典籍,征招遗隐,“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籍,云会京师。”为了安抚这批饱学通经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学,设博士,用他们来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学既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典籍丰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国最权威的学术活动中心。因此四方郡县都挑选优秀青年进入太学深造,王充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太学学习。
    王充到太学的时间,大约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谢承《后汉书》载:“班固年13,王充见之,抚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已佚,此文见于范晔《后汉书·班因传》李贤注。班因生于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岁,班固13岁,王充到京师时,已年满18,正当汉光武二十年。风华正茂,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大好时机。不过,当时太学受今文经学的影响,盛行章句之学。传经注重家法师承,先生们将先师的遗教记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称为“章句”。弟子们反复记诵,味同嚼蜡;恪守师训,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纬书谶记,事无巨细,皆决于图谶,神学迷信,充斥学坛。太学教育,不仅方法僵死,而且内容虚诞。好在这时王充的前辈学者社林、郑众、桓谭、班彪等人都在京师,他们都是古文经学家,博学淹贯,号称大儒。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和班彪最为推崇,受他们的影响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历史学家,史称“通儒上材”。曾续司马迁《史记》,作《史记后传》。他为人的特点是:“仕不为禄,所如(往)不合”;治学的特点是:“学不为人,博而不俗”;写作的特点是:“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自纪》)其子班固,宇孟坚,即《汉书》的作者,亦博学多通。史书说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彪列传》)当时亦在太学肄业。王充对班氏父子十分赞赏,说:“班叔皮续太史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理浃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于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里(小国)也,乃夫周召鲁卫(大国)之谓也。”将班氏父子视为超人奇士,比作文华秀美的泱泱大国(《超奇》)。王充以班彪为师,以班固为友,日诵诗书,砥砺德行,在学问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响。本传说王充“后至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不守章句。”
    班彪并未任职太学,王充师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览不守章句”,正是师承于班氏“博而不俗”,“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的家学风格。后来王充“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著书“形露易观”,“直露其文,集以俗言。”这些都与班彪“仕不为禄,所如不合”,“言不为华”的为人处事方法和文章风格绝相类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于桓谭。桓谭(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著有《新论》一书。他治学的特点也是“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班氏父子学风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颇具求实精神,喜好古文经学,常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尤其反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着杀头的危险非议谶纬神学,对俗儒的鄙俗见解更是深恶痛绝,常常调笔讥讽,“由是多见排抵”。桓谭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充特别欣赏,他在《论衡》书中多次赞赏说:“(桓谭)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超奇》)“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定贤》)
    王充本来对汉代的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人十分赞赏,但在数家之中,王充对桓谭最为激赏,说“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论难追”(《案书》片“彼子长(司马迁)、子云(扬雄)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赵奇》)认为舒仲其文虽奇,犹可学而及之;桓谭出语高峻,非可企及。甚至与以论说为长的太史公、扬雄相比,桓谭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说桓谭为汉世学术界值定是非,就像一个公正的执法官一样。从前汉朝的丞相陈平出佳之前,在阎里“分均若一”,这是能当丞相的象征。桓谭论议平实如陈平之分物,也是当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毁谶纬,贬死途中。王充将这位没过过一天丞相瘾的落拓之士称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并将桓谭作《新论》与孔子作《春秋》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定贤》)又说“质定世事,论难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书》)评定世间的事情,讨论世间疑难,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受桓谭的影响,王充对神学迷信、俗说虚妄也深不以为然,他后来撰著《论衡》一书,其主旨也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对作》),与桓谭《新论》的主题如出一辄。
    当时在京师的青年学者除班因外,还有贾逵、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官兰台,王充也与他们有所往来。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和国家史馆,在那里读书作文,皆由公家供应纸墨,条件优越,待遇优厚,是一个清高又实惠的学术机构,因此时人称进入兰台为登蓬莱,世以为荣。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东汉歹(的古文经学家。其父贾徽尝从刘歆习《左氏春秋》。逵少承庭训;通《左传》及五经本文。《后汉书》本传又说他“自为儿童,常在大学,不通人间事”,是一个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学教育双美的幸运儿。他博通五经,兼明今古,对《左传》、《国语》、《周礼》尤其专门,特别是对《左传》的兴旺发达,功劳甚大。同时他对于今文家的《大夏侯尚书》、《谷梁传》也十分精通。他还是汉代第一个遍注群经的大儒,史书说“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明帝时,拜为郎官,与班固同在兰台校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少博学,水平中在平陵习章句,深为章句之学的破碎支离所苦恼,因作《迪志诗》,以殷高宗贤相傅说后裔自居,说:“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遂以大义文采为务,斐然成章。章帝时,授兰台今史,与班贾同业,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师习《春秋》。后随郡上计吏至京师,见三府为《哀牢传》不成,杨终因来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况,作传上之,今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的《哀牢传》就是杨传的改编本。明帝奇其才,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班贾傅杨,俱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在兰台,酬酌诗文,好不风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诏群儒学士各献《神雀赋》。百官众僚,纷纷响应,结果只有他们四人和侯讽的赋受明帝欣赏。王充记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明帝览焉。”(《侠文》)
    王充亲睹其盛,好不羡慕!一再赞美说:“兰台之史,班固、贾逵、傅毅、杨终,名香文美。”(《别通》)到了晚年,穷居陋巷,还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兰台,“蹈班、贾之迹”,一则以还平生未遂之愿,二则以“论功德之实”(《须颂》),报主隆思。
    博览百家

    王充在洛阳除了从名师,交胜友外,还广沙博览,穷读群书。《后汉书》说王充在洛阳,“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途通众流百家之言。”在熟读经史之余,王充还兼及百家,通诸子之学。浅学俗儒多拘守经本,认为经为圣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穷经;一经之中,又专守一师之说,抱残守缺,排斥异己。更莫说儒书以外的诸子百家了。因此他们目光短浅,见解鄙俗。王充通过对儒书与诸子百家的对比研究,认为诸子与儒经同等重要,有时子书甚至比经书还为可靠。他说:五经遭秦朝“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徒受经于伏生,自后名师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师徒传相授受,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经书本身的正误已难以辨别,更莫说经师讲解的是是非非了。相反的是,“秦虽无道,不播诸子”。由此看来,经书有遗篇,而诸子无缺文。孰劣孰优就不辩自明了。
    王充认为:“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读以正说。”王充说:圣人作经也有文献依据,“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于史)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可见诸子群籍,还是经书赖以造作的依据,哪么正可据之以定正经书。因此他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处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样,读读诸子百家的书,就容易看出经书的错误。可是章句之儒只知信守师说,鹦鹉学舌地“师师相传”,代代相袭,殊不知“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书解》)。这是就经与子的关系来说的。
    从一个希望成为心胸开阔、知识渊博的人来说,博涉经书以外的众流百家更显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所涉历的程度和深浅不同,其所见闻和收获自然也不同。他说做学问也是如此:“入道浅深,其犹此也。浅者则见传记谐文,深者入圣室观秘书。故人道弥深,所见弥大。”他又比喻说:人们游历都想进大都市,就是因为“多奇观也”。而“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为奇异,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说:“大川相间(兼),小川相属(归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学问也是如此,“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别通篇》)其渊博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经子并重,博涉众流的特点,正是他成就其博学通才的原因之一。
    王充还注意训练自己通博致用和造书属文的能力,他将当时儒学之士分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鸿儒,他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并且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门,治圣人之经,学圣人之道,远远胜过不学无术的俗人;但儒生仅能死守一经,不知世务,不通古今,“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效力》),故不及博览古今的通人;通人识古通今,诚然可贵,王充曾说过:“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谢短》)但是识古通今,只是一种知识的象征,只要“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摄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好像那藏书家有书不能观读一样,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如果学而不能用,“虽千篇以上,是鹦鹉能言之类也。”
    文人能草章属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贵于通人。但是,文人仅能作单篇文章,不能“连结篇章”,写成专书,所以不及能写长文大著,自成一家之言的鸿儒。他认为鸿儒最为珍贵,如果说文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话,那么鸿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级人物,若与儒生相比,就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与破车,锦绣与旧袍子相比一样;如果与俗人相比,更是犹如泰山的山顶与山脚,长狄的颈项与脚掌一样,具有天壤之别!他们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超奇》)汉代的谷永、唐林,能上书言奏,依经论事,属于“文人”;而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桓谭等人能鸿篇大论,著书立说,则是“鸿儒”。王充把他们与圣人同科,视为稀世之珍:“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对鸿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候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
    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竞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累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诋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惭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诋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哲学思想

    王充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
    王充作品与陵墓
    王充作品与陵墓(3张)
    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二)“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三)神灭无鬼
    王充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为何还能有光?他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的解释,从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了“善恶报应”的迷信。
    (四)今胜于古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

    内容特点/《论衡》 编辑

    《论衡》浙江名人王充

    《论衡》一书,分为30卷,85篇(除《招致》一篇外,其余84篇都保存了下来)。全书共计20余万字。

    王充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元气自然论。“元气”的说法是在西汉初期提出的,最早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刘安等人的《淮南子》中,在这两部书中,“元气”被解释为一种天地由以产生的原始的气。不过真正在中国思想界,最早提出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元气论的思想家还是王充。《论衡·自然》篇反映了王充重要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在《自然》中开篇说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如夫妻合气,子自生矣。”在这里,王充阐述了关于“元气”的基本观点。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由来,元气和天地万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有了元气,万物自然而然便产生,万物都是由“气”形成的。庄子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宇宙万物都是由元气组成的实体。元气不同因而各种事物的类别也千差万别。王充还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点,有力抨击了董仲舒及其著述中所鼓吹的唯心主义观点。王充和儒家所展开的辩论,首先是围绕天是有为还是无为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故生人”、“故生万物”,意思是天是有意识的天,天特意创造了人,并创造了万物作为人们生存的依赖条件。与之相对立的正是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王充否认天的意志,认为万物是自己生长出来的,天不是有意识地生出五谷丝麻来供人们吃和穿的,这和天出现灾害和异常情况,并不是想用来谴责和警告人们是一个道理。元气的运动和变化是自发的,而非依靠什么天的意志为动力。王充肯定宇宙和自然界出现和存在的客观性和自然性,从而否定了董仲舒的荒谬而带有神秘主义的思想。

    在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是高于万物的,万物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由天制造出来的,服务和服从于人类。这种观点将人与万物的关系定为从属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强调封建等级观念,董仲舒特意将君王的形象神话,以示皇权是神圣而不可动摇。他的天人感应也是为宣扬君权神授而创造出来的。董仲舒在“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基础上,进而指出皇帝是为了替天行使最高权力而被天创造和安排到人间的。儒家还为君王的诞生也蒙上了一套相应的神话色彩,使得他们区别于普通人,例如讲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被人们视为吸取天地之精华而生的露水、灵芝等物体,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吉祥神圣之物龙凤、麒麟等,都被他们用来作为神话帝王降生的道具。不难发现董仲舒等人的意图,即将皇帝的出现和存在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制造“替天行道”的歪理谬论。然而王充却将人和万物摆在同等的地位,人属于万物,同是元气所产生和构成的。在肯定人是动物的基础上,王充又肯定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即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种类,是万物中具有智慧的群体。

    《论衡》东汉·陶戏楼

    在关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两者关系的问题上,王充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是必须依附于形体的。《论死》、《道虚》、《辩崇》等篇章,是王充批判鬼神迷信思想,宣传无神论的重要论文。王充在《论死》一篇中首先纠正了社会上所说的“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观点,指出人死之后不能变鬼,没有知觉,不能害人。王充这样说道:从天地开辟、有人类以来,人们有的寿命终结而死去,有的中途夭亡,这些人多得可以用亿万来计算。比较起来,当前活着的人不如死了的人多,如果(按照)人死后就会变成鬼的观点来推论的话,那么在路上岂不是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鬼肯定多得满屋满院,满街满巷。王充依照人们的这种迷信说法,进行了假设推理,从而论证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点。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形式,机巧而有力地驳斥了“灵魂不灭”的迷信鬼神之说。

    东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非常有限,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解释,于是就将这些理解为上天即鬼神的意志和安排。许多人认为人之所以遭遇生病、死亡、刑罚、破产、意志失常等灾祸,都是因为办事时没有挑选合适的时间(即所谓的吉利的时辰),触犯了主管灾祸的鬼神,鬼神便降罪于他们。王充认为这些都是谎话,他认为人在世上,就不能不做事,所谓的好时辰、坏时辰之说,不过是那些从事迷信职业的人故弄玄虚,鼓吹自己法术,借以骗取钱财的伎俩。王充的思想研究,是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进行的,他推翻了当时普遍承认的因果报应的观点,指出自然寿命到了尽头,即便品行再优良的人,也不会被延长生命;寿命应该很长的人,品行再恶劣,也不会因此而被折寿。

    主要思想/《论衡》 编辑

    《论衡》东汉铜车马出行仪仗

    《论衡》一书中,作者为了驳斥迷信思想和各个学派的谬说,使得本人的论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采用了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来澄清事实,并对人生老病死以及对比如云、雾、露、、云、雷电和潮汐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做出了符合科学的解释。例如王充在《论死》一文中说道:枯骨在野地里,有时会发出呜呜的呼鸣声,就像在夜里听到的哭声一样,有人说这是死人的声音,这是错误的。接着王充就从人依靠口舌咽喉发声和笙箫靠管孔发声的科学原理,指出了人死后,口舌和咽喉都腐烂了,怎么可能再发出声音呢?王充明确指出了“生无不死”,“有始者,必有终”。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和方士们宣扬的人可长生不老,甚至不死等蛊惑人心的言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如儒家的书籍上记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大致内容是:淮南王刘安召集了天下所有通晓道学的人帮助自己学道成仙,最后终于得了道,不仅全家都升天成仙,甚至连鸡犬这样的牲畜,也因为吃了剩下的仙药,一起随着淮南王上了天。王充驳斥了这种得道成仙的荒唐谣言,他在《道虚》一文中说道:人是万物中的一种,即便是身份尊贵的王侯也不例外。只要属于万物之列,就没有不会死去消亡的,那么人又怎么能够不死而成仙呢?鸟有翅膀能飞,但也不能升天。人连翅膀都没有,靠什么飞起来呢?这是对神话邪说的反问,更是对其荒谬性的沉重一击。

    《论衡》汉·骑兵石刻

    王充对儒术的批判和揭露是符合实际的,更是惊世骇俗的。他将锋利的思想匕首直刺儒学的中心——— 孔子及其论述《论语》,震撼了整个封建正统社会。他考察所谓的贤士圣人的言论,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上下抵触,他们的文章有不少地方前后矛盾,而后来的学者们对此都没有察觉。王充清楚地看到:“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论衡·问孔》)即认为圣人所说的话,并非都能让人理解,圣人说讲的道理,也未必都是清楚明白的。因此王充又说道:“凡学问之法,不畏无才,难于拒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告诫人们做学问,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没有才干,而是缺乏保持自己的观点和主见,难得的是抵制老师的错误引导,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听信老师的教导,应该学会分清是非,考察事物本身是否符合道义。王充的思想里具有进步的因素,他批判儒家宣扬的“今不如古”的倒退思想,反对落后的复古主张。为此,王充结合实际,强烈抨击了这种片面的认识。王充的观点认为人们如此推崇孔子的70位得意弟子,但他们的才能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儒生如果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他们之中也会出现颜回那样的学生。如果当时没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这七十弟子也就与现在的儒生一样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言行制定了一系列繁杂的伦理道德标准,孔子的学生宰予,因为在白天睡觉,被孔子训斥为: “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也。”在王充看来,孔子对宰予的厌恶是毫无道理的,王充在《论衡·问孔》中说道:“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认为白天睡觉只能算是小缺点,但孔子却将朽木、粪土这样令人厌恶的东西来形容宰予,试问一个人在白天睡觉,怎么就能败坏品行呢?一个品行败坏的人,即使白天黑夜都不睡觉,难道就可以因此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

    《论衡》王充习书图

    当然,《论衡》中也反映出了王充思想上的不足和错误认识。第一,由于受到当时某些流派的影响,王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着一定的神秘主义成分,例如他提出了“五常之气”、“善气”、“恶气”、“仁之气”等概念,并认为这些气是可以左右人的命运的。第二,王充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自然的,在这里他并没有排除唯心主义所认为的某些神秘现象,并割断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运动、变化、发展及终结,都完全由自身决定,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

    王充的思想及观点,虽然没有彻底地摆脱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但的确有了很高的反神学的觉悟,具备了唯物主义的斗争精神。由于《论衡》一书的言论,极大地触怒了东汉的封建贵族及官僚大地主们,王充因此被诬为“躁人”,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论衡》一书更被视为“妖变”。而后人,恰恰从《论衡》一书中,看到了作者可贵的唯物主义斗争精神。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和无神论者范缜、唐朝的刘禹锡柳宗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夫之等后世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王充思想及观点的影响。

    《论衡》一书,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和天地万物由神主宰的谬论,书写了两汉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篇章。

    全书目录/《论衡》 编辑

    卷1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卷2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卷3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奇怪篇
    卷4 書虛篇 變虛篇
    卷5 異虛篇 感虛篇
    卷6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卷7 道虚篇 語增篇
    卷8 儒增篇 藝增篇
    卷9 问孔篇
    卷10非韓篇 刺孟篇
    卷11談天篇 說日篇 答佞篇
    卷12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卷13效力篇 別通篇 超奇篇
    卷14狀留篇 寒溫篇 譴告篇
    卷15變動篇 招致篇(佚)明雩篇 順鼓篇
    卷16亂龍篇 遭虎篇 商虫篇 講瑞篇
    卷17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卷18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卷19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卷20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卷21 死偽篇
    卷22 紀妖篇 訂鬼篇
    卷23 言毒篇 薄葬篇 四諱篇 訁間時篇
    卷24 譏日篇 卜筮篇 辨祟篇 難歲篇
    卷25 詰朮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卷26 实知篇 知实篇
    卷27 定贤篇
    卷28 正说篇 书解篇
    卷29 案書篇 對作篇
    卷30 自紀篇

    历代版本/《论衡》 编辑

    现存《论衡》有 85 篇(《招致篇》为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 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 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 85 篇了。王充死后,《论衡》 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
    《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 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 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 1045 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 “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百余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 1167 年),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这两种宋版《论衡》目前仅存残卷。

    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 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 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 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 衡》(《累害篇》缺一页四百字)。以后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 印的,只是有些刻本据宋本补足了缺页。

    篇目归类/《论衡》 编辑

    如果把现存《论衡》85 篇大体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

    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 14 篇文章。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 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二、论述天人关系的,有 21 篇文章。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 动篇》、《招致篇》(佚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 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的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
    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三、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 16 篇文章,全部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
    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 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 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辩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
    以不应相信一切禁忌。

    四、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 24 篇文章,充分表现了 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 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 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 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 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五、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 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
    等 8 篇文章。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文章。

    以上仅仅是很粗略的分类,不一定很合理,但要过细区分,既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 
     

    妙语佳句/《论衡》 编辑

    天地合气,万物自主,犹如夫妻合气,子自生矣。
    有始者,必有终。
    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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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1《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浙江教育出版社
    3《中国古代典籍一百种简介》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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