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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质文》

    《杂文》杂志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于1935年5月创刊,共出版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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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质文》 类别: 旧期刊
    价格: 40 出版社: 东京质文出版社
    页数: 157 开本: 32
    出版时间: 1936年10月10日 装帧: 平装
    简介: 《杂文》杂志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于1935年5月创刊,共出版三期。

    目录

    图书资料/《质文》 编辑

    《质文》《质文》

    书籍作者:不详
    图书出版社:质文社
    图书品相:9成品相
    库 存 量:1 本
    图书售价:40.00元
    图书类别:旧期刊
    图书标签:影印本 民国期刊 质文
    上书时间:2009-06-03
    出版时间:1936-11
    开本:大32开 页数:124页
    装订:平装 [1]

    简介/《质文》 编辑

    《质文》《质文》

    《杂文》杂志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于1935年5月创刊,共出版三期。自第1卷4期起改名为《质文》,由日本东京质文杂志社出版,第2卷1期起改由上海质文社编印 共出版至2卷2期。[2]

     

     

     

    创办之初/《质文》 编辑

    《质文》《质文》

    《杂文》于1935年5月15日创刊,专载小品文和理论文章。《杂文》第1期在东京编辑,仍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

    《杂文》创刊后,陈章人、孟式钧、魏猛克3人即与时在日本的郭沫若联系,告知《杂文》出版情况,希望郭沫若能给《杂文》寄稿。郭沫若闻之很高兴,并应允为该刊写稿。于是,《杂文》上便出现了郭沫若的小说、散文、论文。《杂文》第2期上发表有鲁迅的《孔夫子与现代中国》一文。这是鲁迅用日文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上的,《杂文》社的同人读到后,便将其译成中文在《杂文》上发表。《杂文》从第2期始即在东京印刷。故杂文社专门将此期《杂文》寄给了在上海的鲁迅,并附信希望得到鲁迅先生的指导和支持,同时亦希望先生能给《杂文》寄稿。

    鲁迅郭沫若为之写稿/《质文》 编辑

    鲁迅看到在国外有这样一份左翼文学杂志,亦很高兴。当时上海反动当局对左翼出版物的迫害和压制越来越厉害,左翼作家的作品很难发表。因此鲁迅很重视这样一个海外阵地。他在回信中表示尽力支持,答应一定寄文章。同时提醒《杂文》社同人“要注意策略,不要色彩过于鲜明,以致出不下去”。继之,鲁迅便寄上两篇杂文《什么是“讽刺”?》和《从帮忙到扯谈》。

    鲁迅的两篇杂文与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同时在《杂文》第3期刊出,这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鲁迅看到后也很高兴,他在给杂志社的信中说:“郭先生能出来发表文章很好,但要设法避开反动当局的注意。这样的时候,郭先生如能较长时间地出来发表文章,进行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这封信以后转到郭沫若手中,他很受感动,从此弥合了因革命文学论争而与鲁迅产生的裂隙。陆续给《杂文》写稿的还有茅盾、田汉、曹禺等知名作家。由此给《杂文》增色颇多。1934年底,左联盟员丘东平从上海抵东京。丘东平曾在上海任《太白》杂志编辑,创作有《一个小孩的教养》、《红花地的守御》和《多嘴的赛娥》等小说。他很快即成为东京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同时还负责《东流》和《杂文》月刊的出版工作。

    改名/《质文》 编辑

    但《杂文》还是引起了东京警视厅的注意,被认为有“宣传共产”之嫌,受到警告。故当《杂文》出到第4期时,根据郭沫若提议,易名为《质文》。据林林介绍“《质文》每期都有郭沫若同志两篇到三篇文章,体裁多样,页数比《杂文》多二倍。有小说,历史小说,评论,书简,回忆录……”

    郭沫若主编专栏/《质文》 编辑

    郭沫若还亲自在《质文》杂志主编一个专栏——《国防文学集谈》,开头登了他主持的座谈会的发言,陈北鸥的座谈记录,接着是每个人的自述。自述以交卷先后排列,有任白戈、林林、邢桐华、蔡代石、张香山、臧云远、姚非厂(姚潜修)、魏猛克,最后是他本人的自述,即《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一文。在他的自述里,答复了林林的一个问题,即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百年来,为什么不见有爱国文学作品出现?他是以文坛的商业化的理由来说明问题的。专栏结束,时间是1936年7月16日

    出版丛书/《质文》 编辑

    林林《质文》撰稿人之一林林《质文》撰稿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质文》社出版了一套文艺理论丛书,其中包括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的《艺术作品的真实性》、林林翻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辛人翻译的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邢桐华翻译的纪德的《文化拥护》以及任白戈翻译的西尔列尔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等作品。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实在难能可贵。这些作品在当时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均被认为是指导性的论文。 [3]

    1935年春,《杂文》杂志社陈辛仁建议编一系列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恰合同人们的意思,于是紧锣密鼓进行编辑。郭沫若带头译马克思《艺术作品之真实性》,任白戈译西尔列索的《科学的世界文学观》,辛仁译吉尔波丁的《现实主义论》、倍斯巴洛夫的《批评论》,张香山译罗森达尔的《现实与典型》,魏猛克译罗森达尔的《世界观与创作手法》等。林林译高尔基的《文学论》,依据的是东京科学出版社的版本,但该版本在出版审查时不少地方被打X X或删节,好在我译后,邢桐华拿苏联原书作对照,帮林林校正补充。邢桐华译《文化拥护》,内容是巴黎国际作包括高尔基《论文化》、法国A.纪德《文化拥护》及其他两位作家的讲演稿。这套丛书翌年在上海光明书局出版,每册定价二角。

    出版特辑/《质文》 编辑

    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质文》编了纪念特辑,郭沫若带头写了《人文界的日蚀》,白戈、桐华和林林也写了纪念文章。

    接着,同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质文》又编辑了追悼专辑。郭沫若当夜赶写了以《民族的杰作》为题的文章,并代表质文社同人题词哀挽。他把鲁迅和高尔基相提并论,赞扬说:

    “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先生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 [4].

    被国民党打压/《质文》 编辑

    《杂文》因为刊登了鲁迅、茅盾的文章引起日本反动当局的注意,被勒令停刊。后来郭沫若提议改成《质文》继续出版,但还是被盯上了。

    有一回,林林前往一位盟员家里,便衣警察跟踪而来,桌上正好有一份《质文》,是高尔基逝世纪念专辑,封面是高尔基的木刻像。警察拿起杂志,暗喜抓住了把柄,说你们宣传列宁,搞赤化革命。林林冷静地告诉他那不是列宁,而是高尔基。

    警察恼羞成怒,声称这也要全部没收。“当时衣橱里藏着成百本新印的《质文》,舍不得让他拿走,我就坦然地说:已经发行完了,没有了,不信你搜吧。他看看我们的神色,信以为真,就拿起桌面上的那一本走了。”在《八八流金》里,林林这般写道。

    《质文》很快还是遭到了被禁的命运,郭沫若建议到上海继续出版。由于林林有跟警察“过招”的经历,被委派回上海执行编务。但只出了两期,就被国民党当局打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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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6-03
    [2]^引用日期:2010-06-03
    [3]^引用日期:2010-06-04
    [4]^引用日期:201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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