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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Q正传》”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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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正传》[文学作品]

    鲁迅小说代表作。写于1921~1922年,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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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阿Q正传》 作者: 鲁迅
    类别: 小说 语种: 汉语
    出版时间: 1922年 装帧: 平装
    简介: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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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简介/《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阿Q正传》《阿Q正传》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

    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

    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阿Q正传》《阿Q正传》

    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

    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

    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者简介/《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阿Q正传》鲁迅

    鲁迅(1881~1936),中国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豫亭、豫才。1881年9月25日诞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

    1898年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医生,因战乱奋起改行为作家。鲁迅生平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2005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八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鲁迅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书籍目录/《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第一章 序
    第二章 优胜纪略
    第三章 续优胜纪略
    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第五章 生计问题
    第六章 从中兴到末路
    第七章 革命
    第八章 不准革命
    第九章 大团圆

    内容分析/《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阿Q正传》《阿Q正传》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惟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小说共九章,每三章可构成一个部分。前三章写阿Q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概括勾勒阿Q以“精神胜利法”为中心的性格特征;中间三章写阿Q遭遇的压迫和剥削,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表现阿Q的处境,揭示了时代矛盾;后三章写阿Q在革命到来之后的性格变化和悲惨命运。

    第一章,是小说的序言,排列起来交代四个问题:小说的名目、阿Q无姓、无名、无籍贯,写阿Q的政治地位和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交代名目的来源时,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说起,批判了“正名论”,顺便给主张保存“国粹”的遗老遗少们以讽刺。考察阿Q的姓时,通过赵太爷不准他姓赵这一可笑又可悲的情节,突出了阿Q连姓都被剥夺了的屈辱的政治地位,凶残横暴的统治者也粉墨登场了。

    考察阿Q的名,由“洋字”而涉及“国粹”,又一次幽默地讽刺那些遗老遗少们。考察阿Q的籍贯时,讽刺了胡适的考据癖。序言告诉读者,他并不为名人作传,而要给一个不为世人所闻,连姓、名、籍贯都十分模糊的流浪雇农阿Q作传,表明他对穷人的态度;而顺笔讽刺当时的一些文人,则是近现代之交新旧文化交锋的常见现象。

    第二章,追述往事,刻画阿Q的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描述阿Q的部分生活片断,突出了他的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交代阿Q的经济地位,到处打短工的流浪雇农,是社会中被压迫、被污辱的最底层的人。接着连续写他的四个生活片断。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在精神上独不崇奉赵、钱两家,进过几回城,又讥笑未庄人的“不见世面”,这些都突出了阿Q妄自尊大的特点;“癞疮疤”的故事,写他被欺辱时由打人到怒目而视到自轻自贱;“押牌宝”事件,写他被欺辱后为取得精神上的胜利而进行自我摧残。以上便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构成部分之一。

    第三章,接第一章的情节,继续写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被赵太爷打了之后,反而因此“得意了许多年”,原因就在于中国人从来如此,他们景仰强暴,视人压迫人为当然。作者入木三分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十分可悲的变态的奴性。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竟然败在王胡手下,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调戏小尼姑,为自己的屈辱报仇。三个片断,刻画了阿Q畏强凌弱的性格;阿Q与王胡比丑,说明他无聊到了极点;憎恶假洋鬼子,则表现他排斥异端;“赶紧抽紧筋骨”等待挨打,显出十足的奴性;调戏尼姑,更表现阿Q对女性态度上的肮脏灵魂。

    第四章,写阿Q拙劣的求爱经过和遭到的可悲结果,继续表现阿Q的地位和处境。作者在叙述中把阿Q的永远得意归究于“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指明了他的思想是受了封建文化、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这是阿Q严格遵循“男女之大防”和排斥异端的思想根源。而强调阿Q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以及他要找女人是惟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说明阿Q全身浸润了封建思想的毒素,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道德。

    而他去拧女人大腿,说“诛心话”“掷一块小石头”,留心想“引诱野男人的女人”,又说明他前面的思想是虚

    《阿Q正传》《阿Q正传》
    伪而可憎的。年近三十的阿Q要求恋爱是正当的,但他的要求却触犯了封建礼教,因而遭到赵太爷父子的凶残迫害,他不仅挨打,而且连可怜的一点点家当也被榨取干净,断绝了活路。这一章,写了阿Q的可憎,更写了他的可怜,也写了统治者迫害人民的残暴。到此,情节发展又深入了一步。

    第五章,写阿Q走投无路,揭示麻木的国民“吃人”的本相,再写阿Q的畏强凌弱。“恋爱”既成“悲剧”,阿Q接下来遇到了“生计问题”。这一章写了三个生活片断。阿Q感到“世上有些古怪”,做工被老主顾拒之门外而意识到生路被断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断他生路的是赵太爷之流,而误以为是比他更弱小的小D“谋了他的饭碗去”,便发生了“龙虎斗”。这既表现了阿Q的畏强凌弱的性格,又说明阿Q的不觉悟已经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无路可走的阿Q去静修庵偷萝卜,是情节的必然发展。他视小尼姑如草芥,对老尼姑耍无赖,亦是他畏强凌弱无赖霸道的表现。自己的不争气不觉悟,统治阶级的迫害,必然使他走上行窃之路。

    第六章,写阿Q由走投无路到短暂的“中兴”,再被赵太爷逼到无路可走的经过。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

    第七章,写辛亥革命到来时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突出了阿Q的革命要求。在阿Q再一次被逼上末路时,辛亥革命的暴风雨来了。城里的“举人老爷”视革命如洪水猛兽,他要逃难了。未庄的“一群鸟男女”惊恐万状,误传革命军是为崇祯报仇的军队。阿Q则最具有代表性,由于他的思想深处的保守心理,使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所以起先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他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感到“革命也好罢”,产生了“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的要求,因此他高喊“造反了,造反了”,表达了他革命的愿望。 

    《阿Q正传》《阿Q正传》
    但他所理解的革命实质是什么呢?“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这样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小说以形象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再看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父子在革命到来时吓得六神无主,低声下气地把一向不放在眼里的阿Q叫成“老Q”,这时候的赵太爷和阿Q俨然换了一个位置。还是年轻一辈诡计多,赵秀才竟和假洋鬼子相约革命,革掉了静修庵里的一块龙牌,还顺手抄走了一个宣德炉。这就是当时非常普遍的混迹于革命中的假革命现象。

    第八章,写辛亥革命引起的未庄的变化,进一步刻画阿Q的性格。革命像一阵风一扫而过,并没有到达未庄,人心日见安定。政权落到投机钻营者手中。变化最大的不过是掀起了盘辫的风潮。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未庄的政权仍在这些从前的压迫者手中。阿Q要投革命党,结果误投假洋鬼子门下不成,被“哭丧棒”赶出门。他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同时写赵家遭抢,这就预示着阿Q的悲剧命运就要到来。

    第九章,写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

    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写作背景/《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

    《阿Q正传》《阿Q正传》
    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

    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流产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

    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

    《阿Q正传》《阿Q正传》

    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

    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写作意图/《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
    《阿Q正传》《阿Q正传》
    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

    艺术特色/《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

    《阿Q正传》《阿Q正传》
    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现实意义/《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阿Q正传》《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中国文学园地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园地的杰作。鲁迅塑造的阿Q这一艺术形象,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在世界也是公认的典型形象。

    鲁迅在《阿Q正传》中,正是通过阿Q这一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当时许多国民畸形的心态,无情地鞭挞了他们种种恶劣的品性。阿Q是一个深受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赤贫、地地道道的农村无产者。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被统治者剥夺得一无所有,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

    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别人叫割麦便割麦,叫舂米便舂米,叫撑船便撑船。命运是够悲惨的。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者的欺压竟麻木健忘,以自欺来自慰。他在现实中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可在精神上却一次又一次地“胜利”。他因为说他也姓赵,被赵太爷叫去打了嘴巴。可挨打之后,他想的是:“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他想到赵太爷这么一个威风八面的人物现在竟成了他的儿子,便得意起来。

    一方面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饱尝辛酸,一方面又在幻想中自欺自慰,自傲自足,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个人身处奴隶地位,却这样心安意得,那他怎么会起来抗争?怎么会去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鲁迅正是从阿Q实际的失败受辱和虚妄的胜利自傲这两个方面来描写他的性格的。在这里,悲惨和得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实和幻想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阿Q越是获得精神胜利,我们越是感到悲哀,阿Q越是洋洋自得,我们越是感到痛心。“精神胜利法”已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但“精神胜利法”并不是阿Q性格的全部内涵,阿Q还有其他种种恶劣的品性。

    阿Q所处的时代已经一不去不复返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已是今非昔比了。读读《阿Q正传》,我们会越发感到我们是生活在美好幸福的时代。但我们仍应注意克服自身的缺点、弱点,仍应注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

    电影/《阿Q正传》[文学作品] 编辑

    《阿Q正传》《阿Q正传》

    中国彩色宽银幕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摄制。陈白尘根据鲁迅著名同名小说改编。导演,岑范;摄影,陈震祥;主要演员,严顺开、李纬、杨宝河等。故事描写辛亥革命前后未庄的雇工阿 Q的悲惨遭遇。

    这部影片基本上体现了原著的精神。它以“哀其不幸”为主,“怒其不争”为辅,通过阿Q典型形像的塑造,不仅反映了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且突出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精神胜利法。

    影片还采取“宁可笨拙,不使油滑”的指导思想,追求严肃而深沉的风格,既表现阿Q行为的可笑,又表现他质朴的品性,把剧情的喜剧性与人物命运的悲剧色彩统一起来,达到笑中含泪,泪中有笑的效果,不给人以滑稽之感。饰演阿Q的严顺开对人物的分寸掌握恰当,避免了油滑的表演。

    影片还增加了大量的细节,用于刻画人物、揭示主题。如在狱中阿Q挨打后躺在地上,狱卒吆喝“开饭了”,他腾地坐起,一笑:“嘿,这儿比土谷祠好!”严顺开先后获1982年瑞士举行的第2届韦维国际喜剧电影节和1983年第6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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