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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兴》”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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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小说]

    《高兴》于2007年8月底在《当代》杂志全文刊出,大约有22万字。全本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进了城的农民——城市中的拾荒人的命运。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高兴》[小说] 作者: 贾平凹
    类别: 小说 字数: 22万
    语种: 中文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年9月 装帧: 平装
    简介: 主要介绍进了城的农民——城市中的拾荒人的命运。

    目录


    基本信息/《高兴》[小说] 编辑

    《高兴》[小说]贾平凹

    作者:贾平凹
    页数:461
    定价:29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装帧:平装
    出版年:2007-9

    内容简介/《高兴》[小说] 编辑

    《高兴》[小说]《高兴》[小说]

    正当百事瓦裂、浮华猖獗的社会变改之际,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随后又与同乡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妓女孟夷纯的出现不但引来了城市万象之态,还带给了他门支离纷崩、始料不及的命运……贾平凹以其一贯的慈悲连绵,一贯的继往开来,一贯的淡定笔致打开了一幅令人缀乱或战栗的城市生活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密布着冲突、错位、荒谬、伤痛、病象重重而又情切至深的当代故事。

    近年来,在贾平凹获得古拙而本真的创作状态的同时,他的襟怀如同涨墨,彻底吃进了字里行间——于是,《高兴》这部小说中的白描便闪烁出钻石般的光芒,它穿透小说中的故事、人物、命运,照射给读者一幕欲哭无泪、渴望欷歔的人间舞台。

    贾平凹历时3年写成的最新长篇小说《高兴》,又一部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该书描写一个名叫刘高兴儿子叫刘热闹的家民工进城打工的故事,父子在城市给人送煤兼收破烂。日子清苦却精神充足,读来对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准城里人颇有启示意义。[1]

    作者简介/《高兴》[小说] 编辑

    《高兴》[小说]贾平凹
    贾平凹,一九五二年古历二月二十一日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乡村教师。母亲是农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毁灭性摧残。沦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机遇,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 出版的主要作品: 《商州初录》 、《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天狗》、《黑氏》、《美穴地》、《五魁》、《妊娠》、《怀念狼》、《病相报告》、 《秦腔》 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大奖三次,“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二零零五年度杰出作家”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法兰西文学艺术最高荣誉。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种版本。2008年11月作品《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

    编辑推荐/《高兴》[小说] 编辑

    贾平凹又一部关注土地变迁后农民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高兴》

    《高兴》共20余万字,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刘高兴在都市里的生存故事。小说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与刘高兴发生恋情的妓女孟荑纯。妓女与刘高兴虽产生了爱情,但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块。这是一个悲剧结局的故事。

    小说中的这两个人物都在生活中确有其人。刘高兴是贾平凹老家丹凤县棣花镇同村的伙伴,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贾平凹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西安当了文学编辑,后来成为作家。而“刘高兴”当兵复员后回到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子,什么都没干出名堂,年过半百只好进城打工,拾破烂、给人送煤。孟荑纯则是贾平凹在西安“拾荒村”调查时了解的一个故事。这个女孩子的哥哥被人杀害,警察追凶没有经费,让受害人家属出钱。迫于无奈,她只能卖淫挣钱。

    《高兴》虽然只有20多万字,但前后修改了五次,每改一次就要重新抄写一遍,因此书写总和就超过了100万字。贾平凹为写此书右手中指已经严重变形,不仅磨出了一个大坑,皮下还有淤血。

    《高兴》以第一人称自述形式写成,采用陕西方言,主题明确,线索单纯,比《秦腔》要好读很多。是堪称贾平凹近年来最好读的一部小说。

    《高兴》的素材早在2004年就已经酝酿成熟了,早于《秦腔》。为了更好地写作这群都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贾平凹不断地到西安一个“拾荒村”去调查采访。这个村子全是来自农村,在城市里拾荒的农民。贾平凹和他们一起体验拾荒生活,还跟他们同吃同喝。

    媒体评论/《高兴》[小说] 编辑

    贾平凹《高兴》令人心情沉重
    这是贾平凹写得最吃力的一部小说,他历时3年,五易其稿,把手指磨出了一个大坑,才有了这部《高兴》。现在贾平凹的右手中指已经严重变形,不仅磨出了一个大坑,皮下竟有淤血。

    这是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是一部反映当代农民的小说,也注定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小说。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农民的现实处境令人沉重。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刘高兴,刘高兴原名刘书祯,是贾平凹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后来贾平凹大学毕业留在西安当文学期刊编辑,而“刘高兴”复员后则回到家乡,并成为一个拾荒者,过起了一种艰难的生活,但他自己却对痛苦浑然不知。

    如果仅刘高兴一个人是这种状况,我们只能说他不能干。但贾平凹为了更好地了解拾破烂群体的境遇,在动笔前,他曾深入大街小巷,他见到了更多像刘高兴一样拾破烂的人。这还是在省会西安,一座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大城市的贫困农民的生活状况。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但以627元这个标准来衡量,平均下来一天还不到2元。如果把这个标准提高到1000元,也就是每天消费将近3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到达六千万人。如果按照联合国规定的世界通用贫困线标准人均日消费1美元,这将是中国现行标准的4倍多,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将达到几个亿。这就是中国的国情,这也是贾平凹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他与鲁迅先生一样,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城乡不和谐令人沉重。贾平凹说,“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

    而就在西安,动辄花十几亿来打造什么工程的新闻也屡屡见诸报端,如西安骡马市15亿打造西北第一步行街;临潼区将斥资10亿元再造大唐华清宫;老城45万人口迁移,西安500亿打造皇城复兴计划等等。

    贾平凹的《高兴》为什么令人心情沉重?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令人沉重。中国作家的忧患意识是一以贯之的,从屈原《离骚》司马迁《史记》 ;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到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国作家关注现实,关注普通百姓命运的传统从未中断。

    贾平凹说他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他的多数作品也是以农民为主的。《高兴》坚持了贾平凹对农民的一贯关注,写流落都市的拾荒者的命运,这事实上也是写进城农民的命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贾平凹不光写了他们的物质层面,他也写到了他们的精神层面。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正日益物质化,而精神层面的追求却一天天减少,这也正是现代化进程中所最可怕的。贾平凹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他所具有的忧患意识让人感动。

    贾平凹写出了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他的《高兴》因此无论如何让人高兴不起来。

    读者评论/《高兴》[小说] 编辑

    《秦腔》《秦腔》

    《高兴》让人高兴不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高兴》这个书名,不是因为贾平凹这个名字,我恐怕不会阅读这本小说。但用了三天时间读完这部作品,心情却很是沉闷,自己的情绪与书的名字大相径庭。

    记得两年前看《秦腔》,随着故事的起伏波动,看得我时喜时忧。书中讲述了离自己生活很是遥远的人——一群农民,和他们生活里一些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故事。读罢,就像被一曲关于正在消逝的千年乡村的挽歌淹没,怅然若失。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并不喜欢阖书之后的难过,所以当时我就想,以后对贾平凹的作品应该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可这次,我又被他的新作下了咒,看着它逐渐在书架上被日见增多的其他新书掩盖起来,却又总似躲在隐蔽的角落用它的魔力在召唤我,几次拿起来想读,却很怕像上次一样读后会郁闷,于是又几次放下,“看”与“不看”最终的“战斗”结果是我终于狠下心来,一气读完了它——果不其然,我又被贾平凹的故事伤了一次。

    《高兴》写的是一个叫刘高兴的商州人带着同乡五富来西安城里谋生捡破烂的故事。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颗肾卖给了城里人,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城里人,在城里,他和一群“拾荒族”每天穿梭在城市的街道间,干最脏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菜,住暗无天日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还遭人白眼。小说里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色人群,有乞丐,有民工,有妓女……小说在描述他们生活困境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了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他们被生活的艰辛压得无暇反思自己命运的悲剧本质,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那般地高兴,然而,他们感受到的高兴带给我的感受除了深深的悲凉大概也还是深深的悲凉了。后来五富脑溢血死了,刘高兴背着五福的尸体想混上火车,带着五福的心愿回乡安葬——这个情节在赵本山的电影《落叶归根》里似曾相识,而这部小说,也和电影一样,带给我无限的唏嘘感慨。

    看后记才知道,小说的主人公刘高兴是有人物原型的,恰是这个“同乡”让贾平凹看到了另一群人,和他们的“另类”人生。因此,小说所写显得无比真实。

    在《高兴》之前,我读了庄羽的《遍地姻缘》,那部作品讲述的是都市白领的爱情和生活,读来轻松愉悦。再看《高兴》,犹如体验了这个世界的另一极。我不知:何者为真实?何者是“高兴”?

    作者访谈/《高兴》[小说] 编辑

    写作是为安抚我的灵魂

    南都周刊:书稿原来的名字是《城市生活》,后改为现在的《高兴》,出于什么原因?
    贾平凹:《城市生活》这个名太一般,后来就改了,先改成《刘高兴》,又觉得用人名也太局限,就再改为《高兴》了。既是主人公名,还有了别的含义。我喜欢书名为两个字。

    南都周刊:从后记中我知道,你曾在父亲的坟前流着泪说:“《秦腔》我写了咱这儿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我总算写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愿?
    贾平凹:我每次回故乡都感慨万千,每次回去肯定去父亲坟上烧纸祭奠,我写的《秦腔》、《高兴》都是农民的事,愿意给父亲唠叨。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关注农村的状况,那里的任何事情都让我牵挂。

    南都周刊:那从《秦腔》到《高兴》,关于农民,你觉得想说的话都说了吗?
    贾平凹:是的,我把我感知的东西写了出来,我觉得心里宽松了许多。我是个作家,我能做的只是把我能感知的东西写出来,这样可能会安抚我的灵魂。一个作家需要关注社会,但作品并不是要为某一个阶层去说话,最重要的是写人,写人的本身,中国的许多人事是绞缠在一起的,要写人的本身又不能剥离社会问题。所以,似乎我一直在写现实生活,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人的问题。

    南都周刊:这部小说写得很不顺利,前后五易其稿,问题出在哪里?
    贾平凹: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农民进城后面对城市有许多偏见,而我也有许多偏见,究其实是农民意识在作祟,当我也在同情进城农民又和他们一样发泄种种不满时,我发现我写的不对。二是叙述的角度,我先是以第三人称写,后来变成第一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可以自由得多,能更好写出刘高兴的精神状态。

    南都周刊:为了写《高兴》,你前后去了几次西安南郊城乡结合部的村子?给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贾平凹:去了四五次吧,而结识的人来往就多了,说不清了。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生存环境太差,再是接触之后,他们大多是那么质朴,心思又那么丰富,他们完全靠一种心性在生活,没有这种刘高兴式的心性,那是难以在城市里生活下去的。同时我感到像我这样的大多数人是那么麻木,我们太缺乏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我们其实在偏见地生活着。

    营造温暖是为寄托人生的苍凉感

    南都周刊:后记中提到“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小说写完了,你觉得触摸到了什么脉搏?
    贾平凹:当一切似乎都呈现着盛世的景象时,还有另一种人生。

    南都周刊:读《高兴》时,感觉刘高兴不是个普通的农民。他读过《红楼梦》 ,还有吹箫的闲情逸致,遇事冷静,自诩是“鸟中凤凰,鱼中鲸”,有点孤傲。
    贾平凹:现在谈新农民形象,一般总是指乡镇企业家,或某些带领村民一起致富者等,这当然是新农民形象,但刘高兴这样的一种新农民形象,他们有文化,有智慧,只是生在乡下而已,面对城市他们有想法,这些想法当然和农民惯有的一些落后的因素搅在一起,但他们已区别了传统的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农民的概念。

    南都周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五富。在塑造五富时,你是怎么考虑的?刘高兴和五富,是否分别代表着新旧农民?
    贾平凹:五富这个形象是传统的我们习惯认知的那种农民。许多读者对五富熟悉,认为写得生动,其实不是我写得生动,是读者习惯了这种农民形象。

    南都周刊:拾荒者刘高兴爱上了高级妓女孟夷纯,但是孟夷纯正式出场却是在小说的第二十七回了,姗姗来迟,无疾而终,这些是否意味着爱情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种奢侈?
    贾平凹:可以这么理解。这本书不是写爱情的,是写刘高兴、五富、黄八三四个男人的故事。孟夷纯只是刘高兴在城中的一个故事,是自然而然出现的。进城农民的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他们是人,但又无可奈何,这是个问题。孟夷纯是妓女,农民工只能和妓女有些来往,而城市中的妓女又多是乡下进城的少女。这些问题想想,就让我觉得特悲凉。

    书摘/《高兴》[小说] 编辑

    插图插图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住。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她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我当时说:是吗,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

    我可以举例说明呀:一、我精于心算。在我小小的时候,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你一报数字,三位数四位数都行,我就能得出答案。我当然有一套算法,但我不告诉人。二、我曾经饿着肚子,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三、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可从来都是干净的。我没有熨斗,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能熨出棱儿来。四、我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五、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六、我反感怨恨诅咒,天你恨吗,你父母也恨吗,何必呀!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查就查吧,只查出我有痔疮,还嫌我身体发福,说了句:形散神不散。这让我生气,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七、我生就的嘴角上翘,所以我快乐。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

    研讨会/《高兴》[小说] 编辑

    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在西安召开
    2007年11月28日下午,中共陕西省西安市市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协、西安市文联、《美文》杂志社联合召开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到会并代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向关心扶持这一作品创作的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协及西安市文联致以衷心感谢。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和西安市文联党组书记于孝军表达了共同的愿望:通过研讨贾平凹的写作,期望对陕西省、西安市今后的文学创作有大的推动作用。来自全国各地和陕西省内30余位文学评论家、作家出席研讨会。

    陈建功对贾平凹很早就开始探索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并成为其自发意识和自觉担当,对他坚持“做时代的记录者”的文学立场表示赞赏。陈建功说,贾平凹创作《高兴》的过程,本身就为文学界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创作姿态。《高兴》告诉我们,只有时刻保持警惕,努力深入生活现场,才能打通血脉,获得对广大民众深切而真实的精神观照;写作者需要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与我们所描绘的对象展开真正的对话,才能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的细微变化,才能准确地呈现精神嬗变的轨迹。评论家孟繁华认为《高兴》超越了众多写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家拘于表现苦难的局限,而能观照到这一群体从生活自救到精神自救的乐观与顽强韧性给予高度评价。评论家贺绍俊认为《高兴》开拓和深化了文学对当下农民工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叙述,以乡村精神和共鸣姿态,拓展了新的思想和艺术表现空间。评论家罗岗对《高兴》本身揭示出的严峻问题给予关注,即城市该以什么姿态对待农民工。他认为城市对于农民工不仅在精神上,也有身体方面的穿透。评论家李震以《高兴》中的人物灵魂与身体分别置于城市和乡村的临界、其文化与人性的临界等诸多元素为例,论述了该长篇对于临界写作的探索。研讨会上,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应单纯地将贾平凹的《高兴》视为“底层写作”,而应将其与作者之前的长篇小说《秦腔》《土门》等综合起来去看待。与会也有评论家诚恳希望贾平凹和陕西省作家能够在经验世界之外再接再厉,做更多探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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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08-25
    [2]^引用日期:201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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