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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亚快乐鸿沟

    东亚快乐鸿沟是指东亚的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带来幸福。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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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提出/东亚快乐鸿沟 编辑

    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快乐与经济”的命题,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happiness gap,也作“幸福鸿沟”)。 

    他指出:“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对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最低。这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去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比如,终极目的、价值问题,经济成长的代价问题,经济成长而人们不快乐的理由何在?如何来改善?可以采取的公共对策有哪些?”[1] 

    成因/东亚快乐鸿沟 编辑

    专家认为,东亚快乐鸿沟的五个成因:

    1、高生产高消费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城市更拥堵,污染更严重,还有更多其它形式的环境公害,尤其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和工业区这些问题就更为严重。而传统的GDP计量方式恰恰严重地忽略了这些问题。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台湾地区的河流及湖泊的原产鱼并不适合食用。“在东亚的一些主要城市中,空气和水污染造成了20万未成年人的夭折,并带来了65万个支气管炎病例和每年20亿个治疗带有呼吸病症的工作日”(Walton 1997)。

    2、一般都认为东亚的竞争很强。这也是其所以能取得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然而,过于求竞争,不仅对个人,对整个社会也许都意味要对快乐做出一种牺牲。

    3、东亚人的教育方式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他们一心想着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在正式应考制度中),但这却无益于真正地提高创新能力,也妨碍了他们追求个人快乐和全民幸福。李远哲认为,“多数台湾学生都擅于考试,他们高中阶段的科学和数学成绩都表现不错。但是,高中一毕业,他们就精疲力竭了,等着要告老还乡了……台湾的教育体系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好奇心,造成了对学生创新的阻遏。”这种情况在东亚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它不仅遏制创新,也不利于人们追求快乐。

    4、东亚文化(尤其是它的教育体制)过分强调大同、秩序以及集体的利益,相应地也会造成对个人主义、自由、因而还有对快乐的漠视。当然,不能过分讲究个人自由,而东亚国家似乎又误入了一条方向相反的征途。

    研究人员认为,儒家文化中存在一种禁欲倾向。比如“在儒家文化中……禁欲是一个重要元素”,还有“一味追求享乐是低级的,甚至是可耻的”。一个人如果从小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长大,你让他/她如何能快乐起来。

    禁欲倾向还体现在,东亚地区人们第一次性经历的年纪普遍都偏大(在中国大陆21.9岁、台湾地区21.4岁、香港地区19岁,在日本18.9岁),就全球而言,一般平均年龄是18.1岁,其中美国人年龄最低为16.4岁,巴西16.5岁。

    5、东亚文化过分强调面子问题。面子重于真情实感,保住面子要紧。外表重于实际,这一点从东亚的建筑风格就可窥一斑。北京的天坛从外表看上去极为壮观,可是再一看里面,却稀松平常。大多数西方教堂外表平淡无奇,可是内涵丰富,装潢极尽工巧。在东亚,很多公寓楼都是浴室和厨房小,而客厅很大;在西方社会,人们管客厅叫起居室或休息室。同样的房间在东西方社会具有不同的命名,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二者文化上的差别,前者重外在观感,而后者更在乎内在舒适度。

    再比如,在考虑孩子的婚姻问题上,多数西方父母都将婚姻是否给孩子带来幸福放在首位;而东亚父母首先考虑的是两个家庭是否门当户对,以及其它的客观条件问题。[2]

    中国快乐鸿沟的形成/东亚快乐鸿沟 编辑

    中国快乐鸿沟的形成,除了具有东亚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是弱势阶层承担了社会转型的主要代价;

    三是精神文明、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与经济增长的严重不协调;

    四是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城市盲目扩张和滥耗资源的影响;

    五是缺乏健康的价值观、积极的心态和自我调适能力。[3]

    改善/东亚快乐鸿沟 编辑

    黄有光指出,“东亚的经济应该朝着更适当的方向来发展。首先,环境质量的保护应该摆在第一优先考虑的位置。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第二,我们希望增长能真正地带来更多快乐。这不仅需要大力节制私人的攀比消费,更应在那些能切实改善福利的领域,如公众健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领域,提高公共投入。此外,还需要提高公共研究经费以用于更多新领域的探索,例如人们不快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疾病,那就应该在药物的研究上投入;等等。

    东亚一些地方鼓励人民消费,而我的观念是鼓励投资,节制消费。即使你要鼓励消费,也应该鼓励有外部利益、或至少外部成本较低的消费方式,例如教育、保健、住房等,绝对不应该鼓励私人汽车消费。汽车消费有四大“外部成本”(炫耀性消费、拥挤、空气污染、对他人的意外伤亡),又有钻石性物品的性质(贵重,显示经济地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展示,在社会上相互抵消,没有作用,纯粹是浪费,但这种相互竞争却会给人很大的压力。 

    如果中国能拿今后二三十年将会浪费在私人汽车上的资源的一半,来发展公共交通,中国大城市将会有全世界所羡慕的现代化公共交通!相反,中国大城市可能变成交通可怕的曼谷。”[1]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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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0-12-15
    [2]^引用日期:2010-12-15
    [3]^引用日期:20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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