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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京审判”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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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东京审判是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远东国际法庭由中、美、英、法、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国指派的11名法官组成。中国法官梅汝璈代表中国方面参加东京审判,任中国驻国际法庭法律代表团团长,首席检察官和首席法官。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东京审判 时间: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
    发生地点: 日本 相关组织: 远东军事法庭
    历史背景: 二战胜利,对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

    目录

    战犯候审/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即,美军第8军对日本实施军事占领。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要求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3个月中,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4批逮捕令,逮捕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关到东京最大监狱巢鸭监狱候审[1]

    法庭设立/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东京审判东京审判

    1945年12月16日,苏、美、英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法庭有权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1]

    1945年9月2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三国外长于同年12 月16~26日举行了莫斯科会议,议定并征得中国同意:“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

    依据《波茨坦公告》、莫斯科英、美、苏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D.麦克阿瑟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2]

    法官及检察官/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法官

    梅汝璈梅汝璈

    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由有关各国提名、经D.麦克阿瑟任命的11名法官是:美国的J.P.希金士(后由M.克莱墨尔将军接替)、中国的梅汝璈先生、英国的派特里克勋爵、苏联的I.M.柴扬诺夫将军、澳大利亚的W.威勃爵士、加拿大的S.麦克杜哥、法国的H.柏奈尔、荷兰的B.V.A.罗林、新西兰的E.H.诺斯克罗夫特、印度的R.M.巴尔、菲律宾的D.哈那尼拉。威勃爵士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庭长。

    检察官

    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盟军最高统帅指派之检察长对属于本法庭管辖权内之战争罪犯的控告负调查及起诉之责,必要时并予最高统帅以法律上的协助;“任何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家皆有权指派陪席检察官一人,以协助检察长”。据此,美国的J.B.基南被麦克阿瑟指派为检察长,同时兼任美国的陪席检察官,其他各国指派的陪席检察官分别是:中国的向哲濬先生,英国的A.S.科明斯·卡尔,苏联的S.A.高隆斯基(后由其助理检察官瓦西里耶夫接任),澳大利亚的A.J.曼斯菲尔德,加拿大的H.G.诺兰,荷兰的W.G.F.B.穆尔德尔,新西兰的R.H.奎廉,印度的G.梅农和菲律宾的P.罗伯茨。

    梅汝璈基本信息/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中国法官梅汝璈

    梅汝璈(1904~1973)中国法学家。字亚轩 。江西南昌人 。
    20年代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清华学习期间,梅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个人经历

    1924 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
    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同学施滉、冀朝鼎等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
    1929年春,他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同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院校兼职讲授英美法课程。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审判对20世纪30~40年代发生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战争罪犯的工作,同某些庇护日本战犯的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书”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务,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当感谢他。”时任教育次长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先生曾赠剑与梅先生,并称他为壮士。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到任,并于一年后辗转到达北京,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
    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三、四届政协委员。此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60年代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1973年逝世,享年69岁。

    作品

    梅先生著有《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告日本人民书》《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等著作,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后人梅小璈先生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据山西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校友、徐特立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尉迟华回忆,梅汝璈回国后因山西大学与清华有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会通”这一办学宗旨相近的特点,欣然应聘法律系。在执教期间,他不仅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而且经常以“耻不如人”的清华精神谆谆告诫莘莘学子。
    抗日战争之始,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他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的清华校友顾毓琇的邀聘,担任该校的法律系教授。
    贡献及评价
    梅先生因为是我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我国参加“远东军事法庭”的首席审判官。
    然而,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
    梅汝璈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梅汝璈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对战犯量刑方面,再次发生激烈的争辩。一些来自未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的法官们不赞成处以死刑。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根据审判过程中两年来收集的日军暴行,例如在南京大屠杀中就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单纯用毒气杀人残酷百倍,主张对首恶必须处以死刑。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虽然从1946年5月开庭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是由于他从报上看到国内“饥饿”、“内战”的坏消息,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所以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梅汝璈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拒绝去南京赴任履新。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他由东京设法抵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秘密由港赴京。抵京第三天,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1950年,梅汝璈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璈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璈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璈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
    1973年,梅汝璈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著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当梅汝璈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时,他才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无不得益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舆论对他的评价是:精通法学理论,善于雄辩而又头脑冷静。
    飞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上海华懋公寓1层的大厅里,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飞赴东京。临行前,梅汝璈向新闻界慷慨陈词:“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的国际法庭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不负政府与国人嘱望。”
    当日,《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中国最权威的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达东京后,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出门有专车,餐厅有专席。优厚的待遇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看到的是满目的凄凉:“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国破山河在,国家尊严何在?梅汝璈因此不愿去餐厅,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表示:“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大公报》记者肖南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程跟踪报道。在宴会上,他目睹了梅汝璈“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激动和欢欣。他不无担忧。他以一个记者的敏感以及对社会现实、国际利益的透彻了解,预感梅汝璈此行必定艰难。毕竟,梅汝璈是一个留学美国,回国后又多年从事教学和法院工作的学者型专家。
    回到饭店后,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一位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东京审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国际检查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另一种意见是:应该将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中国代表团的提出应以1928年1月1日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国际检查局内部经过郑重的讨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主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8年。
    用尊严维护尊严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前各国法官最为关注的问题。梅汝璈也不例外,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坐次在所难免,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力争得到之。”
    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卫勃,想使两位与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卫勃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微笑着倾听良久的梅汝璈终于说话道:“个人的坐次,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
    这一军“将”得厉害。因预定的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认定不能开这危险“先例”,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坐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璈收敛笑容道:“同意庭长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坐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璈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心里根本不愿接受。直到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
    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按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官,左边将是英、苏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那是令人窒息的2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舌战美国法官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法官之间又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这时候,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立刻向梅汝璈打手势。梅汝璈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汝璈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500万人,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词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中国代表团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审判进行到后期,围绕对战犯的量刑问题,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
    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一些人所在的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没有过多遭到日军的侵略践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缺乏切肤之痛,他们因此主张对战犯从宽处理,有的法官则由于国内刑法废除了死刑而不赞同对战犯处以死刑,还有的则以人道主义为由,反对处死罪大恶极的战犯。
    梅汝璈用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例如,光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就使用了砍头、挖心、水溺、火烧、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较之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杀人的办法残酷百倍。
    鉴于此,梅汝璈主张对日军首恶必须处以死刑。在梅先生的慷慨陈词和据理力争下,11名法官就死刑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土肥原贤二等7个日本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梅汝璈再次以其凛然正气和爱国之心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中国人最明白自己的痛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受害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对于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日本国内也许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梅汝璈先生的一段话,或许能让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战争和历史: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座次之争

    法官的席位原本应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但庭长卫勃却想让和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坚持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座次。经过再三抗议,座次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

    战犯名单/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1946年2月7日,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1名战犯的名单。位列第一的是日本侵华的间谍头子土肥原贤二;第二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但当时国民政府并不知道他已自杀;第三个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谷寿夫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也在名单内。

    起诉日/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撰写起诉书。经过争议,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生日,被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1946年4月29日,J.B.基南正式向法庭递交起诉书。

    审判/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溥仪出庭作证溥仪出庭作证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

    判决书载明的结论

    判决书指出,日本暴行的证据为数众多,不可能一一列举,法庭只能就确定大批屠杀并虐待战俘与和平居民的罪行及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其他战争犯罪的各种证据,作出一般的结论。

    1.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被杀人数就达20万人以上,还不包括被日军焚烧的尸体、投入长江或用其他方法处置的人。日本法西斯奸淫烧杀,劫掠财物,无恶不作。

    2.对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屠杀:他们曾在马来亚的亚历山大医院、泰国的琼蓬角、荷属东印度的望涯群岛、苏门答腊的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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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查、爪哇的加达尔巴士等100多个地方实施了大规模屠杀,其暴行骇人听闻。例如:日军将妇女强奸后,把汽油浇在她们头上点火焚烧。

    3.拷问和其他非人道待遇:日军在其铁蹄所及之处,对被拘禁的俘虏与和平居民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包括烙刑、电刑、悬吊、坐钉板等。

    4.解剖活人和吃人肉:实施解剖活人暴行的不仅有日本军医,还有其他军人。如在菲律宾,日军抓住了一个年轻妇女,将她的乳房和子宫割去。1944年底,日本第十八军司令部曾发出命令,让部队吃盟军的尸肉。

    审判结果

    判决28名被告全部有罪。

    绞刑(死刑):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

    终身监禁: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大岛浩冈敬纯贺屋兴宣木戸幸一小矶国昭佐藤贤了嶋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南次郎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死于狱中)、星野直树等16名;

    有期徒刑:重光葵 (7年)、东郷茂徳(20年)等2名;

    判决前病死:永野修身(1947年1月5日病死)、松冈洋右 (1946年6月27日病死);

    免予起诉:大川周明(精神异常)。[2]

    争议/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东京审判东京审判

    历史争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正性不足,甲级战犯本质上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不公平)审判,而乙级、丙级战犯的审判也有冤枉及纵放的问题。

    1、远东军事法庭会被批评审判草率,证据不足就定罪、尚未审问重要问题就处死;有些判决甚至被批评为公报私仇,部分被判刑者并没有违反人道等罪行。

    2、部分真正犯有违反人道罪行的日方人士并没有被重判、甚至等于没有被判刑;原因并非罪证不足,而是种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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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妥协。

    3、盟军将领也承认,如果这一次是日本打赢,日本可以用相同的罪名来起诉他们。

    4、最大的问题在于处罚甲级战犯,处罚涉及滥杀虐待的乙级丙级战犯是应该的,但订定甲级战犯的作法会被批评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不当审判同盟国方面部分人士(如拉达宾诺德·巴尔)也对判决提出批评,并认为对日方不公平。

    5、有些人认为日本与盟国之间的战争只是两个殖民主义集团的对抗,违法宣战应该无罪。

    6、靖国神社的代表认为:靖国神社不能把甲级战犯分离出去,其根据就是不能承认对甲级战犯的判决;如果承认了,就等于认可了东京审判。

    7、与会代表古贺诚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本身是不能承认的;但是,“国际法庭的结果,我们是必须接受的。”

    8、北海道大学教授高井洁司认为:既然我们日本人能够接受东京审判,那么就应该对自己的战争责任进行彻底的验证。

    9、日本国内一本名叫《昭和史》的普及性读物在评价“东京审判”这一历史事件时指出:“可以说,‘东京审判’从根本上推翻了(战前)日本人的战争观。” 

    安倍晋三对审判正确性提出质疑

    2013年3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东京审判)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他称,“对于这一场大战的总结,并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的,应该说是战胜国一方作出的裁决”。言论一出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猛烈批评。日本国内正义人士和韩国学者纷纷表示,安倍的这一言论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国际社会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苗头。

    历史意义/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对战后日本国民了解历史真相、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日本也正是接受“东京审判”,才重返国际社会,实现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对当时刚刚从战争的癫狂状态中恢复冷静的大多数日本国民来说,“东京审判”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东京审判”使他们首次了解了日本当年策划和推行侵略战争的经过以及日军在海外制造的种种惨剧的真相。

    法理贡献

    东京审判,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确立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一次重要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东京审判的实践以及对法理的阐述,为二次大战后国际法上战争犯罪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学术见解。1949年以后通过的各项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的《日内瓦公约》,所遵循的就是由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确立下来的关于战争犯罪的原则。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通过的《审判前南罪犯国际法庭规约》和1994年安理会第955号决议通过的《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所依据的主要也是上述战争犯罪的概念,只是在表述时作了一些变化而已。 

    其次,东京审判确立了各项战争犯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一、追究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原则;二、官职地位(官方身份)不免除个人责任原则。三、长官命令不免除个人责任。 

    政治意义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在东京审判的后期,美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为日本说话,扶植日本使其成为在远东对抗苏联的势力,因此,东京审判,在法律上,在政治上,是对日本侵略势力以及军国主义分子的一次重要清算和有力打击,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反对侵略、争取和平的士气,增强了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3]

    相关媒体/东京审判[历史事件] 编辑

    《东京审判》 (电影)[4]

    《东京大审判》(纪录片)[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文献),总计约80卷,将于2013年6月影印出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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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4-04-28
    [2]^引用日期:2014-04-28
    [3]^引用日期:2014-04-28
    [4]^引用日期:2014-04-28
    [5]^引用日期:2014-04-28
    [6]^引用日期:2014-04-28
    扩展阅读
    1[1]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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