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全名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总公司地址在北京。中华书局集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体,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在上海筹资创办。创立之初,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并印行古籍、各类科学、文艺着作和工具书等。同时,中华书局还自办印刷厂,至1937年拥有印刷机械300余架,职工1000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54年5月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着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曾出版《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等。

编辑摘要
公司名称: 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地点: 北京
成立时间: 1912年1月 经营范围: 出版、印刷
公司性质: 经历过私营、公私合营、国营阶段 简 称: 中华书局
  • 小孩嗷嗷帅上海出版局局长方世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书局造就了上海的文脉。

目录

中华书局 - 概述

中华书局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由陆费逵创立,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

中华书局创立初期,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有影响的书籍。

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着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1997年后也开始出版相当数量的历史普及类读物及中小学文史类教材等。

中华书局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着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2012年,中华书局创建一百周年,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百年历程展。

中华书局 - 历史沿革

中华书局老照片中华书局老照片

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

初系合资经营,资本25000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

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秘密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元旦,中华书局开业后,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以其国旗图案抢占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后又盘入文明书局、民立图书公司和聚珍仿宋印书馆,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书局成立之时于福州路东首租3间店面。又在福州路惠福里设立印刷所,不久迁河南路。

中华书局旧址全景中华书局旧址全景

1913年设编辑所。沈知方(芝芳)加入,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沈知方为副局长,编辑所所长先后有:范源濂、戴克敦、陆费逵、舒新城等。随后,总公司迁至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编辑所后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总店(发行所)先设在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口)。

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

1916年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转角)新建的5层楼大厦,店面10间,与商务印书馆贴邻。同年,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由于大量购地建房造成资金短缺,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又因同业竞争,售书赔本,发生经济危机,几至停业。书局曾租给新华公司,又曾与商务谈判合并而未成。后有常州资本家吴镜渊等组织的“维华银团”及董事高欣木等组织的“和济公司”给予贷款,书局才得以维持。其间,陆费逵曾一度辞局长职,任司理,由史量才继任局长,仅两个月后收回,仍由陆费逵任总经理。

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

1920年前后,书局承接印制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烟壳的业务,获利丰厚。

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

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

1933年在香港九龙建立印刷分厂,设备之新,号称远东第一。

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书局大量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和小额钞票,印刷业务更加发展。同年在澳门路469号建成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

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40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1000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去世后,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抗日战争时期,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澳门路总厂改名“美商永宁公司”,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日军进占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第二年才启封。

1942年2月书局在重庆成立总管理处,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1949年2月李叔明离沪,舒新城任代总经理。7月舒新城辞职,沈范继任。

1954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

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着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国家邮政发行了特种邮票1枚。

中华书局 - 创办宗旨

1912年1月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发表于1912年1月25日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中称:

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

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

三、注意实际教育。

四、融和国粹欧化。同月,中华书局创刊《中华教育界》。

1912年陆费逵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中写道:“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义。而人之能为人否,实以能否自立为断。所谓自立者无他,有生活之智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予人是也。欲达此目的,非采实利主义为方针不可。”

“实利主义教育的兴起,在于要使实业的需要真正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以谋求整个中国教育从宏观到微观的以实际为标尺的改造。”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周其厚博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此之外,陆费逵等人还大力提倡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等。”

在1921年的《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中,陆费逵对中西方民众读书习惯的差别分析如下:“(中国)国民智识太浅,舍此等(如《三国演义》)小说书外,他书不能阅耳。此刻欲补救此弊,有二途:一,普及教育,增加人民智识。二,发行代替小说的科学或文学书,以便人民购阅。”

中华书局 - 主要业务

出版

中华书局从1912年至2012年,共出版图书3万余种,获奖图书累计563种,其中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获奖数量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包括教科用书、古书、字典辞典、杂志、各科新书、儿童读物、外文书籍、碑帖书画等。1949年以后至2012年,中华书局累计出书2万余种,包括古近代经典文献、工具书、期刊等。

教科书

中华书局从创办起就把业务重点放在教科书上。除了最先出版的《中华教科书》以外,先后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编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大量中小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及教师用书。共400种。抗日战争时期,中华书局奉命在重庆参加国定本教科书联合供应处,承供教科书占23%。

古籍文献

中华书局编译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编译万历十五年

中华书局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着,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

1949年以后,在顾颉刚、唐长孺、启功、张政烺、王锺翰、王力、钱锺书、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饶宗颐、冯其庸、袁行霈、裘锡圭等各界学者和金灿然、张静庐、章锡琛、徐调孚、陈乃干、宋云彬、马非百、马宗霍、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等专家学者型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永乐大典》、《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甲骨文合集》、《孙中山全集》等古代、近代经典文献,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着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基本典籍,积极地推动了学术研究与发展。特别是从1958年至1978年,历经二十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着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

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出版系列丛书《中华经典普及文库》等等。

工具书

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不少中西字典、及专科辞典。最早出版的是1913年出版的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收单字4万余,400万言,超过以前出版的字书,并校正了《康熙字典》4000余条错误。800万字的大型辞书《辞海》由舒新城、徐元诰、张相、沈颐等主编,1915年开始编写,1936年出版,先后参加者有百数十人,历时20年之久。《辞海》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部含古今汉语语词和百科词目的大词典,初版时以16开及32开两种开本装订,以字典纸及道林纸两种纸张印刷,后又出版南平毛边纸本等,各种版本行销总数在100万部以上。

杂志

1913年中华书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中华书局在开业之初出版发行的杂志风行一时,号称“八大杂志”,有《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以及《中华学生界》。其中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社会上颇具影响。黎锦晖等主编的《小朋友》创刊于1922年。其他杂志还有,《中华英文周报》(1919年创刊)、《新中华》(1933年创刊)等。各科新书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类图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有:《新文化丛书》(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被列为丛书之一)、《社会科学丛书》、卢梭的《民约论》全译本(马君武译)、亚当·斯密士的《国富论》及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等。文学艺术方面有:《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列入丛书)、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译)、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和刘海粟编的《世界名画集》等。

印刷

中华书局印刷79年前的英文教辅书中华书局印刷79年前的英文教辅书

除印刷本版出版物外,还承接各界印刷业务,包括债券、证券、钞票、

商标及工商界大宗印件等。书局引进国外现代化印刷机器,其印刷种类有铅版、聚珍仿宋版、石版、铝版、橡皮版、凹版、凸版、珂罗版、影写版、照相铜版锌版、三色四色铜版、电镀铜

版钢版等。其印刷设备技术当时在国内乃至东亚地区是较先进的,彩印业务为中国第一。除了出版印刷业务外,发行所还兼营国内外仪器文具,并在昆明路自设中华教育用品制造厂。编辑部附设图书馆,1916年开设藏书楼,自1925年起改称图书馆。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被战火烧毁,中华书局图书馆成为民间出版机构附设图书馆中藏书最多的一家,藏书50余万册,其中丛书、类书、地方志、金石书画、工具书、教科书、报纸杂志等均收藏丰富。

百年来,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典籍力作,累计出书两万余种,在海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精品图书纷呈迭现的同时,经营业绩突飞猛进,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35亿元、利润2000万元。

中华书局 - 分支机构

中华书局成立当年,为了推销中小学教科书,在天津、南昌、汉口、广州、杭州、南京、福州设立分局或经理处。1936年又增设33处,随着事业的发展,至七七事变前,分支机构有四十余处,抗战胜利后还设立台湾分局,网络遍及全国各地。1923年设立新加坡分局,1927年设立香港分局。

香港局

香港分局旧址香港分局旧址

香港主要书局之一,于1927年成立,初建时名称为中华

书局香港分馆;1988年改名为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并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成员之一。

台湾局

台湾分局旧址台湾分局旧址

台湾也有一个台湾中华书局,台湾中华书局值得一

提的出版品是翻译英文小说《飘》(乱世佳人)及它的续集,也曾出版过《大英百科全书》的繁体中文版,不过已经把店面关闭,只留下办公室及存书仓库。

图书馆

中华书局1916年设立图书馆,陆续收藏各类书刊五十余万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图书馆所藏图书大部分留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华书局到北京后也开始建设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善本室里藏有宋版图书,成为中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之一。

中华书局 - 所获荣誉

万国博览会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

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

国家图书奖

1993年《甲骨文合集》 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1993年《永乐大典》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图书奖

1993年《大唐西域记校注》 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图书奖

1993年《管锥编》 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类图书奖

1993年《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一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图书提名奖

1995年《殷周金文集成》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1997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1999年《苏轼年谱》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文学类提名奖

1999年《敦煌变文校注》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提名奖

1999年《王力古汉语字典》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正式奖

2001年《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正式奖

2001年《汉语方言大词典》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2001年《汉语俗字丛考》 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2003年《全清词·顺康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图书奖

2003年《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古籍整理类图书奖

国家辞书奖

2001年《王力古汉语字典》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2001年《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2003年《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第五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

中国出版政府奖展示中国出版政府奖展示

2007年中华书局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

2008年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2008年《陶渊明集笺注》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2008年《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 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

2010年李岩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

2009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2009年《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2009年《太平寰宇记》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2009年《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

2009年《庄学本全集》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提名奖

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获奖展示获奖展示

2009年中华书局获“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称号。

其他奖项

2009年、2011年,中华书局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名录”。

2007年、2009年、2011年中华书局获“中央直属机关文明单位”称号。

2009年金灿然、周振甫、赵守俨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

中华书局 - 评价

2012年1月8日,中华书局百年庆祝活动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认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双子星座,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骄傲,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上海到北京,中华书局名家云集,名编辈出,墨香四溢,声誉日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一大批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最高水平的图书相继出版,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12年3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致信中华书局表示热烈祝贺。

胡锦涛在贺信中称:“百年来,中华书局恪守传承文明职责,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经典和学术新着,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和充分信任,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也是中华书局的一名忠实读者。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书籍,都给了我有益熏陶和深刻启迪。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希望中华书局以成立百年为新的起点,大力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始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出版方向,继续保持笃实谨严、精审细校的科学态度,不断推出更多代表国家最高水准的优秀出版物,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再创新的辉煌。”

中华书局 - 相关事件

2012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定: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着作权。

这起历时一年半的诉讼在出版界、古籍整理学界引起高度关注。缘起于2011年3月,中华书局一纸诉状,将国学网(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9个产品以剽窃罪告上法庭,北京海淀法院一审判决国学时代公司停止销售侵权电子书,并赔偿中华书局2万元,但国学网不服判决,表示欲上诉。

2012年12月24日,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认为: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在二审庭审中表示其利用自动标点软件技术完成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这与该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就具体创作过程的陈述前后不一,存在矛盾,该公司关于独立创作的主张难以令人信服;由于该公司电子产品中“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内容与受着作权保护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内容差异很小,构成实质性近似,因此终审认定该公司侵害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着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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