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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有时简称为阁揆或总理,是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首长。1928年以前称为内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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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有时简称为阁揆总理,是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首长。1928年以前称为内阁总理。  
     

    汪精卫/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1883~1944) 原中国国民党 副总裁,亲日派首领,后为汉奸。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 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发表一系 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谋 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 “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 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台湾历届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有时简称为阁揆或总理,是中华民国行政院的首长,也是中华民国政府首长中 实际运作政务者。1928年以前称为内阁总理。1949年后有效管辖范围仅限于台澎金马

      以下列出中华民国历任行政院长行宪前

    谭延闿(1928年10月25日—1930年9月22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生平简介        

    谭延闿(注:常被误写为谭延恺,1880-1930),字祖 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和陕甘、闽浙、 两广总督等职。他聪颖好学,5岁入私塾。其父规定三天要写一篇文章,五天要写一首诗,还要练写几页大 、小楷毛笔字。11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称之为“奇才”。1893年,谭延闿到长沙参加童子试 ,考中秀才,谭父当时年事已高,谭延闿在陪同家父安渡晚年的同时,继续跟从各地名师学习时文等。1904年,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试第一名贡士,即会元,4月 参加殿试,列为二等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从此具备迈入政坛的资本。同时,这也填补了湖南在清代 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当时“湖湘三公子”,授翰林编修。

            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积极推行立宪, 成为立宪派首领。1909年10月任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省都督。1912年7月被北京政 府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9月兼湖南省民政长,加入国民党任支部长。1916年8月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湖南 参议院院长。二次革命中保持中立,被袁世凯免职。袁死后,任湖南省长兼督军、省长,1920年下台。1922 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6月任全湘讨贼军总司令。1923年后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 政部长,建设部长、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 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大本营秘书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常务委员兼军委会委员、常委,国民革 命军第二军军长。9月署理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4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席。1927年3月后任国 民党中常委、中政会主席团成员、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委、武汉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委员会 委员。9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 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国民党中执委、中常委,总理 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嫁给了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时期的副总统陈诚

    书法家        

    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 ,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 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体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以及后来钱 沣、何绍基、翁同龢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 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 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 ,稍有偏差,一望便知。

            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 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 谭延闿善诗联,擘窠榜 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国内民间所藏多集中于湖南。

    美食家

            谭延闿因其颇“好吃”,亦精擅食法,其享有盛名的“ 谭家菜”为湘菜和官府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好美食,一生颇多佚闻。
            其中一则轶闻:民国政府前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氏好食 鱼翅,每餐必进,非鱼翅不饱,几至成癖。有一次赴某君招宴,席间主人大谈鱼翅之不足食,喻为味同嚼蜡 ,谭氏唯唯。酒至半酣,鱼翅未见上席,而主人遍请宾客随意点菜,询及谭氏时,谭莞尔以答曰:“如蒙不 弃,请赐嚼蜡如何?”

    人物评价

            谭延闿通权达变,善测政治风向,从三次任湖南总督到 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到最后出任第一任行政院院长,构成了他整个民国时期名位鼎隆的煊赫篇章,从而成为 群雄纷起的动荡时局中为数稀少的“政坛不倒翁”。不仅如此,他的书法名满天下,享有民国四大书法家之 首的美誉;不爱美人,却对美食情有独钟;虽为文人,却精通骑射。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 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 珑“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 
     

    宋子文(1930年9月23日—1930年11月23日代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 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於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後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 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於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後受盛宣怀之 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 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後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後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後﹐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後任武汉国 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 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 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 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後又连 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後﹐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 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 院长。1933年10月後﹐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 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 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後﹐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 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 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 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 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多方支持蒋介石 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 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後﹐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 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後以开设棉业公司﹑垅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後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後侨居美国纽约。1971 年4月25日病逝於美国旧金山。

    蒋介石(1930年11月24日—1931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生平简介

        蒋介石(1887—1975) 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 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 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23年赴 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 ”、“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和革命势力。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率师北伐途中,于 1927年发动了“4·12”政变,在各地清党,第一次国 共合作公开破裂。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断进行新军阀混战。1931年 “9·18”事变后,任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攻红军革命根据地。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抗日主 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任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掀起第三次反 共高潮。1943年参加美、英、中三国开罗会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 年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命令进攻解放区,单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宪法。1948年擅自召 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被迫发表《引退谋和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 统职权。

        1949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与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详细介绍

        蒋介石(1887—197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 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1887年10月31日(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生。

        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 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 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 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 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 ,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 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 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 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 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 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居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 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 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 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 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 ,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 和党务。

        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 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 助农工三大政策虽有所不满,但在当时形势下表示拥护,并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执行。他在军校重用亲信,培 植个人势力,支持反共分子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抑制和打击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 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 著,因此获得声誉,先任潮汕善后督办,继兼广州卫戍司令。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 军第一军,蒋任军长。廖仲恺被害后,他支持汪精卫驱逐胡汉民出国,不久又将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驱离广州 ,收编粤军部分师旅,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力的首要人物。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 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 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 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 ,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 ,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率总司令部赴前线指挥作战。国民革命军在工 人农民支援下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完全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 军。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自广州迁往武汉,但蒋坚 持要迁都南昌,冀图直接控制。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等一系 列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决议,取消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于是,蒋 介石蓄意破坏三大政策,纵容和唆使暴徒在江西、安徽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 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 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 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 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 、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 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 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 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蒋介石为要确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局面,以 “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加剧了与各军事实力派之间的矛盾, 遂至兵戎相见,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见蒋阎冯大战)连绵不断。蒋介石凭借帝国主义和江浙 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一一战胜了各派武力。他还击败了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派系的对抗,从而巩固了自 己的独裁统治。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 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 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日本侵略者又于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一 ·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英勇抗击,但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以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华北的行径一再妥协退让,又同意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协 定》。他压制爱国军民的抗御,逼迫冯玉祥取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 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 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

        蒋介石极力加强独裁统治,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 势力,专事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对付反蒋派系的抗争 。蒋介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文化“围剿”,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他在全国推行 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他还凭借政治特权,和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一道,建 立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形成官僚资本。他们开办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兼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垄断了全国金融体系。嗣后又逐步向工商业及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 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 动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决定调整其内外政策,表示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他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 国防建设,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他试图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但仍然坚持要“剿灭”经长征到达陕北的 红军。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 ”,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 “剿共”政策。

    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 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 日本侵略军,他先后指挥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 ,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 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 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 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

        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表示了继 续抗战的决心,汪精卫等人则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叛国投敌。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 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 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 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 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 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 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见重庆谈判和 《双十协定》)。但他随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对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各项决议拒不履 行,顽固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独裁专政。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 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在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后,次年3月被迫改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屡遭失败后,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后蒋介石被迫下令收缩防线,实行重点防御。

        1946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了一部“宪法”,宣称要“实 施宪政”,“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实际上仍是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独裁专政。经过1948年春 “行宪国大”的选举,他任“总统”,并攫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使他的独裁统治披 上了合法外衣。对于爱国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他下令整饬,派出特务宪 警凶残镇压。1948年8月,他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强 令限制物价,企图摆脱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的困境,结果更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民怨沸腾,社 会骚乱。

        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 维系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 “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 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 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

        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 “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 ,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 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当时,台湾人心浮动,美国让台湾独立,他说:“谁要台独,我要谁 脑袋!”

        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 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


    浙江奉化人,原名瑞元,后改名中正。日本振武学校毕业。1908年加入同盟会。1922年陈炯明叛变 时,追随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 务案”,排斥共产党人。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后, 历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实行独 裁统治。曾多次发动新军阀混战。九一八事变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连续发动对江西等苏区的 “围剿”。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多次掀起反 共高潮。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去台湾。曾连任台湾“总 统”和国民党总裁。

    虽然国共内战造成了两岸的分隔分治,但是蒋介石在台湾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决地反对台 独,一直流传着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


    西沙海战


      过程简述:1974年1月18日,越南政府不顾中国一再警告,派兵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并与守岛民兵发生冲突。从而展开了西沙海战的序幕。

      南沙海军火速支援,无奈越南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 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 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中国人民海军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很快被台湾国民党得知,当台湾海军司令唐x林向蒋介石请示如何 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西沙吃紧吗?”毕竟蒋介石明白,国共之争属内 斗,在外地入侵的时刻,中国人还是会团结一致的。唐x林欲领命而去,蒋介石又指示说:“你们要一路护 航,保证舰队安然通过。还有准备补给船,给前线送给养。”

      结果,出乎东海舰队意料。国民党海军不但大开绿灯放东海舰队过海峡,而且一路护航,保证了舰 队的安全。此外,几十艘台湾补给船开赴西沙前线,为前线的解放军战士运送食物和淡水。

      1月20日,东海舰队如期抵达前线,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海军形成绝对优势,将入侵 越军几乎全部歼灭。

      西沙海战是中国海军战史上最光辉的一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国共精诚合作的结果。而蒋介石 在此事件中的表现让人感动,也让我们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

    陈铭枢(1931年12月16日—1931年12月31日代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陈铭枢(1889-1965)爱国将领,字真如,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4中学堂。1911年(宣统 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参加中央第二敢死队。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次年离校参加讨袁活动,失败后 赴日本入大森浩然庐学校。1919年在广东肇(庆)军游击营任营长。次年任粤军第1师第4团团长。1924年任 该师第1旅旅长。1925年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5月回师广州,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 寰叛乱。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10月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南征,任南征军总指挥(后改任第1 路指挥),收复广东高州(今茂名)、廉州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今广西合浦)等地。1926年7月率第10师参加北伐战争,在友军配合下于汀泗桥、贺胜桥击 败吴佩孚守军。11月所部扩编为第11军,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3月,由武汉去南京。5月任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复任第11军军长,率部由闽回粤,会同黄绍竑、徐景唐部镇压张发奎部在 广东发动的军事政变。1928年11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1年5月反对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辞省 主席职,通电拥护蒋介石。7月任江西“剿共”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 剿”。9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支持第19路军抗击日军,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政策,受到蒋、汪排 斥。10月毅然辞职赴法国,1933年回国,与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后去香港,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等职,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运动。1947年6月 被授为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

    1948年1月在香港与李济深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各派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 策。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 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孙科(1932年1月1日—193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孙科(1891一1973)

    【籍贯】广东中山人

    【出生年月】1891年

    家世

    孙中山长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 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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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说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 多溢美之词。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 贴切。一位研究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说到孙科的时候,坦言自己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认为 他虽然很早便投身国民革命,且长期居于国民党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只觉得他是一个平 常之人。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 字的。

    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们从他 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 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 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做个 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何况,孙科的坐标系,是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

    古人曾经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类的论断,而鲁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胆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 学问和能力,与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只有头脑简单的庸俗之人,才会说出“龙生 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使是被认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国藩,子孙 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但影响力上终究没有一个超越了曾国藩,却也是事实。电影续集总是不如第一部好看, 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孙中山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强的激烈冲击,整个 中国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民族乃至中国的未来寻找一个自强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为 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坚定革命者,而孙中山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大而化之,产生一个对历史、对 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人物,除了与生俱来的素质及后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索 ,否则,该如何理解“时事造英雄”这一说法?

    脱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透过孙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孙科,虽是人之常情,却又不是公平与理性的做 法。孙科的一生,是沿循着父亲所开创的道路平稳走下去,有继续革命之责,却已无开创之功,其成就也就 自然不能与孙中山的经世伟业相提并论。至于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个人魅力,更是未经受过太多波 折的孙科所不能比拟的。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 ,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 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 、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索互相作用的结果 吧。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 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父亲·导师

    虽然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孙中山从来不是漠不关心。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 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 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 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 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 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 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 ,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 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 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 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 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 :“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 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 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 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 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 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 ,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 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 。”

    政治·宪政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 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 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 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 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 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 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 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 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 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 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 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 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共合法 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 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 ,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共沉浮。

    情感·风流

    孙科共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芬的 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而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 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 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 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共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 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 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1938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 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 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共产党人关系甚好。1940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1948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 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 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 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 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 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 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路人。

    孙科与蓝妮之女孙穗芬,近年出版了《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1966年,她在台湾第一次见到了生父孙 科。直到其父于1973年去世,她每年去台湾两次,“我相信父亲内心是想弥补我幼年时所缺少的父爱”。

    晚年·落寞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 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共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 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儿子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 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生活异常清苦。当时 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 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孙科夫妇闲居美国时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 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家世

    国父一家

    1885年4月13日,国父孙中山与卢慕贞女士结婚。婚后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孙科,四年后生长女孙 金延,次年生次女孙金婉。与卢慕贞离婚后,1914年11月25日,国父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国父长子孙科生二子四女:

    孙科长子孙治平  1913年生。1955年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评委 、电视公司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治平生一子,孙国雄。国雄有三女一子:子伟仁、长女美玲、次女美兰、三女美莲。

    孙科次子孙治强  1915年生。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离过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伦可比 他小三十岁,生二子。共有二子二女:长子国欣、次子国元、长女嘉琳、次女嘉瑜。

    孙科长女孙穗英  1922年生。

    孙科次女孙穗华  1925年生。

    孙科三女孙穗芳  1936年生。1956年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1959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夏 威夷,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著有《我的祖父孙中 山》一书。生有两子:王祖荣长子,王祖耀次子。

    四女孙穗芬  1938年生。 

    汪兆铭(汪精卫)(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妻陈壁君。

    1901年应番禺县试,中秀才,后为生活所迫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家庭教师。与朱执信、古应芬等组织 益群学社,讲究实学匡世。

    1903年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 ,“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 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 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 《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生监 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 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 、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 革命党人发动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 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8月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 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7月 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被迫辞 职,出走法国。次年4月归国,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7月15日在武 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1938年12月离开重庆,经越南河内去南京,发表“艳电”,公开与日本日合作。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国 民政府,自任主席。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宋子文(1932年8月25日—1933年3月29日代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孔祥熙(1935年7月1日—8月25日,11月2日—12月15日代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1880-1967)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 一定资财。1927年 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 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 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 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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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身贫寒,办学起家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 没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 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 生,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 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 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 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890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族人多反对, 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 。在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 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 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 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 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 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 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当时山 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由于形 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 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 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 助手,赴晋谈判。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 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 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 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  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 太谷宏扬教会事业。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 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纪念意义更佳 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 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 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 Memorial 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 多半由传教士担任,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 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 的学校建设。(太原道注:有关铭贤学校参见本站山西高校之山西农业大学)

    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亲自教授体操。当时国内尚无现成的体育教材,他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 制木枪,操练学生。由于课程内容新鲜,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也引起社会的重视。太谷商会会长慕名前 去礼请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商团团员。不久,太谷警局也请他担任顾问,由此孔和太谷地方治安 力量也有了密切联系。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10月29日太原光复。此时太谷的清政府官员早已闻风隐匿,地方 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 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孔自率一队登上北门,向围城的溃兵 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从而使太谷免遭劫掠。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 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附近各县知道后,也纷纷仿效太谷的办 法。当山西革命军和清军在娘子关交战时,铭贤的十多名学生组成敢死队,奔赴前方参加抗击清军,孔则负 责维持地方秩序,直到南北和议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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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销煤油和服务桑梓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 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 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 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 ,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 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 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 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 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 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 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 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他们有两双儿 女:长女令仪,1915年生;长男令侃,1916年生;次女令伟,1919年生;次男令杰1921年生。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 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 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 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 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 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 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 ,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 ,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 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 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 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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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机而出,由商而官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 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 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 ,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 《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 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国是北上的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 字人之一。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 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 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 金 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孔祥熙在美国期间,正是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变动之际。1926年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 ”,打击了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掌握了政治、军事实权;五月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等 又提出“整理党务案”,进一步限制、打击共产党,从而夺得国民党中央的实权;七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 伐,作战顺利,北洋军节节败退。孔祥熙看准时机,于同年冬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 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孔祥熙曾自我赞许 说,当“做大官”的“时会机遇”翩然来临,自己是“最能把握时机”的。

    随着北伐的进展,在买办豪绅阶级的收买和帝国主义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下,蒋介石加快了背叛革命的 步伐。1927年三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部长,可是孔却于是月底从广州赶到上海,为蒋 介石做拉拢各方势力的工作。 4月 1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 捏合“合作”。“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成立,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 为南京政府理财。在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 山等支持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事上,孔和宋霭龄说服了宋子文和宋母,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 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 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可通过蒋介 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并为家族增殖财富取得可靠的政治保证。

    1927年 8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 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 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年 1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为了 酬答襟兄孔祥熙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二月特派孔为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其为“国府委员” 。从此,孔的官运、财运十分亨通。

    孔祥熙于1928年 3月27日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 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 ,“并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以中外合作为方术”,“谨遵总理民生主义及建国实业计划,力谋发展国家富源 ,改善人民生计”等。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 100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 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 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需要的。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除1928年把奉系势力 逐往关外,对内仍坚持搞军事独裁,各军事实力派之间为争权夺利常兵戎相见,以致内战连年不断,对工农 红军则进行“围剿”。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内忧外患使“百业 凋敝、民生困苦”,“国民经济濒于破产”,自然没有力量去进行工商、实业建设,正如孔自己所承认的, “因时事多艰,未能多所建树”。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强烈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 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国内各反蒋政治派别 ,则要求蒋介石下台。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 司令的职务。对此,孔祥熙除了替蒋联络各方力量外,决定和蒋同进退。年底,行政院改组,孔辞去实业部 长职务。

    1931年底,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产生出以孙科任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国民党政府,是蒋介石、 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由于孙科、陈铭枢没有力量应付“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很 快就陷入困境。1932年 1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 长、兼财政部长; 3月6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 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 4月13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

    孔祥熙此次考察之行,是接受蒋的秘密委托,向德、意等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在中国设厂自制武器 等事宜。在意大利时,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因空军可较快发展,所需经费也比海 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孔在德国和捷克时,给 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剿”红军效力。孔在英国时,曾和英方财政专 家商讨改进中国经济的方法。孔于翌年3月回国。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又 因加紧“剿共”而军费支出猛增。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则为2200万元,其中 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达 700万元,依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暂时维持。面对巨额财政亏空 ,财政部长宋子文和江浙财团都颇为忧虑和不满。九月,当宋子文在伦敦开完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在 他出国的半年里,因“剿共”军费又使国库增加了6000万元新亏空,使南京财政困难更为严重。宋子文对蒋 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 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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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管财政,扩展“国家垄断资本”

    孔祥熙主管财政后,除继续采用宋子文在任时所使用的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筹措军政费用外,和宋子 文不同的是“唯蒋命是从”。而蒋对孔则宠信有加,历久不衰。

    孔在抗战前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有:减轻田赋附加,废除苛捐杂税,创办直接税,从财政上增加中央对 地方的控制力;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进行增资改组,以财政控制金融;实行法币政策,垄断金融,操 纵国计民生;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

    1934年 4月,孔祥熙前往长江中游皖、赣、湘、鄂等省考察民政和财政状况,不得不承认苛捐杂税的“ 剥削悉索”,使“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国家财政,永无好转之日”。他认为欲改善 财政状况,增加收入,必须废除苛杂,使民众安居生产才能培植税源。五月下旬,孔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 国财政会议上,着重解决确定地方预算、整理地方财政、整理田赋减轻附加、废除苛杂改良税制和土地陈报 、整理币制救济农村金融等案。会后即由财政部明令各省执行,并规定今后不准再增加田赋附加和不合法捐 税。对于地方税收的损失,则以烟酒牌照税收入及印花税收入的四成,拨归地方以资弥补。据统计到1938年 底,各省废除的苛捐杂税达5000余种,废除的税额年达6700万元,客观上起了“稍苏民困”的作用。南京政 府除以此笼络民心外,使地方实力派不能再用苛捐杂税来予取予求,反得依赖“中央”的贴补来维持地方财 政,从而增强了南京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此举的效果,曾使蒋介石“深感惊奇和意外”。

    孔祥熙在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不久,很快就明白了光凭中央银行的实力,是无法担当起南京政府的“钱 袋”这一任务的。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不过4200万元,较中国、交通两行的发行量少得多;以该行 2000万股本而言,其中1000万元是由财政部拨给的公债券而非现款,存款虽名目上有 2亿数千万,但多为国 库转帐,亦非现金。中央银行常常因为不能按期拨款,而引起地方军政首脑的不满。孔接任财政部长后,就 积极策划如何增强中央银行的实力,并把执金融业牛耳的中国、交通两行吞并过来。

    1934年 5月,孔祥熙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000万元增加到一亿元,以加厚实力。其后又经过多方面的准 备,于1935年 3月28日向中国银行发出财政部训令,并附一张2O00万元的金融公债预约券,作为向该行增加 官股的资本,从而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三天之后,孔对中国银行进行了人事改组,指派宋子文为中国银行 董事长,任命宋汉章为总经理,把原任总经理张嘉敖调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对交通银行,财政部则增加官股 800万元,占该行股份的半数。

    中国银行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银行,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发行纸币占全体的三分 之一,这种情形中央银行早已十分嫉妒。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银行和江浙财阀曾在推销公债、通融借款等 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从而也为银行自身分润到巨额债息。但是银行家们对蒋介石政府内战军费开支无度、 赤字庞大而心怀忧虑,眼看白花花的银子在内战中化为硝烟,或者落入军阀、政客的私囊,而银行家自身却 承担着血本无归的风险,他们深为焦急。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银行家们对南京当局予取予求的做法,自然 不愿“事事听命”,有时反使南京方面不得不仰承银行家们的鼻息。这种情形是南京军事独裁者所不能容忍 的,蒋介石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的密电中,指责中国、交通两行“固执其历来吸吮国脉民膏反 时代之传统政策,……此事较军阀割据破坏革命为尤甚也”。

    孔祥熙在夺取中国、交通两行的时候,不光是凭借所掌握的财政权力,同时也表现了他的老谋深算和工 于心计。在对中、交两行进行增资改组前夕,正是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金融枯竭、银根奇紧的时候,江浙工 商业资本家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叫苦不迭。此时,孔祥熙一面饬令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放出工商贷款2000 余万元,但同时却暗中散布金融业其所以无法满足工商界贷款的需求,是因为中国、交通两行不合作的缘故 。提出只有增资改组,使两行与中央银行密切合作,则所需贷款自然不成问题,利息也可降低。这一说法, 为渴望得到贷款的江浙工商业资本家所乐闻,并盼望早日实现。孔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工商界拉过来,使银 行家限于孤立,减少了实行增资改组时的社会震动。在对中国银行增资的份额上,孔及时作了让步,从官股 占55%改为官商各半,以安定商股资本家之心。对总经理张嘉敖则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坚持张必须 离开中国银行,免得他掣肘;另一方面又委以重任,在调张为中央银行副总裁不久,又命张兼中央信托局局 长,同年12月还任命张为铁道部长,使张有替南京政府效力的机会。在南京政府内部,孔用不惜辞职的坚决 态度,力争对中国、交通两行的增资改组,顶住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的反对和指责。汪因阻挠无效,一怒 而拂袖去青岛“养病”。

    在增资改组中、交两行的同时,孔祥熙还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蒋介石兼该行 理事长,孔自兼董事长。至此,以蒋宋孔陈为首的买办官僚资本集团,以“国家’为幌子,达成了对中、中 、交、农四行的充分控制,它为南京政府下一步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法币和控制整个金融业,铺平了道 路。

    四行增资改组,虽然增强了财政部对金融业的控制,但仍然没有点石成金的办法来弥补大量军费开支所 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1933年“废两改元”之后,国内的币制仍是银本位,银行发行的钞票是一种与银元等 值的兑换券,国内银价常因国际市场的涨落而影响币值的稳定;如果滥发钞票,更会因通货膨胀发生挤兑, 以致那些现银准备不足的发钞银行会因此倒闭。为此,孔祥熙加紧谋划改革币制,最后决定以不兑现的“法 币”来取代银本位币,以便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

    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夕,国内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和美国政府把白银列为美 元发行准备后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使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南京政府虽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和加征平衡 税,也未能使白银外流中止;加上日本人在华北和上海将大量白银私运出境,使我金融形势更加险恶。国内 公众对纸币能否继续兑现已失去信任,从而出现资金外逃和窖藏白银的情况,沪、宁等地则发生了提存挤兑 。南京当局迫于形势,于1935年11月 3日匆忙发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同日孔以财政部长身 份发表“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布告规定自次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 ,逐渐收回三行以外的钞票;将白银收归国有,限期以法币收兑;集中保管法币准备金;法币汇价由三行无 限制地买卖外汇来加以维持。在国际上,改革币制虽然遭到日本的反对,但孔祥熙等人利用英、美在华利益 受到日本的威胁这一矛盾,以及法币在与外汇比价上钉住英镑而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其后,在解决了法币 在汇率方面同时针住美元之后,美国也表示给予实际支持。币制改革获得成功,不仅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 政府垮台的财政金融危机,它还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恢复;也是其后我国进行八年抗战, 国家财政金融赖以维持的重要支柱之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垄断了金融 、实施“法币”政策的条件下,才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加速膨胀的。而孔家则在借公营私、亦 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

    整理旧债,恢复“债信”,也是孔祥熙在抗战前采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举债,是南京政府的财政重 要进项之一。为了避免无力按期偿还债务和顺利募集新债,必须对过去发行的名目繁多、偿期不一、手续纷 繁的旧债进行整理。1936年 2月28日,孔祥熙被指派为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长。随后,南京政府财政部和 “债券持票人会”共同议定:本年由财政部发行“统一公债”,分甲、乙、丙、丁、戊五种,共14.6亿万元 ,调换以前发行的39种公债中之33种,以资整理。此举对财政部来说,达到化零为整、偿付便利、拉长债期 、减低利息和巩固债信的效果。至于外债,孔尤其注意北洋政府时期所欠外债中没有确实担保那部分的整理 。此项外债本息久拖未付,债务信誉毫无,已成南京政府举借外债的障碍。孔和有关国家分别交涉,先后达 成减免欠息、陆续偿还的协议,从而恢复了债务信誉,它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创造了 条件。

    抗战前,孔主掌财政,源源供给南京政府大量的军政费用,使蒋介石终于能在第五次‘围剿”中出动百 万兵力,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辗转长征;在瓦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孔曾拉拢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 支持“中央”;在镇压“福建事变”中,蒋能迅速集中兵力包围进攻第十九路军,和收买该军的重要将领, 都与孔祥熙能不断向蒋提供金钱分不开。但蒋对内镇压异己,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反动政策,日益激起 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1936年12月12日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孔祥 熙当时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主持南京政府,他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现实利益,运用他的老谋深算,和 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赞成和平解决事变人士的共同努力,终于遏制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的图谋;在 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努力下,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停止内战、举国一致抗日成 为可能。

    1937年三月,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还负有向外国洽 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的秘密任务。英国外相艾登在向英皇乔治介绍中国特使的时候,称赞孔祥熙是“统一中国 财政,整理中国税制,改革中国通货,恢复中国国际信誉,平衡中国政府预算”的“伟大理财家”。孔在欧 洲期间,还先后到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参观访问。在捷克和德国订购了大批军械,随 即装船东运,“七七”事变后用于抗战。六月中旬,孔从欧洲去美国,23日接受耶鲁大学所赠博士学位;27 日抵达华盛顿,与美国银行家晤谈并成立借款500 万美元的协定;28日会晤美国财长摩根索、国务卿赫尔, 次日会见总统罗斯福,对中日问题坦诚交换意见,罗斯福示意美国建设银公司给予中国贷款1000万美元。孔 还获得罗斯福的许可,订购了一批汽油,由美轮从速运抵香港转广九路内运,以备战时之用。 7月19日孔从 纽约再批伦敦,与英国有关部门商谈并签订修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借款合约,并商定俟机在伦敦发行债券 3000万英镑。 7月26日,孔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的密电后 ,再去巴黎商洽借款并和法国银行团签订了金融协定。而后又去柏林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洽谈,但未获具 体结果。随后孔因病在德治疗,于10月中旬回到国内。

    1938年三月,国民政府为完善战时行政机构,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仍兼财政部长和中 央银行总裁;不久又兼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成为抗战时期主管财政经济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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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抗战
    保障供给有“苦劳”,“通胀”、“征实”民不堪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敌强我弱,日本侵略者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占战前 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为了坚持抗战,对军事、教育、经济、 交通等各个方面,财政上都须给予支持。孔祥熙在达成战时财经任务,保障供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促进战时生产方面。国民政府为维护国家资源、增加生产,曾于1937年 9月在军委会下设立农产 、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来分别指导进行。工矿调整委员会大力协助沿海沿江厂矿内迁,到1941年止 计迁入后方各省的民营厂矿约为 452家(公营和国营的在外),总计内迁机器和物资达12万余吨,随工厂内 迁的人员约10余万人。对内迁厂矿诸如厂址选择、机件补充、原料采购、技工聘用和资金调剂等,该会均予 指导和协助解决。在工贷方面,财政部给工矿企业以较大帮助,仅1940和1941两年,工贷总数即达数亿元( 国营厂矿在内),使内迁工厂得以较快复工。同期新建工厂亦达3000余家,促进了后方工业的发展。又在内 地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自兼该会董事长,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或就地取材,在后 方发展小型工业,到1941年成立了工业合作社近2000个,参加生产者达15万人,月产值2000多万元,效益可 观。

    二、在推动战时农业生产方面。国家银行和农本局大量增加农贷,对提高后方农业生产关系甚大。1939 年 2月财政部饬令四行向后方各省发放农贷四亿元,1941年度贷出之总额则近五亿元。农产促进委员会则主 办农作物优良品种的推广,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水利、垦殖、肥料、蚕桑、畜牧和农村副业的推进等,到 1941年计使农业增加收入达二亿元。粮食增产委员会主办粮食增产工作,据1941年公布增产总额为8970余万 市担。由于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注意促进后方农业生产,加上这几年自然灾害较轻,农产品有较明显的增加 ,使前方军需和后方民用赖以供应。

    三、在加强金融管制和运用方面。当“八一三”上海作战开始后,沪、宁等地发生了提存风潮,财政部 急令各行应休业二日,随即于 8月15日颁布《安定金融办法》七条,对提存作了规定和限制,以防止巨额提 存和逃避资金;又令中、中、交、农四行组织联合办事处,成为战时金融枢纽。为了建立战时金融网,命令 四行于1939年底以前,在西南、东南、西北之各省重要地点设立分、支行和办事处。1942年七月,将四行业 务进行调整,使之各归专业,将法币发行权集中干中央银行。对于普通商业银行,则进行严格管理,限制新 银行的设立;并在《非常时期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不得经商囤货或代客买卖货物,行员不得利用行款 经营商业。抗战初期,财政部对法币的增加发行采取谨慎态度,发行额虽有增加但属于适应后方工农业生产 发展的需要。

    至于在管理外汇方面,孔祥熙所采取的措施则反映出按照大银行家、官僚买办们的私利行事;以及依附 英美不顾民族利益的劣根性的一面。财政当局迟迟不能采取严格的统制措施,反用无限制照牌价供给外汇, 来维持法币对英镑、美元的汇率,致使大量外汇资金得以逃避或被敌伪套购而去。后来虽然停止无限制供应 ,实施外汇清核办法,先后成立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但有限的外汇基金很快又被套购一 空。财政部在办理外汇上的错误做法,当时就受到各方面有识人士的批评;后来,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种 做法“实在无异给敌人操纵之柄,来摧残我们抗战的经济”。

    随着抗战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也 日益暴露。在财经方面,除继续维持抗战的军政需用外,那种不体恤民众生计。苛征重敛以及趁机扩展买办 的封建的国家经资本的行径,导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趋向衰落。这一阶段,孔祥熙所采取的主要财政措施 有下列数端:

    一、改变战时税制和实施“公库法”,建立国库网。为了增辟税源,财政部曾先后开征非常时期过分利 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出卖所得税等;扩大货物税范围,并将从量征收改为从价征收;属于 直接税的,均采取分级累进制。由于采用上述措施,虽然征税地区日狭,税收总额却每年增加,而工商业和 民众的税负加重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公库法”于1939年10月实施后,政府各机关的一切收支,均集 中于各级公库,不得各自为政,从而祛除了一些“虚伪浮滥、中饱渔侵”等积弊。

    二、田赋征实和举办专卖。1941年 4月,孔祥熙向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提出改订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系 统案、接管田赋统筹整理案和实行专卖案,并获通过。随后,孔于六月份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研讨实 施办法。改订财政收入系统,是把此前自成一级的省财政系统,划入中央的国家财政系统;将过去依附于省 的县级财政,独立为自治系统。原属各省的财政收入,统由中央接管。此举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并使蒋、孔 采用统收统支等手段,加强了对地方控制力。

    田赋在此之前,为省级财政的主要收入,至此自然改归中央。为了筹办战时军粮和公粮,规定自1941年 下半年起,将全国田赋改征实物。征收标准,规定按照各省该年度田赋预算正附总额每元折合征收稻谷二市 斗。1942年田赋征收额提高一倍,每元改为折征稻谷四市斗。此外还有“随赋带购”和“随赋带征”(县级 公粮)等名目向农民勒收粮食。而四川、广西等省经过批准把“随赋带购”,改为“借粮”,更是不费一文 便把农民的口粮强借而去。据官方统计,1941年征收稻谷2400余万石,1942年征购合计得稻麦 655余万石。 田赋征实的实施,对于解决重庆政府的战时军、公粮的供应,缓和粮价的上涨,充裕国库,维持战时财政等 功效是十分明显的,是抗战后期财政赖以支撑的另一重要支柱。但田赋征实以及“带征”、“带购”。“带 借”,无疑极大地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地主则想方设法通过加租加押等手段,把赋税负担尽可能转嫁到佃农 身上。加上征兵、工役和拉夫,农民负担之重,竟到难以维持温饱和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 的农业生产,因而日趋衰落。

    孔祥熙平日口头上也大谈“国计民生兼顾并筹”,而事实是只顾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恤民众生活,这在财 政当局实施的“专卖”和“统制物资”等政策中,表现尤为突出。统制物资政策的实行,加强了官僚资本对 商业的垄断,严重摧残了农业和工矿业的生产。如贸易委员会和各专卖机构,一面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统 购产品,以剥削生产者,使生产规模日趋萎缩以至无法维持而停产倒闭;一面又以专卖方式,抬价出售统销 产品,以搜括广大消费者,使民众生活更趋艰难。而孔祥熙却把这种杀鸡取卵的卑劣行径,视为“理财的良 策”。对于民族工业,政府有关部门除在原料、产品和贷款上进行控制外,更用“加入股份”、“共同经营 ”和“接管”等手法予以吞并。据统计,抗战后期仅资源委员会下属的79个企业,其中吞并没收而来的占28 个(吞并后停闭的15个厂矿尚未列入),与各省地方官僚资本及其他机关合办的30个,而该会自办的只有21 个。“四大家族”正是打着“抗战建设兼顾”的旗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所掌 握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进一步的膨胀,但它是以损害农业和民族工商业为代价而取得,必然使国民经济更趋 衰败,而孔祥熙所主持的财政,其来源不能不更多地依赖增发通货来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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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门国蠹,世人侧目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口头上也号召“举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孔祥熙及其家属 则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 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

    1944年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 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 》,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抗战七周年纪念日,各地学生曾纷纷集会,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 治,要求改良政治。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只是由于蒋介石的庇护 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1944年 6月,孔祥熙趁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赴美,以转移公众不满的视线。孔抵美国后除参 加会议外,并以中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的私人全权代表身份,向美国政府要求援助和交涉解决美军在华费用的 垫款问题。会谈中,因在所垫付法币折合美元比价问题上和美方意见分歧很大,遭到美方的反对。孔去美国 之际,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使中外震惊 、舆论哗然。美国政府曾向蒋介石提出由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来全权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部队,以 改善军事局势的强硬要求,后虽经蒋介石、孔祥熙等软拖硬抗而顶了回去;其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又通过宋子 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已成众矢之的的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蒋介石只好发表以陈诚、俞鸿 钧接替何应钦和孔祥熙的命令。孔自担任财政部长到去职,在任长达11年之久,可见受蒋宠信之专。孔辞财 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余,于1945年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七月离美返国,同月辞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 副主席职务,10月辞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 头衔。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成为国中 首富是到南京政府做官之后。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 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 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抗战时期孔家的商业,主要由他的精明能干、长于敛财的妻子宋霭龄和长子孔令侃 、次女孔令伟经营的。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 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 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 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 ,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 的长子孔令侃在21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 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 “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孔的次女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 ,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至于1944年的朋 分美金公债案,更使重庆山城舆论沸沸扬扬,导致孔祥熙被迫下台。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虽然不居高官,但认为行政院长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开放政策,实是买办事业兴旺发 展不可多得的良机,于是大肆扩充商业规模。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主持的嘉陵公司, 都是不同于“祥记”而为现代大型的国际贸易公司,均以经销美国货为主。战后孔家的财富继续增长,孔家 企业违法经营的丑闻也时有发生,1946年长江公司的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的囤积案,曾轰动一时受到社 会舆论的指责。这些事实说明,孔家的“商誉”和以往的“官声”一样令人侧目。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年曾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 系的抵制,孔复出无望。1947年秋,孔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1948年一月, 孔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 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西安事变

       他创立的铭贤学校,现在更名为山西农业大学.于1907年成立,培养了大批人才.今年的8月 26日是山西农大的百年校庆. 

    蒋介石(1935年12月16日—1938年1月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孔祥熙(1936年12月12日—1937年4月5日代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王宠惠(1937年4月6日—1938年1月3日代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王宠惠 广东东莞人。1881年生于香港。1895年考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攻读法科法律学门, 1899年以最优成绩毕业,获得中国近代第一张毕业文凭(钦字第壹号,现存天大档案管)。1901年赴日留学 ,致力于法律问题的研究。1904年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后入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旋即赴英国继续研 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辛亥革命成功后先是被推为副议长,后于1912年1月3日经孙中山提名, 王宠惠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曾在唐绍仪内阁任数月的司法部总长,当年才三十二岁。1922年9月任北京内阁总理;49年 之前在中国政坛上,无论谁主政,他一直官居高位。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又是联合国宪章的创立 者之一。王宠惠是国民政府学者型官僚的代表。王宠惠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是第一个将>翻译成英文 的人,其译本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都被公认为最好的英译本,在很多美国大学被当作教科书.

    孔祥熙(1938年1月4日—1939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蒋介石(1939年12月11日—194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宋子文(1944年12月7日—1945年6月24日代理,1945年6月25日—1947年3月1日真 除)/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蒋介石(1947年3月2日—1947年4月22日代理)/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张群(1947年4月23日—1948年5月28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张群(1889.5.8——1991.12.14)

        字岳军,四川华阳(今四川省-成都市)人。保定军官学校肄业,日本陆军学校毕 业。

        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1911年返国参加光复上海之战。沪军都督府成立,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任蒋介石 组织的第二十三师参谋。

        1913年参加反袁战斗,失败,走日本。

        1915年回国,任浙江省督署参谋。

        1917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

        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河南省警务处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厅厅长。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兼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28年起,历任国民革 命军总参议、国民党军政部常务次长兼兵工署长,同济大学校长,上海特别市长等职。

        1933年至1939年历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 务委员、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 会参谋长、行政院副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40年至1945年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5年以政府代表身份参加国共重庆谈判与军事调处。

        1947年3月任行政院院长。

        1948年5月转任总统府资政。同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

        1949年2月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同年底从香港去台,任国民 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

        1950年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

        1951年兼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

        1954年5月至1972年5月任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

        1957年兼任台湾当局“国防会议”秘书长。离职后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9年退休 。

        是国民党第三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七至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及主席团主席。

        张群在1954年做过一次“谈修养”的演讲,阐述了“修养”对“养生”的指导作用 。1969年,他又把演讲的内容加以扩充、修订,出版成书,书名就叫《谈修养》,这本书在台湾很有影响, 书名几乎成了张群养生之道的代称。

        《谈修养》这本书中,首篇是论健康之道。张群主张养生必须从“起居有时,饮食 有节”做起。他说他生平遇到很多朋友,本来身体很好,但在强壮有为的年纪里,自负体力过人,或纵情声 色,或恣意口腹,以致未老先衰。因此,他认为养生保健之道应随时注意节制,以保持细水长流。


         张群,字岳军,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 阳县。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张群幼年曾在家乡念私塾,学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后其父升官,全家迁 至成都,张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知识、新思想,阅读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

        1906年,张群决意投笔从戎,他携带其父给的60块银元作为旅费,北上参加保定陆 军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在校一年多,旋于1908年考取赴日留学生,进入日本军部办的一所陆军士官学校 ——振武学校学习。此时,张群与同在该校学习的蒋介石相识。据张群后来回忆,“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 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在东京,张群与蒋介 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完成了振武学校预备课程后,张群与蒋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 九联队见习。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在日本各见习营的中国士官生纷纷离开日本回国。张 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 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 长为蒋介石。1912年春,张群升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

        1912年10月,张群在上海与马育英结婚。马与张群同岁,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 圣玛利亚女校。两人生有二子二女,长女幼时夭折,存二子一女,长子名继正,次子名继忠,次女名亚兰。

        辛亥革命后,张群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希望到国外去留学,继续读书深造。在北 京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支持下,张群在婚后不久携夫人北上天津,准备由陆路前往英国。但是,此时国 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构成 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打压国民党,袁世凯派出杀手南下,准备刺杀国民党要人。在天津的黄郛得知这一情况 ,担心在上海的陈其美的安全,遂遣张群于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报告。之后,张群转往南京,准备搭乘津 浦铁路返回天津时,听到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遇刺的消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国内舆论大哗。孙中山由日本返国,认为“非去袁不可”,力 主兴师讨袁。“二次革命”于7月发动。张群在陈其美催促下,放弃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参加“二次革 命”,任上海讨袁军副团长(总司令是陈其美,团长是蒋介石)。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大肆搜 捕国民党人,张群携夫人和其他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年在日本联队的士官 生的学籍,张群于1914年再度入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因为国内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回国不大 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使袁世凯接受,使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张 群应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独立后改名为雅加 达Jakarta)的中华学校教书,暂避风头。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袁,发动护国运动。12月25日,蔡锷、李 烈钧等在云南起义讨袁。张群此时响应护国运动,从爪哇回国,投身反袁,曾任国民党浙军参谋官。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通过“西原借款”等善后大借款,大肆出卖主权,遭到国人 谴责。张群积极参与反对段祺瑞借款的活动。他代表上海的两家报社《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参加上 海新闻记者访日团到日本,进行反对借款的活动。张群凭借曾在日本军校读过书、与日本军方人士有过接触 的条件,与当时的日本参谋部次官、中将田中义一进行了交谈。张群问田中,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田 中回答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因为“中日亲善”,段现在没有钱, 没有力量,而中国要参加欧战,必须增强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给他。张群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你们 这不是看错人吗!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军阀的派系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 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战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算是帮助中国呢?①张 群与田中的谈话不欢而散。西原借款最终签订。张群回国后在《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中日亲善的疑云》 ,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作为国民党员的 张群到广州在大元帅府任参军。翌年4月,在政学会的策划下,桂滇军阀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首领 制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并愤而辞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张群则继续留在广州,于8月间被任命 为军政府政务厅的副官长。1920年,受命前去四川,调解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的不和,后留下任四 川警务处长兼成都警察厅长。1921年,西南军阀纠纷再起,张群调处失败,遂离川赴上海闲居一年有余。 1924年初,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写信叫张群前去广东,他借故推托。这时期,张群的好友黄郛深得北洋政 府徐世昌的信任,于是张群前往北京和黄郛在北洋政府中共事。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由于黄郛的关系, 张群投身冯玉祥的国民军,来到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那里。不久,任河南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以及 开封警察厅长。这段时间,张群和在广东的蒋介石经常保持联系。1925年,应蒋介石之约,张群离开河南到 广东参加北伐,从此开始与蒋共事,成为蒋的一位重要谋臣。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张群成为 南昌司令部的总参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群在上海 积极协助蒋。他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密切合作,通过政治交易为蒋介石获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 日,蒋介 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军事和外交,张群作为翻译官陪同前往。蒋在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等政界军界 要人。田中在言谈中表露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意。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2月,国民党二届 四中全会后,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继续进行北伐。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 员,同时兼陆军部政务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和同济大学校长。

        北伐军进军山东,触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为避免出现直接的冲突,张群负命前往 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5月4日,张群抵达东京时,才知道在前一天发生了济南惨案,日军肆意屠杀中国 军民。5月5日,张群会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稍后,日方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二 部长松井石根作为谈判代表前往济南。张群迅即回国,13日抵上海。蒋介石决定张群作为中方代表与松井交 涉,所采取的方针是“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张群与松井在济南南边的党家庄会谈,几 番交涉,无有进展。日军仍驻留济南,国民党军妥协退让,绕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结束。此后,张群再次衔命赴日。他在与田中义一会见时表示, 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12 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表面上的统一。次年3月,张群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接替黄郛任上 海特别市市长,至1931年。任内,在上海市区设施建设上有所建树。这期间,在国民党军阀大混战中,张群 始终协助蒋介石对付各路反蒋势力,以巩固其地位。1930年5月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联手 反蒋,蒋地位危急。而张学良坐镇东北,静观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派张群和吴铁城前往东北 ,游说张学良。张决意倒向蒋,9月18日,发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蒋介石最终在中原大战中取胜, 进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全国人民 群情激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张群 此时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 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是年冬,张群到武汉,任鄂 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初,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承德, 并向长城各口进犯,平津危急。国民党政府一心“剿共”,对日寇的进攻采取妥协的政策。5月3日,国民党 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张群为协助黄郛 ,与之一同前往北平。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达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月31日,在蒋、汪 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派熊斌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从1933年中到1935年底,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期间 为稳定华中,他在湖北 推行了以下几项工作:赈灾、调整税率、促进地方工业、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选拔县长、召集省 参议会等。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此时国难日重,国 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讲,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 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表明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大会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 12月16日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1937年12月25日,张群任外交部 长职一年两个月又十天。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 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 外的政策”。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发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 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 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 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 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速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本 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 面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 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首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问题。1935 年12月20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 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 动务须停止”。有吉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 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20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问张群意见如何。张 群答道:“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 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发言 人发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3月16至19日,张 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4次会谈。16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其时。 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 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 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发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 。张群与有田4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 报告称:“经此四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 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 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 。随后,日本任命其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000 多人骤增至8000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之后发生成都事件 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 ,张群主张先谈蓉案(成都事件),不与调整问题混为一谈。但川越认为蓉案不难解决,若仅解决蓉案,仍 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 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交流。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本并不罢休,9月23 日在第三次会谈中,川越又强硬地提出极苛刻的7项要求:(1)取缔排日问题;(2)华北问题;(3)共同 防共问题;(4)减低入口税问题;(5)上海至福冈间通航问题;(6)聘用日籍顾问问题;(7)取缔朝鲜 人问题。张群在与蒋介石商议后,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逐项予以批驳。此后,张群与川越竭力周旋 ,谈判几濒破裂。11月绥远战事发生,谈判停止。

        张群与日方谈判坚持强硬态度,改变了以往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这在国民党政 府对外交往中是罕见的。张群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应予肯定。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群被攻击为亲日派。1937年2月25日,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3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王宠惠继任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

        抗战开始后,张群于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2月,日军进攻南京,德 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张群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行政院于1938年1月 进行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国民政府准备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 军阀反对未果。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张群任秘书长。1940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 辕主任,直至抗战胜利,为民国时期任四川省主席时间最长者。

        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 党代表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谈判。经过40天会谈,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 “双十协定”),张群在协定上签了字。12月底,国民党接受中共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派张 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翌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 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0日,张群又与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向各 自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小组(中 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10日,张群与周恩来又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 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张群为国民党8名代表之 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均遭践踏。6月26日,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 国内战开始。

        此时,张群为医治耳后肿瘤赴美国诊治。在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接触。回 国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召集“制宪国大”后改组政府,18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 五院院长名单,张群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张群政治上积极贯彻蒋介石“戡乱建国”方针,网罗一些小党 派推行所谓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和鼓励生产等措施。进入1948年,人民解 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展开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为挽救危机,欺骗世人,国民党于 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行宪国大”,中心议题是选举正副总统。会间,蒋介石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实则嫌 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张群明了蒋的用意,遂串联各方人士提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并得 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由此,蒋介石接受提名并当选总统。5月,张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 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张群携夫人赴日访问。其间在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了4 次会晤,内容涉及战后日本政治走向、东亚局势和中国内战的形势等。张群还走访日本各主要城市,与日本 各界首要人物见面,大致了解了战后日本的基本情况。回国后,他在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日本观感》的讲话 ,介绍了战后日本的情况。他表示:“日本大多数人民业已在战争经验中觉悟到好战精神的无效,日本人民 业已在占领时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权力业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无从再度抬头。”“我们应该抛弃消 极的无益的猜疑恐惧和批评指摘。我们应该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积极的对日政策。”

        从日本回国后,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 西山。在国共和谈之前,张群曾被提名为和谈代表,但因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包括张群在内,故未 能成为和谈代表。1949年春,张群飞赴重庆,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策划在西 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张群携蒋命飞赴昆明,劝说 云南省主席卢汉反共到底。当晚,卢汉将张群等人扣下,并于次日发表通电起义。10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 往台湾。此时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要求卢汉释放张群等人。11日,张群获释并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 机飞赴香港,中途遇雨转飞越南海防,而后抵达香港。21日乘船到台湾。

        张群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以“总统府”资政。1950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 员,同年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张群还被推为国民 党中央直属党部第一小组组长。

        由于张群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继续充当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顾问,并多次访问日本 。1952年8月,张群在台湾主持成立所谓“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之后赴日访问,洽商台湾与日本的合作问 题。1954年5月,蒋介石任命张群为“总统府”秘书长,协助蒋处理台湾内外事务。9月,张群访日,与日本 商谈开发基金计划,并与日本首相岸信介发表联合声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张群又两次访日,鼓吹“ 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他与日本的极右势力联系紧密,极力拉拢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 茂等人,以改善和加强日台关系,阻挠日本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64年8月,他还访问了韩国与当时 的总统朴正熙举行了会谈。汉城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5年12月,张群作为“特使”赴梵蒂冈, 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之后,又访问欧、亚14国,27个城市,为台湾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而 积极活动。

        1972年5月,张群向蒋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蒋仍命其为“总统府”资政。1974年7月 6日,张群妻马育英因心脏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终年86岁。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张群表示“痛苦的 心情,是不能以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台北授予张群中山奖章,蒋经国宣读 功绩词并亲自为张群佩戴中山奖章。

        张群晚年精神矍铄,擅长养生之道,其所著《谈修养》一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 该书有养身、养心、养量、养气等章。

        张群一生与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与日本七十年》一书,全面详尽地 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90年12月14日上午,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1岁。张群去世后,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杨尚昆于15日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张群  

        现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93年7月毕业于德 国Aachen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
      目前社会兼职及学术兼职有:中国电子学会工业工程分会副主 任;北京金属学会技术经济分会主任;中国优先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化研究会理 事;教育部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
        1975年12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 金属材料专业,
      1993年7月毕业于德国 Aachen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
        1998年其著作《当代环境——生产经济学》获 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998年其著作《技术经济学》(副主编)获冶金部科技进步三等 奖。 

    行宪后

    翁文灏 (1948年5月29日—1948年12月22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翁文灏( 1889年 – 1971年1月27日),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是 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翁文灏曾以名学者 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与及生产。1948年更曾任担行政院长。不过在任期间推 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5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被任为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71年病逝北京。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翁文灏出身绅商家庭,1902年13岁时通过乡试中秀才。后来到上海读书,在法国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习 外文,后到欧洲留学,1912年在比利时鲁凡大学(Louvain)获地质学博士。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 部任事,并在地质研究所任讲师、主任教授,中国首代地质工作者多出自其门下。翁文灏同时亦於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翁文灏对中国地质学各方面研究皆有贡献。他曾任北洋政府矿产股长,国民政府农矿部地质调查所长, 研究中国各种矿产分布。翁文灏首创多个中国第一: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编成第一 张全国地质图、主导发现及开採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1920年甘肃发生8.5级地震,翁文灏亦是第一 名考察研究的中国学者,事后出版中国地震区分佈图,是中国首张地震区划图。中国第一个现代地震台是在 翁的主事下,於1930年在北平西山建立。此外翁文灏对构造地质学、历史地质学都有研究贡献。北京周口店 出土北京猿人,亦是由翁所主导的新生物研究所所发现。翁文灏是中国地质学会的创会会员之一,亦是中国 地理学会第一至十届会长。翁无论在中国内外学术界皆享有声誉,英国伦敦地质学会授与其荣誉会员,美国 、德国、加拿大各地大学及研究机构亦曾分别授与他荣誉学位或职位。

    翁文灏早年表现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亦未受;所任政府公职皆与学术有关。1932年 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秘书长,但委员会内皆是学术界名人。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 车以致祸昏迷。得蒋介石关护,指令全力抢救,后来渡过危险。事后翁可能是难却“救命之恩”,正式踏上 仕途。1935年蒋自任行政院长,翁任行政院秘书长。1937年翁出任经济部长,在抗战期间主管中国的战时工 业生产及经济建设。1945年在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行政院副院长,至1947年辞任。

    1948年6月,翁文灏应蒋介石之邀,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任内主持货币改革,在8月推出金圆 券取代法币,并以行政方法意图控制物价,结果造成金融失调。翁内阁于11月总辞。次年初蒋介石下野,翁 于2月任李宗仁之总统府秘书长。至5月,李宗仁主事与共产党和谈失败,翁辞去秘书长之职,并出国至法国 。

    1951年,翁经香港回到中国,是首名回北京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翁在1948年曾被共产党列为战犯,回 国初期曾因不积极批蒋而受压。1954年后方获任政协委员,之后主要从事翻译及学术研究。文革中得特别保 护而只受少许冲击。1971年病逝于北京。

    翁文灏有两子。次子为国民党空军,於抗日战争中殉国。大儿子是翁心源是著名石油工程师,1970年在 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孙科 (1948年12月23日—1949年3月23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何应钦 (1949年3月24日—1949年6月12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简介】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祖籍江西,生于贵州兴义。毕业于 日本士官学校。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黔军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 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春任广州孙中山元帅府参谋。不久,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后兼教 导一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 两次东征陈炯明。1926年任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同年7月率第一军参加北伐。1929年任国民党海 陆空司令部参谋长。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后任“剿共” 军前线指挥。参与对中央苏区的一、二、四次军事“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 妥协投降,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与日本签订出卖 国家主权的《溏沽协定》、《何梅协定》。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暂代总司令职,主张“武力付伐”张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的军制、计划和指 挥。1941年和蒋介石一起策划了皖南事变。1944年任中国陆军总司令,指挥了长衡会战和湘西反攻战。1945 年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后赴美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政府代表。 1948年回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任国防部长。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时,一度任国民党政府 行政院长,旋即辞职。后去台湾。1950年任蒋介石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兼任国民党中央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职。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在中华民族的宏伟版图上,兴义地处黔西南的一隅,不但边远,而且偏僻。然而,在这块昔日贫瘠 的土地上,却意外地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堪称一代枭雄。何应钦,就是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一个。

      何应钦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暴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1916年 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 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后任国民政府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陆海空军司令部参 谋长、军政部长。1934年授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任第4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1948 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 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


    【生平】
      

    山里“乡巴佬” 东洋留学生

      何应钦生于1890年4月2日(农历庚寅年闰二月十三日,清光绪十六年)。其祖辈于清朝中期由江西 临川随军出镇贵州,后移居兴义,由行伍转为经商兼事农耕,先后落点于黄草坝、捧乍,最后定居泥凼的风 波湾。

      生于农村大山深处的何应钦,自幼身体强健,7岁发蒙就读于泥凼私塾,勤奋好学。1905年16岁时,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见家中无人,于是在楼上玩其父的毛瑟枪,不慎走火,打穿屋顶。他怕父亲责骂,急忙 跑到附近亲戚家躲避。次日一早,一个人单独跑到县城,适逢县里高等小学堂招生,他竟一下子考起了。入 学之初,城中士绅子弟见其身穿土布青衣,赤脚草鞋,举止随便,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娃娃,于是称其为“ 乡巴佬”。何性格倔强,根本不把这蔑称放在眼里,只一个劲刻苦学习,暗中与这些城里士绅子弟比个高低 。同时,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因之教师们对其印象很好。

      1907年冬,正值贵阳陆军小学在全省征选学生,何与同班同学鲁屯人李毓华、则戎新场人李儒清等 同到贵阳,考起该校。1908年,他又与二李一起被选送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次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 日学生,何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昔日的“乡巴佬”,成了东洋的留学生。
       

    黔军作将领 被逐走昆明

      何应钦在日本振武学校读书时,蒋介石以“蒋志清”之名就读于该校,只比何高一级。何在学习期 间。一面接受军事教育,一面留心日本文化,并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中,加入孙中山创 办的“同盟会”者达数百人,何也加入了这一革命组织。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何与其他同盟会员回国,与蒋介石同在驻节上海的陈英士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任职,先后任科员、连长、营长。讨袁失败后,何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习。结业 后转入日本士官学校27期步科。

      1916年秋,何应钦在士官学校毕业后,正逢贵州督军刘显世创办讲武学堂,刘电嘱其子刘燧昌(日 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聘任何等数人回贵阳,为刘训练新军。何经刘显世和任黔军总司令的王文华(电轮)的 保荐,任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何回黔后不久,即取得王文华信任,引入心腹。其原因是王 之妹王文湘尚未与人订婚。王氏家人原属意于李毓华,但何与刘显世亲侄、王文华之妻弟刘悫昌关系很好, 又是少年时同学,因之刘悫昌于王文华之母(刘悫昌之姑母)前,经常说何好话,使之一家对何有好感;再 加上何在王文华麾下办事勤谨,无烟、酒、赌博及女色之爱好,家庭也是有根基人家,遂决意与何议婚。何 应钦因此遂与刘显世之甥女、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于1917年4月在贵阳结婚。在当时兴义系军阀内部,以王 文华为首的“新派”与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内讧中,何成了“新派”的骨干。当时贵州政局中,由于王掌 握了军队,实力雄厚,何在短短的近两年时间里先后当上了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全省警务 处处长、第五混成旅旅长等要职。何善抓机遇,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他组织了“少年贵州会” 宣传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发起召开贵州国民大会,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 巴黎和会及北洋卖国政府。

      1920年11月,何参与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1921 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被仇家刺杀身亡,黔军5个旅长各自为政,何旅兵弱,遂被二旅旅长、安顺人谷正伦、 警卫团团长、兴义人孙剑锋逐出贵州,于1921年底奔赴昆明,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聘何为高等军事顾问。因刘 显世被逐出贵阳,对何异常寒心,在昆明嘱其子侄收买刺客用枪将何应钦胸部和腿部打伤,何随身副官救护 入法国人办的医院抢救脱险,休养半年后离云南赴上海,在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之兄)家中继续养伤、赋 闲。


    黄埔当教官 得志上青云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国民党经过改组,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孙中山命廖仲 恺、蒋介石等筹办黄埔军校,四处延揽人才。孙中山由广州派人到上海,经王伯群等人介绍,征求何应钦意 见,何表示愿赴广州。来人电告孙中山,孙复电表示欢迎。何遂束装赴粤,在孙的元帅府任参议。何因与蒋 介石既有“同学”、“同事”的关系,又在贵州办讲武学校颇有名气,于是被蒋看中,因之参与军校筹建工 作。到6月12日,黄埔军校成立,何被孙中山授以少将军衔,任命为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工作勤勉,待人随 和,有标准军人风范,对蒋恭顺,因此颇受蒋赏识。

      何在任教官时,参与讨平广州商团叛乱。9月初,军校学生编为两个教导团,10月12日蒋委托何兼本 校第一教导团团长;次日,廖仲恺、蒋介石又任命何为军校教务处代理处长。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蒋介石 率两个教导团讨伐。何带的第一团连战皆捷。陈部所属林虎,勾结滇桂军阀袭击何团。何当时癫痫病发作刚 过,即亲率团部勤杂人员向敌冲锋。蒋与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在高处观战,见何奋不顾身,对何备加赞赏。

      此役胜利后,加伦即将列宁赠给他的佩剑转赠何作纪念。后两个团合编为第一旅,何升任旅长。7月 ,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何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将所属军队编成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编入第一军 ,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师长(周恩来为该师党代表),9月,陈炯明再次兵变时,国民政府派兵第二次 东征。蒋为总指挥,后分三路,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任各路指挥。何部多有建树,深受国民政府赞赏。 何于11月5日出任潮汕善后督办;12月10日,升任第一军军长兼潮梅绥靖委员、军校潮梅分校校长。在反共 的“中山舰事件”后,又出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1926年7月国共联合北伐,何任第一军军长,何的一部分实力保广东根据地,大部分兵力向闽浙攻击 。9月,北伐军全力在湖南初战告捷,东向长江下游5省。10月,福建都督周荫人倾巢西移,企图窜犯潮梅, 何乘机率部袭击周总部驻地永定,取得全胜后挥师绕道,兵分5路,在松口攻周军主力,俘敌师长以下4000 余人,蒋去电嘉勉,电汇银元2万犒劳将士,升何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12月占福州,进闽北,控制福 建全省,何任该省临时政治会议主席,又乘胜进军浙江,攻克杭州,后在南京外围迂回作战,等到二、六军 去强攻南京后开入城内,抢占有利地势。

      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4月2日在东路军指挥部召开反共会议,研究反共方案。何在会上极力支持, 主张消灭共产党。4月9日,何在南京直接调兵解除了林祖涵(林伯渠)所率的第六军3个主力团武装,包围 江苏省党部和省总工会,逮捕了部分革命者。次日何又令军警强行解散南京共产党支部,逮捕全体共产党干 部。4月12日,何的东路军26军在上海对工人纠察队进行突袭,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四一二”惨案。这年5月 ,继续北伐,由蒋和李宗仁、何应钦分任各路部队指挥官。何于5月19日北渡长江,遭到张宗昌、孙传芳直 鲁联军反攻,何、李遵蒋之命,退到长江沿线。


    反蒋遭忌恨 起用更卖力

      此时窃据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于7月15日通电反共反蒋。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有 矛盾,公开逼蒋下野。何应钦此时判断失误,以为蒋树敌太多,已四面楚歌,必败无疑。于是暗中支持桂系 逼宫。这样,蒋只好下野。当白崇禧在会上要蒋离职时,蒋回顾何,而何一声不吭,蒋伤心异常,拂袖而走 。蒋事后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这是蒋、何的第一次矛盾。

      蒋下野后,由何、李、白组成军事常务委员会,对国民革命军实行集体领导。何、李击退孙传芳、 唐生智等对南京的进攻。1927年11月10日,蒋由日本回上海。12月10日,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预会通过决 议,敦请蒋复职。蒋复职后,于1928年2月,不与何应钦打招呼,乘何去南京,蒋直接去何的第一路军徐州 总指挥部,撤消了何的本兼各职,将军队编为4个集团军,蒋自任总司令。

      何应钦对蒋介石是有功的。蒋离不开何,何更离不开蒋。当何在白崇禧迫蒋下野时态度暧昧,蒋复 职后一怒之下撤了何的一切职务,后又经别人圆场,蒋才又委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肚里有气,托 病于杭州附近莫干山。蒋亲自跑去对何说:“我离了你,没有问题,照样干下去;你若离开我,就无办法。 ”何权衡利弊,只好随蒋到南京就职。

      这年6月,北京政府被推翻。为了收编北洋军队,蒋于10 月任命何为训练总监,下月又被调为裁军 委员会主持工作。在国民党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旋被 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又出任开封、郑州、武汉行营主任。何被蒋踢了一脚,此时又受到蒋的 宠信,因此对蒋更加感激涕零,决心“将功补过”。他主持军队工作时,利用编遣、整军之法,忠心地为蒋 兼并异己,扩充嫡系,南征北伐,马不停蹄。1929年,其父何明伦去世,此时正逢蒋冯阎中原大战,何一直 在前线督军,无暇回兴义奔丧,蒋深为感动,亲往设在南京的何父灵堂祭吊,并亲笔写了赞辞,使何深受感 动。1930年3月10日,何当上了蒋的军政部长。6月,李宗仁攻长江,何坐镇武汉指挥,将李击退;朱德、彭 德怀乘蒋桂战争之机率部攻长沙,也遭到何部镇压。

      何在军政部长任上一干十多年,对国民党的军制兵制、军需后勤、国防设施等建设有所筹划,并实 行了征兵制度,军需独立等一些措施,为国民党军队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因其在官场中较少舞弊,不敢 培植私人势力,蒋因此对何很有好感,在国民党中博得“恭谨廉洁”的名声。


    “围剿”遭败迹 “攘外”又“安内”

      1931年2月,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指挥部队对湘赣地区共产党人和人民武装进行第二次围剿。但 红军在15天里连打5个胜仗,打垮了他的15个师。当时蒋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心绪颇佳,不仅未责备 何,反而任其为前线总指挥,兼国民党空军司令,蒋亲自出马任第三次围剿红军总指挥,但最后仍惨遭失败 。

      这年秋,日本在东北制造“9.18”事变,侵占东三省,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坚持其对 外屈辱、对内惨杀政策,于1932年春任命何为湘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但因日军进逼华北,蒋认为何 与日本关系素来较好,能调和日本人口味,于是命何去职北上,出任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 1933年1月,日军占领热河,突破长城防线。何等表面上协助张学良阻止日军进攻,实质上是欲取而代之。3 月12日,张学良辞职,何应钦继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抗日一面交涉”的“国策” ,和蒋“有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密令,所以,虽然集中了几十万军队,却被一二万日军击败,退到北平附近 。5月31日,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

      日军占领大片领土后,国民党中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共产党的倡导和支持下,响应民众呼 吁在察哈尔成立了抗日同盟军,收复了部分失地,但何却调动约15万兵力,配合日军对冯等施加压力,从内 部进行分化瓦解,限令解散抗日同盟军。8月5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冯军解散,对于仍坚持抗战的吉、方部 队,何又令部队在日本飞机支援下进攻。吉、方寡不敌众,二人以失去自由为条件,换取全体官兵的安全和 对伤病号的医治而息事。次年冬,何组织军事法庭,对民族英雄吉鸿昌进行审判后杀害。

      1933年11月,冈村宁次向何等提出备忘录,要求“改善”华北局势。经多次谈判,恢复了华北与伪 满洲国邮电通讯和铁路交通;1935年,日本为达到侵占华北目的,先后制造了“河北事件”和“华北5省自 治”阴谋计划。6月10日,何同意日军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无理要求,将于学忠部队调离华北,撤销 北平军分会党务政训机构,解散抗日团体,禁止全国反日活动;7月6日,何又与梅签订了一个实现上述内容 的文件,即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此后,何在北平已无事可作,遂回南京行使军政部长之权。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粤桂军 阀以抗日为由逼蒋下台,由于何应钦等施加压力,事件平息。9月,何以军政部长身份兼广州行营主任。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当时,何等主张打,孔祥熙、宋美龄等主张和,冯玉祥、李烈钧等 国民党元老出于国家民族安危,支持主和派政治解决,一连几个昼夜争吵不休。宋美龄害怕蒋介石被张学良 、杨虎城杀掉,一再央求何答应张、杨部分要求和平解决。可是何态度坚决,失声骂道:“你一个妇道人家 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在何等的挟持下,国民党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 ,授何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何一方面与日本驻华使馆及桂系、四川联系,促汪精卫回国主 持大计,对人事作出内定,一方面出任讨伐总司令,调动两个集团军向西安推进,令空军轰炸张、杨部队。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何虽有矛盾,但 由于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在蒋回南京后,何仍留任军政部长一职。

      1937年“7.7”事变发生时,何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即被蒋召回南京,商讨抗日大计,并出任第四 战区司令长官。在讨论南京战役计划时,何等多数将领主张用20个团左右兵力,以歼日军有生力量。但蒋未 采纳,结果大败,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1938年1月,何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 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对抗日战争作了一些努力。


    就任总司令 衣锦还故乡

      1940年10月到1941年年初,何应钦、白崇禧秉承蒋介石旨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取 销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通缉项英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周恩来怒斥何“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1943年2月7日,何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偕同史迪威等飞赴印度检阅中国远征军,3月3日返抵重庆。 何此行奠定了中国军队驻印训练及远涉缅甸丛林配合英美盟军作战的基础。1944年11月20日,何担任了近14 年的军政部长职务,被蒋介石的另一亲信陈诚夺去。

      1944年12月2日,日军窜犯黔南,到达独山,准备进犯四川。当天,何由重庆飞抵贵阳,与谷正纲、 张道藩等一起召开贵州军政会议,研究对策,一方面准备省府各机关后撤至毕节,一方面配合美军在贵阳又 来一次“焦土抗战”。但侵黔日军只有3000余人,只是一次演习。所以3天后即撤,何令中国军队追击,失 地全部恢复。25 日,何在昆明就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统一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及训练 ,兼指导贵州全省党政事宜。

      何在昆明训练由美国提供装备的36个陆军师,再次受蒋委托指挥中央军。昆明练兵集中了国民党中 央军大部主力,是蒋的王牌。1945年1月底,中国远征军攻克缅北重镇苗斯,与滇西的中国军队在滇缅公路 会师。何于2月初飞赴该地,主持升旗仪式,后参与指挥了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3月7日克腊戍, 30日与英美盟军胜利会师,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结束。

      何回昆明后,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美军参谋长麦克鲁少将等由昆明经兴义到贵阳,在兴义停留5天, 这是他离开兴义到贵阳陆军小学以后,近40年时间第一次回到故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故乡。何到兴 义时,同欢迎他的人热烈握手,对小学时的同学、故旧,直呼当年诨号,神态轻松活泼,感情真挚。当晚, 县政府举行宴会招待其一行。何在席中畅谈思乡念旧之情,心情极为欢快。次日上午,兴义各界在省中操场 (现师专内)开会欢迎他。他会前一个多小时提前到达与陪同的省中校长和兴义各界士绅,在校内各处参观 ,指指点点;哪里是他当年的教室,哪里是寝室,不断数落当时一些教师姓名和教学情况,也提到一些故去 和健在的同学旧友,颇多感触。他在欢迎大会讲话中,以“勤”、“俭”、“诚”为题,现身说法,勉励在 场青年和学生。谈到“勤”时说,当年在这里读书时,起早睡晚,全神贯注地读书做作业,同学之间互相竞 争,唯恐后人。“我的资质平常,但我能勤奋学习,可说是手不释卷”。“人们叫我‘乡巴佬’,可我的成 绩也还能赶上别人”。谈到“俭”字时,他说:“当学生时,穿的是粗蓝土布,或是学校发的公服,吃的是 学生大伙食。现在也一样节约,不吸烟,不饮酒,不赌博”。他还说他30年来没买过一亩地,在贵阳、重庆 、兴义没有自盖一间房子。谈到“诚”字时他说他一生对人对事都以诚相待,不玩弄权术,故能得到各级的 信任,泰然处理一切军政事务,履险如夷,没有出过大的乱子。他在家乡人们面前高谈阔论,表现出他正得 势时的志得意满,极力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第三天,何乘小车到其泥凼老家住了一夜,旋即离开兴义,经 贵阳,到重庆。


    主持受降礼 出尽风头时

      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策定打通广州到海口的计划,遭到日军破坏;何即从4月初开 始组织湘西战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击日军侧背。5月 初,又令陆军全线反攻。6月2日,湘西会战结束,歼敌万余。同时,他令二、三方面军向广西进军,5月收 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 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0日,日 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2日,何由南宁飞赴昆明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交换处理日军投降意见;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 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其后核定有关事项并对各部队下达准备出发命 令;20日飞抵湖南芷江四方面军王耀武部;翌日,日军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到达芷江,接受何给予的有关投降 事宜备忘录。27日,何令前进指挥所人员飞往南京,何亦乘飞机到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等地视察 ,并对各战区司令长官指示处理受降事宜。

      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第二天 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按照国际惯例及当时规定,受降仪 式上,冈村等降将应在中国军队押送下带指挥刀入场,亲手交何,象征缴械投降。但何却在头一天派人去征 询冈村意见,竟然允许他不带刀,免了缴械一幕。

      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陆、海、空军上将顾祝同、陈绍 宽、张廷孟等5人;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 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 、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 何的参谋长肖肃毅。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冈村宁次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冈村两腿立正,弯腰低头 ,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

      事前规定,日军投降代表前后应向何敬礼三次,何不必还礼。但冈村向何交降书时,何禁不住起身 还礼,使在场的中外记者及有关人员瞠目结舌。当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不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而且也代表东南亚战区盟军,包括苏、越、朝、缅、泰等国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何一生中最 值得炫耀出尽风头的事,是他一生中的顶点。此后,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运就日渐式微,开始走下坡路了。


    免职去美国 为蒋跳火坑

      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何受陈诚等排挤,失去了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两个重 要职务,而由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仅任小小的重庆行营主任一职。10月18日,被蒋派 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一年多后,因国内反共战场吃紧,何奉召回国任总 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5月31日,又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 大攻势打击下,以翁文灏为首的国民政府内阁总辞职,何抱着“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痛苦心情,不顾蒋 和黄埔系的挽留,住到上海江湾陆军医院割痔疮去了。

      1948年底到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组织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直逼南京。蒋介石宣布“引退”,由 李宗仁任代总统。何考虑到如跟李在南京,势必引起蒋的疑虑,遂以“避寿”为名去杭州。蒋深为感动,于 3月12日何60岁生日前夕,派亲信张群,携其亲手题写的“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寿轴,及一封情辞恳切的 亲笔信交何,要何出任李宗仁政府行政院长,以便牵掣桂系。何感激涕零,明知临危受命组阁无异于跳火坑 ,但为报蒋“知遇之恩”,于3月23日当上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何当上行政院长后,提出了先签停战协定再行和谈的主张,以便依托长江天堑隔江而治,保持江南 半壁河山苟延残喘。由于蒋暗中操纵,李宗仁政府没有和谈诚意,致使国共和谈破裂。1949年4月23日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把烂摊子甩给了阎锡 山的“战时内阁”,他自己则先到香港,后到台湾。


    晚年遭冷落 怀念旧山川

      何随国民党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1950年3月1日 ,蒋介石又当上了“总统”。何备受冷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军队中任“ 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 一顶大而空的高帽子。

      官场失意,但他仍以“民间”方式继续为蒋效力。他发起组织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当了几年 常委,便一直任会长;他又恢复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一直挂副会长头衔(会长为蒋介石);他又是台湾 “道德重整会”会长,前后十次出国进行“国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还当上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 同盟主任委员。

      何晚年的“公事”无非是开会应景,发表讲话,参加证婚、剪彩、葬礼等。其余大部分时间是打桥 牌、打猎、打高尔夫球、栽花种树等。随着年迈体衰,特别是“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何的注意力也逐渐 从军事转移到台湾经济文化建设上,提出不少建议,对台湾经济文化繁荣非常关心。

      何比其他去台湾的国民党元老们好的地方是生活不愁、家景不错、心情乐观豁达。他一生无子女, 只过继其弟何辑五之女丽珠为后。他的夫人王文湘,1917年在贵阳与其成婚后,双方感情一直不错。王于 1952年被医生诊断患有乳癌,发现时已属晚期,病情恶化,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每年求医都奔赴日本,直到 1978年4月病逝。何政坛无事,正好忙家,自己动手搞家务,对病妻尽丈夫之责,对独女尽父亲之责。在国 民党上层圈中,有人称他是“中国第一好丈夫”。

      何晚年尽管反共之志未改,对大陆诬蔑仍不绝口,但他始终不赞成台湾“独立”,主张只有一个中 国。他嘴里顽固坚持“三不”政策,而事实上,他也曾辗转拜托亲友,了解家乡情况及祖茔安然与否。特别 是其妻病故后,他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倍感凄清,受不了乡情熬煎。他不知多少次向人描述家乡泥凼的 山川名胜,久而久之,听的人头脑里都有了一幅泥凼山水图形。1980年4月90大寿时,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根 据他平日的描述,精心画了一幅《泥凼风景图》作寿礼相赠。在众多或华贵、或荣耀的礼品中,他独独珍爱 这幅家乡山水图。八十年代中期,贵州省有关部门拍摄了一部以兴义风光为题材的录相电视,通过各种渠道 带到他身边。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看到后对家乡变化颇多感慨。他还时常把家乡人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 看,照片上的景物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看到泥凼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 的情景;看到大山中的羊肠小道,他就想起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路,到兴义求学,然后走出兴义,走 出贵州,登上了中国政治军事的最高舞台……

      1986年4月,何应钦中风,被送进医院。1987年10月21日上午,向有“福将”之称的何应钦,得以寿 终正寝,时年98岁。

       补充一点,香港明星温碧霞的丈夫是何祖光,何祖光是何应钦将军的孙子 ,换句话说,何应钦将 军是温碧霞的丈夫的爷爷。

    阎锡山 (1949年6月13日—1950年3月14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


    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奉行“中的哲学”的阎锡山,却是从辛亥革命 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的人物。但是,“中”是手段,随着形势和利害关系的变化,阎锡山立场可 以随时变换;阎锡山最终还是在人民解放军的凯歌声中,结束了他在山西的统治。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夤缘时会出任都督

    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 1883年10月10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 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 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 机。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 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O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 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 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 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 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 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 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秘密进行革命 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武昌起义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 发难。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 该标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 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

    堵塞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 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于11月 4三分法 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 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了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 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恨之入骨,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 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 采纳同盟会员景梅龙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 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 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以后,阎锡山于1912年4月返回太原,仍以 都督名义掌握山西的军权。

    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 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 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


    拥袁称帝保存实力

    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 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刺后,阎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

    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面前,阎既慑于袁 的威力,又对袁抱有幻想,遂同意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谓,如果袁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 ,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由归绥地区南返,行 至忻州,收到袁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他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手中不仅 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 持,一面派人向袁输诚;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 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目前自无舍北就南之理”。篡夺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看到阎锡 山不同于其他同盟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即主管山西。

    同盟会于1912年 8月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任为参议。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遂于1913 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11月 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 并听任袁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员。所以,袁于1914 年 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 为“新旧弟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 ,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 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 有见地”。袁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 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 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指斥唐继尧等为“不 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 3月,当 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 愿效前驱,以伸挞伐”。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他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 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韬光养晦保境安民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 之马首是瞻。

    1916年 7月,阎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一面 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为师,遂得于1917年 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之 一身。他响应段祺瑞马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 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却站在段的一边,电促冯国 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 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 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 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 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 、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 、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 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 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 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 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 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 ,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


    参加北伐雄踞华北

    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第 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 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 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 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

    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5年, 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 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北伐军于1926年 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了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 、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 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 6月 29日推阎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 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 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破坏国共合作,北伐受挫 ,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 。阎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 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1928年 2 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 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 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 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 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 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 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1929年3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 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兴师问鼎兵败中原

    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 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的编遣方案。3 月15日第三 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以辞职并 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 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竟然将冯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 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 8 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 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 下,始于11月 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 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 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乃 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 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

    1930年 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 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 月 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 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 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 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 、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 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 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 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 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 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 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消太原的扩大会议 、“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 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 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人”事变的条件。


    东山再起自强救国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他根据儒家的 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 ,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 ,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 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他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 他还摭取并曲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词句,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 ,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认为“按劳分配 是资本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必经过的桥梁”。这个所谓“物劳学说”是无法实现,他也不打算实现的,但他却 定为干部的奋斗目标,目的是用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

    与此同时,他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他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 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

    “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 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 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 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 侮。1931年12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 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 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 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 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 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

    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他与蒋的矛盾并消除蒋对他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 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 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 则完全拥护。1933年 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在晋见之前,曾于 9日电蒋表示:“山向 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 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的谅解,使他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 。

    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 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 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 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 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同时,他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 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 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他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他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了增强 。


    反共拥蒋联共抗日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1921年,他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 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 ,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 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他在山西还准 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 乡”。

    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2 月,红军渡河东 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 于 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在这三种力量面前 ,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 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他怕引火烧身 ,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他才于 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 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他停止反 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成了他制订各项政策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其中心是要玩联共牌,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 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 国同盟会”,阎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 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 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 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 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 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 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 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提出民族 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 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 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 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 ,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 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人 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 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 11月 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 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他的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他支撑和扭转 山西危局。在他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 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 ,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 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 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


    动摇妥协联日图存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 《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938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 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1938年 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 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 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 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他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 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 便要吃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 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 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 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 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 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 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1940年 2月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谈 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 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 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的哲学”研究他同三方面的关系。他认为大敌当前,蒋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 ;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 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了玩勾结 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 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 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装 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1941年 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 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 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 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 。会后,阎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 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 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 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 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 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 ”,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 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 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 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 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 ,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 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 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 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 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继续留在抗日 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就范,停止了对阎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 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1945年 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 :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在日军保护下回到 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 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 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


    挑起内战“不倒”亦倒

    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 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 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 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 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 被歼。

    1946年 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 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 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是,私下却表示 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 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了这个建议,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 6 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 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 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 中抓丁 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 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 ,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死于这两个特务 组织的屠刀之下。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 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 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 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 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 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 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是。3 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 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 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务40余人畏罪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被彻 底摧毁。


    负隅挣扎病逝台湾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了“太原五百完人” 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 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 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 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 提出了《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负隅挣扎。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 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挣扎不过螳臂挡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 蒋介石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的矛盾日趋尖锐。李要阎辞去国防部长,阎则予以拒绝 。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 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是他这名 “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人民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 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 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党在中 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

    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称号,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 “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居于台北市金山之麓。他无事可做, 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 的《大同之路》。1960年 5月23日病逝,终年77。

    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等。 


    关于阎锡山之家属近支简介

    阎锡山之祖父名青云生二号:长子名书堂字子明(乳名昌春),娶曲氏生子一阎锡山,阎锡山六岁时生 母亡,由其外祖母抚养。继室陈秀卿,无出,逃台湾后病逝。次子名书典字慎五(乳名昌宏),娶妻先后三 氏,生有四子:锡墉(按两支兄弟大排行,为阎锡山之二弟,妻曾宝萃,生二子。夫妻均逝)锡圻(字印封 ,逝于台湾。为阎锡山之三弟。妻续淑仙居美国,去年曾回国探亲,生有三女一子,子名志洪,获美图书馆 学博士,数次回国讲学,均居美国。)锡闾(为阎锡山之四弟,逝于美国,妻徐耐梅居美,生一女)锡 ( 字子武,为阎锡山之五弟,病逝于美国。妻张毓芬生二子:长名志政,现任纽约晋美电气公司总理,曾回国 旅游一次。次子现在美上大学。)

    阎书典(阎锡山之叔父乳名昌宏)生女五:长名慧梅少亡。次名慧贞(称二姑娘,适定襄县胡氏,生子 一,在国内工作)三名慧静、四名慧芳(称三姑娘、四姑娘。慧静适定襄县薄以众氏,慧静逝世后,慧芳续 配,生二女:一在美、一在天津。生一子神经不正常。)五名慧卿(乳名五鲜,即五姑娘,五妹子。初适河 边村曲佩环,离婚后与梁延武结婚。)以上阎书典之子女们均较阎锡山年岁小,故均叫阎锡山为大哥云。

    阎锡山之原配夫人徐竹青,五台县大逢村人。无出。逃台湾后,后于阎锡山逝世,终年88岁。如夫人徐 兰森,大同人,1946年病逝太原,终年48岁。生有五子:长名志恭少亡。次名志宽字子尚,年24岁病逝成都 。妻赵秀金南郊赵家堡人,病逝美国。生子女各一:子名树楹十余岁夭亡。女名树榕,现任纽约柯达公司科 长级职员。三名志信少亡。四名志敏字功甫,现年62岁,妻裴彬,太原市人,生一子名大有,现年30余岁, 获美国法学博士。母子二人曾回国旅游。五名志惠字怀之,现年61岁。娶美国女子为妻。有一女名莉莉。


    阎锡山与五妹子

    在民间传说和近年来反映山西历史的小说、影视作品中,只要涉及到阎锡山,无不大写特写“五妹子” 或“五姑娘”阎慧卿,把她说成了参与军政大事,幕后操纵山西政局,阎锡山言听计从的铁腕人物。其实, 这与现实生活中的“五妹子”毫无共同之处,不过是人们凭想象虚构而已。现将我们根据有关史料上查出的 史实辑录于后。

    阎慧卿,乳名五鲜,即为阎锡山料理生活的“五妹子”或“五姑娘”。(阎锡山叫她“五鲜子”)。生 于1910年,比阎锡山小27岁。系阎锡山叔父阎书典第三个妻子曲氏所生。在阎书典五个女儿中排行第五。阎 锡山担任都督后,在其家乡河边村办起育英女子学技时,她才在12岁时念了三、五年小学,后在太原人教会 加辣女子学校学习,所以,她基本上是个家庭妇女。其第一个丈夫是河边村曲佩环(字仲玉,乳名隆光), 日本留学生,曾任榆次晋华纺织厂经理,病逝后,“五妹子”又嫁给崞县(今定襄县)北社村的梁延式。梁 系清华毕业后留学日本。

    “五妹子”精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对阎锡山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则绝对不说,阎高兴时, 便讲些笑料事,为阎开心,阎愁闷时,又讲些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阎解闷。她对阎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极为周 到,衣服、被褥该洗该换,该多穿少穿,穿什么戴什么都安排得合乎阎意,阎锡山抗战时期在克难坡时精力 很好,他常常边吃边想,思维活跃.有时不免食多伤身,引发病疼。为此,医护人员十分发愁。后来,专门 派人监食,既不让多吃,又不让少吃。开始派一般侍从,常遭阎的谩骂。后由夫人监食仍不行,所以又换成 阎慧卿负责监食。五妹子接受过去的教训,采用限食的办法。每到吃饭时,她就坐在炕桌前,自己不吃,只 是检点阎锡山吃,吃不了,就劝他多吃,吃多了,又劝他少吃一些。有时看他不想吃,就拿筷子尝尝,并讲 些笑话,有时见他吃多了,劝不住,便将饭夺过来,命令副官把饭菜端走。为了调节饮食,除经常亲自过问 主副食外,还经常让厨房做些家乡饭豆面抿尖,高粱面擦擦子,莜面窝窝等等。由她监县以后,阎锡山饭量 比较均匀了,也很少胃疼了。大家都高兴。尤其是侍从医生更减轻了思想负担。于是,监食就由阎慧卿长期 担任。每餐必监,监必认真,直到阎锡山飞往南京,太原解放前夕。除照看阎锡山吃饭外,每到阎锡山睡觉 后.她还为阎锡山掖被、捶背,直到阎锡山睡着,她才熄灯,与侍卫长退出卧室。所以,阎觉得“五妹子” 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比谁都合适。抗战胜利后,姨太太徐兰森因心脏病猝发,突然去世后,她仍然担负着 照看阎锡山生活起居的重任。

    “五妹子”阎慧卿,从抗战开始,曾先后担任过“战时儿室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山西女子助产学 技”校长,“太原慈惠医院”院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和同志会妇工会主任等职。对于这些工作,她一般 不参与活动,必须参加时,均由秘书先拟出讲稿,她在会上宣读,实际上只是一些挂名职务。而且,她很少 与人往来,绝非政治上参与主宰山西政局的活跃人物。不过,由于她在阎家的特珠地位,为他人讲些情面之 类的事也是有的,如假阎之口,安排她的私人关系去“同记公司”工作。又如解放前夕,梁化之要杀害共产 党员赵宗复(赵戴文之子)时,她连忙劝说:“老汉(指阎锡山)在(太原)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 处理他?老先生(指赵戴文)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 便搁置下来。

    1949年3月29日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借口代总统李宗仁电请他到南京商议和平谈判之事,离开太原。临 行前,部下分析,阎这次离开太原,一定不会再回来,必然要带“五妹子”出走。想不到临走时,阎却对“ 五妹子”说,“我去不了几天,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十来天就回来,你就不要去了。”“五妹子”信以为真 ,便留在太原。其实,阎锡山却是留下她来稳定军心的。1949年4月24日凌晨,共产党入城,梁化之与“五 妹子”在太原绥靖公署钟楼下面具有防空设备的居室里服毒后,卫士柏广元遵梁化之之命将二人尸体浇汽油 焚保,化作灰烬。

    陈诚 (1950年3月15日—1954年5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陈诚(1898.1.4—1965.3.5),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47.2),军事 统帅。

    陈诚系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于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个世代农家。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 、高曾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 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叔父陈一鹏,系前清贡生。母亲 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八十五岁那年, 寿终于台北。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翌年,进了青田县高市小学。课余常和村里一班 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他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 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象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常 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良。距高市三华里许,有一名胜古迹石门洞,高峰插云,飞瀑奔泻 ,风物绮丽。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读书的地方。陈诚经常去那里游 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伯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时,即为之神往。他则取了个“ 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伯温自勉。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 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 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 他父亲只好改变初衷,让他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会两下 子,特别喜欢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翻单杠还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 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 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 成。这时,陈诚已经二十岁了,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便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翌年,带着妻子的嫁 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了业。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 经杭州。他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 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 。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 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 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 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

    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 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 纪的约束,径白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 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 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 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 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 ,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 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 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 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 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 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 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 ,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 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 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 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 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 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刚刚步入军界的陈诚,获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称,觉得日后跟着蒋介石有奔 头。正当他洋洋得意之际,突然接到家母的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当时,他很矛 盾,既担心回乡治丧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思前顾后,还是请假回了老家 。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里土 气的山里老婆,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 ,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 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 发击倒胡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胡旅歼灭。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 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 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 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 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 长。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 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 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 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 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 日,乘夜攻克苏州,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4 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 。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 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严重不愿随蒋倒行逆施,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他又前往谒严,说:“ 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于!”继又含着眼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 的。”严慰勉他说:“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 。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 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 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 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 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 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 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这时,严重正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陈诚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向何应钦代 为解释误会,并由严保荐,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任上海办事处主任,旋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合不来, 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 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 ,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 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 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 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 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 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 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官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 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 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 ,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 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 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 ,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 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 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 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 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 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 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帧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 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 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 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这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 ,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 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 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 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 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6月24日 ,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 ,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 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土日,陈诚 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 ,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 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 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 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 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

    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 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之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 。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 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 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 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 前进。

    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 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 派附员石心志随肖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 。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 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 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 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 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 “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 ,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 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 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 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 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 ,“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 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 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 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 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这年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 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 :“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 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 量子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祥提出要推迟,说:“你同吴舜莲的离婚手续书还没办好呐。”于是,他将第十 八军军部军需主任吴子奇,特地从南昌传动南京,代替其妹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 友人调解,吴氏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欣然接受。他与谭祥结婚之后,感 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 ,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 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 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 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 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 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 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 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 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 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 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 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师长亦 作了红军的俘虏。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 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 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 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 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 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 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 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 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为避免国民党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 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 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蒋,蒋介石也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 、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便去与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 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携同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 与陈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 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 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他听说十 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 :“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 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 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 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 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 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 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 ,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 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 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 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 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 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 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 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 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 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 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 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 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 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 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 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 ,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 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耍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赣之东北与东南、及闽西北之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 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 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 、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 黎川。随即,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 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 。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 ,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 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 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 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 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 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 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 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 、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陈诚根据当时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状况,拟定了整理方案。他认为当时的军情极 其复杂。以派别言,有所谓中央军、地方军,地方军又有东北军、晋军、旧宜军、国民军、川军、滇军等, “实于国军统一团结有甚大之影响”。再以编制言,每师有三、四团者,有五、六团者,有多至九团者,战 斗实力既各有不同,指挥运用亦困难殊多。再言教育,地方军队多系各自为政,很少有中心思想,故教育无 重点,训练欠切实,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至于经理,则有“实费经理”和“委任经理”两种 。委任经理,即包办性质,不敷之数,就地筹措,收支情形也多不公开,流弊百出,纪律荡然。论人事各存 门户之见,论作战则多怀保存实力之心。

    陈诚基于对陆军这种现状的分析,在方案中专门阐述了整理的意义。指出:“最近调查,除新疆、外蒙 、西藏、西康外,计有陆军一百八十个师,又九十四个旅,四十余个独立团,军官约在二十万左右;军费约 耗国家财政总支出百分之七十以上。且此数仅指在中央所辖部队可统计者而言,其他直接取之地方人民者, 更不知凡几。溯自袁世凯滥政以来,养成割据称雄,私兵自卫,不顾国家民族之痼习。因之虽有此庞大之陆 军,而不能扫除革命之障碍。且年来战乱频仍,中央无整军之暇,各人存自满之心。军事学术既日益落后, 战争工具尤异常窳劣,方之列强,几隔一世纪。揆诸优胜劣安之铁证,则革命前途,不卜可知。”

    在这之前,陈诚就曾拟了《整理军事意见》、《国防陆军整理方案》、《陆军整理意见书之补充》、《 整理炮兵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整理原则。如,依国防之目的,由中央确定编制,全国现有之陆军,以不妨 绥靖任务,秉至公至诚之办法,分期抽选官兵,编成国防军;选取之各级军官,均混合编成,以消灭派别系 统之弊,选取之士兵,分别籍贯,按照管区配置,以为实施征兵制之准备,国防军薪饷后之大部,就选取官 兵原属部队之薪饷后拨充之,以减轻政府负担;所选干部,于未编国防军以前应集中训练,以收精神团结, 教育统一之效,等等. 整军方案颁布后,陈诚即分别派员到各部队去,督饬军、师长依照所定编制实施整编 。同时,成立军官教育团,收容编余军官,训练干部。

    这年秋,蒋介石为统一川军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举办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由陈 诚主持其事。他以各军长任大队长,师长任中队长,旅长任区队长,先后办了三期,每期学员约千人,训练 时间为三个星期。主要轮训军队少校以上,文职县长和中学校长以上人员。在训练中,集中灌输“拥护领袖 ,复兴民族,忠党爱国”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军阀的割据观念。

    11月,武昌行营撤销,城防整理委员会隶属陆军整理处。陈诚兼任该会主任委员,着手对武汉城防进行 整理。他针对当时各种不平等条约关系,敌海军深入长江上游,汉口租界敌之潜伏势力,确定城防方针,即 :侧重江防,对敌租界作歼灭之处置。并判断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陆防,使之与江防协 力,以确保武汉的安全。根据这;方针,以武汉为中心,东起北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 ,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的朱山,西经蔡甸附近之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 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的半边山、查家山等处,设计一环形要塞,圆周约一百公 里,核心半径平均一万五千米。并于本防线前后,选掸于战术上有重要价值之地点,施以同等工事,以便形 成阻止堡或支撑堡,增强要塞抵抗能力的弹性。但是,正在实施细部侦察及阵地编成之际,城防委员会改为 城防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随之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1936年2月,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陕北晋、陕交界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日。 阎锡山告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率关麟征、李仙洲等部约十师之众赴 晋增援。红军回师陕北后,陈诚又被调回南方。这时,各受编部队均已整编结束,经历一年的陆军整理工作 暂告一段落。

    这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以抗日为名,联合反蒋。陈诚受任第一路总司令,急调第十八 军经江西入粤。他一面进兵高要;一面亲自入桂拉拢白崇禧。“两广事件”解决后,蒋介石在广州设行营, 陈诚任副主任,处理善后事宜。“八•一三事件”发生后,陈诚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 令,指挥淞沪抗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陈诚的部下曾向他建议:全国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员长不俯顺舆 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军心士气也难维系。陈诚便去洛阳见蒋介石,陈述这一意见。蒋介 石为敷衍舆论责难,接纳了他的意见后,先派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开赴绥远,并准备续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 去协助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进剿李守信的伪军,打击日寇的企图,以搪塞各方的抨击。陈诚奉命赴太原与 阎锡山接洽兵站补给和晋军出兵问题。当他返陕向蒋汇报时,“西安事变”发生,也被扣留于西安招待所。 他对张学良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把中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搞好?”并表示要与蒋共生死,对张说 :“如果蒋遇害,就早一点把我枪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陈诚对同僚说:“这次‘西安事变’, 幸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杨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 员生命都不能保险。”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 视察地形。部属问他,现在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 ?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眼从命令 ,不好随便揣测。”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 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 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 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看长期作战 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 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 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 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 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 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 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说明此意。蒋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 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白崇禧副总长、黄季宽、 王达夫等会商战斗序列。第二天,与熊天翼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问陈:“返京后,对领袖报 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说:“以分报为宜,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天翼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 的问题。”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 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 之。”蒋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参见淞沪会战)。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 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 ,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 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 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 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 、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 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 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 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 ,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 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 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 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 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 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 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 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 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 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 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 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 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 “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 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 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 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 ,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 “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 :“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 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 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 。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 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 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 (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 :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奴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 。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 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 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 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 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 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 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 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 ,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 、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 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 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 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 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 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 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蒋的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 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 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 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 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一○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 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 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 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 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 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这时 ,左路日军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 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 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 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 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 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 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 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 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 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次年1月,在桂南邕宁、邕钦和邕江南岸遭受打击的各路日军,集结约三个师团向昆仑关实施包围。陈诚 又奉命由韶关转到迂江。正值主持该方面战事的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三十人,研究 却敌与保守昆仑关之军事部署,请陈诚作结论。他看到大多数人均只注意昆仑关正面,而忽略左右两侧,危 险性很大,但没有说出来,按多数人的意见遂成定条。2月,当日军迫近昆仑关时,因左翼方面兵力薄弱, 宾阳、思陇遂被敌近卫第一旅团相继攻占。而昆仑关正面的部队苦战六日之久,给敌重创,被敌广播誉为劲 敌。这时,白崇禧又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了他才陈述自己的意见,令速调整部署,并占领左侧要点,以免 被敌包围。刚好后续部队赶到,乃以有力一部拒敌前进,主力则从贵宾路方面侧击敌人,连克甘棠、古辣、 永淳,威胁敌之后方。敌见态势不利,仓皇窜逃。

    在这期间,陈诚还先后参与指挥粤北、宜昌等战役。宜昌失守后,张治中对陈诚说:“你太老实,这是 任何人都不愿意去的。”当他向蒋介石自请处分时,蒋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这年7月,统帅部 以长江为中心,从第五、第九战区各划一部,建立第六战区。陈诚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 恩施,坐镇陪都之门户。

    第六战区的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湖北、湘西、川东等地。边区地带山岳连绵,形势绝险,进则可反攻 宜昌沙市,光复武汉;守则可以拱卫重庆。因此,蒋介石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陈 诚秉蒋之意旨,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在政治方面以建立三民主义新湖北自期,在军事方 面以拱卫首都自负”。

    当时,湖北全省七十一个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 ,数十万军队之物资补给困难。为实现军需独立之计,陈诚亲理省政,实行所谓“二五减租”、“民生主义 经济政策”和“计划教育”等。

    陈诚上任那年,鄂西屡遭旱灾,民食军粮两感焦急。他细察之后,发现农民耕地,正粮收获都归地主, 只有杂粮方归佃农。而稻子枯死愈早,反可提前播种杂粮。因此,农民对于稻子之早旱枯,漠不关心。于是 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他说:“渠生长农家,深知农民痛苦。要解决农民痛苦,最简捷的办法,便是减租 。”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农民佃租,定为正产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中先提二成 五归佃农,其余七成五由地主、佃农对分”。但是,当时农村中封建的潜在势力很大,推行新法十分吃力。

    随后,为解后方物资缺乏之困难,陈诚订颁了所谓“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其要点为“十六个字”,即 “增加生产”、“增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他把全省各县分为三级粮食增产区域,分别 指定机关负责推动增产运动。将田赋一律改征实物,以稻谷为主体,亦兼收其他杂粮。为减少法币的流动量 ,藉以稳定物价,以民生日用必需品为限,实行物物交换。另外,由行政和业务部门统筹负责,以生活日用 必需品为限,从省级公务人员到民众,按大人小孩定量,实行凭证分配。政府通过这些办法,从物资生产到 物资分配都严格管制起釆。
    陈诚(1898.1.4—1965.3.5),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国民党一级陆 军上将(1947.2),军事统帅。

    陈诚系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于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个世代农家。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 、高曾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 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叔父陈一鹏,系前清贡生。母亲 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八十五岁那年, 寿终于台北。

    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翌年,进了青田县高市小学。课余常和村里一班 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他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 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象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常 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良。距高市三华里许,有一名胜古迹石门洞,高峰插云,飞瀑奔泻 ,风物绮丽。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读书的地方。陈诚经常去那里游 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伯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时,即为之神往。他则取了个“ 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伯温自勉。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 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 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 他父亲只好改变初衷,让他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会两下 子,特别喜欢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翻单杠还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 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 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 成。这时,陈诚已经二十岁了,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便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翌年,带着妻子的嫁 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了业。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 经杭州。他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 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 。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 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 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 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

    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 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 纪的约束,径白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 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 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 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 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 ,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 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 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 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 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 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 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 ,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 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 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 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 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 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刚刚步入军界的陈诚,获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称,觉得日后跟着蒋介石有奔 头。正当他洋洋得意之际,突然接到家母的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当时,他很矛 盾,既担心回乡治丧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思前顾后,还是请假回了老家 。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里土 气的山里老婆,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 ,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 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 发击倒胡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胡旅歼灭。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 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 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 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 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 长。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 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 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 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 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 日,乘夜攻克苏州,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4 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 。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 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严重不愿随蒋倒行逆施,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他又前往谒严,说:“ 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于!”继又含着眼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 的。”严慰勉他说:“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 。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 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 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 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 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 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 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这时,严重正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陈诚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向何应钦代 为解释误会,并由严保荐,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任上海办事处主任,旋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合不来, 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 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 ,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 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 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 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 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 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 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官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 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 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 ,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 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 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 ,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 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 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 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 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 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 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帧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 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 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 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这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 ,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 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 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 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 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6月24日 ,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 ,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 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土日,陈诚 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 ,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 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 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 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 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

    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 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之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 。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 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 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 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 前进。

    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 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 派附员石心志随肖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 。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 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 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 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 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 “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 ,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 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 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 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 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 ,“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 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 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 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 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这年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 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 :“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 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 量子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祥提出要推迟,说:“你同吴舜莲的离婚手续书还没办好呐。”于是,他将第十 八军军部军需主任吴子奇,特地从南昌传动南京,代替其妹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 友人调解,吴氏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欣然接受。他与谭祥结婚之后,感 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 ,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 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 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 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 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 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 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 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 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 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 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 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师长亦 作了红军的俘虏。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 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 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 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 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 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 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 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 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为避免国民党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 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 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蒋,蒋介石也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 、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便去与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 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携同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 与陈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 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 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他听说十 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 :“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 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 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 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 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 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 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 ,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 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 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 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 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 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 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 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 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 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 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 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 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 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 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 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 ,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 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耍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赣之东北与东南、及闽西北之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 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 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 、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 黎川。随即,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 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 。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 ,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 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 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 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 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 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 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 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 、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陈诚根据当时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状况,拟定了整理方案。他认为当时的军情极 其复杂。以派别言,有所谓中央军、地方军,地方军又有东北军、晋军、旧宜军、国民军、川军、滇军等, “实于国军统一团结有甚大之影响”。再以编制言,每师有三、四团者,有五、六团者,有多至九团者,战 斗实力既各有不同,指挥运用亦困难殊多。再言教育,地方军队多系各自为政,很少有中心思想,故教育无 重点,训练欠切实,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至于经理,则有“实费经理”和“委任经理”两种 。委任经理,即包办性质,不敷之数,就地筹措,收支情形也多不公开,流弊百出,纪律荡然。论人事各存 门户之见,论作战则多怀保存实力之心。

    陈诚基于对陆军这种现状的分析,在方案中专门阐述了整理的意义。指出:“最近调查,除新疆、外蒙 、西藏、西康外,计有陆军一百八十个师,又九十四个旅,四十余个独立团,军官约在二十万左右;军费约 耗国家财政总支出百分之七十以上。且此数仅指在中央所辖部队可统计者而言,其他直接取之地方人民者, 更不知凡几。溯自袁世凯滥政以来,养成割据称雄,私兵自卫,不顾国家民族之痼习。因之虽有此庞大之陆 军,而不能扫除革命之障碍。且年来战乱频仍,中央无整军之暇,各人存自满之心。军事学术既日益落后, 战争工具尤异常窳劣,方之列强,几隔一世纪。揆诸优胜劣安之铁证,则革命前途,不卜可知。”

    在这之前,陈诚就曾拟了《整理军事意见》、《国防陆军整理方案》、《陆军整理意见书之补充》、《 整理炮兵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整理原则。如,依国防之目的,由中央确定编制,全国现有之陆军,以不妨 绥靖任务,秉至公至诚之办法,分期抽选官兵,编成国防军;选取之各级军官,均混合编成,以消灭派别系 统之弊,选取之士兵,分别籍贯,按照管区配置,以为实施征兵制之准备,国防军薪饷后之大部,就选取官 兵原属部队之薪饷后拨充之,以减轻政府负担;所选干部,于未编国防军以前应集中训练,以收精神团结, 教育统一之效,等等. 整军方案颁布后,陈诚即分别派员到各部队去,督饬军、师长依照所定编制实施整编 。同时,成立军官教育团,收容编余军官,训练干部。

    这年秋,蒋介石为统一川军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举办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由陈 诚主持其事。他以各军长任大队长,师长任中队长,旅长任区队长,先后办了三期,每期学员约千人,训练 时间为三个星期。主要轮训军队少校以上,文职县长和中学校长以上人员。在训练中,集中灌输“拥护领袖 ,复兴民族,忠党爱国”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军阀的割据观念。

    11月,武昌行营撤销,城防整理委员会隶属陆军整理处。陈诚兼任该会主任委员,着手对武汉城防进行 整理。他针对当时各种不平等条约关系,敌海军深入长江上游,汉口租界敌之潜伏势力,确定城防方针,即 :侧重江防,对敌租界作歼灭之处置。并判断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陆防,使之与江防协 力,以确保武汉的安全。根据这;方针,以武汉为中心,东起北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 ,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的朱山,西经蔡甸附近之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 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的半边山、查家山等处,设计一环形要塞,圆周约一百公 里,核心半径平均一万五千米。并于本防线前后,选掸于战术上有重要价值之地点,施以同等工事,以便形 成阻止堡或支撑堡,增强要塞抵抗能力的弹性。但是,正在实施细部侦察及阵地编成之际,城防委员会改为 城防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随之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1936年2月,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陕北晋、陕交界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日。 阎锡山告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率关麟征、李仙洲等部约十师之众赴 晋增援。红军回师陕北后,陈诚又被调回南方。这时,各受编部队均已整编结束,经历一年的陆军整理工作 暂告一段落。

    这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以抗日为名,联合反蒋。陈诚受任第一路总司令,急调第十八 军经江西入粤。他一面进兵高要;一面亲自入桂拉拢白崇禧。“两广事件”解决后,蒋介石在广州设行营, 陈诚任副主任,处理善后事宜。“八•一三事件”发生后,陈诚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 令,指挥淞沪抗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陈诚的部下曾向他建议:全国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员长不俯顺舆 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军心士气也难维系。陈诚便去洛阳见蒋介石,陈述这一意见。蒋介 石为敷衍舆论责难,接纳了他的意见后,先派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开赴绥远,并准备续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 去协助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进剿李守信的伪军,打击日寇的企图,以搪塞各方的抨击。陈诚奉命赴太原与 阎锡山接洽兵站补给和晋军出兵问题。当他返陕向蒋汇报时,“西安事变”发生,也被扣留于西安招待所。 他对张学良说:“你把老头子扣起来,把中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搞好?”并表示要与蒋共生死,对张说 :“如果蒋遇害,就早一点把我枪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陈诚对同僚说:“这次‘西安事变’, 幸亏共产党方面没有同情张杨的举动。否则会闹成不堪收拾的局面,不仅蒋个人垮台;连同被扣留的高级人 员生命都不能保险。”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 视察地形。部属问他,现在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 ?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眼从命令 ,不好随便揣测。”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 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 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 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看长期作战 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 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 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 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 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 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 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说明此意。蒋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 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白崇禧副总长、黄季宽、 王达夫等会商战斗序列。第二天,与熊天翼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问陈:“返京后,对领袖报 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说:“以分报为宜,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天翼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 的问题。”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 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 之。”蒋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参见淞沪会战)。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 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 ,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 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 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 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 、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 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 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 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 ,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 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 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 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 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 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 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 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 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 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 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 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 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 “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 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 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 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 ,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 “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 :“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 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 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 。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 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 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 (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 :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奴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 。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 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 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 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 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 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 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 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 ,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 、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 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 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 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 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 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 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蒋的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 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 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 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 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一○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 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 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 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 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 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这时 ,左路日军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 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 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 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 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 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 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 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 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 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次年1月,在桂南邕宁、邕钦和邕江南岸遭受打击的各路日军,集结约三个师团向昆仑关实施包围。陈诚 又奉命由韶关转到迂江。正值主持该方面战事的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三十人,研究 却敌与保守昆仑关之军事部署,请陈诚作结论。他看到大多数人均只注意昆仑关正面,而忽略左右两侧,危 险性很大,但没有说出来,按多数人的意见遂成定条。2月,当日军迫近昆仑关时,因左翼方面兵力薄弱, 宾阳、思陇遂被敌近卫第一旅团相继攻占。而昆仑关正面的部队苦战六日之久,给敌重创,被敌广播誉为劲 敌。这时,白崇禧又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了他才陈述自己的意见,令速调整部署,并占领左侧要点,以免 被敌包围。刚好后续部队赶到,乃以有力一部拒敌前进,主力则从贵宾路方面侧击敌人,连克甘棠、古辣、 永淳,威胁敌之后方。敌见态势不利,仓皇窜逃。

    在这期间,陈诚还先后参与指挥粤北、宜昌等战役。宜昌失守后,张治中对陈诚说:“你太老实,这是 任何人都不愿意去的。”当他向蒋介石自请处分时,蒋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这年7月,统帅部 以长江为中心,从第五、第九战区各划一部,建立第六战区。陈诚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 恩施,坐镇陪都之门户。

    第六战区的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湖北、湘西、川东等地。边区地带山岳连绵,形势绝险,进则可反攻 宜昌沙市,光复武汉;守则可以拱卫重庆。因此,蒋介石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陈 诚秉蒋之意旨,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在政治方面以建立三民主义新湖北自期,在军事方 面以拱卫首都自负”。

    当时,湖北全省七十一个县市,比较富庶的已沦陷殆尽;尚能行使政权的不过三十一县,均为地瘠民贫 ,数十万军队之物资补给困难。为实现军需独立之计,陈诚亲理省政,实行所谓“二五减租”、“民生主义 经济政策”和“计划教育”等。

    陈诚上任那年,鄂西屡遭旱灾,民食军粮两感焦急。他细察之后,发现农民耕地,正粮收获都归地主, 只有杂粮方归佃农。而稻子枯死愈早,反可提前播种杂粮。因此,农民对于稻子之早旱枯,漠不关心。于是 决定实行“二五减租”。他说:“渠生长农家,深知农民痛苦。要解决农民痛苦,最简捷的办法,便是减租 。”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农民佃租,定为正产总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由总收获量中先提二成 五归佃农,其余七成五由地主、佃农对分”。但是,当时农村中封建的潜在势力很大,推行新法十分吃力。

    随后,为解后方物资缺乏之困难,陈诚订颁了所谓“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其要点为“十六个字”,即 “增加生产”、“增购实物”、“物物交换”、“凭证分配”。他把全省各县分为三级粮食增产区域,分别 指定机关负责推动增产运动。将田赋一律改征实物,以稻谷为主体,亦兼收其他杂粮。为减少法币的流动量 ,藉以稳定物价,以民生日用必需品为限,实行物物交换。另外,由行政和业务部门统筹负责,以生活日用 必需品为限,从省级公务人员到民众,按大人小孩定量,实行凭证分配。政府通过这些办法,从物资生产到 物资分配都严格管制起釆。

    俞鸿钧 (1954年6月1日—1958年7月14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俞鸿钧(1899~1960)

    中国台湾“行政院”院长(1954~1958)。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任英文《大陆 晚报》记者、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长、代理市财政局长、上 海市政府秘书长、上海市长、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50年后任台湾“财政部长”、“ 中央银行”总裁、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院长。1960年6月卒于台北。

    俞鸿钧(1898年—1960年),广东省新会县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国民政府高级官员,财经专家。北 伐时出任上海市财政局代理局长而迈入政坛,以具备杰出英语能力和财政专长而知名。

    俞鸿钧在上海亦曾担任市府秘书长,抗战初期已担任上海市长,中国政府撤往重庆後调任外交部政务次 长,中央信托局局长,财政部长。胜利後接任中央银行总裁,於动员戡乱时受命主持上海央行黄金储备运往 台湾。国民政府迁台後复任财政部长兼任央行总裁与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 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台湾後备司令部司令。1954年至1958年升任行政院长,因拒绝监察院约询案遭到弹 劾。辞职後复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病逝台北,年六十四岁。对於俞鸿钧之贡献,国民政府曾颁发褒扬令 明令褒扬。


    (1898—1960年) 广东新会人。早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任《约翰声》报总编辑,1919年毕业留校 任助教。旋任英文《大陆晚报》记者。1927年任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不久辞职任上海市政府英文 秘书兼宣传科科长,主编《市政周刊》。后任市财政局代理局长、参事、秘书长等职。1936年代理上海市市 长,l937年7月任市长。抗战爆发后任中央信托局常务董事,驻香港办理外交事务。1941年6月任财政部政务 次长。8月任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中央信托局局长。 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同年兼中央银行经济研究 处处长,1945年5月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任中央银行总裁。1946年2月辞中央银行总裁职,3月 为国际货币基金及 国际复兴建设银行理事,6月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1948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 事面临崩溃,蒋介石改组政府,又任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授意他进行币制改革以挽救危机。1948年8月 19日出台了实行金圆券的一系列办法,为了逼勒黄金、美钞,蒋介石又任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负责上 海地区的经济管制工作,在短时间内收兑了大量金银外币。1949年1月,蒋介石退居幕后,俞鸿钧也辞去中 央银行总裁一职,任中央银行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1949年4月代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赴台后任国民党 “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兼交通、农民银行董事长。1953年4月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1954 年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958年7月辞职,专任国民党“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6月1日在台湾去世。

    陈诚 (1958年7月15日—1963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严家淦 (1963年12月16日—1972年5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1905—1993年)字静波,江苏吴县人。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在福建省政府建设、 财政两厅任厅长。抗战胜利后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通、财政两处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该行前身为 日本银行台湾办事处,1896年设立,1899年改组为台湾银行,有发行货币权,主要在福建流通。1919年“五 四”运动后才在市面上消失。太平洋战争后台湾银行奉命接收美国友邦、荷兰安达、荷兰银行,与朝鲜银行 一起成为控制中国金融的南北两翼。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被国民政府接收改组后,有台币发行权、代理国 库权,隶属台湾省政府,具有省银行的性质。有分支机构二十余处。1950年后严在台湾任国民党“经济部” 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 1975年4月年任“总统”。1978年5月去职,为国民党中央常务 委员会委员。1993年12月24日去世。

    (1904--1993)乳名雨荪,初名静波,号兰芬,字静波,江苏吴县人。少时曾就读于 木渎小学,192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1年任京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材料处长。1939年调任福建省政府 建设厅长、财政厅长,因设计推行“田赋征实”制度,名噪一时。

    1945年出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案。未久赴台,就任台湾行政长 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同年,严家淦到了台湾。1946年,严家淦转任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 ,筹划建立台湾财政金融制度。1947年,严家淦出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

    1948年一度内调筹备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 定台省金融。1950年复为陈诚擢任“经济部长”兼“美援会”副主任委员,嗣任“财政部长”,初建财经班 底。1954年,严家淦出任台湾省主席,主持台湾省政3年。

    1956年4月,台湾当局创立了“国民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严家淦任主任,蒋经国任副主任,主 持实际工作。1957年转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美援会”主任委员,“经济安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次 年回任“财政部长”。

    1963年12月,国民党中常会讨论“行政院”改组问题时,蒋介石提出了换人方案,同意陈诚的请辞,并 提名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是年,严家淦上任“行政院长”,兼任“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63年12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代替陈诚,为“太子” 登基担负起了“护航”的任务。1964年3月,严家淦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政务委员”。是 年,大陆经济全面好转,同年爆炸了原子弹,两岸强弱悬殊更大。严家淦对外称,“中共核爆炸绝不影响反攻 大陆政策”。

    1966年被蒋介石擢为“副总统”,仍兼“行政院长”。1967年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主持台湾 财经事务,策划和制定多项重大财经法案,为台湾经济建设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财经系统也成型壮大。1969 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院长”仍由严家淦兼任。1972年再度当选“副总统”,“行政院长”则由 蒋经国接替。

    1975年4月,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旋即领衔推举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暨中常会主席 ,拱手将最高权力转移至蒋经国手中,时称“蒋严体制”时期。在严家淦担任总统的3年中,除了扮演“宪 法”上的“元首”角色外,对于重大决策决定,都与蒋经国密切协商,共谋解决之道,使政治体系的运作, 并不因权位的名实不符而生龃龉之感。严家淦登上“总统”宝座后,没有人歌功颂德,他在蒋介石生前是默 默无闻的“副总统”,蒋介石死后又成了默默的“总统”。他小心谨慎,本分地充当好“过渡总统”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名在严家淦,权在蒋经国,这种“严蒋体制”使无为和有为得到了绝妙的结合。因此 ,当一届六次“国民大会”来临之际,严家淦以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写了一封信 ,提名蒋经国为国民党第六任“总统”候选人。

    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同意严家淦建议,决议向十一届二中全会提案,提名蒋经 国为第六任“总统”候选人。对于严家淦的让位和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蒋经国也表示感激之情,称赞 严家淦。蒋经国在赞扬严家淦的同时,制订并通过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根据此规定,卸任“总统”享 有7项待遇责任:邀请参加“国家大典”;依现任“总统”月俸按月致送终身俸;供应房屋及其设备;供应 交通工具;供应处理事务人员及事务费;供应保健医护;供应安全护卫。严家淦卸任后,蒋经国对他一如既 往,仍予以重任,由严家淦主持党内若干重要会议,并就重大决策征询严的意见。

    1978年5月,严家淦卸任”总统”,任中常委兼“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国民党元 老身份提供建言。1978年7月,蒋经国核定由严家淦 继续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同年 10月,国民党中常会决定以严家淦为召集人,成立由7名常委组成的“提名审核小组”,负责对参加增额“ 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党籍候选人审核、提名。

    1979年,严家淦被推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86年3月任“十二人革新小组”召集 人,对政治革新要务进行研议。同年因患脑溢血住院,从政坛隐退。

    1993年12月24日晚10时,严家淦因心脏衰竭,病情转危,经急救无效而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终年 90岁。

    蒋经国 (1972年6月1日—1978年5月29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男,字建丰,浙江奉化县人。蒋经国系蒋介石的长子,曾 任"中华民国"第六—第七任"总统"(1978年—1988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 长"、"国防部长"、"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等职。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早年经历

    蒋经国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所生。蒋经国1910年出生於浙江奉化;1922年到上海读书;蒋经国15岁 时,也就是1925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後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中有 比他大六岁的邓小平。蒋经国1927年毕业於莫斯科中山大学。其间曾正式加入苏联共产党。国共关系恶化後 ,遭史达林扣留下来当人质。由於涉及史达林与托洛斯基的党内斗争,曾被下放至西伯利亚,其间与白俄罗 斯姑娘芬娜(後改名蒋方良)结婚。

    1937年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带子回国。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9年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 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据说政绩卓越,有称其为"蒋青天"者。1944年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处处长、 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1948年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至上海进行经济管制,与孔宋集团发生正面 冲突,工作受阻。

    1949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进行中央银行外匯黄金移存台湾事宜。国民政府迁台後蒋经国於1950年担任 总政战部主任,负责政工改制工作。旋兼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统筹臺湾的情治 工作。同年7月担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进入党内决策核心。1952年主导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现名「中国 青年救国团」)成立,增加其在教育机构与青年学生的影响力。1954年担任国防会议副祕书长。此後蒋经国 歷任要职,包括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6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57年)、 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国防部长(1965年1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1969年6月)、 行政院长(1972年5月29日)等职。

    蒋经国曾在1966年访韩、1967年访日。1970年第四度访美时在纽约遭到台湾青年黄文雄、郑自才企图刺 杀未果。

    1972年,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1975年,继蒋介石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 主席。1978年经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1984年连续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七任总 统。1988年因糖尿病引发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职务在司法院长林洋港监誓下,由"副总 统"李登辉依宪宣誓继任。

    由於1978年美国宣佈将与中华民国断交,次年发生美丽岛事件,国内外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而後为 了因应国际情势的演变,及解决国内政治改革的需求,在蒋经国执政晚年逐步开始自由化的改革,先是未犟 力镇压民主进步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继而於1987年宣布解严、开放赴中国大陆探亲,次年开放报禁。

    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经济发展

    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臺湾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并使臺湾成为「亚洲四小 龙之一」。

    推动政治民主化

    蒋介石逝世後,臺湾社会由追求经济的富裕,转向追求政治的民主。这段期间发生的中坜事件(1977年) 及美丽岛事件(1979年),反映此股趋势的隐隐胎动。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面对来自海峡对岸、国际局势 和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蒋经国很早就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 臺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得以继续维持。民国七十年代(1980年代),蒋经国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 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到国会改革。

    蒋经国开始思考解严以及国会改革问题萌芽较早,据称曾交待马英九研究「戒严」(martial law)的意 义,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戒严的观感。1987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 人葛兰姆(Mrs. Katherine Graham),正式告知对方「中华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台湾的"民主改 革"踏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此後,《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勘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勘乱 时期人民团体法》的草拟工作,曾遭遇党内质疑大幅度开放自由权利是否合宜的声浪。蒋经国之回应是,「 解严後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国民党必须持续改革的基调因此确定。

    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臺湾与澎湖地区正式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金门 与马祖则在数年後解除战地政务。蒋经国「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确定了台湾朝向民主改革不可逆转的 方向。随後又解除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报禁。

    政治评价

    蒋经国是大多数台湾人民所认同的政治领袖,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历任"总统"中,唯一符合政治家定 义的"总统"。

    正面评价

    解除戒严令,使台湾社会恢復实态宪政,促进"政治民主化"。

    大量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如李登辉、林洋港),使国民党逐渐本土化。

    "行政院长"任内推动十大建设让台湾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长。

    创设"救国团",灌输青年爱国观念,并给予青年户外活动参与社交的空间,培养团队精神与接触大自然 的机会,推动团康舒解苦闷有效减少青年自杀率。

    关心基层民众的生活,并实际走访台湾各乡镇以了解地方实际需要,勤政爱民,成为台湾走透透的始祖 。

    在集权政权中罕见的以统治者自身的清廉为表帅,借以维持政府的清廉,发挥政府团队的廉能政治。

    负面评价

    纵容特务政治,助长白色恐怖。

    孙运璇 (1978年5月30日—1984年5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孙运璇[1](1913年—2006年)是中华民国著名的技术官僚、知名政治家,本籍山东蓬莱县。他毕业于哈 尔滨工业大学,国共内战期间随国民政府前往台湾,曾前后担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 、经济部部长与行政院院长。在将近二十年的部长与行政首长的任内,他推行十大建设、促进新竹科学工业 园区的成立,规划台湾早期科技政策﹔不但普遍被认为是台湾科技产业之主要奠基者,也堪称是“台湾经济 奇迹的推手”。1984年2月24日,身为行政院长的他因罹患脑溢血而一度病危,不久更因身体状态无法视事 而黯然下台。

    经过漫长复建后,中风后的孙运璇之病情却仍一直不甚理想,且以轮椅代步。不过即使失去部分语言及 行动能力,淡出政治圈的他于国民党﹔甚至台湾政坛内仍受普遍景仰,并曾于四年内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两度 替该党总统候选人连战站台助选。2006年2月间,他因其并发症病逝于台北,享年93岁。
    生平

    早年生活

    孙运璇出生在山东蓬莱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亲孙蓉昌不在身旁等因素,孙运璇幼年生活必须仰赖家 族接济并因此遭到部分远亲族人欺负。不过与母子相依为命的他,却从此养成了好强的个性。

    1925年,从小一直想当个文学家的孙运璇,接受了父亲孙蓉昌“中国需要工程与俄文人才”的意见,与 父亲一起离开家乡前往哈尔滨,进入专为俄侨子弟举办的俄侨实业中学,学习俄文。1927年,孙运璇如愿考 入俄国人主办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开始了七年[2]的大学生涯。在大学时代,孙运璇成绩极好,在1934 年毕业时,负责口试的俄国教授,一致通过将他的毕业论文打了“满分+”的分数,孙运璇以当届第一名的 成绩毕业。而由于自小就必须看他人脸色过活,青少年时期又离乡背井、寄人篱下,让孙运璇培养了应对得 体,苦干实干的态度,这段生活对他日后的性格,影响极大。


    抗战时期
    1934年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后,由于当时东北在日本人管制之下,日 本人尤不愿东北训练出来的人才,回流关内,孙运璇只好改扮商人进入关内。回国后,孙运璇先与母亲前往 天津,投靠当律师的父亲,后又经介绍加入江苏省连云港电厂建设。1936年因为发表的论文“配电网新算法 ”受到赏识,而加入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筹备与建设。

    1937年,抗日军兴,孙运璇一开始从事战时临时电厂的装配工作,后又接受指示,在中央没有任何支援 的情况下,就地组织了一个骡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徒步越过秦岭与大巴山,将湘江电厂锅炉,从陕西迁移 到重庆大后方去。后来他又奉派至青海,盖了当地第一座的电厂,并担任厂长。而后由于他在迁厂与建厂方 面的表现,1942年,中央决定派遣孙运璇等人,前往美国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参观见习,并获准在美国进修, 以便从事战后复员的工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

    技术官僚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孙运璇奉命抵台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当时的 台湾电力在盟军轰炸下可谓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而原服务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三千名日 籍技术员,却奉令必须撤退回日本。孙运璇在日籍技术人员纷纷返国,手中缺人又缺料的情况下,与台籍工 程师朱江淮等人合作,找来了一群尚在就学的台北工专、台南工专三、四年级学生,四处拼凑零件,一边修 理,一边学习,在五个月内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展现了他于技术专业与工程管理方面的长才。

    1950年,国共内战失利后,迁台的国民政府外汇存底将近枯竭,可说是濒临破产。同年,孙运璇升任总 工程师。经过多方交涉,孙运璇终于向美国西屋公司借贷了200万美金,陆续完成了乌来水力发电所、台湾 东西部配电联络线、立雾发电所、新竹变电所等设施。其中又以台湾第一个自力设计安装的乌来水利发电厂 最具重要性。由于这个阶段的成绩,美国也才恢复对台电的信心,加上韩战爆发后,美政府重新支持台湾国 民党政府等重要因素,美国开始大力支援台湾的电力建设。至1957年,台电的发电容量已经跃升了一倍。在 此阶段,由于水力发电的不可靠,孙运璇决定了台电未来“火主水从”的电力政策,大力发展火力发电,结 束了台湾轮流停电的岁月。

    此后近二十年,孙运璇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至台电的总经理,任内争取美国对大甲溪综合开发计 划的支援,规划德基水库,并引进“目标管理”的公司制度,执行“乡村电气化”,在乡村不惜成本铺设电 力网络,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超越当时的日本、韩国,达到99.7%,而由于员工力行所谓的“台电文化”,台 风天中辛苦修复电力设备的台电员工形象,也是在这个时期深入台湾民众的心目中。


    1964年,因为在台电的成绩受到世界银行的青睐,且考虑到家中人口浩繁,薪水不敷开销,孙运璇 同意受聘前往当时受世界银行扶助的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执行长的职务。在任职的三年内,孙运璇 率领国际团队推动尼日尔河水力发电计划,尼日利亚的发电量因此增加了88%。不过因在台母亲病重,且孙 运璇遵守当年对陈诚“回国服务”的诺言,因而于1967年辞职返台。

    交通部长与经济部长

    1967年底,以技术官僚身分受台湾政府高层重视孙运璇在严家淦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一职。孙上任后 ,首先推行农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此后交通部在全国广建道路,奠立了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而此时 正值十大建设之规划期,而十大建设之中,与交通有关者共有六项,包括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 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均由孙运璇负责规划。

    1969年,因经济部长陶声洋突罹癌过世,孙运璇转任经济部长。1970年,台湾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盈余 。不过随后发生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事件与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机,却严重打击了台湾经济。身为内阁中 的经济部长,孙运璇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以经济合作计划换取稳定的中东油源。不过国际原油价格飞涨, 台湾也陷入物价蠢蠢欲动的窘境。孙运璇基于个人信念,本来对于物价管制十分坚持,不过最后还是接纳经 济学者的意见,与李国鼎等人建议政府放手让民生用品价格一次涨足,以消除预期心理,最终化解经济危机 。

    为挽回各方对台湾经济的信心,1972年开始,蒋经国内阁开始一连串的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孙运璇 力排众议,仿效韩国的“科技研究院”,成立以政府资金为主的半官方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突破政府法规 限制,以高薪聘请归国学人,从事产业研发。当时立法院认为工研院乃政府出资,却因财团法人之地位,政 府并没有管理权而大力反对,后因孙运璇坚持才得以成立,孙运璇也因此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1974年,经济部长与相关官员规划甚久的十大建设正式启动。该计划除了创造就业,台湾也借此开始推 动产业转型,诸如中国钢铁、中国造船公司、中石化,都在这时候孕育出来,成为台湾重工业的基础。同年 ,孙运璇经与旅美学人潘文渊深谈之后,决定半导体产业为台湾19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发展重点。于一片 反对声中,以官位去留做为宣示的他,在坚持成立工研院技术顾问委员会后,终于自美国RCA(美国无线电 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技术移转(后称为RCA计划),取得了集成电路的技术。

    1977年,孙运璇极力协调国防部,征用新竹所在的科学园区的用地后,并于1980年代初顺利完工。俨然 成为台湾科技产业的主要基地与集成电路示范工厂的该园区落成后,台湾成为当时可以生产集成电路的少数 地区之一。事实上,孙运璇一手擎划的工研院与半导体也皆成为1980年代-2000年代的台湾产业火车头,今 许多科技业名人如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人,均出自工研院,而21世纪初的台湾首富张 忠谋于建立台积电前也担任过工研院院长。
    行政院长

    1978年原行政院长蒋经国当选总统后,随即拔擢孙运璇担任行政院长一职,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台美断 交事件。当时孙运璇除了以爱国捐献活动来化解民间对美国与政府的不满,并宣布开放国民自由出国观光的 政策如期施行,新竹科学园区也依照预定计划,于台美断交十日后开工,吸引许多台湾旅外科技人士回国创 业,以此挽回国民对国家的信心。并推动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让台美双方在断交后依然保持 实质关系。

    1979年,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国民党政府借由事端大量铲除台湾反对党力量。孙运璇虽是技术官僚出 身,却也不免卷入此政治事件。一般来说,由蒋经国主导的该事件处理与监禁异议人士决定,无法置喙的孙 运璇所扮演的角色,常引人争议。例如在立法院遭到党外立法委员的严厉质询,他就曾说:[3]:“高雄暴 力事件绝非官民冲突事件,而是少数分裂分子殴打执行公务的宪兵与警察。....根据军事审判机关起诉书, 其中八名有叛乱罪嫌,依法军事审判;其余无叛乱罪嫌者,全交由司法审判。本案现在已进入司法程序之中 ,行政部门自当尊重司法独立,由司法单位依法办理。”此声明虽于1980年代初期台湾尚属温和,但其反民 主立场成为了他日后少数被质疑的施政经历。

    虽然在民主政治改革上,孙运璇并无贡献任何力量,不过在经济方面,他的先知卓见的确是台湾经济奇 迹的关键因素。1982年,孙运璇为加速国家科技发展,明订了“自动化、资讯、材料、能源、生物技术、雷 射、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等八大重点科技。其中的自动化、资讯与材料发展颇受好评,不过执行方式却受 到质疑。这些质疑包括政府投资补助的对象良莠不齐,八大科技的范围过于广泛等。“有的似乎是在科技界 多数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少数人‘悄悄’列入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决策方式,已足令人吃惊。 ”[4]。不过事后至少在资讯发展与产业自动化上,台湾还是因此取得进步。另外在同年,针对经济发展带 来的城乡差距与贫富不均,孙内阁推出了“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以两百亿的资金,缩 短农民与非农民所得的差距,并加强农村福利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准。而孙运璇这时经常轻车简从,四处 察看工程进度,也因而累积了不少的民间声望,受到许多基层百姓的支持。事实上,孙运璇担任行政院长期 间,台湾在货币稳定与通货膨胀不算严重的情况下,国民所得从1977年的1182元,在短短六年内将近翻了三 翻到1984年的3134元,而此期间平均近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更为世界第一。

    接班之谜
    1984年二月,孙运璇在行政院长任内,因突发脑溢血(中风)开刀,自此不但失去部分语 言及双手活动能力,且也造成了下半身无法行动。不久之后,他就以健康原因辞卸行政院长职务,从而淡出 政坛。因为他与总统蒋经国于公于私均关系密切,政坛一度盛传他是经国先生属意之总统接班人,而孙运璇 却于任内积劳成疾,打乱了蒋经国的接班计划,日后李登辉才有机会接任总统之位。

    支持此一传言的主要是前行政院长郝柏村。郝的回忆录称“有一天,经国先生在大直官邸对郝柏村说, 让孙运璇再任六年行政院长,历练更丰厚,六年之后,就可以选总统,于国、于民都是很好的福祉。”。不 过反对此说法的学者与政坛人士认为,蒋经国在孙运璇中风前之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即已提名李登辉为副 总统竞选搭档,于史有据。如周玉蔻即指出其在写作李登辉的一千天时,曾针对此问题请教宋楚瑜,宋楚瑜 举出蒋经国在心脏病开刀安装心律调节器时,曾请他转告当时的副总统李登辉为例,说明当时蒋经国已有若 病情恶化将政权交给李登辉,且视其为接班人的意思。加上蒋经国晚年推行本土化,致力于台湾籍人士如林 洋港、李登辉等的培植,因此孙运璇应非蒋经国心目中的接班人。

    晚年

    中风后的孙运璇仍偶有露面,但需以轮椅代步,身体虚弱,只有偶尔出席公益活动和国民党活动,他曾 拍摄公益广告呼吁大家注意自身健康,按时量血压,他也是董氏基金会的名誉顾问。1996年,孙运璇的旧同 事与旧部属如徐立德等人共同成立了孙运璇学术基金会,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担任董事长,并由孙 运璇在“科技发展方案”时,在半导体等产业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如当时台电公司董事长张钟潜,中兴工程公 司董事长张斯敏,联华电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台积电公司董事长张忠谋等人担任董事的职务。一开始基金 会以表扬优秀公务员为主,后来也扩及了公共政策的研究、举办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事业。

    因为政绩斐然,即使失去部分行动能力及淡出政坛的孙运璇,仍常被视作国民党的精神领袖之一。也因 此,连战四年内的两次总统竞选活动过程中,孙运璇不但曾表示支持,亦也抱病站台助选。2005年之后,因 病情不复乐观,孙运璇就相当罕于出现于各种公众场合。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活动,是2005年8月16日出 席马英九领取国民党主席当选证书之仪式。

    孙运璇于2006年1月30日因呼吸困难送往台大医院转到荣总,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急性心脏衰竭及 急性肺水肿;2月2日曾一度发生心跳停止,后经抢救恢复心跳;2月14日晚上出现败血性休克现象;2月15日 0时33分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93岁。

    孙运璇逝世后,灵堂设于荣总介寿堂,供民众哀悼,并于25日由总统府以国丧办理治丧事宜,以连战担 任主祭,覆以国旗、国民党党旗,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及五院院长也都前往致祭。公祭结束后,安葬 基隆七堵的欣欣墓园。


    个人生活

    孙运璇与俞蕙萱在上海结婚。俞蕙萱出身商人家庭,在物资缺乏的当时,上海的娘家中竟有三艘游艇, 可说从小生活富裕;不过因战乱影响,孙家举家迁往台湾避难,十几口人,挤一间房子,只靠孙运璇一个人 的薪水过活。每过月半,薪水告凿,就需要俞蕙萱拿出首饰典卖,贴补家用。俞蕙萱曾经回忆,在她怀孕时 ,孙运璇要买颗卤蛋给她补身体,还要藏在衣袋内,进房间才敢拿出来,家中的小孩,衣服也是缝了又补, 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给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饭,“要配著番薯一起煮,有三、四样菜,大都是青菜、豆腐, 每个人夹两筷子,就盘子见底了。”加上孙运璇母亲的医药费,就占去了薪水的一半,生活因而十分辛苦。 直到孙运璇接受了世界银行在尼日利亚的职务,由于薪水较优渥,三年下来,生活方有改善。日后由从政至 逝世的这段期间,除公家供给之宿舍以外,从未另外购置其他不动产,家中一套沙发也已有几十年历史,夫 妇两人物质欲望并不高。 孙运璇坚持不收部属礼物,不拿回扣,也曾经因此被批评不通人情。

    不过也有部分泛绿人士批评,自1984年孙运璇中风以来,成为总统府有给职资政长达二十多年,每月有 薪水、配给、司机、护士、安全人员,并且长期占据公家宿舍(土地市值三亿,不必付租金、房屋税),却 仍被美化为买不起房子的“清廉形象”(事实上根本不需要房子),有名不符实之处。

    孙运璇一共育有四名儿女。长女孙璐西(现任教于台湾大学)、次女孙璐筠、长子孙一鹤与么儿孙一鸿 。孙璐筠于英国货币市场任职。孙一鹤继承父亲衣钵,成为电机工程师,孙一鸿则成为土木专家,两人皆旅 居美国。

    施政评价

    总的来说,孙运璇以技术官僚的身份,在部长与院长任内,台湾经历了退出联合国、台美断交、台日断 交、石油危机等事件,台湾经济不但没有因此崩盘,反而蒸蒸日上,外汇存储迅速累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 一,孙运璇可说功不可没。尤其是集成电路的技术转移案,虽然耗费了一千万美元来完成,日后却为台湾创 造了一兆新台币以上的年产值,堪称最正确的决策。不过对于他任内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如美丽岛事件、 陈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晚年则是透过了儿子孙一鸿之口,表示了遗憾,并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他 也无法说什么心中想说的话。

    然而孙运璇任内大力发展工业建设,却不重视环保议题。举凡山坡地滥垦滥伐,河川、海洋严重污染, 土质日渐沙漠化,也为后来台湾环保“污染输出”蒙上阴影,目前后遗症仍深远影响台湾。而过于重视工业 经济建设而忽略文化、环保建设,也是令人诟病之处。

    因为瑕不掩瑜的施政成绩与极高民间声望,孙运璇普遍受台湾各界景仰。例如2003年间,天下杂志针对 历年的台湾政治人物以中小学教师与家长为对象展开民调,孙运璇被评定为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于该 统计数据中,他所获得之正面指数,不但高于蒋经国,比起2000年代初期台湾朝野热门的政治人物如连战、 宋楚瑜、吕秀莲、陈水扁等人,更是超前许多。

    2006年,在孙运璇过世之后,台湾掀起了一阵怀念孙运璇的风潮。无论泛蓝还是泛绿的政治人物,对于 孙运璇都是赞誉有加,公祭时数万民众送行,许多科技人更视孙运璇为台湾科技产业之父,纷纷撰文纪念孙 运璇。这个现象的形成,或许与今日的台湾政经环境有关。由于台湾近年来政治上的不安定,与经济的不景 气,部分民众开始怀念过去技术官僚主政的年代。联合报2006年2月16日的社论指出:“今人纪念孙运璇, 不但是尊敬他个人的施政功绩和操守典范,也感叹今昔政治文化及政治习气的强烈对比。在当今台湾以改革 开放为标举、凡事大鸣大放的气氛中,与往昔相较,反而令很多人由衷怀念前辈政治家的风范,并且对当年 有纪律、重专业的政治风气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文末感叹“那个以“正直作人,勤恳做事”为风气的时代 却是一去不回了。”正是这一类观点的代表。

    对此所谓“孙运璇现象”,也有部分人士提出反对的看法。持相反立场的人指出,过去台湾威权领导的 政治环境,较易尊重由基层技术出身的政务官带领,有利于进行各方面政经改革。当社会变迁渐趋向多元与 开放,民间自主群体的影响力蓬勃发展,“大有为政府”的观念被视为保守、与时代脱节的角色而相形弱化 。  

    俞国华 (1984年6月1日—1989年5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俞国华(1914~ )

    中国台湾“行政院”院长  (1984~1989)。浙江奉化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任职于军 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武昌及重庆行营。1936年起任委员长侍从室秘书,历经西安事变、两广事变及抗日战 争。1942年随蒋介石访问印度,翌年又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经济  , 1946年转赴英国伦敦继续从事研究。1947年出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 。1951年改任国际货币基金 会副执行董事。1955年到台湾,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致力于发展外贸工作。1961年调任台湾“中国银行 ”董事长兼“中国产物保险公司”董事长。1967年12月出任“财政部长”。1969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同年转任“中央银行”总裁。1977年又兼任“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1984年6月由蒋经国提名 任“行政院”院长,1989年5月辞职。

    李焕 (1989年6月1日—1990年5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李焕(1917~ ),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台湾“行政院长”(1989~1990)。字锡俊。湖北汉口人 。先后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所。曾任沈阳日报社长。到 台湾后任“国立政治大学”等校教授。1952年协助蒋经国筹建“救国团”,历任主任秘书、副主任、主任等 职。1977年辞去“救国团”职务,转任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工作 会主任、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79年筹办“国立中山大学”并 任校长。1984年出任“教育部长”。1987年7月调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党务工作。1989年6 月继俞国华出任“行政院长”。

    郝柏村 (1990年6月1日—1993年2月26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郝柏村(1919~ )

    中国国民党军事将领,台湾“行政院长”(1990~1993)。江苏盐城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2期。后 任职胡宗南军中,曾任驻印远征军炮兵连长。1950年到台湾后升为炮兵指挥官。1958年金门炮战时,任师长 ,守小金门,获蒋介石颁赠“虎”字荣誉旗、四等云麾勋章。曾在美国陆军炮校高级班和美国陆军参谋大学 进修。1964年晋升为中将。1965年任“总统府”侍卫长。后任第一军团司令、“国防部”作战次长、“陆军 ”副总司令。1977年任“陆军”总司令、副参谋总长、晋升为“陆军”上将。1981年任参谋总长,得蒋经国 信任,主持警政安全、军事情报等工作。1990年出任“行政院长”,1993年2月辞职。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 副主席。

    此次一别家乡整整60年,一个甲子,他都没有机会回家乡一趟。

    1940年,郝柏村炮校学习结束后,分在炮兵14团5连任代理连长。先后驻防在湖南邵阳、广西兴安一带。 1944年,又被派到重庆陆军大学第20期学习,学习结束后,升任炮兵14团参谋主任,随部队先后驻防郑州、 徐州,于1948年初调防沈阳。辽沈战役前夕,郝柏村奉命离开部队,到南京国防部待命,后被分配去陆军 196师任上校参谋长,驻防湖南衡阳。

    渡江战役前夕,郝柏村离开部队来到上海,旋即又来到重庆,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县城的永川中学当半年 教员。

    1950年春,郝柏村由香港辗转来到台湾,凭个人资历,在炮校谋了个教员职位,两年后升任炮兵学校总 教官。1954年,被送到陆军大学将官短训班培训一年,结业后,被分到第三炮兵上校指挥官。1958年8月 升任第九师少将师长兼战地指挥官,戍守小金门。后又被送到台湾“三军联合参谋大学”将官班深造,旋又 被派往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1963年回台湾,出任陆军第三军副军长。1964年4月晋升金门防卫部中将副 司令。同年10月,台湾举行“双十节”阅兵,国防部指派郝柏村为阅兵总指挥官。第二年,郝柏村接替胡琏 ,出任总统府的侍卫长。

     

    郝柏村先生1919年出生于盐城郝荣庄(今盐都葛武镇郝荣村)。6岁起在本庄净土庵读私塾三年,后又到 尚庄小学和盐城县立第二小学念书。13岁小学毕业后考取盐城中学读初中。1935年,16岁的郝柏村考取了常 州中学高中部。因家境不十分宽裕,他便放弃了念高中的打算,来到南京,报考不需缴纳任何费用的黄埔军 校。经初试和复试,郝柏村被录取为军校第12期新生。当时军校分步兵科和炮科,郝柏村分在炮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校由南京迁到庐山,不久又迁到武昌,因形势逼人,军校加快了教学步伐,黄 埔军校第12期学生于1938年元月提前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后放假两周,郝柏村回到家乡,休息两周,返校后 被分到湖南宁陵炮兵学校,学习由苏联援助的火炮使用技术。

     

    1981年10月,郝柏村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晋升为一级上将。在198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是中常委中唯一的一位职业军人。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 李登辉上台,郝柏村被留任参谋总长。1989年11月任国防部长。1990年初春,被提名出任行政院长,兼任国 民党宪政改革策划小组副召集人,“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任三年多。

    1993年8月,郝柏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任总统府资政。

    退休以后,郝柏村多次来大陆祭祖、省亲、旅游。

    1999年4月3日13时05分,郝柏村先生偕夫人郭莞华,率儿子郝龙斌、郝海婴及孙女郝汉祥一行12人搭乘 华航班机离开台北,经香港转港龙KA810班机抵达南京,开始了他阔别家乡61年以来的首次返乡祭祖扫墓之 行。

    2001年7月,郝柏村率领廿多位台湾高级退役将领赴桂林旅游,其中包括五位上将,多位中将,是台军访 问大陆最高级退役将领团。

    2005年10月,郝柏村来江苏省扬州、盐城两市访问。在扬州这座古城,道出了其心声“踏进扬州就能感 受到这座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扬州变化太快了,真可谓一天一个样!”

    连战 (1993年2月27日—1997年8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连战,字永平,台湾台南人,祖籍福建漳州,1936年8月出生于陕西西安。其祖父连横为晚清 民初一代大儒,早年加入同盟会,著有《台湾通史》。连战之名就是得于祖父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 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致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其父连震东 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曾任台湾省“建设厅长”、台湾当局“内政部长”等职。

    在西安、重庆就读到小学四年级后,连战于1946年随母赴台,1953年考入台湾大学政治系,1959年赴美 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65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1967年在美国任教。1968年,连战返回 台湾任教,担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暨政治研究所主任。

    1975年,连战步入政坛,出任台驻萨尔瓦多“大使”。随后步步高升,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工作会主任 、“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常委、“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 、“台湾省政府主席”。1993年,当选国民党副主席,同年出任“行政院长”。1996年当选“副总统”,并 一度兼任“行政院长”。2000年3月,连战作为国民党候选人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落败。

    国民党下野后,李登辉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之职,连战当选为国民党主席,2001年连任国民党主席,两 次得票率都超过90%。连战执掌国民党后,对国民党进行了创党以来的第三次党务改造,同时积极推动与亲 民党、新党合作,形成了泛蓝阵营。

    2004年3月,连战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搭档,再度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微弱差距落败。在当年12月的 “立委”选举中,泛蓝阵营赢得“立法院”的过半席次。

    在两岸关系上,连战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主张发展两岸关系,致力台海和平。在其党魁 任内,国民党倡议并推动了两次台商春节包机,指派副主席江丙坤率团于3月底至4月初对大陆进行了参访。 在江丙坤率团访问大陆取得成功后,连战随即决定应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以国民党主 席身份率团访问大陆。

    连战夫人方瑀出身台湾大学教授之家,两人育有两子两女。

    萧万长 (1997年9月1日—2000年5月20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萧万长,1939年出生,台湾嘉义人。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学历
    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 1960
    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硕士 1965
    美国乔治 城大学领导人员研习会研究 1972
    美国艾森豪奖学金得主赴美研究 1985

    经历
    外交部驻吉隆坡总领事馆副领事 1966-1969
    外交部驻吉隆坡总领事馆领事 1969-1972
    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科长 1972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第四组副组长 1972-1974
    经济部国际贸易 局第四组组长 1974-1977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副局长 1977-1982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第三任)局长 1982.01.01-1988.09.01
    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8.09.01-1990.01.12
    中国国民党 中央委员 1988-2000
    经济部部长 1990.06.01-1993.02.27
    中国国民党组织工作会主任 1989.12.27-1990.05.30
    经济部能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0.06.20-1993.04.02
    经济部国营事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1990.06.25-1993.04.02
    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 1990.06.02-1993.02.27
    行政 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委员 1990.06.01-1993.02.27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委员 -1993.04.07
    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 1990.06.01-1993.02.27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员 1991.01.31- 1994.12.15
    行政院政务委员 1993.02.27-1995.12.01
    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3.02.27-1994.12.15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1993-2000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 1994.12.15-1995.12.01
    立法院(第三届)委员 1996-1997
    行政院(第十五任)院长 1997.09.01-2000.05.20
    中技社最高顾问2000-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2000.06-2005.03
    中国国民 党中央委员
    两岸共同基金会董事长
    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

    2000年萧万长与连战搭档竞选地区领导人铩羽后任国民党副主席,并以个人身份参加民进党当局召集的 “经发会”、“经续会”等。2005年3月,萧万长辞去国民党副主席一职。

    2007年6月23日,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正式对外宣布将与萧万长共同搭档参选08年地区领导人,并于次日获 国民党全代会批准.

    唐飞 (2000年5月20日—2000年10月5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唐飞(1932年3月15日- )江苏省太仓人。

    学历

    1971年 三军大学空军学院毕业

    1979年 三军大学战争学院

    经历

    1983年 - 1984年 空军联队长

    1984年 - 1985年 空军官校校长

    1986年 - 1989年 空军总部政战部主任

    1989年 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

    1989年 - 1991年 空军副总司令

    1991年 - 1992年 国防部督察部主任

    1992年 - 1995年 空军总司令

    1995年 - 1998年 副参谋总长执行官

    1998年 - 1999年 参谋总长

    1999年 - 2000年 国防部部长

    2000年 行政院院长

    2001年 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

    2001年 - 2004年 美国史丹佛大学访问学人

    生平

    战机飞行员出身的唐飞,在青年时期长年代表中华民国在驻外使馆担任武官,以思想开放与西化在同期 将领中显得相当突出。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升任唐飞为二级上将国防部督察室主任,郝柏村辞去行政院长后 ,唐飞又获升任空军总司令,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李登辉执政末期,升任国防部长。

    唐飞军事经历显示90年代后期台湾从陆军主导走向空军优先的军事路线,陆军掌权的传统逐渐削弱。因 为唐飞任内对国军军事现代化卓有贡献,陈水扁赢得总统选举后为安抚长期倾向中国国民党的国军,并展现 超党派的新政局思考,任命唐飞首位阁揆(为中华民国第二位军人出身之行政院长)。

    中国国民党籍的唐飞在担任行政院长时期,因主张续建核四政策与当时主张废核四的民进党相违背,陈 水扁稍后以唐飞健康不佳为由同意其辞职,唐飞在任不满百日。唐飞卸任后曾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随后即赴美实践其想当学生念书的想法,现仍旅居美国。

    2007年6月初,唐飞组建“台湾前途展望协会”,希冀于台湾跳脱蓝绿迷思,开创未来,发展经济,希望 唤回台湾已放弃政治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将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

    张俊雄 (2000年10月6日—2002年1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张俊雄,1938年3月23日出生,台湾嘉义县人,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海基会”董事长,现为台湾 “行政院长”。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1962年起任律师。1980年任“ 美丽岛事件”案中高俊明、林弘宣等牧师的辩护律师。1983年12月当选增额“立法委员”,1986年12月、 1989年12月当选连任。1986年任民进党创党10人秘密小组成员,11月当选该党第1届中央执行委员。1987年9 月任高雄市党部执行委员。1988年当选民进党第3届中央常务执行委员、政策协调委员会主任委员。1989年 当选民进党第4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92年为民进党福利国连线成员,后任总召集人。1992年12月当选第 二届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1993年12月任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委员。1995年12月和1998年12月 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立法委员”。曾任“立法院内政、交通、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法院” 党团干事长、总召集人。1994年获民进党提名竞选高雄市长落败。1996年6月当选民进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 会执行长。1998年7月当选民进党第八届中常委。2000年任民进党“总统”竞选指挥中心总干事,5月出任“ 总统府”秘书长、发言人,同年8月转任“行政院副院长”兼“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接替唐 飞出任“行政院院长”。2002年2月被陈水扁聘任为有给职“总统府资政”,后因转任民进党秘书长,转聘 为无给职的“总统府资深顾问”。2000年、2004年两次担任陈水扁“总统”竞选总部总干事。2002年7月被 指定为民进党第10届当然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人事评议委员会召集人。是民进党在高 雄地区头面人物。与基督教长老教会关系密切,经常参加该组织活动。2004年12月当选第六届民进党不分区 “立委”。 2007年5月14日就任“行政院长”一职。

         还历任基督教长老教会公报社理事、理事长,高雄市律师公会理事,高雄市平民 法律服务中心委员,志愿律师。1981~1986年高雄市基督教青年会理事长及多家工会法律顾问。1983~1994 年任高雄市生命线监事。

         政治主张:主张“台独”,鼓吹台湾前途须由全体住民共同决定。针对祖国大陆 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 谈判”的立场,表示两岸不妨将主权问题暂搁一边,推动两岸互惠交流,时机成 熟后再谈也不迟。强调“统一的事不应先下定论,如果有一天,大家感觉统一是好的,台湾民意自然会支持 ,两岸就能统一”。现大肆鼓吹“公投制宪”、军购。

    台湾“行政院”05年6月3日宣布,由前“行政院长”、前民进党秘书长张俊雄出任“海峡交流基金会”( 即“海基会”)董事长。

       张俊雄出身法律世家, 受到父亲相当严格的要求,能够以第一名毕业于台大法律系,并 以第一名录取该年的律师特考等等,他的表现着实让父亲满意。张俊雄曾私下表示,学法律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过为了让他符合父亲的深切期望,他在学法的过程中比一般人花了更多的功夫。 在那个年代,子女无 法违逆长辈的意思,所有的压力只能独自承受;他回忆说,当他通过层层的考试之后,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 人生开始完全属于自己。

    张俊雄办公室内挂了一幅字,上面写着“以诚待人,全力投入超越突破”,这是2000年“五二○”当天 ,张俊雄请人手书以自勉的话语,从“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到“行政院院长”,张俊雄都把 这幅字放在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现在看来,这不仅是他处事的原则,也是他心情的最佳写照。
      05 年5月18日,张俊雄谈及两岸问题时表示,当前两岸局势已与五年前不同,台湾主流民意已在此次“国代” 选举展现,他建议大陆不预设前提,与台湾协商对话。台湾对任何议题、场所都不局限,包括“一中”问题 也可谈,希望两岸两会早日对话。这一立场显然很难为大陆所接受。
      张俊雄说,大家在两岸政策上 虽然意见不同,但为了全民生存利益,他相信将会形成共识,这也是大陆政策最重要的支持。海基会扮演的 角色能不能成功,必须靠朝野的和解、全民的共识;维持“台湾主体”意识,以及两岸和解共生,将是往后 大陆政策两大主轴。 
     

    游锡堃 (2002年2月1日—2005年1月31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游锡堃,1948年4月出生在宜兰县冬山乡太和村,自幼家境贫困,曾几次辍学,37岁才拿到学士 文凭。1981年,他当选台湾省议员,正式踏入政坛;1989年-1997年连续当选两届宜兰县长,颇受好评。当 时李登辉很看重他,邀请其出任“交通部长”,但被拒绝。后来,游锡堃离开宜兰,加入陈水扁团队,原本安排他当台北 市副市长,不料陈最终落。1999年,游锡堃当上民进党秘书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他出任“行政院副院 长”,但因“八掌溪事件”被迫下台转任“总统府秘书长”。任内,他的表现让陈水扁很满意,一方面他促 成了“扁连会”和“扁宋会”,组织召开了“经发会”;另一方面,游锡堃一向话不多,这一点让陈水扁很 放心。2002年他出任“行政院长”,组成了所谓的“战斗内阁”,不仅登上了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而 且还一跃成为陈水扁的接班人。2005年卸任“行政院长”。 2006年1月15日,民进党第十一届第二次主席补 选结果揭晓,游锡堃以25397票压倒蔡同荣的16846票和翁金珠的4406票,赢得民进党主席职位。2007年9月 27日凌晨, 游锡堃以简讯方式宣布,即刻起辞去党主席职务。

    谢长廷 (2005年2月1日—2006年1月24日)/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谢长廷,1946年生,台北市人,祖籍地为福建省东山岛铜钵村。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就读于日本 京都大学,并先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及博士课程结业证书。1985年,谢长廷担任外公政会秘书长。1986年起 草民主进步党党纲,并成为民主进步党党名命名者。1986年-1996年连任六届民主进步党中常委。在1981年 -1989年期间还当选为"台北市议会"第四、五届议员;1989年-1996年期间先后出任第一、二、三届"立法"委 员。1990年筹组发起台湾"福利国连线",1996年担任过民主进步党第一届民选"副总统"候选人。1996年6月 至1998年7月出任民主进步党中评委主委。1998年当选高雄市市长。2000年7月当选民主进步党党主席。2005 年任“行政院”院长,后因与陈水扁政见不合,导致任职未满一年就被迫离职。谢长廷在2006年末(12月9 日)参加台北市市长选举,败给国民党参选人郝龙斌。

    英文名:Frank Hsieh
    生日: 1946年5月18日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兴趣: 陶笛、健走

    学历
    1960年 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毕业、大学3年级律师高等考试第1名及格、司法官特等考试通 过
    1972年 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
    1976年 日本京都大学法学院博士课程结业
    2004年 韩国东 洋大学荣誉博士
    2006年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资深研究员

    经历
    1970年 高雄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
    1981年—1984年 台北市议会第4届议员
    1984年— 1989年 台北市议会第5届议员
    1985年 “党外公政会”秘书长
    1985年—1986年 “台北大同扶轮社 ”社长
    1986年 民进党创党发起人、党纲起草人、党名命名者
    1986年—1995年 连任6届民主进步 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
    1988年 “台湾人权促进会”执行理事
    1989年—1992年 第1届“立法委员 ”
    1992年—1995年 第2届“立法委员 ”
    1992年—1997年 “公民投票促进会"副会长
    1995年— 1998年 第3届不分区“立法委员”(第1名)
    1996年 民进党台湾地区第9届“副总统”候选人
    1996年—1998年 第7届民进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
    1998年—2002年 高雄市第2届市长
    1998年 —2000年 民进党第8届中央执行委员
    2000年—2002年 民进党第9届党主席
    2002年—2005年 高雄 市第3届市长连任
    2002年8月— 民进党第10届、第11届民进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
    2005年2月—2006 年1月“行政院”院长
    2006年6月 宣布参选台北市长
    2006年12月 参选台北市长落选
    2007年5 月6日 民进党台湾地区第12届“总统”候选人
    2007年8月15日 正式对外宣布与苏贞昌共同搭档参选2008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谢长廷出生于台北著名的打铁街,出生时家境小康,但后 来因父亲经商失败,家道中落。这也让原来成绩不错的谢长廷,开始放弃学业,沈迷于体操,甚至拿过吊环 项目冠军。当大家以为谢长廷会朝体操路上发展时,他却重拾书本,考上台大法律系。
           二十三岁时,谢长廷取得律师考试第一名,在此后两年,他 接连考上台大法律研究所,通过司法官考试,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留学考试。读完一年研究所之后,前往 日本京都大学深造。
           1979年底的高雄美丽岛事件,改变了谢 长廷命运的方向。谢长廷参与为姚嘉文辩护的工作从而投入政界。1986年9月,民主进步党成立,谢长廷在 其间参与了整合工作,草拟党纲、党章。1994年台北市长民进党内初选出现“长扁之争”,谢长廷因得罪多 人而退出初选,转而担任陈水扁的竞选总干事,使得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1996年谢长廷代表民进党与彭明 敏搭档竞选但落败,1998年,在没有人看好的情形下代表民进党击败试图连任的国民党的吴敦义而成为高雄 市长。2000年7月谢长廷当选民进党主席。2002年竞选高雄市长连任成功,成为民进党的“南霸天”。2005 年任“行政院”院长,推行“和解共生”,但任内政局仍旧混乱,政绩乏善可陈。后因与陈水扁政见不合, 导致任职未满一年就被迫离职,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进修”。

           谢长廷是民进党党内四大天王之一,2007年5月6日,谢长廷在 民进党2008台湾地区领导人党内初选时已领先第二名3万票的成绩独占鳌头,迫使其他三位参选人退出党内 选举,这样谢长廷就赢得了代表台湾民进党参选2008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资格。
           与民进党其它的参选人相比,谢长廷的优势是在民进党内基 层基础好,曾提出过“宪法一中”,即在宪法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以及“一国两市”,即大陆的厦门和 台湾的高雄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就两岸关系而言,谢长廷具有一定的弹性。谢长廷从1998年担任高雄市 长时,就在民进党里勇敢主张直航。2000年,陈水扁当选之后,谢长廷一度想到访厦门,后因陈水扁阻挠而 作罢。他还表示两岸人民不应该有仇恨,并且支持加强两岸经贸往来和直航。谢长廷表示,他当选后会组建 一个联合政府,化解目前“朝野”之间的矛盾。

    苏贞昌 (2006年1月25日—2007年)/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编辑


    苏贞昌 (1947年7月28日—)台湾省屏东县人,前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

    苏贞昌毕业於省立屏东中学、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1980年同陈水扁、谢长廷等人一道任"美丽岛事件" 被告辩护律师。曾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屏东县县长、台北县县长、 民主进步党第四届中常委兼秘书长、台 北市国际青年商会会长、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副会长、民主进步党第一届中常委兼组织部长、民主 进步党创党党员、第三届"立法委员"、台湾省第七、八届省议员。

    1989年出选屏东县长,结果打败了国民党的候选人而当选。1993年,国民党推出台湾省交通处长伍泽元 ,被伍氏以抹黑击败,未能连任。后来转任民进党秘书长。

    1997年参选台北县长,由於前任县长尤清任内政绩有争议,而且贪污连连,选前一天竟有门下被捕,使 苏选情危险,结果在患癌病重的"立委"卢修一下跪求票以後,才能击败国民党的谢深山。当选台北县长。四 年後,面对国亲整合提出候选人王建煊,苏利用四年政绩稳住基本盘,终以87万多票对82万多票蝉连。

    陈水扁於2004年连任"总统"之後,延揽已於2001年连任台北县长的苏贞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2005年1 月30日党内直选党主席,在只有一个候选人的情况下,苏贞昌以99.71%的得票率,顺利当选第11届党主席, 并於同年2月15日正式就任。原本他是行政院长的人选,但有人不愿意出选民进党主席,故唯有由他上阵, 被视为他仕途的错折

    同年12月3日因民进党於三合一选举大败而依党内惯例辞去党主席职务。陈水扁在2006年1月19日任命苏 贞昌为"行政院长",接替因提出预算覆议案不获陈水扁总统支持而负责请辞的谢长廷
    2007年5月12日辞 职.

    2007年5月7日民进党内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经过历时已久的一场恶斗之后,已于5月6日以谢 长廷得票6万2千余张胜出(苏贞昌4.6万余张)告终。

    2007年8月15日,民进党2008参选人谢长廷傍晚在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昨晚与苏贞昌 联络,苏明确向他表示“愿意回应社会期待、担任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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