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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指1976年以后的我国文学家创作活动,是指人们对“文革”后正在展开的文学的命名。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尤其是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而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变化,从此被称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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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中国新时期文学
    类别: 文学 时代: 新时期
    国家: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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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中国新时期文学 编辑

    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艰难启程
    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革,整个社会意识和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采取全面理解和不断发展的态度,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对以往历史重新认识与评价并积极汲取世界范围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这种开放性的思想文化状态,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封闭状态恰成鲜明对比,使文艺工作者普遍开拓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和创造活力;公众的文化视野得以日益开阔;与此同时对民族传统文化也重新予以批判地继承,并力求发扬光大,从而有利于新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这一切,都给新时期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带来深刻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及其正确路线政策的实施,天安门事件获得平反,加上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艺术民主浪潮的推进,文学艺术才出现崭新的局面。1979年10月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总结了中国30年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肯定和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老作家先后重返文坛;大批有才能的年轻作者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产生了许多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作家群”。文学出版物也空前增多,全国仅省、市、自治区以上创办的文学期刊便有近400种。这时期文学的题材、主题十分广泛,不仅含义丰富的社会主义现实题材获得大幅度开掘,而且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题材也获得多角度的表现。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可追溯到1976年4月的天安门革命诗歌创作。当时缅怀周恩来总理和革命先烈的大量诗文,辗转传抄,播及全国,强烈地反映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路线的不满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向往,给予后来新时期文学以深远的思想影响。

    概括/中国新时期文学 编辑

    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粉碎“四人帮”之后至1978年的“拨乱反正”阶段;

    1979年至1984年的全面复苏阶段;

    1985年至1989年的多样化探索阶段;

    1989年至今的提倡社会主义主旋律阶段。

    特征/中国新时期文学 编辑

    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一直在表达着对生命的追寻
    (一)新时期文学风格的特征之一,大众化与多样化。文艺民主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文艺的主人。随着文艺民主的日益完善,随着广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新时期的文艺创作队伍越来越广大,文艺接受对象越来越多,这就使之出现文艺大众化的时代特征。文学创作的终极目的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由于作家自觉地"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创作从不同的层面满足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人生感受、不同文化修养和心理素质、不同个性特征和审美趣味的活生生的个人,所以出现文艺多样化的时代特征。

    (二)新时期文学风格的特征之二,民族化和现代化。如果说"风格即人",也可以说"风格即民族"。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性充分反映在新时期文学中。其文学心态表现出对民族兴衰的强烈关注,对伦理道德的热切执着,以及民族个体化、个体民族化的文学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使之体现出民族化的风格特征。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信息交流的迅速和频繁,使"世界文学"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久经屈辱的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就是民族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在汇入世界文学中也一直有谋求现代化的强烈冲动。新时期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观念的更新就是其风格特征的明显标志。

    (三)新时期文学的风格特征之三,激昂与悲凉交织。一个备受欺凌、贫苦落后的旧中国,今天终于成为独立自主、处于发展、强盛中的新中国。每当新时期文学表达振兴中华、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心爱的大主题时,"激昂"的风格色调便油然而生。我们"打开窗户""睁开眼",直面正视中华民族有那么沉重的历史因袭、重载,而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变革必然带有一双"沉重的翅膀",全方位的改革势必会产生历史的"阵痛"时,"悲凉"无论是理智还是潜意识地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另一基本色彩。激昂与悲凉的交织,会激励新时期文学的艺术风格更加鲜明、更加丰富、更加成熟。

    诗歌/中国新时期文学 编辑

    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深远的文学报刊《文艺报》
    新时期诗歌创作发展的历程

    自1976年至今30年的时间里,新时期诗坛上主要出现过三个潮流,即现实主义的振兴、朦胧诗的崛起和新生代的涌现。这三个潮流,不是像接力赛一样,一个结束,另一个才开始,它们有先后,但有时又是并存的。

    也有人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诗歌概括为三个时期,就是“恢复期”、“重建期”和“变异期”。这个分类也有些牵强。我们还是用教材上的结构。

    (一)现实主义的振兴

    新时期是继“五四”以后,第二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诗歌也面临一个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大解放和大发展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解放”首先就是向新诗优秀传统的回归。有这样三个重要的任务。

    一、突破把诗歌当作“工具”的观念,恢复诗歌审美、娱乐和教育的多种功能。

    中国新时期文学著名诗人艾青

    二、恢复“五四”新文学以人为本的态度,倡导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批判“左”倾思潮对“人”的戕害与压制。三、倡导多元化,鼓励诗人大胆的艺术探索。

    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复兴起点应当是1976年的4月5日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北京市民自发地用诗歌为武器,与“四人帮”作斗争。随后就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但是一般认为,1976-1977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解放,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

    新时期诗歌的诞生一般认为有两个标志,就是1978年4月30日艾青复出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红旗》和同年12月《今天》的创刊为标志。在1976-1977年这段时间出现了一批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诗歌,这类诗歌与“十七年”诗歌模式基本相同。

    重要的作品有贺敬之《中国的十月》(1976、10)、李瑛《一月的哀思》(1976、12)、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1977、1)白桦《群山耸立盼贺龙》(1977、5)等。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你的人民想念你。||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革命征途千万里,他大步向前不停息。’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大地轰鸣:‘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我们对着森林喊:‘周总理——松涛阵阵,‘他刚离去,他刚离去,宿营地上篝火红啊,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文革结束后,一大批诗人走上文坛,这些诗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归来的诗人。

    “归来的诗人”: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而被迫辍笔的一批诗人重返诗坛,形成“归来诗人”这一重要的创作群体。以艾青《归来的歌》而得名。

    这个群体包含了三个层次

    ①一是在1955年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受到牵连的诗人。也是过去的“七月派”诗人。包括曾卓、绿原、牛汉、鲁藜、罗洛、彭燕郊等。

    ②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诗人,主要有艾青、公木、苏金伞、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等。

    ③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从事创作的诗人,也就是“九叶”诗人:辛笛、杜运燮、陈敬容、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

    “归来诗人”诗作的特点是:自白性,在个人经历的自叙中再度体验时代的沧桑。反思性,对人生经验的咀嚼上升为对历史的反思。进取性,将失落与惆怅的情感转化为希望与奋进。

    这批诗人诗歌的个人色彩明显加强,情感因素趋于复杂,诗歌风格由单纯、明朗转向深沉、凝重。 

    另一类是诗坛上新出现的诗人,主要有雷抒雁、杨牧、张学梦、熊召政等。

    从1978年开始,诗坛上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干预生活”的诗歌。主要作品有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曲有源的《关于入党的动机》,李发模的《呼声》等,在当时的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

    雷抒雁(1942-)陕西泾阳人。曾经就读西北大学中文系,1970年入伍,此前曾经有过诗歌创作。1979年,《小草在歌唱》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张志新辽宁沈阳人,文革期间因对文革不满,反对个人迷信,而被“四人帮”的爪牙杀害。被害的原因,过去的说法是反对林彪、四人帮,其实是直接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她认为毛泽东建国后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

    1973年11月16日,在一次犯人参加的批林(彪)批孔(子)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69年在一次批斗会上,张志新烈士公开提出:“强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着,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在狱中,她被轮奸,被迫害导致神经失常,临刑前割喉管时她的脑袋被四个大汉强按在砖头上。

    1979年,当张志新的名字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种媒体之中时,整个中国震惊了!无数双善良的眼睛面对张志新流下了泪水,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相信:仅仅是因为"思想",思想者不但被残暴地结束生命,而且在结束生命前竟然被割断喉管!

    另外一类诗是抨击生活丑恶现象的。像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我们来说一下后一首诗,这首诗是针对当时一件实事而发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解放军某军种的司令员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为了自己盖楼房,下令拆掉一个幼儿园,并且为了楼房设备的现代化,他用掉了国家几十万元的外汇。

    “给你月亮,/你嫌太冷,/给你太阳,/你嫌太热,/你想把地球搂在怀里,/一切,都供你欣赏,任你选择。”

    “喂过你小米汤的/那太行母亲,/手中的木勺,/还在碗里|搅拌着野菜,/当年为你包扎伤口的/洛阳大嫂/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最后作者发出了严厉地质问:“难道周总理/庄严宣告的/四个现代化,/难道党和人民/忍住十年伤痛/在炉前/在田野/为之挥汗流血的/四个现代化/竟是你/打着饱嗝/信手弹给我们的油星和唾沫!”

    此期现实主义诗歌的主要特色是:强化了诗歌的批判职能,由以往单一的歌颂变为歌颂与批判并重;恢复和加强了诗歌同社会现实和人民的密切联系;诗人成了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广泛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和其他流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大胆变革诗歌艺术,使现实主义诗歌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二)朦胧诗的崛起

    1、什么是朦胧诗?

    中国新时期文学舒婷的《致橡树》是朦胧诗的代表作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诗刊》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亲身经历“文化革命”的青年,带着怀疑、迷惘、伤感等复杂情感走向诗坛。他们不满于直白浅露的抒情方式,追求具有独立意识的自我表现。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忧患意识,多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象征、痛感、幻觉、变形等手法,追求意象的多层建构与抒情方式的多样化。因为诗意的朦胧多义而被称为“朦胧诗”。其代表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朦胧诗的源头是在文革中,也是文革“地下文学”的一部分。有两个主要的源头。第一是一个诗人食指(郭路生)。

    郭路生,生于1948年,笔名食指。1965年就开始诗歌创作。文革开始时,他是北京56中学的高中生。1968年12月下放山西一个叫杏花村的地方,写出在知青中轰动一时的名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知青中广泛传抄。1971年参军,72年出现精神分裂症。1990年以后,住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代表作除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还有《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海洋三部曲》。 

    北岛在一本油印诗集的扉页上写道:“我的启蒙老师是郭路生”。

    一位研究者也说过:“有人评论郭路生为‘文化大革命’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人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

    朦胧诗第二个源头是“白洋淀诗群”和《今天》杂志。

    1969-1976年,一批来自北京的中学生到河北白洋淀一带插队落户。在这些知青中,后来形成了一个诗歌创作群体:“白洋淀诗群”。主要成员有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根子(岳重)还有宋海泉等。除了插队到白洋淀的青年之外,还有一些不在白洋淀插队,但与这些人交往密切,经常到白洋淀来的一批人,这批人包括北岛、江河、郑义、陈凯歌等。这些人一般也算作“白洋淀诗群”中。

    《今天》基本上是同人刊物。1978年12月由“白洋淀诗群”的一部分成员包括芒克、北岛、江河、食指,再加上舒婷、顾城和杨练等人参加的《今天》杂志在北京创刊。

    一共出了9期,1980年停刊。开始就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刊出,后来才变成16开本的油印本。刊物以等诗歌为主,也登载短篇小说、诗论和译诗。北岛、舒婷的一些很著名的诗都是先在《今天》上刊出,后来才上了正式杂志。

    1979年在新时期诗歌史上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诗刊》的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回答》,4月号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诗刊》是中国最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发表他们的诗,说明诗歌界对朦胧诗的某种认可。

    到了1980年朦胧诗迅速壮大,成为人们关注的主潮。

    2、关于“朦胧诗”的论争。

    “朦胧诗”得到公开承认是在1979年,但是随后也引来了一场较大的论争。这个论争的序幕也是1979年拉开的,这一年,公刘在一个诗歌杂志《星星》的复刊号上发表一篇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的几首诗谈起》,于是展开论争。这个论争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对朦胧诗本身的评价。这由《福建文学》研讨舒婷的诗拉开序幕,在这个期间有一个叫章明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后《诗探索》、《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刊物都加入了讨论。

    第二个阶段是围绕着三篇文章展开的,就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号称三个崛起。这三篇文章出来以后,这场论战升级了,原来参加的主要是读者、诗人,后来就有一些理论家加入了。

    程代熙洁泯敏泽,这都是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左派理论家,这场斗争被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政治介入了,性质就变了。后来三人中最年轻的徐敬亚,被迫作了检查或者说是自我批判,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方向》文中徐敬亚上纲上线地分析了自己的错误。

    在这场论争中,相当一批老诗人对朦胧诗表现出强烈的敌意和不满,站到了反对者的一边。

    田间说:“朦胧诗能为人民服务吗?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吗?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不能因为古代有朦胧诗现在也就非有不可,”

    中国新时期文学北岛的《回答》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反响
    臧克家说:“它既乏生活气息,又无时代精神,恋曲独唱,声音沉湎渺茫。学外国的残渣而数典忘祖,败人胃口,引读者入迷魂阵。”他说:“现在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中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艾青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不客气地说,这是一些诗坛的‘打砸抢’派,他们一面抄袭我的作品,一面又要把我送进火葬场。比如那首有名的诗《生活——网》,其实源自我的《火把》。原诗是‘生活是一张空虚的网,张着要把我捕捉”。

    4、朦胧诗的主要特点。

    与建国后现实主义诗歌不同,朦胧诗具有鲜明的异质性;这个异质性就是现代主义。朦胧诗在思想上所具有的那种怀疑、自省和叛逆精神;在艺术大量使用象征、变形手法,都是典型的现代主义诗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朦胧诗是对建国前现代主义诗歌的延续。

    (1)对传统价值观点表现出怀疑态度和批判意识,他们的作品显示出一种冷色调。

    北岛、舒婷这一代,也就是知青一代被认为是受文革伤害最重的一代(文革开始他们被推向造反的最前沿,许多红卫兵在武斗中死去,文革后期他们绝大部分被赶往农村)。特别是在精神上,他们普遍经历了一个理想破灭的过程。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他们的理想彻底破灭,而且觉着受到了耍弄。北岛、舒婷就是带着心灵上的伤痕,带着幽怨、苦闷和压抑开始诗歌创作的。

    北岛《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中国新时期文学诗人北岛
    看吧,在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已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竞争?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宣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一千零一名。” 

    (2)突出关注个人感觉与情绪的真实,用朦胧多义的表现代替直白潜露的抒情方式;他们大量使用象征、通感、错觉、幻觉、艺术变形等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代替传统诗歌中明白晓畅的写实手法,因此朦胧诗表现了细节形象鲜明,整体情绪朦胧的特征。

    顾城《远和近》: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

    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弧线》: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怂起的背脊。

    在朦胧诗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应当是北岛。北岛原名赵振开。80年代中期出国,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70年开始写诗。在思想上对北岛影响最大的是尼采。

    尼采鼓吹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蔑视群众以及主张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的思想在北岛的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因为受到尼采的影响,同时北岛也代表了一代红卫兵对自己经历的集体反省,因此他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与传统思想和观念彻底决裂的一种精神。在《无题》中,北岛写道:

    对于世界/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不懂它的语言/它不懂我的沉默。

    在北岛看来,历史注定是悲剧性的,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一种尼采式的悲观主义。他怀疑一切,包括他自己。因此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精神上的自我冲突,自我搏斗,有着深刻的困惑和焦虑。

    在艺术上,他比较多地使用了象征、通感、变形等手法,打破了传统诗歌四平八稳的节奏和结构,在艺术上带来是非常大的变化。

    朦胧诗的显赫主要是1978-1984这一段,其后,主要朦胧诗人到国外去,留在国内的诗人创作的势头已经过去,朦胧诗转入消沉。

    (三)新生代的出现

    中国新时期文学南京出印的《他们》杂志

    1、新生代产生的过程

    1984年春,在重庆印行的《大学生诗报》首先向北岛、舒婷发难,提出了要“Pass”他们的口号。其后,新一轮具有反传统倾向的诗潮在南京、云南、四川展开。有南京和云南诗人成立的《他们》,四川的“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等。

    1986年,新生代诗人在诗坛上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于此的诗人。他们油印和铅印了无数的诗集、诗报和诗刊。

    1986年的10月,安徽的《诗歌报》和广东的《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这个大展汇萃了当时诗坛上主要的现代诗派,除朦胧诗外,还有新传统主义,莽汉主义、非非主义、“他们”派等60余家诗派。

    1988年5月,《诗歌报》在黄山举办全国性的“探索诗”和“爱情诗”大奖赛,据说有数万名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参加。另外还出现了非常多的各种民间诗刊。诗坛的繁荣为新诗史上所罕见。

    在诗歌史上,新生代诗、第三代诗和后朦胧诗这三个概念大致是可以重合的。

    新生代诗歌与此前诗歌的差异是:现实主义诗歌注重的“情感——想象”模式,以生活为基础,在充沛感情的驱使下展开想象;朦胧诗注重的“体验——感受”的模式,诗人强调的是内心的感受和体验;而新生代诗人则要求“从刻意的体验、感受进入到一种似乎是直觉颖悟的状态。”主张回到口语,回到日常生活。

    50-70年代中国诗歌主要特征是现实主义,表现的是集体英雄主义;朦胧诗主要特征是现代主义,表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新生代诗歌的特征则是后现代主义,表现的则是非英雄(凡夫俗子)。

    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消解深度模式—平面化,消解历史意识—断裂感,消解主体精神—零散化,消解审美距离—复制化。

    新生代诗歌的特点:

    ①他们宣布放弃朦胧诗所坚持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为诗歌表现的应该是“日常生活”和“凡人的心态”。

    朦胧诗人有一种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就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己任,他们的诗作也表现了一种崇高美。而新生代诗人创作的出发点则是个体的,即个人意识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因此他们的创作远离群体、远离社会、远离政治、远离人们应有的责任感。

    ②他们对诗人的社会身份表示怀疑,尤其是被体制“圈定”的诗人的职责和义务难以认同。他们相信,诗人应该处在一种民间状态,是主流文化之外的多余人。

    ③在艺术上,他们反对隐喻、象征和深奥等后期象征主义的诗歌观,主张用现代人明白、婉转、充满诙谐情调的口语来写诗。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亲切、自然的写作风格,法国作家罗伯-格里叶“摄像机式”的对生活的扫描、记录,那种客观、中立的处理方式对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朦胧诗人一直反对直白的议论和抒情,主张将生活哲理和人生体验溶解在意象中,用象征和暗示表达自己的深层心理体验。

    而新生代诗人受后现代派的影响,主张用现代口语写生活流和意识流,写普通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和七情六欲,写瞬间的无意识与潜感觉;诗风或平易朴实或奇崛深奥。

    如于坚所说,“在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这些诗歌表面上看起来是冷漠的、非抒情的、毫无意义的,然而它在那些好的读者看来,却是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它的客观性使读者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呈现一种多义的审美效果。”

    中国新时期文学 诗歌《大雁塔》何其不是对人 精神意义上的解构

    韩东的的代表作:《有关大雁塔》

    大雁塔原名慈恩寺塔,位于陕西西安慈恩寺内。慈恩寺始建于隋代。唐代以来,每逢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大慈恩寺内有传统的庙会,俗称“雁塔庙会”。塔前留有唐代至清代千余年间的陕西举人题名刻石。此外,文人还常登塔题咏。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诗人杜甫、岑参等同登大雁塔,岑参赋诗日:“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蹬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大雁塔,是千载以来事业以及神圣、豪情的记忆,是巍然耸立在中国人的感情诗篇里的丰碑,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礼赞。然而在《有关大雁塔》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了。诗中的“很多人”是渺小、无聊的人,是不得意的人,无所事事的人。语言是口语化的,完全自然的语言。

    这首诗中表现的历史的虚无感和对英雄主义的解构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的特点。

    在这首诗中,韩东以完全口语化的语言叙述种种无聊的众生相,尽量缩小语言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搞隐喻、象征。但是这种平面化的叙事却对朦胧诗的深度模式构成了反叛和解构。

    韩东(1961-)是“他们”诗人中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著名作家方之的儿子。生于南京,8岁时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创作始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受到朦胧诗人,如北岛的影响。大学毕业时创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创作的口号就是“平民意识”和“口语化”。其特点是,首先,他剔除了诗歌中强加的伪饰成分,使之从概念语言回复到现实的本真语言。其次,他使诗歌艺术从矫情回到源头,回到表意抒情的初始状态。

    韩东说,真正好的诗歌不是那种与诗人无关的语法和行文特点,而是内心世界与语言的高度统一。这实际上也是他追求的最高的目标。韩东的诗,一般比较节制、含蓄,基本没有80年代许多诗人普遍存在的矫饰、夸张和过分渲染的毛病。另外,他的哲学训练,也养成了他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独特角度和敏锐、深刻的特点。但是90年代韩东的创作转向小说,有《扎根》等小说。

    西川有一首诗叫《体验》,诗是这样写的:“火车轰隆隆地从铁路桥上开过来。我走到桥下。我感到桥身在战栗。因为这里是郊区,并且是在子夜。我想除了我,不会再有什么人,打算从这桥下穿过。”新生代诗人还说:“无聊也是艺术的一个生命要素。”

    中国新时期文学诗人西川
    李亚伟有一首诗叫《中文系》,作者一面嘲笑中文系的老师“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一面这样嘲笑自己:“老师说过要做伟人/就得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亚伟想做伟人/想和古代的伟人一起干/他每天咳嗽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图书馆/回到寝室后来真的咳嗽不止。”

    进入90年代,新生代作家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主要有两个方向。

    其一是“知识分子写作”,主要诗人有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张曙光、陈东东等。骆一禾、海子去世前也是这个阵营。

    关于“知识分子写作”,西川在诗歌同人刊物《倾向》“编者前记”中有一个说明:“《倾向》的作者们所倡导的知识分子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上。需知,拥有灵魂与智慧的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他们高瞻未来,远瞻过去,不以任何方式依附于他人。……因此,《倾向》的作者们事实上是把他们的知识分子精神上升为一种诗歌精神。”

    欧阳江河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包括两层意思:写作的“工作和专业性质”以及“典型的边缘人身份。”

    简单地说知识分子写作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它应该建立在“理想主义信念”、“使命感、责任感”和“少数”等思想的基础之上。它所借鉴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资源;这类诗人也更倾向于从文化和哲学的层面探讨世界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其二是自称站在民间立场的“民间派”,或“口语派”,其中又包含了若干个诗派,主要诗人有韩东、于坚、李亚伟等。这派诗人更典型地代表了新生代的特点,他们激烈地反传统,反英雄、反崇高、反文化、甚至反诗;主张诗的口语化和直白的陈述。

    199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市作协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上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被传媒戏称为“盘峰论剑”。 

    小说/中国新时期文学 编辑

    新时期小说流派及其特征

    中国新时期文学青年刘心武
    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是从伤痕文学开始,历经反思—改革,而从文学表层走向文化深层。寻根小说带来小说观念的新感悟,继而出现了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它们突破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超越人物、情节、环境等要素的限制,小说主题多样化。在借鉴西方文学流派的观念中又发展着小说创作。新写实主义小说更把触角伸向社会各个方面,以再生态的描写,多视角、多层面、零度情感介入,不确定内含等表现手法,使小说的内蕴宽泛,作家不再直接地写自我感受,而是以文本让读者去作审美判断。
    新时期的小说流派纷呈,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手法的借鉴,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被再认识,都使小说本身的艺术表现力得以加强。以下分类加以说明。
    一、伤痕小说:批判与启蒙
    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阶段是以刘心武为代表的《班主任》开端,用现实主义手法对极左路线的专制作揭露和批判,继承与发扬了“五·四”优秀传统,启迪着人们对文学的功能的再认识。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不凡的勇气和识见,通过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质上都被极左思想扭曲而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思想僵化,也达到了令人怵目惊心而非“救救”不可的地步。《班主任》控诉了十年浩劫造成的隐患,并为真实地反映“文革”生活打开了通道。

    于是一大批以“伤痕”为题材的小说问世,而把伤痕文学推向高潮的是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它不仅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血缘情感的破碎而把现代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而且以真正的悲剧意识冲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悲剧的藩篱。因而产生了更大的社会覆盖力,从而代表伤痕文学的另一类:直接批判悲剧年代的悲剧。
    由于伤痕文学出现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初期(1997年始),它摆脱了虚假、夸饰,转向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的再现,作为一个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起到一定的先锋作用,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尽管当时有些作品还很粗糙,艺术上不尽完善,但它以过去的“十年浩劫”作为批判对象,揭露它在各个方面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剖析这种种伤害所造成的难以愈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疤痕,把文革的反动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党和人民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不屈斗争的真实再现,都使新时期的文学受到影响,这些都标明现实主义的复归。“批判与启蒙”是伤痕小说的特征,虽然它的局限体现在政治的批判、道德的谴责、感情的冲动上,然而它以对真实性的追求,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伤痕小说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初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影响着后来文学的发展。
    二、反思小说:思考与探索
    1979年开始,反思小说集中涌现,标志着文学的现实主义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它不再满足于暴露与批判,而是由近至远,由表及里地追溯极左思潮在历史进程中的脉络,并探究其原因,由于历史哲学的思考进入了文学的层面,所以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浓度和广度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反思”的视角多样化,“反思”的视线不断前移,一批更有思想、更有丰富阅历的作家: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实践,写出了一大批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作家以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感受和思考,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探究与认识,带来了新时期文学发展新局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肯定说反思小说是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一种深化,是继伤痕小说浪潮之后的又一次思想更深刻、影响更巨大、意义更深远的一种创作潮流。高晓声就是其间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笔下小说大多是反映家农村劳动人民层面的生活。他的《李顺大造屋》等揭示了极左路线给农村带来的灾难,作品对农民的弱点作了反思,正是“李顺大”这样一些人弱点性格为极左路线提供了社会基础,这种“国民性”的弱点,是造成中国千百万个农民灾难的根源。作者的反思,是需要勇气和力量才能达到,文学的真实有了内蕴深度。我们赞叹高晓声的同时,我们又似乎看到鲁迅笔下的小说风格,高晓声完成了中国第三代农民形象的再造,这也正是反思小说的累累硕果。
    随着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的不断更迭,反思小说一踏上反思的新岸,就以全新的理念关注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大的方面,还是小到个人琐事,甚至于“性生活”都引起人们新的深刻思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全党同志和我国各族爱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是大大地提高了”的论断。

    中国新时期文学极富感染力的小说《人生》

    三、改革小说:呼唤与实践
    与反思小说几乎同时崛起的改革文学则把注意力提向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中国“四化”建设的现实。其发韧之作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此后一大批有着个性特征的代表着各方面改革性质的改革小说问世。一系列改革者的典型形象被塑造,读者在获得很大的精神满足的同时又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改革的时代呼唤着改革的文学,新时期的文学走出“伤痕”之后,在文思中进行着改革,改革文学本身的实践性民说明改革是时代的开拓性。
    改革小说所反映的是我国各个领域改革的进程,反映的是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变运的变化,它既是现实改革浪潮波澜壮阔发展的审美反映,也是民族变革意识觉醒的集中表现。“新”与“旧”的交替中的痛苦与欢愉,崇高美与悲壮美的丰厚内涵,人生哲理的透视,不同阶层的千姿百态的人心世相,风俗习尚,伦理关系,道德观念都展示着改革文学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着开放的现实主义演进。

    这个时期的小说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韧期,作者大都揭示旧的经济体制与建设“四化”的矛盾,记录着改革事业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主要体现在写城市经济领域及其工业改革之中,以蒋子龙小说为代表,社会价值层面的意义

    中国新时期文学《人生》剧照
    较大,但艺术上还略为不足。1982年以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放飞,使改革文学进入第二阶段。此阶段的作品大都剖示了改革进程的繁难艰辛,透射着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带给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尤其是伦理观、道德观的变化上。1982年以后以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小说出现,改革小说便呈现一派迷人的新局面。过去的权力之争,方案之争都觅不见踪迹,改革时期使文学得到了突破性的飞跃发展,变革精神在题材上的拓宽以及从历史文化的内蕴上寻求参照,作家也不再固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法则,在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技巧,丰富和发展了改革小说的表现方法,开放性的现实主义又使新时期的文学色彩绚烂。如路遥的《人生》,高晓声的“陈唤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作家们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关注改革,以满腔的热忱用文学这一形式实践着“改革”,勇敢地走出一条文学发展的新道路。
    从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过程看,从伤痕小说到反思小说,再到改革小说,新时期文学走出了它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社会启蒙、历史反思、改革实践都说明,它们出色地承担了批判极左政治的任务,使主题内涵及书写空间较之从前更为扩大和丰富,现实主义得以复归和深化,但是由于它们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的,所以思想路线之争的叙事模式或隐或现地在叙事的过程中反映出来,审美的层次虽说是在从社会层面向文化层面推进,但基本的主题还是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思想解放倡导一致,无论是理性、民主、人道的方面基本关切都颇为一致,因此艺术力的表现上缺乏深度,人物形象塑造单一化,缺少多层面的探究,好人坏人经纬分明,说明当时的小说其叙事目的主要是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
    四、寻根小说:超越与重铸
    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温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我,认识民族,重新建造新的民族文化观。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显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1985年4月号《作家》发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由此揭开了寻根文学的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和到相当数量的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从寻文学的根到寻文化的根,终于形成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的浪潮,促成了新文学时期小说的第二次审美观的大变动。
    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到历史的深处并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的寻根小说,它的产生不单单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然和社会现实的需要,除却文化讨论为寻根小说提供了文学理论、创作原则外,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也为它的发展和确定起到推进作用——拉美文学的启文。拉美作家的创作经验与现代派小说结构为寻根小说的作者们所借用,“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能够“跨越文化断裂带”重铸民族文化的根。这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的文化追怀,而是一种渴望:用西方的观念,做中国的文化教育,再现中国文化的辉煌。正因如此,寻根文学通过向传统文化精神的回逆,探索着当代文化根基的重建,新时期文学的深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国新时期文学《棋王》剧照
    王安忆这位女作家从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鲍庄》写小说楔入地域文化,韩少功的《爸爸爸》表达着时楚文化浪温主义精神的追慕,郑义的《老井》中回荡着晋文化的挣扎,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野蛮女真人使犬部”的山林生活,阿城的《棋王》里古代人广精神的抽象移植,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人格化了的河流以及热血奔涌,渴望远行的命运承担者的意志指向……

    这一时期,寻根小说题旨含意多重,力避明确和单向,情节淡化,因果链被打碎,不重完整和集中;或渗透着现代哲学的意味,或创造神话色彩,或突出荒诞品格,或虚拟复杂意象。它们一面试图超越前一时期文学集中在社会层面的局限,力图在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文化背景上来考察我们民族性格心理的“来踪”,一面则试图进入人的潜意识,非理性层次,表现个性的新萌动。如果从表层的叙事话语看,似乎与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关系不大,但即使是对远古的追寻或是对当今某些困惑的情绪的描写,也仍然是现实人的跃动的思维的表达。
    寻根小说大致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1984年前,早期的寻根小说力主寻文学的根;第二阶段是从韩少功发端而寻文化的根。其特点就是解剖民族文化,揭示深层的内蕴,从思想意向的表达上可分为三类:
    A.以韩少功的《爸爸爸》为代表,沿着否定的方向来表现民族文化劣根性,这是寻根文学中的主干;
    B.以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为代表,沿着肯定的方向,表现民族生命的活力,发现传统的美;
    C.以郑万隆《异乡异闻》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阿城的《遍地风流》等为代表的偏重于表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超脱的内在的自由性,对自由境界追求的精神。
    但是,寻根小说在思想倾向上淡化了二元价值的判断,在抒情性的描写中偏重于古老文化的魅力和原始野性,过分地强调了自由文化的精神,因而在强大的否定性的权威批判的话语之下,很难进入文化寻根的主流,同时也制约了寻根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加之此流派的小说创作者内力的不足以及缺乏自信心,更因为寻根小说致力于批判而不善于构造,所以它怀着的重铸的目地总不能得以实现,于是这类小说也就被先锋小说所取而代之了。然而寻根小说写作的艺术性,深邃的历史文化观照和整体象征艺术的思维方式,对泥滞于社会写实层面的突破与超越,吸纳现代主义的创作表现方法,展示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这些对多元化小说的局面的开启有其现实的意义。
    五.先锋小说:借鉴与颠覆
    先锋小说是在寻根小说由高潮走向低谷时出现的一种文学形态,这是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影而产生的新文学思潮,主要活动期于1986—1989年间。
    现代主义认为文学不是再现生活,摹仿生活,而是自我表现,用艺术想象创造客观,再现客观从而表现主体,即作者不再通过在文本中注入自己的价值评判与精神情感来建立其它体性。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怎样都行”的信条,带着不确定性构方式,加之怀疑与否定的内在性的流动,由此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原则,先锋小说形成了一种从自我存在出发寻求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哲学文学思潮。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认同个人选择的无意义,而又把这个人生存的终极价值和意义转化为荒诞的随心所欲的追求。他采用“黑色幽默”的写作方法:即用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具有着反英雄的人物,不再是通过典型的塑造来反映现实,而是用各种奇异的意象来表现作者的意态:怀疑与否定现实,但又有一定的追求,反常态的叙述结构,无完整的故事情节。正是这种“闹剧式”的形式表现了作品对人生的挑战。
    作为后现代派先锋小说代表的马原以《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作品把读者带到“马原式的叙述”中,而“局部逻辑全体不逻辑”的后现代派的叙事方式将读者带进一个不可确定的真实性或可能真实性的叙事圈套,并割断和封闭了叙事的真实性发展,叙述成了目的。这种“叙事游戏”中包含着对语言和叙事关系的重新审视,具有探索意义。
    其它诸如格非的《迷舟》、北村的《者说》、洪峰的《极地之侧》、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迷》等先锋小说也都在艺术形式上有了借鉴与模仿,在“意义装置”被消解后,叙述的不确定指向变成了纯技巧的操作,非中心化取消了传统小说的建构模式,对现实主义的颠覆成了先锋小说的特征。西方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方式向中国传统的理性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挑战。张扬个性,强调冷叙述的艺术方式,叙事文体价值立场被消解,文本中心被陷循,只剩下文本的存在的这种先锋小说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与理解的艰涩。
    其实这种“先锋小说”被称为“实验小说”更恰当。中国新时期文学一直存在着一种巨大精神焦虑,摆脱影响,寻求创新,怀疑——否定——批判——建构,一直是新时期文学潮流更迭现象的内在动力,而就80年代后期看,本世纪小说潮流(指西方)都在中国操练过,唯有法国的新小说以及拉美的后现代派小说未曾有过表现,因此20世纪中国新时期文学以借鉴与惊羡,怀着颠覆自我的勇气,导引了“实验小说”的诞生,虽然它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艺术理念观上有突破性的超越,给作品带来了不可多得阅读方法,但也正是这种后现代小说的提前模仿以及那种激进的叙事实验操作,加之对现实生活的距离感,对时代大潮的疏远,都使之与处于喧腾复杂的实际生活进展中的人生有某种游离感,难以满足读者观照生活、观照自身的审美要求,从而在中国丧失了普遍的读者基础,“实验”也由此终结,先锋小说退场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六.新写实小说:回归与创新

    中国新时期文学刘震云《一地鸡毛》
    中国新时期文学方方《风景》
    “新写实小说”发端于80年代中期,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其创作方法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它减褪了过去传统的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以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强烈的历史的意识,深刻的哲学意识,追求一种更为丰富的博大的文学境界,作者情感冷静而自信,零度介入,阅读者直接参与文本创作,作家——文本——读者共同展示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作用。
    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上看新写实小说仍应划归于现实主义的大范畴,然而已具有一种开放性,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其代表作家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刘震云的《塔铺》、池莉的《烦恼的人生》、方方的《风景》等到既真切地展示一个个生活画面,又立足于呈现一种文化心态的积淀:既展示生活的原生状态和生命的体验冲动,又不乏深刻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探索。

    其实它早已悄悄地接受了先锋小说的理念并且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叉地带寻找创作的新途径。应该说这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形态。它基本上保留了故事的情节链,但摒弃了首尾完整的故事模式和情节的戏剧化、因果化,形成扩散性的结构,把对客观事实的叙述纳入自然客观的写实语境中。由于这种小说中那些不规则、无序排列的故事可以还原,困而比先锋小说更具可读性。它们把辽远的艺术目光拉回来,使染有贵族气的先锋小说让位于对平民生活的关注,采用“局外人”的叙述方式,不再激情涌越作价值判断,冷静超脱地写作,以生活自身的拙朴、以丰盈的生命血色,以探索人的生存本相作目的,展示原色魅力,直逼民族生存状态,并把对原生态的审断权让给读者。

    中国新时期文学厚重的《白鹿原》
    贾平凹的《废都》以新写实对生活展开价值的追求,揭示人性本质的意义、人性欲望的回归。作品从文学表层深入文化深层,现实开始弱化,传统的得以强化,深度的现实主义内蕴让人们重新咀嚼,重新认识自我。刘恒的《伏羲伏羲》以新写实的诗化书写不仅软化了现实,而且消解了历史,表现作家对人生深刻体验又带有历史宿命的感悟。王蒙《春之声》再现了一个历经沧桑仍满怀希望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心灵面貌,作者尝试用“意识流”手法表现现实主义的内容,为新写实小说增加着品种类别。此外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新写实小说苑囿的一朵奇葩。这部发掘和构筑民族灵魂的著作,以白鹿原为特定的时空,尝试着从文化视角切入,将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放大镜到浓厚的文化氛围之中加以表现,塑造了一系列颇具有认识意义各审美价值并代表一定文化人格的人物形象,如“白嘉轩”、“来先生”、“鹿子霖”、“黑娃”、“田小娥”等人物,其意蕴在于力图正面观照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以及这种文化精神所培植的文化品质,进而探究民族的历史文化命运。在人们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文学审美观发生着变化的时代,作者站在时代、民族、文化的思想高度来审视历史,以民族心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为主线,以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为背景来结构全书,发挥作家主体创作意识,将纪实与写意、严肃与荒诞、魔幻与神秘融合,形成新写实小说中的新历史小说之巨作,实在是难能可贵。它保留着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原则,用民间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对传统的历史观作了颠覆,扯下罩在历史本身被遮蔽甚至被扭曲的表象,以不带主流意识的原生态描写,让“现在与过去对话”,其审美特质如美酒甘醇,令人品味不已。由于追求原生态的描写,现实主义的外延不断扩大,因而跨界域的新写实小说不断涌现,甚至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以虚构的非现实的写作,神秘与魔幻相交,表达了佛教的“果报”的观念。小说一方面表现域高原神奇莫测的地域文化色彩,一方面也以作家的主观意识对民族文化心理乃至文化价值作现代审视与评价。

    当新写实小说从社会的边缘的平面性的描写转向社会变革时期的人世心态和凡人生活时,人们欣喜地发现现实主义的两个创作原则又一次被人们再认识,当然也不完全等同于旧的传统,它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形态给新时期小说创作带来新生力。我们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1996年-)》与李佩莆的《学习微笑》中看到“分享”变革的“微笑”。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连续性在这“微笑”中继续向前迈进。新写实小说所保持的写实小说的良好品格,将会带来新的小说创作的丰收局面.

    散文/中国新时期文学 编辑

    中国新时期文学散文是文学园地里的瑰丽奇葩

    新时期散文发展的基本线索

    新时期散文在解脱了政治的束缚后向自己的本体回归,散文恢复了自主权和独立性。新时期二十年散文发展总的线索就是:从“本体复归”,到“异向分流”。(异向分流指散文充分的多元化、充分的个性化。)

    新时期散文大致可以分成两段,即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一)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散文

    中国新时期文学巴金:《随想录》

    散文是新时期文学中实现新与旧的转型比较迟缓的一个领域。其原因在:这个领域因袭的担子比较重。

    但是变化缓慢不等于没有变化。到了八十年代初,新时期的散文创作还是实现了自己的转型。这个转型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向个体和个性化的经验回归,表现日常生活与经验。这其实是从建国后的散文向“五四”散文的回归。

    新时期的这个回归,是由一些老作家打头阵,例如巴金、孙犁、杨绛、萧乾等。这批老作家知识视野更宽阔(不像有些年轻作家仅仅知道“十七年”散文)。

    第二,在新时期,散文出现了一个“窄化”的趋势,即缩小“散文”的外延,把报告文学、回忆录等纯叙事文体和杂文等纯议论性文体从散文中剥离出去。把散文限制在“抒情散文”、“艺术散文”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时期,先后出现了这样几类散文。

    1、悼念性散文(忆悼散文)

    “文革”结束后,人们一方面批判“四人帮”,一方面悼念那些在文革中死去的人,于是悼亡之作大量问世。毛岸青、韶华《我爱韶山的红杜鹃》、莫文骅《少奇同志给我一匹马》、何为《临江楼记》、写这种文章自然也少不了巴金,他写了《望着总理的遗像》;其后是悼念知识分子的文章,像丁一岚《忆邓拓》、楼适夷《痛悼傅雷》、宗璞《哭小弟》等。

    悼念性散文在新时期散文发展中的意义是:

    首先,它冲击了“三突出”的八股文风,为散文的抒写真情提供了范例。

    其次,它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虽然其矛头仅仅是指向“四人帮”,但是散文恢复了它的批判功能。

    2、反思性散文

    这类散文与文坛上的伤痕、反思小说相呼应,动机是相似的,就是对“文革”进行一种历史的、政治的反思。

    如巴金的《随想录》、丁玲《“牛棚”小品》、萧乾《“文革”杂忆》、杨绛《干校六记》等。巴金的《随想录》可以作为代表。

    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受到造反派冲击,他被批斗。在文革中,他的夫人萧珊去世,死于癌症。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巴金已经七十二岁,但他太恨文化革命了,于是决心拿散文作为武器搞臭四人帮,同时对自己的过去做一个真诚的反思。于是开始了《随想录》的创作。

    《随想录》的写作开始于1978年底,共写了5集,150篇,大致是一年一本。

    至1986年9月完成。这些散文基本上是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和《文汇报》上刊出,后结集出版。这个5个集子是《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随想录》出版以后得到了高度评价。有人认为这部书“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有人说《随想录》是自鲁迅以后又一座散文顶峰,说它代表了当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最伟大的散文巨著,是新时期最辉煌的文学收获。

    《随想录》的成就有两个方面。

    A、《随想录》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随想录》首先是真实地反映了巴金自己的心路历程,在这个作品中,巴金被认为是严于解剖自己。而巴金的心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又很有代表性,因此说这个书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巴金在《十年一梦》中说,自己在文革之初,完全是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他也会高举右手响应。巴金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否则死路一条。在那段时间,巴金写了很多思想汇报,因为态度认真,检查深刻,还受到造反派的表扬。69年以后,萧珊去世,巴金才看出自己受骗了。《随想录》较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巴金在文革中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

    B、《随想录》开启了新时期散文抒真情、讲真话的先河。“十七年”散文最大的弊端就是不能讲真话。因此争得说真话的权利,在散文创作中就特别重要。在这个思想解放运动中,巴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3、反映变革时代生活的作品

    刘真《望截流》、邓友梅《说说家乡平原》、铁凝《洗桃花水的时节》。这类作品乏善可陈。

    大概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散文创作就呈现一种“异向分流”的趋势,就是“题材”的概念不再重要,散文开始广角度地反映生活,天文地理、地域风情、历史典故、现实生活,什么都可以入文,重要的是情真意切,言之有物,而不在乎哪一类题材了。

    但是八十年代小说和诗歌太红火了,散文是在它们的阴影里,显得衰弱不振。

    1986—1988年间,一些批评家对散文的情况表示了深切的忧虑,他们断言:“毫无疑问,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它确实落魄了,”有人甚至提出“散文解体”论。

    中国新时期文学余秋雨

    (二)九十年代的散文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坛上突然出现了一股子散文热。一是散文选本和散文集热销。在各种散文选本中,20年代至30年代写日常生活、带有闲适情调的散文小品被重新发掘。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以及40年代的张爱玲、钱钟书等的散文集大量出现在书店和小书摊上。二是散文刊物大量出现,像《散文》、《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受到读者的欢迎;另外一些大杂志如《十月》、《收获》开辟散文专栏,而报纸的副刊更是拿出相当多的版面刊登散文作品,被称为“文化快餐”。

    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价值取向有较大变化。九十年代散文受市场经济影响比较大,散文作为文化消费的特点被突出出来;八十年代重视的是散文纯文学的特点,讲究“文体的自觉”和散文的规范性,而九十年代则更多地迎合读者的口味,认同现代社会的物质化和消费性追求。

    其二是更多的学者介入散文创作,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等人的作品,比那些专业散文家的作品更受读者的欢迎。

    二、新时期散文的主要类别

    (一)学者散文

    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其实有一致之处,它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散文”这个概念。“大散文”是1992年《美文》创刊时由该刊主编贾平凹提出的,这类散文有两个大的主题:一是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现实和历史问题。所谓文化散文,实际上就是联系各种知识透视历史和现实问题,使散文具有一种纵深感。

    大散文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热中于思考人类生命本体意义,就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追问人为什么要生存这样的问题。以后人们往往混用学者散文和文化散文这两个概念。

    中国新时期文学王小波的杂文充满思辩
    1、文化散文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和思辩性,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

    在这个方面有代表性的是王小波的散文。王小波是新时期一个比较特殊的作家,被称为体制外的作家和文坛外高手。

    王小波是北京人,父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授。王小波1952年生,经历比较复杂,曾经下放到云南又到山东老家插队,1978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业管理,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硕士,回国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再后来成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终年45岁。

    李银河1952年出生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最近因在性学上激进的观点引起社会关注。她认为换妻、交换配偶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支持一夜情、同性恋、多边爱情,对乱伦表示理解。提出卖淫非罪化。

    李银河:“我是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同性恋、一夜情、虐恋、换偶,我们都不喜欢,但是我要强调,他们有权利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

    中国新时期文学王小波的思想特立独行
    王小波好象一直是站在中国文化之外在思考中国文化,因此非常冷静、清醒,这是很难得的。当然王小波首先是一个小说家,主要作品就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散文则是一部文集《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的散文其实主要是一些杂文。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是个杂文闲侃的时代,杂文家纷纷把杂文写成闲适的小品文,追求知识性、趣味性,于是杂文自然也成了案头的摆设和消闲的东西。杂文作为思想的投枪、批判的武器的功能基本上是消失了。

    王小波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在杂文中重新引入了思想性、哲理性,使杂文成为思想的旗帜,批判的武器;让杂文成为智慧的源泉和思想交锋的阵地。

    王小波思想的核心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就是他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上,突出强调理性与启蒙的重要;他强烈地反对愚昧与盲从,要求中国人警惕和拒绝一切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的灌输,坚决捍卫个人的思想自由。

    王小波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反对绝对化,拒绝虚妄。他认为生活的道理或真理是多元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道理,每一种道理都有自己的合理性。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社会,谁也压不倒谁,有人说全球化好,偏偏就有很多人反对全球化。王小波曾经反复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多元并存的社会。现代人必须学会宽容。

    王小波对所谓的“国学”也是持一种批判态度。尤其反对从梁启超开始的“东方中心论”以及“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

    他认为,旧国学就是儒家的那一套主要是些道德说教,不具有一种“学”的价值。

    他曾经举个例子。他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叫戴维的青年,和他处得不错,就给他讲中华文化的要义,主要就是儒家的忠孝仁义这些东西,戴维听了没有任何反应,漠然置之,还说:“这有什么?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人”言外之意是这叫什么文化?后来王小波也幡然醒悟。他指出,如果把这些人类共有的一般价值判断也称之为“国学”的话,那是太可悲了。一辈子只会缝扣子,却要全世界都向她学习,这实际上是一种敝帚自珍的情结。

    王小波杂文在写作方面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他说理的风格和说理的思路,就是他的杂文充满了理性的思辩和无可驳辩的逻辑性。就是鞭辟入里,层层推进,丝丝入扣,自然严密地推导出自己的结论。其二是他另类的写作风格。比如他的反潮流,他的标新立异,在险处立论,别人看来是常识,在他看来却是偏见。

    所谓另类还在于,他的言语风格首先当然是严谨,但是他有的时候也会嘻笑怒骂,左拉右扯,有时把极俗的东西放入文章。有点黑色幽默。

    王小波有一篇文章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篇文章有一个主题就是批判人类的一个坏习惯,就是设置制度,把其他人限制起来。这篇文章是批评人用“设置”把猪限制起来。

    文章一开始就讲在云南插队的时候,放过牛,喂过猪。他说这两种动物没人管的时候,活得很好,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有的时候还有爱情。但是人来了就不同了,于是给牛的生活规定了主题就是干活。猪的主题是长肉。于是猪的生活就变得非常无聊。

    王小波谈到了他曾经见过一头非常特殊的猪,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猪。这个猪的特殊就在于它的聪明。如果猪中也有贵族有英雄的话,这头猪肯定是猪的贵族和猪的英雄。王小波开始饲养它的时候,它已经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是一头肉猪,专门长肉的。这猪长得又黑又瘦,但是生机勃勃。两眼炯炯有神。一副高贵的样子。这头猪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拦它能一跃而过;它能跳上猪圈的房顶。所以平时别的猪呆在圈里,它则四处游荡。

    作者说,这头猪属于农场所有,但一直是知青喂着,而且所有喂过这猪的知青都非常喜欢它,而这个猪,也特别聪明,它只对知青好。对知青它也允许他们走到踞它三米,要是别的人,它早就发威,或者跑掉。

    然后,王小波说,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只猪,而且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他说自己虽然比这只猪虚长十几岁,但是一直称它猪兄。而且对这个猪兄非常好。每天喂食,王小波总是用细米和糠放在一起熬粥给它喝,等这只猪吃饱了,才把糠倒在一堆野菜中喂其他的猪。而这些细米本来应当平均分给所有的猪。因此,王小波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其他猪的嫉妒,一到喂食的时候,其他的猪一起嚷起来,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是王小波说:我和它都不在乎。这猪吃饱以后就跳到房顶上晒太阳。

    这个猪有个绝活,就是能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的声音,拖拉机的声音,而且都很像。后来,它又有长进了,会学附近工厂的汽笛叫。但是这个长进给这个猪兄带来了麻烦。

    因为离工厂近,那个时候是生产队,队里的社员一般是以工厂汽笛声为准开工和手工。工厂的汽笛一般是中午叫,农民正好收工。

    但是这个猪兄,一般是一到十点就开始学汽笛叫。农民一听汽笛叫马上就收工。其实猪叫和汽笛叫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农民装不知道,就回家。这下猪兄算惹下了麻烦。上边的领导开了一个会,给这只猪定了一个罪名,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而且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

    知道这事以后,王小波说自己开始不在意,因为,这个猪兄过去也老是搞破坏,领导早就想杀它,但是奈何不了它,曾经有百十个人拿着绳子、杀猪刀来杀它,还带着狗,根本没用。它跑起来像鱼雷,一下子能把一条狗撞一丈多远。但是这次,指导员、副指导员动真格的了,组织几十个人,把五四式手枪和火枪都拿出来了,兵分两路,如临大敌。

    后来这只猪的表现让王小波非常佩服。这只猪不慌不忙,任凭两边人喊狗咬,它就是小心的站在手枪与火枪的射程之外,而这个时候呢,手枪不敢开火怕打着火枪那边的人,火枪同样怕打着手枪那边的人。就这样连续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跑得潇洒之极。以后就成了一头野猪。王小波后来还见过它,已经长出了獠牙,见了王小波还认识它,只是不容他走近。

    最后,作者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中国新时期文学地坛公园一角

    中国新时期文学当代最重要的单篇散文《我与地坛》
    2、思考人类生命本体的意义,追问生命的价值和生存意义。

    中国作家过去思考政治、社会问题比较多,对生命、生存价值与意义本身的思考比较少,但在新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作家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加强了。在散文中张承志、周涛、马丽华都有相当好的作品。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史铁生主要是一个小说家,客串散文。史铁生生于1951年,北京人,1967年中学毕业后赴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转回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原罪-宿命》,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史铁生的作品在新时期被认为是最有宗教精神、最接触生命本体问题的。

    史铁生则逼真地描写了残疾人的世界。其小说比较多地描写了残疾人在走投无路时,对死的渴望。史铁生本人曾有自杀的经历,小说中的人物不断想象各种死法。小说中还有很多对人的命运和灾难的思考。

    《我与地坛》是作者以往十年创作思想的艺术性总结,概括了他残疾后15年的人生道路和精神探索的艰难历程,是他对生命意义思考的一个精华。

    《我与地坛》有几个关键的思想。

    一、关于命运。他认为当一个人站在现在看未来,仿佛有无数条可能的路在敞开。但站在现在看过去,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一条路,一条命定之路。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己被投入某种生存境况之中,在命运面前人别无选择。“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

    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家史铁生
    二、世界是建立在差异之上,不幸的意义在于使幸运成为可能。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

    “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三、生命的意义就是在于过程。走过漫长的写作之路后,史铁生终于发现了具有终极意义的精神寄托,这就是:“过程”。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

    最后史铁生有了一种达观的认识。就是生活虽然是荒诞的,但是人的欲望和梦想是真实的,人有人的尊严,人并不因为厄运而失去尊严。

    (二)女性散文

    女性散文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说,女作家写的散文就是女性散文,狭义的则专指女作家所写表达女性独特心理经验和感情的散文。

    1、广义的女性散文。

    (1)张洁与《拣麦穗》

    张洁是当代著名女作家,1937年生于北京。主要作品有《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沉重的翅膀》、《无字》等。张洁的散文作品不是很多,但质量却比较高。

    《拣麦穗》讲述了作者小时候与一个卖灶糖老汉的感情,很有情趣。文章开始就说,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谁没有拣过麦穗呢?她说陕西农村有一个风俗,就是女孩子拣麦穗,总是换成钱自己留起来,而这个钱家里一般是不要的,总是让女孩子攒起来,为长大了出嫁准备嫁妆。这样女孩子们在拣麦穗时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幻想。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就开始讲到了自己。

    作者说,自己小时候小名叫大雁,她三、四岁大,歪歪咧咧刚能走路,就提着篮子跟着大姐姐们下地拣麦穗,但是在地里,蝴蝶和小虫总是比麦穗更能让她感兴趣,因此,她根本拣不到什么麦穗。

    有一天,她的一个远房的二姨见她篮子里稀稀拉拉的只有几个麦穗,灵机一动,就有意逗她说:“吆,我们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又戏谑地说:“大雁,告诉姨,你拣麦穗做啥?”这时候,女孩大声说:“我要准备嫁妆。”二姨又问:“你要嫁给谁呀?”这时候女孩想了一想说:“我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于是引起哄堂大笑。

    这篇散文很好地表现了一种童趣。另外就是散文里表达了一种朦胧、复杂的感情,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情。

    2、狭义的女性散文

    中国新时期文学唐敏的散文《女孩子的花》深受女性喜爱
    就是专一表达女性独特生活体验和感情的作品。她们大都是五十年代出生,也多是专业的散文作家;至少是用力很多。主要有王英琦、唐敏、苏叶、叶梦、韩小惠等。

    这批女作家所写的大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们经常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最擅长的是家庭、爱情和婚姻问题。

    她们经常写女性在青春发育和婚恋中的心理变异,写生儿育女过程中的生理和精神上的躁动,着意发掘女性深层自我的隐秘世界。

    九十年代,女性散文曾赢得了广泛赞誉,但后来也有一些批评。有人指出:女性散文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娇弱,甚至是小题大做、无病呻吟。

    有批评家指出:许多女性作家太多地沉溺于个人感情不能自拔,老是写丈夫呀,儿子呀,反复反复写婚姻、恋爱、生孩子、做家务,出门几天,离开丈夫就感到寂寞呀等等。

    唐敏原名齐红,1954年生于上海,在福建省福州市长大,文革中下放,在农村7年,回城后在福建省图书馆工作,后调省文联。1989年前后,唐敏写了一篇文章《太姥山妖氛》,记实的,因为文章中用了真人真事,引起一场诉讼,结果唐敏败诉,被罚款一千元,处徒刑一年。这是建国后第一个因诽谤罪入狱的作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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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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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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