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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英南京条约”是“南京条约”的同义词。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清廷原称“万年和约”,后世又称“江宁条约”、“南京条约”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该约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清朝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其中要求中国:(1)割让香港岛;(2)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二千一百万银元;(3)五口通商,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4)协定关税,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中国海关无权自主;(5)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此外,也规定双方官吏平等往来、释放对方军民以及英国撤军等事宜。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南京条约 外文名称: 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
    别称: 江宁条约、万年和约 时间: 1842年8月29日
    发生地点: 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 结果: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历史背景: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
    签约双方: 中国(清)、英国 中国代表: 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
    英国代表: 全权代表璞鼎查 目的: 打开中国市场掠夺廉价工业原料
    主要内容: 结束战争,五口通商,割地赔款等

    目录

    条约背景/南京条约 编辑

    中国国情

    开关前的广州开关前的广州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前中期,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承平日久,社会风气日趋奢罪,社会矛盾潜滋暗长。清王朝在腐朽落后的观念支配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国家开始由盛转衰。

    到18世纪后期,清王朝已然衰相毕现,危机四伏。政治上,吏治日益腐败,渐成痼疾。官员贪污纳贿,成为普遍现象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利用手中权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大肆贪污。嘉、道之后,此风愈烈。各级文武官员,乃至幕僚、书吏、差役,侵占公餐,搜括民财,无所不用其极。自朝廷以迄州县,官吏大多玩忽职守,以延宕推诿为常态,以敷行了事为常法,以致弊政丛出。各地刑名案件拖沓,积压重重,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嘉庆皇帝曾哀叹:“当今大弊,在“因循息玩’四字”, 群臣‘悠忽为政’,积习难返。”百姓深受官吏压迫,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经济上, 土地兼并加剧。 财政人不戴出。嘉庆道光时期, 土地日益集中,从皇室贵族、官僚到庶民地主,均疯狂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后,不得不租种地主土地,既要向国家缴纳各种课税,又遭到地主、豪绅苛重的盘剥,生活状况困苦不堪。嘉庆、道光以后,各地流民显著增多。嘉庆朝后,朝廷税赋亏空愈益严重,财政开始人不敷出。道光年间,鸦片输人引起白银外流,财政状况更为恶化。为弥补财政亏空,开辟财源,清政府广开捐纳,出卖官职以敛财。至道光后期,已出现“捐班之道、府、州、县已居天下十分之半”的局面,这些官员变本加厉地对百姓进行盘剥。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日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康熙末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乾隆末年达到3亿以上,到道光时期达到4亿左右。人口激增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引起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许多失去家园的下层民众沦为流民。大量流民的存在,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军事上,军队腐化堕落,军备废驰。

    清朝前期,八旗、绿营为稳固清朝统治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中期以后,日渐丧失战斗力。清军军官不以军务为事,营私舞弊,榨取贿赂,侵吞兵饷,过着腐朽的生活。土兵则纪律败坏,操演废弛,经常搜刮百姓,贻害地方。到道光时期,军中吸食鸦片成风。从乾隆末年开始,遇有重要战事,清廷不得不招募乡勇,军队“不能卫民,而转率民以充兵"。同时,清军武器装备落后、主要以弓箭、刀矛等冷兵器为主,少量装备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武器。战船很多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这样的军队,难以担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文化思想上,实行文化专制。清朝统治者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作为官学, 将朱嘉集注的四书章句作为科举考试的准则。屡兴文字狱,用高压手段消除反清意识,严密控制人们的思想,整个思想文化界戴着沉重的桎梏。到清中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渐突出,社会险象环生,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

    1774年,山东发生了清水教王伦起义。起义军在数日之内发展到了千人以上,连克寿张、堂邑、阳谷、临清等地,威胁漕运要道。清廷派大学土舒赫德率军前往镇压,起义最终失败。虽然起义前后不及一月, 规模也不算大,但因当时正值“康乾盛世”,使清朝统治者受到很大震动。嘉道年间,各类民变频发,其中尤以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影响最大。

    1796年,湖北四川陕西等地的白莲教支派先后起义,这次起义规模浩大,持续了八年时间,波及楚、川陕和周边广大地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先后调动数十万军队,耗费近两亿两军费,以致财政空虚,所受打击极为沉重。1813年9 月,天理教(白莲教支派)首领李文成等率众在河南滑县起义,其后迅速发展到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支起义军,于10月初一度攻入皇宫,使清廷陷人混乱和恐慌之中。这次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它强烈地震撼了清朝最高统治者。

    到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统治危机四伏,日益衰败,不复再有盛世气象。

    英国国情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马嘎尔尼使团访华
    正当清王朝国势衰微、日益没落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却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于西欧封建时代后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先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各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欧美各国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西方列强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其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他们将贪婪的目光瞄准了东方正在沉睡的中国。

    18世纪中叶,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称为海上霸主,大肆进行海外殖民扩张。1820年,英国的工业总产量为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其对外贸易占世界总额的18%。1830年,英国的原煤产量占世界的70%,布匹和铁产量军占世界的50%,1820-1850年间,五金制造占世界的40%,修建了6308英里的铁路。到1851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23亿英镑。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的飞速发展刺激了瑛姑资产阶级开辟新的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低的需求。英国先后侵占了印度、新家坡、缅甸、伊朗和阿富汗等地。1637年6月,英国舰队到达澳门,擅闯珠江,并炸毁虎门炮台。1792年,英国以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马嘎尔尼名,派遣马戛尔尼使华,提出增设通商口岸,在京设立商馆,给予舟山附近小岛建立贸易商站等要求,遭到请政府拒绝。1808年,英印总督借口防御法国兵船,“保护”贸易,派舰队强行在澳门登陆。1816年,英国派阿美士德使华,争取贸易全案啦,但是同样失败。1832年,英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航行,搜集情报,绘测地图,为武装入侵中国做足准备。1838年,英国又派海军少将马他伦率兵舰进入广州内河。通过这些活动英国成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急先锋。

    鸦片战争

    沙角大角之战沙角大角之战
    1840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定海,北上天津。清廷恐惧,派琦善与义律和谈。和谈期间,英军于1841年1月7日突袭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迫使琦善与之初步达成《穿鼻草约》(约定对英赔款六百万元等),又于1月26日攻占香港。

    道光帝因沙角之战而愈加震怒,于1月27日下令对英宣战,继而得知香港被攻占,下令加派奕山为剿逆将军,增兵广州,否认《穿鼻草约》。英军在虎门之战、广州之战中均获得胜利,于是奕山又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仍是对英赔款六百万元(另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作为“赎城费”;并对道光帝加以欺瞒,宣称是行商累积的欠款,企图敷衍了事。

    然而,英方蓄意扩大战争与战果。在巴麦尊等人的推动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否认草约,并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英军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第二次攻陷)、镇海、宁波,并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击败奕经的反攻。浙江巡抚刘韵珂见事不可为,请求派遣与英方有过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道光帝迫于无奈,派遣耆英担任杭州将军,伊里布随往。

    1842年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军又攻陷乍浦,继而于6月16日攻陷吴淞,7月21日攻占镇江,以切断京杭大运河。1842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1]

    起因/南京条约 编辑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定海,北上天津。清廷恐惧,派琦善与义律和谈。和谈期间,英军突袭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迫使琦善与之初步达成《穿鼻草约》(约定对英赔款六百万元等),后又攻占香港岛。  

    道光帝因沙角之战而愈加震怒,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对英宣战,继而得知香港被攻占,又下令加派奕山为剿逆将军,增兵广州,否认《穿鼻草约》。然而,英军在虎门之战、广州之战中均获得胜利,于是奕山又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仍是对英赔款六百万元(另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作为“赎城费”;并对道光帝加以欺瞒,宣称是行商累积的欠款,企图敷衍了事。尽管如此,英方仍蓄意扩大战争与战果。在巴麦尊等人的推动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否认草约,并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英军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第二次攻陷)、镇海、宁波。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军击败奕经的反攻。浙江巡抚刘韵珂见事不可为,请求派遣与英方有过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道光帝迫于无奈,派遣耆英担任杭州将军,伊里布随往。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军又攻陷乍浦,继而于6月16日攻陷吴淞,7月21日攻占镇江,以切断京杭大运河。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2]

    签约过程/南京条约 编辑

    英国画家John Burnet所绘《南京条约》签订场景英国画家John Burnet所绘《南京条约》签订场景
    英军到达南京后,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军求和。8月8日,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首先到达,派其仆人张喜两度前往英方军舰,会晤翻译马儒翰(John R. Morrison)。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后,璞鼎查曾限期于8月14日议定和约,否则开炮攻城。双方共在静海寺内议约四次,也曾在上江考棚等处议和。8月17日,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商定了条约内容。8月22日,道光帝全部允许。

    谈判过程中,耆英等人屈从英方要求,没有进行反驳。关于鸦片问题,璞鼎查曾劝说中方代表,由中国停止禁烟政策,并可对进口鸦片征税。对此,黄恩彤提出日后再议。这是因为,黄恩彤、耆英等预料到道光帝为了颜面,不会正式弛禁,不如置之不问。

    从开始议约到正式签约前,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邀请登舰,而璞鼎查也上岸答拜。   然而英军在此期间仍未停止抢劫行为,引发了鸦片战争中最后一战——靖江保卫战。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康华丽号”(又译“皋华丽”、“汉华丽”,Gornwallis)上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其中的中文文本系由英国人译成。   同年9月,道光帝批准签订后的条约,但认为仍有需要斟酌之处。经耆英与璞鼎查互换照会,阐明以后的商人欠款,官方不代为偿还,同时英方承诺不会庇匿“奸民”;尤其是约定如果中英人民涉诉,“英人归英人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权。 

    [3]

    条约原文/南京条约 编辑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 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圆,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圆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 此时交银六百万圆;

    •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圆,共银六百万圆;

    •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圆,共银五百万圆;

    •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圆,共银四百万圆;

    •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圆。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圆加息五圆。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圆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朱、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4]

    后续事件/南京条约 编辑

    签署附约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后,对英方而言相关约定尚不够具体,不能完全满足其商务和政治的需要;对中方而言,则顾虑日后双方接触更为广泛和深入,如无明确章程,难免再生事端。   尤其是按西方标准制定的通商条款,对不了解西方商业制度、而又仍持天朝观念的清政府来说难以执行。   为此,中英继续交涉,商定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应的细则。[5]

    1843年7月22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施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通过这些附件条约,英国在中国攫取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许多特权。  

    履行条约

    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换文当日,璞鼎查在港督府宣读《英王制诰》(又称“香港宪章”、“英皇制诰”,Hong Kong Letters Patent),并公布有关建立港英政府的英王特许令,宣誓就任第一任香港总督,还下令以女王的名字将港岛北部新市区命名为“维多利亚城”。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27日,广州口岸恢复贸易;11月2日,厦门开埠;11月8日,英国领事巴富尔到达上海,11月17日开市。关于宁波,经浙江省方面催促,英国领事罗伯聃(T.Robert)于12月19日抵达,商定于1844年1月1日开市。至于福州,英国领事李太郭(G.T.Lay)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6月30日方才抵达,此后不久便实际发生中外商贸往来,但闽浙总督刘韵珂对福州开市加以抵制,并未正式宣布开市。  

    美法效尤

    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美国代表顾盛在澳门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条约内容可归纳为:美国享有英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美国兵船可自由出入中国通商口岸;美国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扩大领事裁判权。

    1844年10月2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法国代表拉萼尼在广州黄埔的法国战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条约内容可归纳为:法国享有英国美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法国可在五口租地建立教堂,中国有保护教堂的义务。  

    西方列强利用《南京条约》的附约《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1849年(二十九年),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影响/南京条约 编辑

    总述

    《南京条约》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与作为 附约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产生重大历史影响。

    从社会性质上看,《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上,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依据革命史观,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社会革命任务(革命对象)也发生变化,中国人民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将其军事侵略的结果确定下来。而《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赋予的各项特权,有利于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也便利了其对华政治控制、文化渗透。[6]

    政治

    丧失主权

    割让香港岛割让香港岛

    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英国人相继取得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划定租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这些条约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关税主权、贸易主权、司法主权达百年之久,也便利了资本主义列强的进一步对华侵略。其中,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地最惠国待遇更被认为是“束缚半殖民地国家的三条重要链锁”,而对中国来说,它们都是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首先确定下来的。  

    中国若干权益的丧失,不完全是外国侵略者的强制掠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统治者的主动奉送。诸如划定租界、协定关税、确立领事裁判权等等,都体现出这一点。

    清廷危机

    《南京条约》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日渐激化。清政府大力搜刮,以弥补因鸦片战争和赔款而带来的财政亏空,连下“筹划经费”、“开捐输”、“裁浮费归公”、“多追商欠”、“查明私垦隐赋,勒限照例升科”等一大串的搜刮命令。巨额军费和赔款除直接构成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外,也间接加重人民负担,激起民众反抗,激化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鸦片的进一步泛滥,也加速了清廷的腐化。总之,《南京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衰亡。  

    法律演化

    《南京条约》也对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产生影响。一方面,《南京条约》使得中国在外贸管理制度上仿行西法或与西方接轨。   另一方面,清廷逐渐意识到领事裁判权的危害,而西方为维系该制度,除混淆“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的概念外,还以中国法律严苛落后为借口。为此,清廷被迫向西方法律制度靠拢,由此引发清末修律的改革。  

    此外,随着香港岛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法律制度开始适用于香港,使香港的法律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普通法系色彩。 

    经济

    中外贸易

    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

    《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口货物数量一度猛增。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国输华棉纱计621万磅,较战前加倍;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输华棉布达1.12亿码,为战前的5倍,同年英国棉织品输华总值达170多万英镑,而战前为每年70万英镑左右。然而,在中国自然经济(也包括中国国内商品生产)的顽强抵抗下,进口货物积压严重。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以后,洋纱、洋布进口量显著下降,到19世纪50年代才重新回升。在普通商品贸易方面,中国也仍占有顺差地位。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继续把鸦片作为主要的经济掠夺手段。中国鸦片进口量从19世纪40年代的每年四万多箱,增长为19世纪50年代的每年约七万箱;十余年中,进口总数达七八十万箱,合银元三四亿。

    出口方面,中国茶、丝出口几乎呈直线增长趋势。茶叶年出口量,在19世纪30年代为5000万磅强,1843年增为7000万磅,1851年(咸丰元年)将近1亿磅。丝的年出口量,战前为1.2万包,19世纪40年代后期约2万包,1852年(咸丰二年)为3.2万包,1853年(咸丰三年)为6.4万包。  

    国内生产

    进口货物(例如洋布)的猛增,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的手工纺织业。19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的手工纺织业开始衰落。在厦门港、广州港的周边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概括而言,中国东南沿海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也仍对洋货起着抵制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的丝、茶生产随着出口的激增而相应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没有可靠的基础。由于贸易受到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为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靠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外贸价格的控制,也加重了直接商品生产者所受的剥削。  

    经济侵略

    协定关税,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关税是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工具,关税税率起着调整进出口货物、保障本国工业品获得市场的作用。根据《南京条约》的附约的规定,中国海关征收的主要进出口税率均有所降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更发展为“值百抽五”。这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半殖民地化的过程。  

    此外,在英军直接掠夺、战争赔款、鸦片贸易及洋货进口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白银继续外流,使得道光末年“银贵钱贱”现象进一步加剧,一两白银兑换的制钱超过两千文。这对于金融、商业、手工业、农业等经济领域都有不利影响,也加剧了清廷的财政危机,尤其是严重影响农民生计,被部分研究者认为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口岸变迁

    五口通商后,各口岸发展并不平衡。1853年(咸丰三年)起,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外贸中心和商埠。   英美法三国相继沿黄浦江设立租界,并不断扩展,形成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法租界。广州也有缓慢发展。厦门、宁波、福州起初发展欠佳,后情况发生变化。至1859年(咸丰九年),福州茶叶出口已位居各商埠之首。60年代,宁波也形成了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基地,呈现出依赖于外国的单一原料供应地的典型图景。  

    被割让的香港,鸦片战争前原本人烟稀少,英国割占该岛后,这里华洋杂处,人口激增。英国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烟毒泛滥。   此外,香港也成为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和商业基地,给英国进一步深入侵略中国以方便。而随着香港的割让,澳门对西方国家的重要性则有所下降。  

    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西方人在华投资设厂,但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已经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道光三十年),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陆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文化

    鸦片战争时,在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准备工作,如翻译圣经,编写字典。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天主教,归还原有教堂,天主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德三国十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也纷纷在五口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接办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博济医院。

    与此同时,《南京条约》使爱国进步人士开始改变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

    军事

    在鸦片战争后期,清廷原有仿造西方战船的计划,后因《南京条约》签订,该计划被束之高阁。尽管如此,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仍刺激中国人进一步关注海防。例如,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后,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继成书。他在后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指出西方“长技”在于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  

    另一方面,英国在《南京条约》签订前的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即在香港岛建立军事基地。   到冷战后期的80年代,英国在海外军事基地收缩的背景下,在香港尚保有6500人的驻军,这也成为英国海外军事力量部署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外交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把中英两国的关系根植于不平等的 基础之上,既成为英国进一步侵华的出发点,又诱发了新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对象。陈旭麓指出,这样就形成一个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从《南京条约》到《望厦条约》的第一组不平等条约,正是这个条约制度的起点,其内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屋、传教自由等等)已经象征了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和续接准备了最初的前提。  

    此外,《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汉文本在翻译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为中英两国之后的紧张关系埋下了伏笔。例如,协定关税在英文本中并无明确表述,中文本的“议定”二字被认为可能属于误译;又如,围绕英国人在广州的入城问题,双方各自依据其文本提出自己的主张,引发了长期争执。英方也意识到翻译问题的存在,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遂规定以英文为准。  

    评价/南京条约 编辑

    耆英、伊里布、牛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  

    爱新觉罗·旻宁: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该大臣等所称可救然眉,是徒知救急于目前。并未计贻忧于日后。 (评耆英等粗定之条约)  

    董宗远(时任给事中):而臣愚以为果如所请,则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  

    刘韵珂:①倘该逆退兵之后,或有他国出而效尤,或即英人托名复出,别肆要求,变幻莫测,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尽服丑类?   ②今法穷于夷,银尽于夷,虽欲戢兵,其将能乎?然大局既坏,攻补两难,而徒责今日之庸医杀人,则亦未为平允耳。  

    李星沅:至局阅江南钞寄合同,令人气短,我朝金瓯无缺,忽有此蹉跌,至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且约中如赎城、给烟价、官员平行、汉奸免罪,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不得为在事者宽矣。  

    夏燮:今自通商议行,鸦片禁弛,于是利权操之于外洋,而烟土遂为各行之首业,此岂特漏卮之患而已哉!  

    曾国藩: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左宗棠:①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②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则惟有买山而隐耳。  

    马士:这些条约(其中第一个条约系在英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强加于中国的)所包含的条款并不多于以往三十个月期间中巴麦尊子爵训令历任全权公使所要索的。这些条款综括地建立了几种广泛原则,从那时起,这些条约就奠定了中国与二十多个有共同条约关系的外国之间外交和商务关系的那些上层建筑的基础。 (评《南京条约》至《黄埔条约》)  

    赵尔巽等《清史稿》:①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   ②要之筹边大计,朝廷无成算,则膺封圻之寄者为益难,况人事之未尽乎?  

    蒋廷黻: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的,放弃所不当放弃的。  

    郭廷以:①于是所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租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评《南京条约》附约)②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以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  

    戴逸:总之,《南京条约》是屈辱的、痛心的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重枷锁。它开始剥夺中国的主权,它标志着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市场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陈旭麓:①资本主义的平等固然是一种虚伪的平等,但它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否定物。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会引发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种种问题。(评“平行之礼”)②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助,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评割让香港)③因此,经济上的新旧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西方列强。(评五口通商)   

    茅海建:①若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②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至本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评三项经贸条款)  

    《剑桥中国晚清史》:①其中有些权利是在欧洲国际制度的范围内正常地给予外国缔约国的国民的······就是在中国,过去许多世纪的对外交往中,一般也是容许这样做的,只是没有在条约中详细地规定下来而已。②英国新获得的大部分条约权利把自由贸易的理想应用到了中国沿海······ 为了在中国沿海口岸的活动中实现这些目标,英国人坚持搞许多附加条款,它们合起来就构成了对英国臣民的领事裁判制度(治外法权),而且它是以海军炮舰为后盾的。这样,一种新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就逐渐在中国沿海找到立足之地,并且日益膨胀起来。[7]

    史料陈列/南京条约 编辑

    《南京条约》原始文本《南京条约》原始文本
    《南京条约》的原始文本,一份保留于英国,另一份存放于两广总督衙门,在清亡后由中华民国外交部保存,后几经辗转,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2012年,该博物院曾举办“百年传承 走出活路”展览,展出包括《南京条约》在内的八十八件近代条约。此外,《南京条约》的这一文本也经过了扫描,在互联网上对公众开放。

    在南京条约签署地静海寺,建有《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保存有包括英国女皇颁发给来华作战士兵的银质勋章在内的相关文物,并陈列有复原的《南京条约》议约场景。  

    上海公共租界的中心道路(派克弄)被命名为南京路,一说是为纪念《南京条约》。(也有观点认为是因《天津条约》开南京为商埠而命名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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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9-11-01
    [2]^引用日期:2019-11-01
    [3]^引用日期:2019-11-01
    [4]^引用日期:2019-11-01
    [5]^引用日期:2019-11-01
    [6]^引用日期:2019-11-01
    [7]^引用日期:2019-11-01
    [8]^引用日期: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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