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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院

    书院是宋代的地方教育组织。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但发展于宋代。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皆建官学,一些书院与官学合并。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书院
    性 质: 私人 对 立: 官学
    分 类: 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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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藏书/书院 编辑

    书院书院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

    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 ,并称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 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 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 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 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 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

    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 造较大的院子来安置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 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 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 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经等, 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 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 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 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置了学士、直学士、侍读 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 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 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 卷,以资学者。”

    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 ,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 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 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 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 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 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 发展缓慢。

    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 ,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 ,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 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 ,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 ,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 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 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 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

    书院书院

    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 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 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 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 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 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藏书起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 下几种。

    3.1 捐赠。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3.1.1 皇帝赐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御赐也有三种形式。一是自动。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种御赐。

    3.1.2 官吏赠书。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 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 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3.1.3 私人赠书。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 来 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其先人所藏《汉书》44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 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篇》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 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着,这些都对书院开展学 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3.2 书院自己购置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置书院 ,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置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3.2.1 书院购置书籍。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 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 ,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本量,补充缺本。

    3.2.2 书院刊印书籍。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与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 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 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 “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着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 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置,有时分拨 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 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其中以 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 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3.2.3 书院抄写书籍。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

    藏书特点

    书院书院

    中国古代藏书楼的藏书特点,除受出版、学术等因素制约,还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收藏目的、 兴趣及经济状况。书院藏书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为书院师生服务而设置的一种“ 学校公共图书馆”。所以,书院藏书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内容上以经史等学述着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4.1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所以书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经,所谓“日月不灭 ,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运经纶”。以后,又把注释、研究六经的一些着作奉为“神圣” ,将《四书》作为必读书目。除开这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 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 于采纳地方着作,各具特色。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 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 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近代西学东渐,不少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有相应科目的藏书。至于近代上海的格致书院,以讲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更由于有外国人傅兰雅的参与,东西方译书占其藏书的三分之一。正由于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 所以书院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的书籍,巫医、星相、桑麻等实用性的书籍,都不在收藏之内。

    4.2 书院藏书不追求版本的珍贵。因为它与私人藏书不同。私人藏书家目的是为了保存、 鉴赏文物或考据校勘,所以特别重视版本。而书院藏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 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点,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与刊刻的重点。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几种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式,也限制了书院藏书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总的来看,书院藏书从规 模、品种还是版本上都无法与其它种类的藏书方式相比,也无法像一些国家藏书、私人藏书 一般,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淹灭了。但是,正如谭卓垣先生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中说:“书院藏书楼数量很多,其藏书一般说来并不珍贵而且收藏也小。但 是它们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藏书管理

    历代书院藏书楼,就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楼一样,都十分重视藏书的管理与保护,这也是藏书楼时代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为本院师生和一些地方上的读书人,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书院读者使用,它便不像国家、私人和院藏书那般过于封闭,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书院藏书制度。如《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序》中说:“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 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

    5.1 管理人员。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 编 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中国书院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最早应该首推南宋白鹿洞书院设“管干”管理藏书。当时朱熹主持书院,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 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由于此书院在当时名声很大,所以其藏书管理制度 也就在全国各地书院推广了,并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书院院设“监院”管理藏书,文正书 院设“斋长”管理藏书,而大梁书院则设“司书吏一人,经管用:司阍役一名,典守锁钥” (《大梁书院藏书目》),中江书院规定藏书楼“尊经阁”由一人管理,负责看守书籍和抄写 , 还“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安徽于湖中江书院藏书目 》)。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 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 ,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5.2 登录、分类和编目。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 、 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如文正书院“购既竣,以数目编诸册 ”。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 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一般不分类或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分至二级类目。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经部下置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史部下设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同时,书院还利用“悬榜”的方法, 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这种通报藏书和流通情况的作法,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5.3 借阅。可以说,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人数众多。一般地,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中国古代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 期、数量和姓名。还书时,官吏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

    5.4 藏书的保护。藏书是书院的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保护得再精心都不过分。历代书院 除 设置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 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如中江书院规定,“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总理清查一次。”这些措施,无疑大大 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5.5 读者工作。因为书院有着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所以书院非常重视藏 书 及其读者指导工作。究其原因,书院是在官学毁坏的基础上,由读书人自发开拓的教学之途。它的目的不在于仕宦功利,而在于学业悟道,“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古代书院教学特色 是自学为主、讲学为辅,这样,必然使学生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而要求老师的职责主 要是“解惑”。导读和讲授治学之道在这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教学内容。

    藏书建筑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 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 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 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置。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 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书院于乾隆八年(1743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年(1875),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 间,分置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置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 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地位和作用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1 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 定 规模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非 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 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各具特色。而 且,书院自行刻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 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书院藏书历久不衰,历代相沿,直到最后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藏书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没。

    7.2 书院藏书都注重藏书利用,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书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中国封建社会藏 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中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7.3 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中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中还包含 着自由讲学的成分。一些私人设立或地方设立的书院,热衷于自由研究学问,在书院中实行 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教学方式多采取启发诱导式,提倡学生自学,博览群书,老师加 强指导,授道解惑,众多学者和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 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7.4 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中国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 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阁、只供 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中国封建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也 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7.5 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 是 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着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学 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 作作出了贡献。

    书院与赫曦台/书院 编辑

    冯雁军

    古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为: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始于五代后周的僧人办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式创立,清末相继改为学堂、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师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故世称“千年学府”。

    今天,千年学府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迁,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这些古建筑中,赫曦台是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赫曦台从建筑的形式上来讲,属于湖南地方戏台。平面呈“凸”形,石砌台基,居高开阔。前部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单层弓形硬山结合,青瓦顶,空花琉璃脊,挑檐卷棚,颇具地方特色。台柱和墙壁上有《老子出关》等戏曲故事的对联和堆塑,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左右内壁上一丈余高,走笔如龙的“福”“寿”二字。

    这两个字里有个传说。早在唐代,乡举考试后,州县长官要宴请中了举子的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鹿鸣》,跳魁星舞,所以这个宴会也称之为“鹿鸣宴”。如果参加过鹿鸣宴的考生在60年后再次赴宴与新科举人同乐,那就叫重赴鹿鸣宴。清嘉庆十二年(1807)罗典重赴鹿鸣宴这天,岳麓书院特别热闹,名门望族、达官显贵及门下高徒都来道贺,吟诗歌赋,畅古言今,尽显自己的才华。大家正玩在兴头上,一位鹤发童颜、脚蹬草履的道者前来凑趣。众人见是无名老道,纷纷轻薄戏谑,要他写几个字看看。老道看出这儿不是容人之地,欲含怒而去,却被人拉住:“斯文之地,岂能容你愿来就来,想去就去。”此时,道人反而不气了,操起大扫把,伸入黄泥中,瞅准赫曦台一壁白墙,“刷刷”两下,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然后扬长而去。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再看那字,健笔如龙,力透骨肌,非凡人所为,于是传为仙迹。此后,罗典曾托人四处寻访仙踪,但不知下落,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对称,罗典亲自在对面的壁上补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的笔力就大不如寿字了。

    赫曦台从初建时起,就与休闲娱乐结下不解之缘。清代,这里则成为学子们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场所,还经常演出戏剧,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展示过各种文化的祥和与辉煌。

    由此看来,古时的高等学府里,人们的读书求学生活,也大抵不完全是寒窗苦读。

    古诗《书院》/书院 编辑

    书院【宋.刘过】

    力学如力耕,

    勤惰尔自知。

    但使书种多 ,

    会有岁稔时。

    大意

    努力学习就像是用力气去耕田,勤劳、懒惰只有自己会知道,即便书的 种类很多,终究会有熟读、理解的那一天。

    刘过

    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

    刘过(1154~1206)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人,长于庐陵(今江西吉安)。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所赏,亦与陈亮、岳珂友善。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狂逸俊致,与刘克庄、刘辰翁享有“辛派三刘”之誉,又与刘仙伦合称为“庐陵二布衣”。有《龙洲集》、《龙洲词》。

    石鼓书院石鼓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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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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