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简言之,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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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位专家表示,在中国的人口红利面临拐点的当下,应当尽早调整生育政策,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以应对人口红利消减和老龄化加剧带来的“未富先老”的挑战。人口红利简而言之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

中文名: 人口红利 英文名: renkouhongli
解释: 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 术语所属: 社会学、政治经学
概念属性: 模糊 应用领域: 生产就业
  • 经济小妖 201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规划称,“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增长势头将进一步减弱,主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人口抚养比将开始上升。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渐衰竭的压力。

目录

人口红利 - 基本简介

人口红利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1]

简言之,人口红利就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此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社会负担相对较轻,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但“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2]

人口红利 - 计算方式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

估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使用时间序列的宏观人口经济数据,用多元回归的数理统计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带入人口及其他各种因素,观察人口变化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的贡献。

另一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通过计算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然后把这两类人数的比例作为抚养比。注意,这里所使用的抚养比与通常所说的抚养比不一样。

这种计算人口红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变化的指标——人均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两个部分,即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的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增长率。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第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是人口因素。在假设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增长率不变的条件下,抚养比增长率的变化便可直接等同于其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也即人口红利。

实际上,人口变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不仅包括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还包括扩大积蓄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与回报上升。由于人口在40岁-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期望寿命的延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造成了更多技术发明使用的机会,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一个更健康的人口也就是一个更富有生产力的人口。健康的作用远不限于增强体力,而更在于智力思维的开拓与使用。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的计算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3]

人口红利 - 社会影响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中国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已显现,并且创造积累了国民经济基础。2000年以后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10年间,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影响“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
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人口红利 - 判断标准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

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 - 与刘易斯拐点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 

人口红利 - 影响因素

人口红利人口红利

有利因素

1、高劳动参与率 

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据统计,截至2005年1月6日,中国总人口达13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为8.8亿,占总人口的70.15%。到2003年提高到70.4%,专家预测,在未来的15年中,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都在70%左右,到2020年达到峰值。这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的最高比例。 

2、高储蓄率

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央行2012年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15.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 

3、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

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中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不利因素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目前中国至少有1.2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其中1/4-1/3为15-25岁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中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

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近年来,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人口红利 - 中国人口红利

在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利率”变化呈两头低、中间高的倒U型曲线。如果以抚养比0.5作为进入和结束人口红利期的分界线,预测表明,1990年我国进入人口红利期,1990年—2010年人口红利逐步提升,2010年抚养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2030年前后衰减为零并随即转变到人口负债期;而后负债率逐步走高,2050年抚养比将达到62%左右,负债率也将创出新高。据此可以判断,当前我国人口红利期并未结束,未来10多年仍可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只是支持力度在逐步减弱。

面临拐点

2012年4月初,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接受专访时称,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

2012年4月3日,在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危机与全球资本市场的新挑战”分论坛中,德太集团(TPG)合伙人Tim Dattels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过几年就会消失。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必须正视趋势、做好准备、积极应对。[4]

应对人口红利消减

专家指出,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减和老龄化的挑战,一方面要调整生育政策,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5]

1、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

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

2、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外地,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3、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

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相关文献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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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 引用日期:2011-04-01
[2] ^ 引用日期:2011-03-08
[3] ^ 引用日期:2011-03-08
[4] ^ 引用日期:2012-04-04
[5] ^ 引用日期:2013-08-20
扩展阅读:
1新华网
开放分类: 我来补充
社会 经济 经济学 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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