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山水中
人在山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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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并非仁者或智者的普通人也都喜爱山水自然风光，不过因为穷因为忙不能欣赏、享受罢了。我1922年出生于皖南休宁县商山村，村后的山属黄山余脉，门前的溪二三里就流入新安江，正是明代汤显祖的诗“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所说的那个山水明丽的地方。童年身受水光山色的浸润、熏陶，心中藏着徽州山水浓浓的影子。七岁那年，全家迁居上海，后来又在苏州、南京读中学，这个影子仍挥之不去。小时候生性贪玩，功课时好时坏，却一直爱读小说，做着文学的梦。稍大还悄悄写点什么，不外是对山水和亲情的眷恋，当然没有发表，也早已片纸无留。
抗日战争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从江南跑到遥远的陕北，进了抗大。不久又到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开始了军旅生涯。曾在八路军总部警卫团、129师385旅工作过，日本投降后转业当新华社记者，又在刘、邓（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总部记者团随军采访一年。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多少都有点自命不凡，读了 几本理论书，记了几个新名词，便自以为非常革命，动不动就要“同传统观念决裂”，对亲情、山水之类，一概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不屑一顾。而且在我看来，秦晋黄土高原尽皆童山秃岭，几乎没有风景可言。当时战火硝烟弥漫，专走荒僻小径，急于赶路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撇开这些因素，我的观点也明显是偏激、无知、可笑的。东渡黄河，这条被誉为民族精神象征的母亲河，波涛汹涌，气魄宏伟，一泻千里，一去不回，我身临其境曾受震撼。八百里巍巍太行，奇峰兀立，直插云天，东方日出，霞光万丈，乍见此一景观，不能不独自在心里欢呼璀璨辉煌，徒增对光明的向往。但“左”派幼稚病竟使我沉默无语，多次面对江南山水所罕见、所不可比拟的北国风光，我情不自禁而不愿细细欣赏，领悟那粗犷的美、恢宏的美、壮阔的美、气吞山河的美。更遗憾的是竟没有想到要记下几个字，等到想写的时候却写不出来了。
中国人常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勉，我书读得不多，路倒走得不少。战争岁月，行军、作战、转移、背粮、反扫荡，往往在一个村子住不了几天，就要背起背包赶路，走遍了太行山区，什么深沟、山庄、窝铺几乎都走到了。刘伯承将军当年常常引用苏渥涅夫一句名言教育我们：“脚是决定胜利的基本条件，手不过是争取胜利的工具。”凡是当过八路军的，包括后方机关干部，都会有些脚上的功夫，计算一下万里绰绰有余。入城以后，背背包走路的事是过去了，但有了汽车、火车，走得更快、更远，到的地方也更多了。我在《山西日报》工作了20年，到过全省的每一个县，多数县不只到县城，还跑过不少村镇。根据地时期成天在农村之中，其实对农村社会并不真正了解。到省报工作以后，接触面逐渐扩展，做了几次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情况才有所改善。这个时期写东西不算少，也见到一些令人怦然心动的景色，但游记仍无一篇，原因恐怕还是思想、观念的束缚。1960年春，应邀到《南方日报》参加一个会，会后主人又邀请北方去的同志游了海南岛。现在人们到海南简直不当回事，那时候却没有多少外地人去过，真可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大开眼界，大长知识。自己感到新奇、兴奋，也想让山西读者知道知道，便和同去的张春旬合写了一篇游记，算是零的突破。此后的1962年、1965年各写一篇：《梨乡同川》和《山西的岛上人家》，都是山西罕见的景色。50年代末我还受邀去了趟阿尔巴尼亚，并在莫斯科住了7天。回来写过个小册子，还应太行时期的老朋友章容之约，为《工人日报》副刊写了一篇散文，就是书中第七辑的都拉斯和发罗那。从参加工作到“文革”，20多年跑了那么多路，回忆起来所见有特色的景物实在不少，可惜只写了寥寥四篇，有些在日记上曾记过三言两语，连日记本也在“文革”抄家时不知去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