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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典论

    《典论》是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三国时代曹丕所著,写于曹丕做魏太子时期,原有22篇,后大都亡佚,只存《自叙》《论文》《论方术》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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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典论》
    文学体裁: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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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典论 编辑

    典论 典论

    曹丕的《典论》是一部有关政治、文化的论著,全 书大概在宋代亡佚,今仅存《自叙》、《论文》两篇较为完整。《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出现的一篇文学专论,也是汉魏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它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的区分、文学的价值等颇为重要的问题。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见《左传》)。但这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曹丕这样说,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

    背景/典论 编辑

    根据史料记载,曹丕与父亲曹操及卞太后关系不及弟弟曹植,杨修等人又不断称赞曹植之文采,皆不利曹丕争嗣。因此曹丕借此书使曹操另眼相看。建安以前,文学地位并不独立。当时,扬雄竟斥汉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丕在 典论呼吁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那时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脱离功名的心态。曹丕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称颂诗赋,使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内容/典论 编辑

    典论》的篇目都是以二字命题的,如《奸谗》《内诫》《酒诲》《自叙》《论文》等等。这是两汉以来的通则,如扬雄的《问神》、王充的《对作》。曹丕在典论中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的长处与短处。曹丕提出作家的气质不同会导致作品的风格有异,亦即“文气”的概念。原文为“文以气(指才气,即个性)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有本质根据),不可以力而致(努力勉强求得一致”。他指出有两种错误态度要不得:“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就是尊古卑今的观点。他重新提出东汉桓谭的意见。“文人相轻”,是他自己的创见。曹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指出文人互相贬损的弊习,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且为文人之间的相处指明了正确道路。

    《自序》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并。会黄巾盛于海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 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尔。”余曰:“将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予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 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固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芋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 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剿,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难吾与袁伯业 耳。余是以少涌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后之良史。

    《论文》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话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作“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班〔之]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不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惧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遂营目 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论方术》

    颍川 郄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 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 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 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 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苓,饮寒水,中泄利。殆至陨命。后 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 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 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 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馀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惟一人哉!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馀度。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各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

    李尤字伯宗,年少有文章,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拜兰台令史,与 刘珍等共撰《汉记》。(点校按,此条与“建安诸序”重复)

    议郎马融,以永兴中帝猎广成,融从。是时北州遭水潦蝗虫。融撰《上林颂》以讽。]

    历史记载/典论 编辑

    根据《三国志》及《魏书》记载,曹丕写成《 典论》以后,“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5]胡冲《吴历》亦夫提到曹丕“以素书所著《 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魏志》又记载,后来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大学,共有六碑”。表明曹丕自己及其后人都很重视这部《典论》。

    涉及问题/典论 编辑

    一是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的长处与短处;

    二是在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谓:“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大体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

    三是关于文体的区别:“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

    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

    评价/典论 编辑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较早的一篇专论。《典论》是曹丕做太子时候写的一部专著。据《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丕写成《典 论》后,“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又引胡冲《吴 历》云,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据《魏志》载,魏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曾“以文帝《典 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大学,共有六碑。说明曹丕本人及其后人都很重视这部《典论》。《典论》全书大概到宋代已经亡佚,今存完篇只有一篇《自叙》和这篇《论文》。 曹丕在本文中,批评了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应享有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其中涉及到:文学 的价值问题,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问题,文体问题以及文学批评的态度问题,等等。曹丕将文学的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摆到了与事功并立的地位。这是对儒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传统思想的补充、完善和发展,把“立言”的内容丰富了,从而突出强调了文学的“经国”作用和“不朽”意义。在作家个性问题上,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以气为主’的论断,并且作了具体论述。“文气”说遂由此发端,逐渐发展成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后代影响很大。对于文体问题,曹丕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说明各种文体既有共同的原则、共通的东西,又有具体的规则、不同的要求,所以既要研究其一般的规律,也要注意其不同的特 征。曹丕抓住了“本”与“末’的关系来谈文体问题,有辩证的观 点,同时也纠正了前人只限于本而不及其末的片面认识,是很有创见的。后世之文体研究,如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等,大略从此肇端。关于文学批评 的态度,田是立足于实际,批评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贵远贱 近,向声背实”,二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都具有针砭现实的作用,同时还具有相当的概括性.所以一千多年来常被人们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它对文学全面提出了崭新的观点,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其中论述到有关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虽是提纲挚领式的,未及全面展开,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刘勰在评论曹丕的才情时说,“乐府清越,《典论》辨要”(《文心雕龙.才略篇》),以“辨要”二字概括《典论·论文》的特点,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吴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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