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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冯道

    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五代宰相。 冯道早年曾效力于燕王刘守光,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四月,冯道病逝,追封瀛王,谥号文懿。后世史学家出于忠君观念,对他非常不齿,欧阳修骂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斥其为"奸臣之尤"。但他在事亲济民、提携贤良,在五代时期却有"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偁誉"的声望。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冯道 国籍: 中国
    姓名: 冯道 性别:
    字号: 长乐老 出生地: 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
    出生日期: 882 去世日期: 954
    国籍: 中国 主要作品: 《长乐老自叙》

    目录

    主要成就/冯道 编辑

    冯道曾主持国子监对《九经》进行刻板印刷,是中国历史上首度大规模以官方财力印刷套书。

    冯道冯道

    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冯道奏请唐明宗,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雕印儒家《九经》,得到明宗批准,于当年开始印行。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九经》全部刻印完成,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年。

    基本介绍/冯道 编辑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

    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

    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着《长乐老自叙》。

    人物介绍/冯道 编辑

    冯道冯道

    冯道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用来救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荒废田地不耕种的人家和没有能力耕种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十分惭愧,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首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速赶赴京师。

    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冯道在未发迹时曾写过一首诗: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馀年”,而称之为不倒翁。

    干祐三年(950)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馀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 岁。谥文懿,追封瀛王。冯道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

    个人成就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冯道,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馀,每帝仅三年馀,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馀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馀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侍制司马光、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反对,结果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都被贬黜,而赞同欧阳修意见的蒋之奇被他推荐为御史,被众人目为奸邪。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孺和他有怨,捏造他生活作风不正派。蒋之奇为了摆脱窘境,就上奏章要求对欧阳修进行查办。欧阳修闭门接受审查,因得到故宫臣孙思恭的辨释,蒋之奇等被黜逐,欧阳修也力求辞职,降任亳州知州。这一事件说明欧阳修并不那么光明正大,也不见得有李氏那样的廉耻之心。引经据典迎合皇帝的心愿,贬斥持反对意见的人,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蒋之奇的行为说明此人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但因为赞同自己的意见,就加以引荐提拔,显然已不是一般的用人不当。受人污蔑后并没有像他要求别人那样以死明志,只是老老实实接受审查,以降职为台阶,看来事到临头就不像议论别人那么轻而易举了。《宋史·欧阳修传》说他“数被汗衅”,但他的反应至多只是要求退职,说明他从来就没有李氏断臂的勇气。有人喝着参汤作发扬艰苦朴素光荣传统的报告,带着浩荡的豪华车队去访贫问苦,儿子拿了绿卡后再提议限制出国,挪用公款后却要公教人员体谅国家的困难;或者跑到海外去指责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入了外籍后来教导我们应如何爱国;大概都深得欧阳文忠公的真传,继承了假道学的传统。

    冯道另一个污点是对契丹的态度。范文澜写道:“他(晋高祖石敬瑭)要冯道出使辽国行礼,表示对父皇帝的尊敬。冯道毫不犹豫,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个奴才的奴才!”(《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重印本,第400页)此事明见史籍,自然不能为冯氏讳,但全面分析冯道与契丹的关系就不难看出,他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冯道并没有参预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卖国勾当,他说这样的话,只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资治通鉴》卷二九一)的一贯本色。因为石敬瑭为了取悦于契丹,认为只有冯道才能充当使者,已经说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话,再说“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只是假惺惺表示关怀。老于世故的冯道自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索性表示得心甘情愿。据《旧五代史》所引《谈苑》,契丹主曾派人劝冯道留下,他回答:“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皆为臣,岂有分别哉!”话说得很漂亮,实际还是不愿留在契丹。他把契丹的赏赐全部卖掉,得来的钱都用来买柴炭,对人说:“北方严寒,老年人受不了,只能备着。”似乎作了在北方长住的打算。契丹主同意他返回时,他又三次上表要求留下,被拒绝后还拖了一个多月才上路,路上边行边歇,两个月才出契丹境。左右不理解,问他:“别人能够活着回去,恨不得长上翅膀,你为什么要慢慢走。”冯道说:“你走得再快,对方的快马一个晚上就追上了,逃得了吗?慢慢走倒可以让他们不了解我的真意。”可见他表面上的恭顺只是一种韬晦的手段。

    契丹灭晋,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辽主问他为何入朝,答复倒也直率:“无城无兵,怎么敢不来?”辽主又责问他:“你是什么老子(老东西)?”冯道答:“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主听后欢喜,任他为太傅。有一次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契丹北撤时,他与晋室大臣被随迁至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等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安定。

    冯道出使契丹的目的或许能推测为贪恋后晋的爵禄,那么他应辽主之召以及以后的行动就不能说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所在的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也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易如反掌。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中,一心卖国求荣,争当儿皇帝、孙皇帝的;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的;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比比皆是。冯道的行为自然算不上大智大勇,但似乎也不应苛求了。

    前些年有人要为石敬瑭卖国辩护,说什么契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所以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不是卖国行为,而是促进了民族团结。这种谬论不值一驳,因为当时契丹与后唐、后晋还不是一个国家,无论石敬瑭的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但如果认为卖给契丹罪孽深重,而卖给其他汉人政权就无所谓,那也是不公正的。尤其是到了今天,我们绝不能再用“华夷之辨”作为评判历史是非的标准,对冯道与契丹的交往也应如此。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欧阳修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才算得上忠(《资治通鉴》卷二九一臣光曰,以下同)。但他也知道在“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三年”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大家都在国亡时殉葬,所以又提出了一个“智士”的标准:“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你冯道纵然不能作忠臣死节,当一个智士,不做官或只做小官总可以吧!这话其实也是欺人之谈。且不说在乱世中有几个人能自由自在地“灭迹山林”,就是在治世,要是皇帝看上了你能逃得了吗?自从朱元璋创造了“不为君用”就有灭族罪的法律以后,士人连不服从、不合作的自由也没有了,天地虽大,哪里还有山林可隐?再说,大官、下僚本无严格区别,更无本质不同;当大官是失节,当小官就可保住“智士”身份,岂不是笑话?如果司马光生在近代,看到曾国藩对“粤匪”斩草除根,蒋介石剿共时实行格杀勿论,或者在文革中连一般国民党员、保甲长都要被揪出打倒,那就会懂得当“下僚”是再愚不过的事了。话说回来,冯道并不是绝对没有选择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的自由,不过冯道大概不愿意如此了其一生;他真这样做了,欧阳修、司马光和我们今天就没有冯道其人可评论了。但还会有张道、李道,因为知识分子总是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现在可以讨论文章开头的问题了,要是冯道生在前南斯拉夫,在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时,他能做些什么?最容易的自然是“灭迹山林”,国内找不到,可以到国外去找,有钱就做寓公,没有钱也可以当难民,先在外国爱国,等天下太平了再回去爱国。在国内“灭迹山林”就没有那么方便,且不说在纷飞的战火中难保不中流弹,激烈的国家、民族、宗教情绪大概也容不得你置身度外,不过却能避免后人说长道短。另一条路就是当忠臣,选择一方后就竭尽全力,这样无论生前生后都能博得一部分人的赞扬。但旁观者已经可以看出,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价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更多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

    冯道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尽管他没有走得很好,也没有最终成功,就像他在《长乐老自叙》中所说“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这位冯道有个有名的故事,他曾使人读《老子》,自己卧而听之。其人开卷,以第一句中“道”字犯相公讳,乃读曰:“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但冯道听后哈哈大笑,让他照原文读下去,可知冯道是如何看待名讳的。

    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来看,冯道和称帝的袁世凯应该为人所不齿的,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他们个人的命运怎样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加之于身的束缚呢?诚然,他们个人的性格在其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后人和史书对他们的评价又将道德凌驾于历史现实之上。如何来看待历史,看待这些历史中确实曾经活生的人物,真的是一个问题。

    人物评价/冯道 编辑

    李嗣源: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及以父忧退归乡里,自耕樵采,与农夫杂处,略不以素贵介怀,真士大夫也。

    石敬瑭:经邦致理翊戴功臣特进守司空上柱国始平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冯道,礼天苍璧镇国元龟,夏璜为稀世之珍,轩镜是辟邪之宝,方诸才业,良平有可差其肩,较彼忠贞,姚宋不得并其辔,可谓人臣之刀尺,造化之丹青。

    薛居正:⑴ 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漓之态。⑵ 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馀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平生甚廉俭。逮至末年,闺庭之内,稍徇奢靡,其子吉,尤恣狂荡,道不能制,识者以其不终令誉,咸叹惜之。⑶ 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所以饰终之典,不得谥为文贞、文忠者,盖谓此也。

    欧阳修:⑴ 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⑵ 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⑶ 议者谓道能沮太祖之谋而缓之,终不以晋、汉之亡责道也。然道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⑷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冯道传》《冯道传》

    司马光:⑴ 道少以孝谨知名,唐庄宗世始贵显,自是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尝着《长乐老叙》,自述累朝荣遇之状,时人往往以德量推之。⑵ 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苏辙: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仇,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従而相之。子贡以为不仁,问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许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管子者,无其功耳。晏婴与崔杼俱事齐庄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卒事景公。虽无管子之功,而従容风议,有补于齐,君子以名臣许之。使道自附于晏子,庶几无甚愧也。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

    吴处厚:世讥道依阿诡随,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节。而馀尝采道所言与其所行,参相考质,则道未尝依阿诡随。其所以免于乱世,盖天幸耳。石晋之末,与虏结衅,惧无敢奉使者。少主批令宰相选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举朝失色,皆以谓堕于虎口,而道竟生还。又彭门卒以道为卖己,欲兵之,湘阴公曰:“不干此老子事。”中亦获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阴,道语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语,莫遣道为妄语人。”及周世宗欲收河东,自谓此行若太山压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诚任直、委命而行,即未尝有所顾避依阿也。又虏主尝问道:“万姓纷纷,何人救得?”而道发一言以对,不啻活生灵百万。盖俗人徒见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浊心清,岂世俗所知耶!馀尝与富文忠公论道之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谓大人也。”

    吴曾:孔子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圣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结乌足以论之。求诸后世,狄仁杰、冯道庶几焉。仁杰则人无异论。道自为欧阳公所诋,故学者一律不复分别,惜哉!独富郑公、苏黄门、王荆公以大人称之。盖欧阳公为史时,甫壮岁;使晚为之,必不尔也。

    胡三省:⑴ 冯道自此历事唐、晋、汉、周,位极人臣,不闻谏争,岂惩谏守光之祸邪。⑵ 晋高祖讬孤于冯道,与吴主孙休讬孤于濮阳兴、张布之事略同。⑶ 冯道以依阿免祸,有国家者,焉用彼相哉!然历事七姓,皆以德望待之,亦持身谨静,有以动其敬心耳。⑷ 二人(李崧、冯道)历唐、晋,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⑸ 冯道历事八姓,身为宰辅,不闻献替,唯谏世宗亲征一事。

    《冯道:乱世の宰相》《冯道:乱世の宰相》

    李贽:冯道自谓长乐老子,盖真长乐老子也。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历经四姓,事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

    王夫之:⑴ 高平之战,决志亲行,群臣皆欲止之,冯道持之尤坚,乃至面折之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夫谓其君为不能为尧、舜者,贼其君者也。唐太宗一躬帅六师之能,而大声疾呼,绝其君以攀跻之路,小人之无忌惮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责樊爱能等曰:“欲卖朕兴刘崇。”道之心,亦此而已。习于朱友贞、李从珂之朒缩困溃而亡,己不难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而己愈重,卖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惮于其虚名而不能即斩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于英君之窜逐也。⑵ 积乱之世,君非天授之主,国无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岂易言哉?人之能免于无恒者,斯亦可矣。冯道、赵凤、范质、陶谷之流,初所驱使者,已而并肩矣;继所并肩者,已而俯首矣;终所俯首者,因以稽颡称臣,骏奔鹄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对也!⑶ 若夫辱人贱行之尤者,背公死党,鬻贩宗社,则崔胤、张浚、李磎、张文蔚倡之于前,而冯道、赵凤、李昊、陶谷之流,视改面易主为固然,以成其风尚。

    王士祯:世讥冯瀛王道依阿诡随,不能死节。尝考质其生平行事,亦多侃侃不顾避处。王荆公雅爱道,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富文忠公称以为孟子之所谓大人。其所作诗,虽浅近而多谙理。

    赵翼:⑴ 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⑵ 张全义媚事朱温,甚至妻妾子女为其所乱,不以为愧。及唐灭梁,又贿赂唐庄宗、刘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禄位。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未尝屑意,方自称长乐老,叙己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二人皆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矣。然当时万口同声皆以二人为名臣、为元老。以朝秦暮楚之人,而皆得此美誉,至身后尚系追思,外番亦知敬信,其故何哉?盖五代之乱,民命倒悬,而二人独能以救时拯物为念。

    蔡东藩:⑴ 太师冯道,最号老成,实最无耻。⑵ 冯道是个著名圆滑的人物,实是老奸巨滑。⑶ 冯道历事四朝,未闻献议,此次硬加谏阻,无非怯敌所致。⑷ 晋王嗣位,即有北汉之入寇,挟辽兵势,直抵泽潞,内有冯道,外有樊爱能、何徽,向使君主怯敌,大局立溃。郭威但诛及二功臣,不知卖国求荣者,固大有人在。

    范文澜:构成统治阶级的文官部分,丑恶并不亚于武夫们。文官的代表是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人物,是这个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他尤其擅长的手段是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南朝梁刘峻作《广绝交论》,说,小人以利相交,叫做利交。利交有五种方法,其中一法是量交,观望形势,计算利害,谋而后动,丝毫不差。冯道就是使用量交法最精的一人。……以冯道为代表的官僚风气,对统治阶级也很有害,宋人讲理学,就是想改变冯道对士大夫群的巨大影响。

    个人作品/冯道 编辑

    《荣枯鉴》《荣枯鉴》

    根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冯道着有文集六卷、《河间集》五卷、《诗集》十卷。而吉林摄影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有《荣枯鉴》,作者署名“五代长乐老”(即冯道)。但此书在宋朝以来的各种艺文志及书目中均未提及,疑是当代人托名伪作。

    家庭成员/冯道 编辑

    先世

    曾祖父母

    冯凑,累赠至太傅。

    崔氏,追封梁国太夫人。

    祖父母

    冯炯,累赠至太师。

    褚氏,追封吴国太夫人。

    父母

    冯良建,官至秘书少监,累赠尚书令。

    张氏,追封魏国太夫人。

    妻子

    褚氏,德州户掾褚濆之女。

    孙氏,景州弓高县令孙师礼之女,累封蜀国夫人。

    子女

    儿子

    冯平,历任秘书郎、右拾遗、工部度支员外郎。

    冯吉,历任校书郎、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郎中。

    冯可,历任秘书正字、殿中丞、工部户部员外郎。

    冯某(无名),幼年夭折。

    冯义,历任秘书郎、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定国军衙内都指挥使、朝散大夫、司议郎、太常丞。

    冯正,历任协律郎、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定国军节度使、朝散大夫、太仆丞。

    女儿

    冯氏,封万年县君,嫁兵部侍郎崔衍之子太仆少卿崔绚。

    史籍记载/冯道 编辑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周书列传六》

    《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杂传第四十二》

    名号解读/冯道 编辑

    冯道晚年自号“长乐老”,生前后世都引起争议,但现代却认为这个名号有双重含义:

    长乐指籍贯。冯道是瀛州景城(今河北省沧州市西)人,而其祖居在长乐(今河北省冀州市),《自叙》的开头就说:“馀世家宗族,本始平、长乐二郡,历代之名实,具载于国史家牒。”冯道自称“长乐老”,犹如唐代贺知章自称“四明狂客”,五代杨凝式自称“关西老农”,“长乐”、“四明”、“关西”均指本人籍贯。

    长乐含“永远快乐”之义。不过冯道的“快乐”,毫无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意思,只是“劫后馀生”的庆幸,“知足常乐”的自得。《自叙》说:“静思本末,庆及存……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佑。”在全文结尾处说:“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冯道的“乐”,如此而已。

    作品选摘/冯道 编辑

    《荣枯鉴》

    圆通卷一

    冯道冯道

    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

    惜名者伤其名,惜身者全其身。名利无咎,逐之非罪,过乃人也。

    君子非贵,小人非贱,贵贱莫以名世。君子无得,小人无失,得失无由心也。名者皆虚,利者惑人,人所难拒哉。

    荣或为君子,枯必为小人。君子无及,小人乃众,众不可敌矣。名可易事难易也,心可易命难易也,人不患君子,何患小人焉?

    闻达卷二

    仕不计善恶,迁无论奸小。悦上者荣,悦下者蹇。君子悦下,上不惑名。小人悦上,下不惩恶。下以直为美,上以媚为忠。直而无媚,上疑也;媚而无直,下弃也。上疑祸本,下弃毁誉,荣者皆有小人之谓,盖固本而舍末也。

    富贵有常,其道乃实。福祸非命,其道乃察。实不为虚名所羁,察不以奸行为耻。无羁无耻,荣之义也。

    求名者莫仕,位非名也。求官者莫名,德非荣也。君子言心,小人攻心,其道不同,其效自异哉。

    解厄卷三

    无忧则患烈也。忧国者失身,忧己者安命。祸之人拒,然亦人纳;祸之人怨,然亦人遇。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佘庆弗绝。

    上下离心,非小人难为;下不结怨,非君子勿论。祸于上,无辩自罪者全。祸于下,争而罪人者免。

    君子不党,其祸无援也。小人利交,其利人助也。道义失之无惩,祸无解处必困,君子莫能改之,小人或可谅矣。

    交结卷四

    智不拒贤,明不远恶,善恶咸用也。顺则为友,逆则为敌,敌友常易也。

    贵以识人者贵,贱以养奸者贱。贵不自贵,贱不自贱,贵贱易焉。贵不贱人,贱不贵人,贵贱久焉。

    人冀人愚而自明,示人以愚,其谋乃大。人忌人明而自愚,智无潜藏,其害无止。明不接愚,愚者勿长其明。智不结怨,仇者无惧其智。

    君子仁交,惟忧仁不尽善。小人阴结,惟患阳不制的。君子弗胜小人,殆于此也。

    节仪卷五

    外君子而内小人者,真小人也。外小人而内君子者,真君子也。德高者不矜,义重者轻害。

    人慕君子,行则小人,君子难为也。人怨小人,实则忘义,小人无羁也。难为获寡,无羁利丰,是以人皆小人也。

    位高节低,人贱义薄。君子不堪辱其志,小人不堪坏其身。君子避于乱也,小人达于朝堂。

    节不抵金,人困难为君子。义不抵命,势危难拒小人。不畏人言,惟计利害,此非节义之道,然生之道焉。

    明鉴卷六

    福不察非福,祸不预必祸。福祸先知,事尽济耳。

    施小信而大诈逞,窥小处而大谋定。事不可绝,言不能尽,至亲亦戒也。佯惧实忍,外恭内忌,奸人亦惑也。知戒近福,惑人远祸,俟变则存矣。

    私人惟用,其利致远。天恩难测,惟财可恃。以奸治奸,奸灭自安。伏恶勿善,其患不生。

    计非金者莫施,人非智者弗谋,愚者当戒哉。

    谤言卷七

    人微不诤,才庸不荐。攻其人忌,人难容也。陷其窘地人自污,谤之易也。善其仇者人莫识,谤之奇也。究其末事人未察,谤之实也。设其恶言人弗辩,谤之成也。

    谤而不辩,其事自明,人恶稍减也。谤而强辩,其事反浊,人怨益增也。

    失之上者,下必毁之;失之下者,上必疑之。假天责人掩私,假民言事见信,人者尽惑焉。

    示伪卷八

    无伪则无真也。真不忌伪,伪不代真,忌其莫辩

    伪不足自祸,真无忌人恶。顺其上者,伪非过焉。逆其上者,真亦罪焉。求忌直也,曲之乃得。拒忌明也,婉之无失。

    忠主仁也,君子仁不弃旧。仁主行也,小人行弗怀恩。君子困不惑人,小人达则背主,伪之故,非困达也。

    俗礼不拘者非伪,事恶守诺者非信,物异而情易矣。

    降心卷九

    以智治人,智穷人背也。伏人慑心,其志无改矣。

    上宠者弗明贵,上怨者休暗结。术不显则功成,谋暗用则致胜。君子制于亲,亲为质自从也。小人畏于烈,奸恒施自败也。

    理不直言,谏非善辩,无嫌乃及焉。情非彰示,事不昭显,顺变乃就焉。

    仁堪诛君子,义不灭小人,仁义戒滥也。恩莫弃贤者,威亦施奸恶,恩威戒偏也。

    揣知卷十

    善察者知人,善思者知心。知人不惧,知心堪御。

    知不示人,示人者祸也。密而测之,人忌处解矣。君子惑于微,不惑于大。小人虑于近,不虑于远。

    设疑而惑,真伪可鉴焉。附贵而缘,殃祸可避焉。结左右以观情,无不知也。置险难以绝念,无不破哉。

    历史文载/冯道 编辑

    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

    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当晋与梁夹河而军,道居军中,为一茅庵,不设床席。卧一束刍而已。所得俸禄,与仆厮同器饮食,意恬如也。诸将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遗道,道不能却,置之别室,访其主而还之。居父丧于景城,遇岁饥,悉出所有以周乡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负薪。有荒其田不耕者,与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潜为之耕。其人后来愧谢,道殊不以为德。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道尝戒明宗曰:“臣为河东掌书记时,奉使中山,过井陉之险,惧马蹶失,不敢怠于御辔,及至平地,谓无足虑,遽跌而伤。凡蹈危者虑深而获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水运军将于临河县得一玉杯,有文曰:“传国宝万岁杯”,明宗问之,道曰:“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故曰:“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昌君不晓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讲说其义,嘉纳之。

    翻译:

    冯道为人刻苦简约。当晋国和梁国临黄河打仗时,冯道住在军队中,住在一间茅草棚中,不安设床和席子,睡在以捆柴草上而已。所得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感觉很安适的样子。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丧父后居住在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而没有耕种和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歉答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没有大事发生。冯道却告诫明宗:“以前我在河东做书记时,奉旨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源于读文士聂夷中的《田家诗》,其语言简单易懂。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水运将官在临河县得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问冯道,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常言:‘大宝是表示君主的地位,何以守位的是仁义。’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宗是个武人出身的君主,不懂他说的话,冯道已离去,就找来文臣解释其义,(听后)嘉奖并采纳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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