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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是中国清朝后期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中实力和规模最大的一支。北洋水师1888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也因此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1909年,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合并为巡洋舰队巡江舰队。1901年,清官员刘锦藻编写《清续文献通考》,就沿用了《东方兵事纪略》的说法,还总结出“海军废弛久矣”的观点,“北洋海军腐朽说”进一步强化。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北洋水师 外文名: The Navy of Chin empire in north sea
    别名: 北洋舰队、北洋水师、北洋海军 总部所在地: 山东威海卫刘公岛
    成立时间: 1888年12月17日 主要高管: 丁汝昌、刘步蟾等
    重要事件: 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战役

    目录

    成立背景/北洋水师 编辑

    北洋水师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北洋水师
    1874年日本派兵登陆台湾企图将之占据,清兵以仅有之战船赴台将之驱逐。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恭亲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的紧急机宜,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建议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在洋务派的一致努力下“海防”之论压倒“塞防”,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

    1875年5月30日下令由沈葆祯(抗英名将林则徐的外甥)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清政府于是决定每年拨出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一百万两),由二洋分解使用,南洋大臣沈葆祯认为“外海水师以先尽北洋创办为宜,分之则难免实力薄而成功缓”,清政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北洋水师负责守卫京师,遂采纳沈葆祯的建议,先创设北洋一军,等北洋水师实力雄厚后,“以一化三,变为三洋水师”,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大清海军分为三洋: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水师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广东水师负责福建南海

    1875年,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舰炮船,开始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1879年,向英国订造巡洋舰扬威、超勇。由于对在英国定造的军舰不满意,1880年,经过反复比较向德国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两地修建海军基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李鸿章遣驻外公使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水师章程》。从此,近代中国正式拥有了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1888年以后,舰队经费大幅减少。时而正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多年未置新舰,部份应进行之更新工程如更换新式火炮亦未能进行。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

    创建时间表/北洋水师 编辑

    北洋水师北洋水师
    186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展开。1874年日本以“保卫当地侨民”为借口派兵登陆台湾,清兵以仅有之战船赴台将其驱逐。此事件引起朝野的警惕,引发海防大筹议。李鸿章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论据上书。清政府于是决定每年拨出白银四百万两作为经费(实际用在购置军舰款项只为每年一百万两),加快建设海军。大清海军计划分为三支海军舰队:北洋水师负责山东及以北之黄海、南洋负责山东以南及长江以外之东海,粤洋负责福建及南海。后来时任之南洋大臣沈葆桢,以四百万年费同建南、北两洋舰队经费分散力量不足。而北洋舰队负责守卫京师,奏准优先集全力建造。

    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创设北洋水师,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4舰蚊子船。

    1879年,向英国订造撞击巡洋舰扬威、超勇。

    1880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造铁甲舰定远、镇远。

    1881年,先后选定在旅顺和威海卫两地修建海军基地。超勇、扬威由中国海军军官驾驶下回国。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成立,醇亲王奕譞为海军大臣,着力建设海军。李鸿章委托驻外公使许景澂、曾纪泽分别向英国、德国订造巡洋舰致远、靖远与经远、来远。定远、镇远二舰回国,被日本视为威胁。

    1886年,北洋水师访问日本长崎,当时有水兵上岸后嫖妓与当地人发生冲突被扣。北洋水师的军舰鸣炮示威,水兵被放。

    1888年1月29日,平远在中国(清朝)福州船政局下水。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海军正式宣告成立并于同日颁布施行《北洋海军章程》。

    1891年,户部上奏停止购买海军军械三年。至此以后,北洋海军未能新增一炮一舰。时为海军技术突飞猛进之时,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多年未置新舰,不少旧舰又过量使用,部份应进行之改造工程如更换新式火炮亦未能施行。原有的战舰已开始落伍,无论航速、射速皆落后于日本。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创,没有沉没的军舰全体投降。

    1906年,清政府成立海军部。

    1909年,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合并为巡洋舰队和巡江舰队。

    军旗纹章/北洋水师 编辑

    北洋水师军旗纹章北洋水师军旗纹章
    清政府时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旗、军旗,直到1881年9月在英国定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洋舰回国后,为和国际接轨李鸿章经清廷批准制定了军旗、国旗的质地、章色。

    万年国旗为羽纱质地,正黄色,用羽纱镶嵌青色五爪飞龙,龙头向上,分为大小四号,头号横长1丈5尺6寸,宽1丈6寸5分;二号横长1丈3尺9寸,宽9尺5寸;三号横长1丈1尺5寸,宽7尺6寸;四号横长9尺6寸,宽6尺三寸。军旗提督用五色长方旗,诸将用三色长方旗,上角饰以锚形。

    水师军歌/北洋水师 编辑

    歌词为:“宝祚延庥万国欢,景星拱极五云端。海波澄碧春辉丽,旌节花间集凤鸾。”四句二十八字,就是晚清时期的北洋海军将士们传唱的军歌。它见证了当时北洋海军开放、包容的外交态度。从这首歌中还能发现,北洋海军建军时的气魄和精神,是一段具有价值的历史细节。

    自甲午战争战败后,这首军歌就湮没于中国的历史之中。直到2012年,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在英国的外交档案馆资料中发现了北洋军歌,才把这首歌重新带回国内。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曲调和1906年清政府成立陆军部时颁布的陆军军歌《颂龙旗》曲调相同,但具体原因尚在考证之中。最终陆军军歌《颂龙旗》也和海军军旗黄底青龙旗成为国旗的典故一样,成为清朝的代国歌。

    官制等级/北洋水师 编辑

    北洋水师邓世昌北洋水师邓世昌
    北洋水师官制等级分为管带,帮带大副,鱼雷大副,驾驶二副,枪械二副,船械三副,舢板三副,正炮弁,水手总头目,副炮弁,巡查,总管轮,二、三等管轮,水手正副头目,一、二、三等水手,一、二等管旗,鱼雷头目,一、二、三等升火,二等管舱,一、二等管油,一等管汽,油漆匠,木匠,电灯、锅炉、洋枪、鱼雷等匠,夫役,文案,支应官,医官,一、二等舵工,一、二等雷兵,一、二、三等练勇,教习,学生。

    全军设海军提督一员,统领全军,驻威海卫。总兵二员,分左右翼,各统铁舰,为领队翼长。副将以下各官,以所带船舰之大小,职事之轻重,别其品秩。

    总兵以下各官船居,不建衙署。副将五员,参将四员,游击九员,都司二十七员,守备六十员,千总六十五员,把总九十九员,经制外委四十三员。军衔由小至大依次是:  正都统、副都统、协都统、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

    舰艇编成/北洋水师 编辑

    铁甲舰:定远、镇远(定远级铁甲舰)快船:装甲巡洋舰:经远、来远防护巡洋舰:济远、致远、靖远碰撞巡洋舰:扬威、超勇蚊炮船:炮舰:镇边、镇中、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鱼雷艇: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福龙、定一、定二、镇一、镇二练船:练习舰:康济、威远、敏捷;辅助舰艇。[1]

    人员/北洋水师 编辑

    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中层军官内多有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舰队内一直亦有外国人担任军官作技术专家及指导。北洋舰队的军官多能操英语,内部指挥命令亦是以英语发号。

    军规制度/北洋水师 编辑

    制度

    北洋水师成军后拟定《北洋海军章程》,奕譞与李鸿章奏请旨批准。内容包括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钤制、军规、简阅、武备等相关事项。

    “其立军规也,由提督秉公酌拟,呈报北洋大臣核办,轻者记过,重者降级、革职、撤任。其馀不法等事,由提督援引会典雍正元年军规四十条,参酌行之。其简阅巡防也,逐日小操,按月大操。立冬以后,各舰赴南洋,与南瑞、南琛、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舰合操,巡阅江、浙、闽、广沿海要隘,至新加坡以南各岛,保护华商,兼资历练。每逾三年,钦派王大臣与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以定赏罚。”

    军规

    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军规
    “凡管带官违犯军令,由提督秉公酌拟呈报北洋大臣核办。轻则记过,重则分别降级、革职、撤任。凡记一过者,停资一个月,记二过者,停资两个月;记三过者停资三个月。遇推升之日扣资。资不足者,不准升补。

    凡该船管带之属宫,游击以下守备以上人员,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随时秉公酌办。轻则记过、停资,重则禀请提督究办,分别降、革、撤任。倘有酗酒、聚赌不法等事,由管带官一面先行监禁,一面禀办。其记过停资之法,与管带官同。并由提督随时报明北洋大臣查核。

    凡副将以下守备以上人员,如获降、革处分,仍留任者,作为署事,官俸只给一半;若本系署事人员,官俸只给四分之一,船俸概准照支。

    凡船上属官千总以下人员由学堂出身者,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分别轻重,酌予记过、停资、降革、撤任,与惩办守备以上人员同。其应降、革、撤任者,须先禀请提督批准。

    凡船上属官千总以下人员,由水手出身者,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酌于棍责,不记过、停资。事体重者,分别降革、撤任。仍先禀请提督批准。

    凡副将以下经制外委以上人员,应得记过、降、革处分,由提督按季汇册报明北洋大臣查考,并咨报支应局、营务处备案。降、革人员并由北洋大臣随时咨会海军衙门备查。

    凡经制外委以上人员应得参革、撤任处分者,不准在原船当差,亦不准回籍,不准投效他营,由提督酌量移送岸上船坞、机器局等处效力,或调往别船效力。倘有私逃者,拿获照逃宫例加等治罪。

    凡船上头目、水手及一切无官职人物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分别轻重惩处。或遇每月放假之日,罚令不准登岸,仍以若干日为度;或鞭责;或械击;或革退。其革退遗缺,即在本船水手内调补,并移知练营调练勇补额。仍即报明提督查核。

    凡水手逃亡者,拿回鞭责八十,监禁一个月;临阵时逃亡者,斩立决。

    凡管带宫遇罚办之事应报明提督者,如提督他往,即应报明督队官,不得专擅。

    凡船上官弁、兵匠人等,损坏器械、军火等件,由堤督及管带官、督查官讯明,实系疏懈不慎,分别轻重,罚令赔偿。倘系有意损环,按行军例从重洽罪。

    凡船上官弁人等违犯军令,照以上所拟各条惩治外,其余不法等事,由提督等援引会典所载雍正元年钦定军规四十条参酌办理。并先恭录通行各船,一体懔遵。”

    主要将领/北洋水师 编辑

    丁汝昌丁汝昌
    丁汝昌 -- 水师提督 (自尽) 

    刘步蟾 -- 右翼总兵,定远号管带 (自尽) 

    林泰曾 -- 左翼总兵,镇远号管带 (自尽) 

    邓世昌 -- 中军中副将,致远号管带 (战死) 

    叶祖珪 -- 中军右副将,靖远号管带 (革职) 

    方伯谦 -- 中军左副将,济远号管带 (处死)  

    林永升 -- 左翼左营副将,经远号管带 (战死)  

    邱宝仁 -- 右翼左营副将,来远号管带 (革职)  

    黄建勋 -- 左翼右营副将,超勇号管带 (战死) 

    林履中 -- 右翼右营副将,扬威号管带 (战死) 

    杨用霖 -- 左翼中营游击,原镇远号帮带,林泰曾自尽后接任管带 (自尽)

    主要战斗/北洋水师 编辑

    黄海海战黄海海战
    丰岛海战

    丰岛海战发生于1894年7月25日清晨,是一次日本首先挑起的战役,并因此清朝与日本正式宣战。

    黄海海战

    黄海海战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一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亦称中日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此役北洋水师失利,自此退入威海卫,使黄海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决定了甲午战争的中方的战败。

    威海卫之战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在山东半岛抗击日本陆海军侵犯威海卫(今山东威海)的战役。

    主要事件/北洋水师 编辑

    “海军巨款”事件

    北洋水师营地遗址北洋水师营地遗址

    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湖督裕禄、鄂抚奎斌、川督刘秉璋、赣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万,五年积成100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

    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海军经费”,“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朝旨严行申斥,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筹解“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清廷的腐败,吏治的黑暗。确切地说,这260万两巨款是不能算在海军账上的。

    覆没原因/北洋水师 编辑

    削减经费

    北洋水师北洋水师
    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颐和园是挪用海军经费300万两(还有几种说法,数字略有上下)修建的。这种说法的最初依据来自梁启超《瓜分危言》、王世和《造陶庐日录》、池仲佑《海军大事记》等私家记载。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光绪十四年二月上谕改名,修园工程公开化,但相当部分在这以前已经完工或加紧施工。李鸿章于光绪十三年六月致函奕劻:“万寿山各坐落陆续经营,截长补短,实费尽筹。鸿章愧不能效一臂之助”。有断定“截长短补”即为挪用海军经费,并认为海署十二年春定将南北洋海防经费按“二两平”核放,系扣除平余用于园工;又说十二至十四年海防捐输亦挪于园工。这些推论似还缺乏更有力的证明。

    海军衙门在光绪十四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到,每年所入不及300万两,而放款必须330万两,是以奏请由户部每年添拨洋药加厘税银200万两,“臣奕譞发意以30余万两补放款之不足,以20万两分年缴还赏借三海修工之款,其余40余万两,一半修建颐和园等处工作,一半留为续办第二枝海军经费。无如郑工不完,户部无可添拨,现又奏请筹拨银数10万两,即使部议照办,仅能补放项正款之不足,于赏借之款及工作,海军一时均无从顾及。……所有颐和园等处接修各工,臣等惟有将现存之457500余两闲款,尽数撙节动用”。38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奕劻又奏:“通盘计算,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能勉强挹注,从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银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处应用”。这两条材料是颐和园公开施工期间挪款的证据。十四年十二月,海署曾奏:“余平、捐输两项,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这笔款项究竟多少,当前是笔烂帐。据统计,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海署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薪粮及东三省练兵军饷的平余银共约80万两,皆被挪至园工。

    北洋水师北洋水师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劻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劻、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

    虽无法找到颐和园挪款的全部细帐,但以上几条材料是有其内在连续性的。从中计算,海署挪款共400余万两。此外,据考证,海署自光绪十二至十四年共收海防捐157.7万余两,光绪十五年至甲午战前共收海防新捐200万两,也都流入园工。

    应该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五至二十年间,北洋海防协饷收入基本稳定,平均约137万两,高于前十四年的平均数。奕譞、奕劻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给人以海署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修园经费却非海署独任。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太监王世和言,海军各堂司仅为贪污中饱而“谋修清漪园,动款300余万”。这些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自在于鼓动反对慈禧的专制统治,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海军发展受阻固然与园工有关,但是还应从清政府整个财政状况去作进一步的分析。园工而外,十四年光绪帝婚礼耗资达500万两,户部又拨郑州河工600万两,山东河工200万两,及新铸制钱工本……”经费窘迫,可想而知。十四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朝野普遍认为北洋舰队已经成军,李鸿章也吹嘘“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户部于光绪十七年规定南北洋两年内停购外洋船炮。撇开全局不论,把海军扩充停滞完全归咎于慈禧太后个人纵欲奢侈,是不符台历史真实的。

    260万两“海军巨款”事件。十四年九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湖督裕禄、鄂抚奎斌、川督刘秉璋、赣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万,五年积成100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海军经费”,“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不久,御史林绍年上奏要求停止报效,竟遭朝旨严行申斥,而李鸿章、张之洞及所有参与筹解“海军巨款”的督、抚、藩、臬、运司却受到奖叙。这一事件充分暴露清廷的腐败,吏治的黑暗。确切地说,这260万两巨款是不能算在海军账上的。

    党派争斗

    清朝后期,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腐败原因

    北洋水师官兵合影照北洋水师官兵合影照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福建人把持着整个舰队日常职能,甚至在战斗中,管带还在岸上嫖妓。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留学英国,船政学堂毕业的刘步蟾,为人性格跋扈,对屈居于丁汝昌之下感到不满。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还曾经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而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把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刘含芳对此评价二人关系:“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当晚,戴宗骞自尽。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战略军备

    清朝身居文武要职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花费无数白银建成的舰队。北洋海军成军后,清廷便以为“自守有余”,停止了继续外购战舰的海军经费。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成了70万,其中八旗25万,绿营44万;再加上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总数接近100万,可谓是“百万雄狮”。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7000人,大都战死和殉国。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来指责当时的清军战场指挥官,应该说是非常不客观的。

    战略方面

    清朝身居文武要职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花费无数白银建成的舰队。北洋海军成军后,便以为“自守有余”,停止了继续外购战舰的海军经费。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导致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战术方面

    北洋水师未从当时武器的进步中寻找战术发展的趋势,只知采用一成不变的整体阵型。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指出:“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两军一旦交火,清军阵形立即混乱,处处被动挨打。在对手巧妙灵活的攻势面前束手无策,导致队形溃散。而日本联合舰队则充分发挥了其创造力,采用两支分舰队的编队,从而获得了远高于其对手的机动性。利用这种机动性多次在局部战场上获得以少打多的优势,逐次翦灭了北洋水师的两翼各舰。 

    北洋海军训练的最大弊端是缺乏实战训练。“平日操演船阵,阵势总须临时应变,不可先期预定。预定则各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则可置之。”据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反映到实战中就是舰炮和鱼雷射击不准。

    技术方面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据统计:150毫米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可5发至6发,而同口径之刚性炮架的后装炮每分钟才1发。而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大量速射炮,达150多门,日本舰队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据统计,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3-6倍”。美籍洋员马吉芬认为:“改良速射炮,以及能大量装填火药的榴弹效力显著”。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北洋水师备战不足。所缺乏穿甲爆破弹(也就是所谓的开花弹)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还有弹药不足、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大东沟之战,“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指出:“海军经仗之后,无论胜败,其各船中奋勇者有之,退缩者有之,使能分别赏罚,庶足以鼓人心。我军仗后,从无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尝冒险,其冲锋救火奋勇放炮者,尚悔不学彼等之黠能。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土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2]

    训练

    水师教习英国教官琅威里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据史书载,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厕时“犹命打旗语传令”。由于他严苛的治军态度,以至于在北洋水师当中,竟然流传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话语。而在他严格的治军与训练下,北洋水师在训练上刻苦付出的同时,也保有了真正强大的战斗力。

    琅威里不仅在治军方面严谨过人,还主张中国应利用北洋水师的强大实力来提升国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方面水兵多人受伤。这次冲突事件被称为“镇远事件”。而琅威里得知消息以后气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绝。在我们今天来看,琅威里的主张或许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身为一名外国人,却全心全意为了中国的海军建设而尽着全力。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划上了句号。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舰长)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划脚了。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大清无人具备琅威里那样的执教水平,更不具备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整个舰队很快就从内部开始懈怠腐化。

    不实传闻

    1、有说北洋水师训练时“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

    实际上这是当时各国海军的通行惯例。

    2、舰队平时不仅训练松懈,还为了高级将领们的私利忙于运输任务。

    在筹划海防时,左宗棠等人就提出了军民两用的概念,所造军舰配置货舱,用于平时运货补贴军用。北洋水师军舰职能相对单一,所以军舰不用于民用,但是有部分辅助船用于客货运输,以补贴军费,并非将领私人行为。

    3、据传闻东乡平八郎(后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的日方指挥官)曾上舰参观,见甲板上供着关公神像,一地散乱的剩饭,炮管一摸一把灰,甚至出现在主炮上晾晒衣裤这种军纪松弛到极点的行为。他回到日本便评价说仗不用打,中国输定了。

    这个是日本作者编写东乡平八郎的传记的时候,为了吹嘘东乡平八郎而编造的故事。晾衣事件实际上是,当时的军舰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军舰内部比较潮湿,衣服不容易晾干,所以衣物一般都是放置到军舰外部,露天的地方晾干,当时各国海军均如此做,并不只限于北洋水师一家。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部分北洋海军舰船被日军俘虏,在威海等地战沉的一些北洋海军舰船也遭拆解。至今,有关舰船的遗物在日本各地仍能寻觅。

    2011年7月末,著名海军史学者陈悦和海军史研究会萨苏先生等一起在日本进行了实地勘查,为纪念甲午大东沟海战爆发,特开辟专题,将考察期间拍摄到的在日本北洋海军遗物照片陆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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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用日期:2009-12-17
    [2]^引用日期:200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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