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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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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根据地 - 简介

  1934年秋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率领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相继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少数红军、游击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顽强的反抗,主要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八省范围内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南方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支持和配合主力红军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在南方各省保存了革命力量,储备了骨干,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南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13日《对於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为宝贵的胜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根据地 - 部署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对于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后的斗争是有布置的。中央苏区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地点设在瑞金的梅坑(后迁至于都宽田)。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梁柏台任中央办事处正、副主任,贺昌任中央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留在中央苏区的还有瞿秋白、陈潭秋、何叔衡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些负责人。

  除了组织上的布置以外,在武装力量方面,中央留下了一部分红军。江西苏区内有中央分局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有江西军区的一、二、三、四团,有赣南军区的六团、十二团,有杨(殷)赣(县)军区的十三团,以及登贤(信康县)独立团,加上各县独立营,共计三、四万人,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留在闽西的红军部队有:福建军区直属的、分布在连城、汀州、瑞金一线的独立第十九、二十团共四千余人;闽赣军区直属的、在宁化、大田一带坚持斗争的独立第十七、十八团;一九三二年冬奉命进入敌后的、分布在龙岩至漳州公路两旁破坏公路延缓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独立第八团;一九三四年四月奉命到敌后漳平、宁洋、永安、连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独立第九团和在岩、连、宁边界配合红九团活动的明光独立营等。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团以及各县区的武装游击队,总共一万多人。

  当时,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地统治下去,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反攻,恢复敌人占领的城镇和已失的苏区。

  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形下进行的。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留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围,实现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

  中央主力红军于十月二十日突破国民党反动派在信丰的金鸡、新田、安息、固陂的封锁线向西前进,这时,根据地在敌人大举进攻下,形势急转直下。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在被其占领的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基本苏区,推行堡垒封锁政策,构筑纵横交错的封锁线,将苏区分割成无数的小块,企图将留守的红军部队围困在狭小的地区内一举消灭。

  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侵占我根据地的严重局面下,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地转变斗争方式,把留下的红军部队分散投入到游击战争中去,而是沿袭了“左”倾中央领导在苏区的一些错误作法,在军事上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方针,提出了“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的口号,而且把军事重心也放在这一方面,以二十四师为主力,把许多地方游击队改编为独立团,把那些勉强出院的伤病员充实到红军部队中去,在“三南地区”阻止敌人进攻,死打硬拚。

  在对形势的估量和斗争的部署上,陈毅同项英有着原则的分歧。陈毅认为应该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我们应当作坚持斗争的长期打算,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但是,项英全权在握,他拒绝了陈毅的正确意见,仍然热衷于大兵团作战。

  十一月二十一日,当侵占瑞金之敌向会昌进攻时,项英为了“兴奋苏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将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湾塘岗,伏击了东路的敌第三师。这一仗虽然歼敌半个旅,但也削弱了红军的力量。特别失策的是暴露了红军主力二十四师的目标,给敌人造成了四面合围的机会。谢坊战斗后,敌人发觉了仍有正规红军留在中央苏区,于是由急进改为缓进,加紧构筑封锁线,并集中了四个师的兵力在宁都县以北寻找红军主力二十四师决战,我陷于更加困难的被动局面。在牛岭战斗中,我二十四师五个团被敌各个击破,遭到惨败。这一仗使所谓“最后坚持阵地”丢失了,成为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项英各同志发来了“关于坚持敌后斗争的指示”。电文明确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思想顽强的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国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认识中央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并指出:“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还提出了具体行动部署。

  党中央的二月电示,为中央苏区适时地实现历史性转变和胜利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二月十七日,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部队九路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并把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分配到部队行动或派到其他地区加强领导,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随七十团行动。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在九路人马突围后,留在仁凤山区的红军部队开始突围。突围时,电台因密码用完失去作用,从此,中央分局与中共中央和各游击区失去了联系。在突围中,部队遭受损失很大,贺昌、阮啸仙、刘伯坚等重要干部相继牺牲。

  一九三五年三月,项英、陈毅等几经辗转,历尽艰辛,在代英县县委书记曾纪才和赣粤边地下党的帮助下,终于到达赣粤边根据地的中心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率领的游击队胜利会合。随后不久,蔡会文、陈丕显等率领的赣南省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这时,总共三、四万人的红军部队,只剩下数千人了。从此,在项、陈领导下,开始了赣粤边的三年游击战争。

  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五年三月“长岭会议”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粉碎敌人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

  中央苏区的游击根据地,主要的有三大块:赣粤边游击区,闽西游击区,闽赣边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是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的所在地,是红军北上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一九三五年三月,项英、陈毅等从仁凤山突围到达油山以后,赣粤边开始成为敌人注目的中心。敌人加紧了对油山的进攻,在军事上以超过红军游击队三、四倍的兵力,对赣粤边周围进行了严密的包围和封锁,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项、陈等在大余的长岭召开了一次军政干部全体会议。会议分析了主力红军转移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批评了悲观失望和盲动主义两种错误情绪,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并决定在赣粤边特委下面,设立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等县委,少共组织也按党的系统逐渐建立起来。长岭会议在军事上决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上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进行游击战争”;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硬打强敌和与优势之敌决战,采取打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敌人,粉碎敌人的“清剿”。在组织上,把红军部队分成四个游击大队,大队下设分队,每个分队十至二十余人,领导同志分散到游击大队去加强指挥,以适应游击战争需要。项、陈随司令部坐镇北山,指挥各地。为了适应分散活动,长岭会议还决定建立以油山为中心的秘密交通站,各地也相应建立自己的秘密联络点,以传递消息,指导工作。长岭会议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新起点。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敌人向我游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蒋介石以他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驻扎在赣州、南康,调动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三个师,军部设在大余,加上江西保安团等地方反动武装共三、四万兵力,部署了三道封锁线,同时还实行“移民并村”,强迫游击区的群众出境,企图割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红军游击队组成“武装工作队”,以三、五人为一组,分赴各游击区,组织群众性的游击小组,乘机骚扰敌人,牵制敌人,主动地深入到敌人比较空虚的中心据点或后方实施突然袭击。由于红军游击队实行游击战争的正确政策和战术,敌人“三个月消灭游击队”的“清剿”计划彻底破产了,只好把期限从三个月展为半年,以后半年不行,又展为一年,最后改为长期“清剿”了。

  敌人在军事“清剿”的同时,还对红军游击队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困难的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发生。为了正确认识形势,部署新的斗争,赣粤边特委召开了有县委负责人、游击队长、交通站长参加的干部会议。会议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的混战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政治口号。会后,项、陈以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积极开展政治斗争,鲜明地保持党的旗帜。同时,趁广东军阀撤离游击区的机会,集中部队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

  是年九月,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派出嫡系部队四十六师接防,再次向我游击区发起了新的“清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项英、陈毅召开干部会,分析形势,研究策略,并作了一个“九月的决议”,部署红军游击队的总任务,即在组织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下,进行统一战线与游击战争的配合。根据“九月决议”的精神,赣粤边各游击队四出活动,在粉碎蒋介石中央军的新的进攻中,不断取得胜利。

  在闽西游击区,一九三五年春,敌人开始大规模地进攻,调集和布置了八个正规师,以李默庵、李玉堂为指挥官,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形势非常险恶。

  为了粉碎敌人“清剿”,制定斗争策略,一九三五年四月间,闽西党在永定县上溪南区赤寨乡的一个瓦窑里,召开了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地区党、政、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的二月电示精神和闽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党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会议对闽西游击队的军事活动范围和兵力部署重新作了安排,并根据陈潭秋的意见,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以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任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方方任政治部主任,郭义为任组织部长,朱森任参谋长。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及游击战争方针和任务的确定,扭转了“左”倾错误领导给闽西党和红军游击队带来的危险局面。在正确的游击战争方针指导下,红军游击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灵活巧妙,出奇制胜。在军事上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闽西党组织还在政治上采取一系列斗争方法,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和平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反迫害斗争保持土地和反捐税斗争相结合,允许“白皮红心”,晓以利害关系,以争取群众,瓦解敌军,粉碎敌人的保甲政策和堡垒政策,变敌人的保甲为赤色联防,变敌人的堡垒为赤色据点。在这些斗争中,闽西各地创造了许多出色的经验。

  在闽赣边游击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瑞金人民,在中央分局和县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红都游击队和游击司令部,集结在九堡之铜钵山一带,就地坚持斗争。在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的部队向仁凤山区转移后,铜钵山区的敌情日趋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一九三五年三月,瑞金游击司令部带领部队向河东方向突围。突围中,游击司令员刘连标不幸牺牲,突围部队活动于丝毛坪一带。五月,由中共瑞金县委书记赖昌祚主持在丝毛坪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向与战斗任务。会议根据敌人大股进攻的严重形势,提出了“保存实力,分散活动”的方针,决定将游击队分成九个小队,每个小队二十至二十五人,分散到各地去开展游击战争。

  丝毛坪会议后,这九个游击小队转战在绵江两岸,给敌人很大威胁。六、七月间,敌人发动大规模“清剿”,游击队遭到了一些损失。为了加强领导,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县委决定将分散活动的各游击小队合编为三个大队,分别由钟民、胡荣佳刘国兴领导。他们袭击合龙、苦竹、蓝田等“联保办事处”,捣毁武阳区公所,枪决恶霸地主刘启龙,击毙国民党省党部书记谢存道、敌团长王世金等,在闽赣边区颇有影响。

  第三阶段,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为开创联蒋抗日的新局面而斗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了大批国民党军队对我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进行疯狂的进攻。

  在赣粤边,当项英、陈毅从地方报纸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在油山召开了各游击队负责干部会议,研究时局和斗争策略。项英专门写了《西安事变及其意义和前途》的文章,指出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和解释西安事变的政策意义和实际真象,同时集中游击队加以整训,消灭周围的团匪,来开展南方联合抗日的新局面。陈毅在负责干部会议分析形势时指出:从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依旧要消灭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我们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他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这时,国民党四十六师先后向赣粤边发起了两次大的进攻。敌人采取篦梳式的搜山战术,逐山逐坑地搜索,然后放火烧山,分区“清剿”。在项、陈指挥下,红军游击队运用避实就虚、避强攻弱的战术,把大部分兵力向游击区外转移,一部分同志在上乐、大湾里、坑口和大余一带,领导群众击退敌人的进攻。红军游击队还派人到白区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仓救荒斗争。北山、南山和南雄等地的游击队,趁敌人集中兵力进攻油山一带的时机,积极活动,打击反动的民团和豪绅地主,筹得了一大批款项,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影响。

  在闽西,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则已出现从反蒋抗日转向联蒋抗日的局面。“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汕头华侨报纸《星华日报》上得知消息,随即派方方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这时,闽南红三团转来了驻在香港的南方工委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信,知道党中央的方针已从抗日反蒋发展为联蒋抗日。因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便提出了“争取闽西内部和平,联合抗日”的口号,决定在闽西南开展和平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同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以个人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各地的同乡会、知名人士、同学、亲友等寄信,说明我党顾全大局,愿意停止内战,希望他们多方推动当局和平谈判,共同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深得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拥护,为闽西国共和谈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闽赣边,游击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反击敌人的“清剿”,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控制了由瑞金到长汀八十多里的地区,扩大了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七年一月,钟民、胡荣佳、刘国兴三支游击队于陶阳猪子山东汇合,共有人枪八十余。会合后,三支游击队和彭胜标率领的一百多人同时进行整编,合编为汀瑞游击队。从此,汀瑞游击队有了二百多人,力量更大了。他们在铜钵山、白竹寨、观音山东以及瑞金城郊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这支游击队同赣粤边、闽西地区的游击队一样,一直坚持战斗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改编为新四军时为止。

  至此,赣粤边、闽西、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终于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胜利地渡过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基本经验

  中央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反动军队侵占和血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时刻,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战斗旗帜,在政治上坚定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意志和胜利信心;它在主力红军北上后,在与拥有优良装备的、超过自己力量数十倍的敌正规军长期、频繁的作战中,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气焰,在军事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它在极其艰苦的条件和复杂的斗争中,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了武装力量,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骨干,这批经过三年苦斗的骨干和武装力量成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中坚。毛泽东在高度评价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时指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中央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为我党积累和提供了极为丰富、宝贵的经验。第一、坚持长期的革命游击战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保证党对游击武装的绝对领导;第二、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为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游击队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第三、必须正确地估量形势,适时地改变斗争方式和策略;第四、实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第五、军事斗争必须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紧密配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宝贵经验,在以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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