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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典文学”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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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文学[文学类别]

    古典文学泛指各民族的古代文学作品,是文学的一部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它是承上启下的,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中国文学最根本的东西。 现在所谓的古典文学,也专指优秀的、有一定价值的古代文学作品。“古典”在拉丁文中是“第一流的、典范的”意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家以古希腊、罗马的优秀作品为典范,称为古典文学。在中国,把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直到五四以前大量的有一定价值的文学作品,叫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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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古典文学 英文名: Classical literature
    含义: 各民族的古代文学作品 领域: 现代文学的发展基础
    代表: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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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类别] 编辑

    先秦两汉文学

    《诗经》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没有内容的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和由仪),因此又称《诗三百》,《三百篇》。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正式使用《诗经》,应该起于南宋初年-屈万里)。汉朝毛亨、毛苌曾注释《诗经》,因此又称《毛诗》。《诗经》中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西起山西和甘肃东部,北到河北省西南,东至山东,南及江汉流域。它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有六首只有题目。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是儒家尊为“五经”之一,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音乐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有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首;“雅”主要是朝廷乐歌,分大雅和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主要是宗庙乐歌,有四十首。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赋”就是铺陈(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就是比方,“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经》思想和艺术价值最高的是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伐檀》、《硕鼠》、《氓》就是“风”的代表作。《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集。 [1] 

    先秦散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编成于春秋时期,大抵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年间的作品,共305篇,代表了2500多年以前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诗经》里的作品都是合乐的唱词,分属于“风”“雅”“颂”三大部分。风是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共160篇。《风》、《雅》是反映周朝政治衰乱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又称“变风”、“变雅”。雅本是乐曲名,分“大雅”、“小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105篇。颂是赞美诗,是祭祀时的乐曲,有《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共40篇。

    《诗经》内容非常丰富,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500多年间的社会生活。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记叙了自周始祖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的许多传说和历史。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就是用韵文写的历史。② 反映社会丧乱、描写战争苦难、指责现实。如《小雅·采薇》描写了周宣王时军士离乡远戍,还乡路上饱受饥寒、痛定思痛的哀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③ 反剥削、反压迫。代表作有魏风中的《伐檀》《硕鼠》,唐风中的《鸨羽》,邶风中的《北风》等。④ 描写爱情和婚姻。这是风诗中占很大比重的部分,其中大多数是歌谣。这些诗歌大多是率真大胆的表白,感情诚挚、热烈、纯朴、健康,反映了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内容很少重复。代表作有《郑风·兮》《郑风·将仲子》《邶风·静女》《召南·野有死》《郑风·溱洧》《陈风·泽陂》《唐风·葛生》《周南·卷耳》《卫风·伯兮》《秦风·晨风》《王风·君子于役》等。⑤描写劳动情景。《诗经》里很多作品是描写劳动人民劳动情景的诗。如《鄘风·桑中》、《唐风·采芩》、《邶风·谷风》、《豳风·伐柯》、《周南·芣苢》等。有些诗是劳动时所唱的歌谣,能使读者感受到劳动的欢乐,引起丰富的想象;有的也写到了劳动的艰苦和繁忙;还有的记叙了贵族强迫奴隶干繁重劳动的情形。《诗经》里还有许多贵族阶级的作品。

    《诗经》在艺术创作上很有特色。首先,《诗经》里的作品多方面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层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感受,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后世作家每当反对诗歌脱离社会生活的倾向时就会以《诗经》作榜样。其次,《诗经》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比”是比喻和比拟,诗中用“柔荑”比手,用“玉”比美人,都是明喻,《魏风·硕鼠》比剥削者为鼠,是以人拟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它是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发端。如《秦风·蒹葭》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清秋萧瑟景象为起兴,引起下文,使诗歌更加曲折委婉。比兴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和丰富了诗歌的艺术境界,这种表现手法一直被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所继承和发展。其三,《诗经》在结构形式上也很有特色,最突出的是重章叠句。重章有时表示事物进展的程度和顺序,但它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也更好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使人读之余味无穷。其四,《诗经》在体裁上也颇具特色。《诗经》多是四言一句,隔句用韵,但并不拘泥,且富于变化。后世的赋就多受《诗经》影响。除赋以外、颂、赞、碑、谏、箴、铭等韵文,一般都用四言句,也多受到《诗经》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此一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即是先秦散文。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迎来了文化光辉灿烂的时代,尤其是儒、墨、道、法几家学说,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先秦散文主要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就大体情况而言,历史散文主要是叙事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历史散文有《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战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记叙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这242年间的各国大事,孔子还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对那些事件作了一些评断,选择了他认为恰当的字来暗寓褒贬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左传》仿照其体例,顺着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君主的序次进行记载,全书30卷,详细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社会事件以及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尤其擅长以委曲尽致的笔调来写复杂的战争事件。《战国策》亦称《国策》,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时,经刘向整理,编为33篇。主要记叙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间有传记、故事、论辩、书信,反映了当时各国间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先秦继《春秋》《左传》之后又一部著名历史散文。在艺术创作上,较之《左传》又有发展,常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生动描绘人物言行,刻画出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写出不少情节曲折的故事。此书尤重语言艺术,大量运用了夸张、比喻。排比等艺术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呈现出一种“敷张扬厉”“辩丽恣肆”的鲜明特色。《国语》共21卷,据说为左丘明所作。这部书有重点地记叙了各国历史中若干事件。文字朴实平易,特点在长于记言,同时也善于描写人物神态。

    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期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主要作品中,《论语》是语录体,《老子》多用韵,它们都词约义丰,《墨子》开始向组织结构严密的论说文形式发展。二期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它们的文辞比前一个时期繁富,说理也畅达。三期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均逻辑谨严,分析深入、文辞绚丽,达到了很高成就。诸子散文中有些文字一是以表现人物性格、描写人物行为见长,使人读了如见其人的音容笑貌。《论语》《孟子》中这类文字较多,《墨子》里的《公输》也属这类。如《论语》里写孔子门徒子路,写出了他的直率、鲁莽、刚烈的性格;写颜渊写出了他沉默好学和安贫乐道。《论语》中形象性地句子也很多,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二是多采用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形象地阐明理论。《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庄子》中有所谓“寓言”“重言”“卮言”。庄周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重言”来表达他的思想。寓言包括一些神话式的幻想故事和通常说的寓言;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卮言是抽象的理论。《庄子》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诗意。如《逍遥游》开头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它一开头就说天地的广大,写鲲鹏的任意变化遨游。写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意境。在艺术上,后世许多诗人和散文家都爱学习《庄子》的风格和技巧。它那些想象丰富的寓言和重言给后世文学家无穷启发。三是重在抽象分析。同时也富有文采,如《荀子》《韩非子》。《荀子》中的《劝学》《天论》《性恶》善以说理见长,议论风生,沉着浑厚;《韩非子》中的《五蠹》《孤愤》《说难》均风格峻峭犀利,论理精细周密。它们都给后世散文以重要影响。 [2] 

    楚辞

    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之一。辞因产生于战国楚地而称楚辞;赋即铺陈之意,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为特点。两者都兼有韵文和散文的性质,是一种半诗半文的独特文体。结构宏大,辞藻华丽,讲究文采、韵律,常用夸张、铺陈的手法。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汉成帝时,刘向将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以及西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庄忌、王褒等和他自己的辞赋汇为一集,共16篇,定名为《楚辞》。《楚辞》中以屈原作品最多,质量最高,他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后人故又称楚辞这种文体为“骚体”。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共373句,2490字。这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在这首诗中,诗人以崇高理想和炽热的感情,迸发出了异常灿烂的光彩。

    《离骚》表现了诗人眷念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胸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有着宏伟的抱负。他想刷新政治,挽救楚国的危亡,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中国的统一。《离骚》还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精神。但楚王灵修昏庸糊涂,听信了“党人”谗言,流放了屈原并导致了楚国的衰危。诗人在既不能改变楚国面貌,又不能改变自己的矛盾中,选择了以身殉自己理想的道路。《离骚》闪耀着震撼人心的理想主义光彩。

    《离骚》艺术上有着极高成就。首先,整部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后半部分,这种色彩更为浓烈。诗中采用了大量“比兴”手法,但它和《诗经》中的“比兴”有所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比喻,它所用来比喻的形象中,包含了一种幽远的意境,来比喻他的志洁行芳,人们在读到这首诗时,不只是感受到花草的色和香,更重要的是觉得被一种深远的意境吸引住了。“江离”“辟芷”“秋兰”“芰荷”“芙蓉”,这些生长在水国深岩的幽花香草,本来容易把人们的心情引到奇丽的幻想境界。诗人用它们来象征高洁的品德,披戴着它们。就是象征他的被服德义。这就写出了诗人高洁动人的形象。其次,《离骚》最重要的艺术特色还在于诗人的笔锋下,大量出现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了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完整图画。如诗人写他的理想不能实现而又无人能了解他,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下,幻想驾着鸾凰、凤鸟,乘风飞上天空,寻天帝去倾诉:“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这一段写的意境极其开阔宏伟。诗人幻想他早晨离开南方的苍梧,日落以前就到了西北的昆仓山上。他还叫太阳神缓辔徐行,要趁日落以前去“上下求索”。他在太阳沐浴的咸池饮马,在太阳所经的扶桑歇息。跟随他的有月神、风神、鸾凰、雷师等大群神物,声势十分煊赫。此外,《离骚》诗句形式错落有致,还设有主客问答和大段铺张描写,大多四句一章,字数不等,亦多偶句,形成了错落中见整齐,整齐中又富有变化的特点,对后世辞赋产生了巨大影响。

    屈原除了《离骚》外,还有许多优秀作品,如《九章》《九歌》《天问》等。

    汉赋

    汉赋其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汉赋代表作家在汉初主要有贾谊、枚乘。贾谊代表作有《鵩鸟赋》《吊屈原赋》。汉初赋家,除贾谊外数枚乘最重要。枚乘主要活动时期是汉文帝和景帝两代。《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传赋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枚乘是宫廷文人,对宫廷生活很熟悉,所以能把事实道理说得很明白中肯。《七发》在艺术上善用形象比况,铺张特色鲜明。《七发》标志着汉赋的正式形成。后代许多作者模仿《七发》形式,在赋中形成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称“七体”,但未有超过《七发》者。汉武帝和汉成帝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时期,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等。司马相如(前179~前118),成都人。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美人赋》《大人赋》等。《子虚赋》《上林赋》堆积了许多名词和形容词,很少变化。但有些句子着重在描绘,读起来也浑朴自然。李白读了《子虚赋》,羡慕其中描写的云梦的景色,曾居于安陆(今湖北安陆县北),显然是被司马相如的一些描写所吸引。扬雄(前53~后18),成都人。他生活在汉成帝时代,有人评价他的赋像司马相如。代表作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逐贫赋》等。东汉末年,赋逐渐衰落,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一扫汉赋载道,模仿、颂谀旧习,创造出一种淡泊、浪漫、清新的风格,表现了作者在朝政日下的情况下归隐田园的乐趣,对魏晋时期抒情赋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1]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摧垮了东汉王朝,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曹操力量最强,在文学方面成就也最大。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谓“三曹”即指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七子”即指汉末作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均能文善诗,且与曹氏父子关系密切。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大量作家和作品涌现出来,使各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诗歌方面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这时开始兴盛,七言诗在这时也奠定了基础。历代文学评论家都把建安时期看作文学的黄金时代。

    作为杰出诗人的曹操,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曹操的诗大都沿用汉乐府古题,但并不因袭古意,而是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他的诗歌内容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是抒情诗。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表现他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代表作有《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二类是政论诗。曹操诗作的思想内容,决定了他作品的艺术特色。他的诗基本上脱胎于汉乐府,但又颇具自己的风格,宋代敖陶孙《诗评》里说他“如幽燕老将,气韵沈雄”。确实,他的诗语言质朴,绝少华美词藻,但却形象鲜明,常具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悲壮情调,给人以震撼的鼓舞。但他也有思想艺术上不足取的作品。曹操的诗作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后来的新乐府诗也大有启示。

    曹丕是曹操次子,公元220年代汉自立。他虽想效法汉文帝做一个贤明君主,却放弃了抑制豪强的进步政策,他即位的当年,就采用了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法”,放弃了曹操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曹丕的政治态度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一些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之作。曹丕还写了一部学术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典论》。《典论·论文》开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他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对后来文论有很大影响。

    在建安作家中,历来最受推崇的是曹植。从现存的当时作品看,也以他的为最多,共有诗八十多首及完整和较完整的散文、辞赋约四十余篇。曹植从小就以才华而为父亲曹操赏识,并曾考虑过立他为太子,曹操死后,曹植遭其兄迫害,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由于出生于战乱年代,又深受曹操影响,所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同时,他又深受时代风气熏陶,养成了一种放纵不羁的性格,对世俗礼教采取蔑视态度,这种救世济物的理想和恃才傲物的性格贯穿他一生,并成为他作品的基本精神。曹植前期作品多数是吐露自己志趣与抱负之作,代表作有《白马篇》《名都篇》《鰕鱼旦篇》《赠白马王彪》等。曹植后期诗作由于生活发生了剧变,曹操死后,他在曹丕的迫害下颠沛流离,生活经验也随之丰富起来了。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比以前大大进步,在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写出了许多佳作。如《赠白马王彪》《杂诗六首》《泰山梁甫吟》《野田黄雀行》《七哀诗》等。他通过这些诗篇,控诉了曹丕、曹睿等残酷迫害骨肉的罪行,也写出了自己渴望自由和建功立业的信心。 曹植的主要贡献虽在诗歌方面,但他的散文和辞赋也不乏佳作。名篇有《洛神赋》《鹞雀赋》等。

    建安七子中,以王粲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作有《七哀诗》、《从军诗》。除了诗以外,王粲还善于作赋,代表作有《登楼赋》等。和王粲齐名的刘桢也以诗歌见长,他的代表作《赠从弟》三首,主要抒写了个人抱负及志趣,尤以二首突出:“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岁暮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诗中语言简洁,长于比兴。诗中松树形象,正是作者志趣和性格的写照。王粲、刘桢以外的四位作家,应玚和徐干现存作品不多,成就也较差。陈琳和阮瑀则历来以文章著名。孔融在七子中有自己的特色,曹丕评论他的作品“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散文代表作有《荐祢衡表》等。

    魏末多数作品,由于政治上的高压和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倾向,已经不如建安作家那样富有现实性。所以《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但突出的文学家也还是有。嵇康、阮籍即是代表人物。嵇康散文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诗作有《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等。阮籍以诗歌见长,代表作为历来传诵的82首《咏怀诗》。

    从西晋建立到东晋灭亡的一百多年间,产生了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等一批杰出和优秀的诗人。其中以陶渊明成就最高。

    陶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青年时代家境贫寒。29岁出任江州祭酒,不久就辞官归隐。十多年后再次出仕,做了80多天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再次辞职归隐,从此“躬耕自资”,直到去世。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道两家思想,对陶渊明都有很大影响。但他并不局限于儒、道两家。他的文笔一扫六朝时纸醉金迷的骈文风气,风格平和、铅华洗尽。他的代表作有组诗《归园田居》、《饮酒》等。

    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八友”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由刘义庆组织文人编辑的《世说新语》(南朝)和干宝著的《搜神记》(东晋)。它们都具有小说的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唐宋文学

    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由于国力强盛、科举制进士科重点考诗赋等原因,使文人之间形成以诗会友的习俗,因此诗歌创作十分繁荣。唐初,文坛上出现了四颗新星,即“初唐四杰”:骆宾王、王勃、卢照邻、杨炯,他们的作品为唐朝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一时候的著名诗人还有陈子昂等。唐朝中期,“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出现,他们成为唐朝亦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的诗想象丰富、气势雄浑,表达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和不媚权贵的性格,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代表作有《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行路难》、《望庐山瀑布》等。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阶段,他的作品表现了这一历史过程,因而被称为“诗史”。他的诗沉郁顿挫、语言锤炼精当,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一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作有“三吏”、“三别”、《登高》等。这一时期著名的诗人还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善写边塞诗的“高岑”(高适、岑参)、“诗鬼”李贺、“诗豪”刘禹锡、“诗囚”孟郊、贾岛等。 [2] 

    唐朝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今传其诗近三千,为唐人之冠。他关心人民、抨击黑暗的现实。因此他的诗通俗易懂、重在批判黑暗社会。代表作有《秦中吟》、《长恨歌》、《琵琶行》等。唐朝晚期,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以及藩镇割据势力的加强,出现了李商隐和杜牧。李商隐一生不得志,他的诗大都跟政治有关,如《马嵬》等,但最为人传诵的还是像《锦瑟》、《无题》等感情深刻的诗篇。杜牧既是一个风流才子,又是一个具有新历史观的诗人,他的代表作有《赤壁》等。唐朝晚期的著名诗人还有杜荀鹤、秦韬玉等,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诗人。

    唐朝前期的散文深受六朝影响,仍盛行华丽藻饰的骈文,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是一篇优美的骈文。唐朝中期,韩愈、柳宗元等人兴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强调散文的实用性,反对骈体。韩愈的散文气垫充沛、纵横开合、奇譬巧喻、形象鲜明,具有多方面的艺术特点,代表作有《师说》、《祭十二郎文》、《原道》等,他的诗也有独创的成就,代表作有《山石》、《听颖师弹琴》等。柳宗元擅长描写山水,他的思想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代表作有“永州八记”等。

    唐朝的民间文学也很繁荣,有小说的前身“传奇”出世。其代表作有《虬髯客传》、《柳毅传》、《莺莺传》等。

    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繁。但还是出现了不少的文学家。这个时期曲子词开始兴起。晚唐第一个大力写词的作家是温庭筠,他的词重在写闺怨,具有秾艳细腻、锦密隐约的特点,是“花间派”的代表。五代十国时期的著名词作家有韦庄、冯延巳、李煜等。其中李煜的词最出色,他词内容主要写宫廷享乐、离愁别恨和囚徒生活,感情深挚,擅长白描,意境浑融阔大,语言或明丽或朴素,流走如珠,风格清婉沉着。他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能力和艺术风格,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北宋初期的词作深受五代遗风的影响,主要重在写男女恋情和离别情愫。其中柳永、晏殊及中期的秦观是其代表人物。柳永善写羁旅行役之情,代表作有《雨霖铃》(寒蝉凄切)、《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

    晏殊善小令,风调闲雅,语言婉丽,音韵和谐,代表作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秦观的词风婉约绮丽,代表作有《鹊桥仙》(纤云弄巧)、《踏莎行·郴州旅舍》等。北宋著名的婉约词人还有周邦彦、欧阳修等。北宋中期,苏轼开辟了豪放词风,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也很有名。从苏轼开始,诗歌创作才出现了异于唐朝的特点。苏轼的诗擅长说理,代表作有《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两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她才华出众,前期的词作主要写男女爱情和自然风光,后期主要抒发伤感怀旧、悼亡之情,她的词带有女性独有的细腻情怀,给词坛带来清高的意趣、淡雅的情怀、空灵的意境。

    南宋最伟大的豪放派词人是辛弃疾,他为后人留下六百多篇词,不少词作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表现坚持抗金的决心,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以及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屈辱投降进行嘲讽和批判。这类的名篇很多,以《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最为著名。辛弃疾婉约词的代表作为《青玉案·元夕》,表达自己甘愿寂寞、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南宋婉约词的代表人物是姜夔,代表作有《扬州慢》(淮左名都)等。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今存其诗作九千多首。他的诗内容极为丰富,以抒发爱国激情、反映社会现实为主,也有许多爱情、农村、日常生活题材的诗,代表作有《游山西村》、《书愤》、《示儿》等。陆游也写下过一些词,代表作有《钗头凤》(红酥手)、《卜算子·咏梅》等。

    两宋时期,散文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中除韩愈、柳宗元外,其他六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都在北宋。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一代宗师,他的散文代表作有《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他的词写得也有特色。王安石的散文重视说理,代表作有《游褒禅山记》等,他的诗歌遒劲清新,代表作有《登飞来峰》、《泊船瓜洲》等。苏轼散文明白畅达,《赤壁赋》、《石钟山记》、《留侯论》等皆是名篇。除此之外,苏洵的《六国沦》、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等,也是散文名篇。

    宋代的传奇是在唐代传奇的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两者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朝时,出现了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剧种——南戏,最早的南戏剧本有《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遭盆吊没兴小孙屠》等。北宋初,李昉等人受宋太宗之命,在太平兴国年间编纂了中国最大的小说集《太平广记》,它搜集了自汉至宋初的各种小说、笔记、野史等500多种,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全书按题材分92大类,150多小类。由于《太平广记》保存了大量古代小说,又采用分类编纂的方法,给后来研究小说史的人带来了极大方便。 [2] 

    元明清文学

    元曲

    元朝文学的主流是元曲,它分两个方面:元杂剧与散曲。在元朝,出现了“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

    元杂剧是我国古典戏曲中具有完整戏剧形式的剧种,它在结构上一般每本分为四折,也有少数杂剧有五折、六折的。所谓“折”,大体相当于现代戏的“幕”。每一折既是音乐组织的单元,又是一个较大的剧情段落。四折串演在一起,刚好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合乎剧情由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顺序。有的杂剧在第一折前或折与折之间加一个“楔子”,起交代故事背景或过场的作用。杂剧末尾一般都用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来结束情节、概括全剧内容,叫做“题目正名”。在音乐和演唱的形式上,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若干个曲牌组成“套曲”。唱词由一个角色从头到尾唱到底,其他角色只有动作和说白。剧本还规定了男女角色(“末本”和“旦本”)。剧本由曲词和宾白两大部分组成,曲词重在抒情,宾白重在叙事,它们与音乐交相配合,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历史上有名可考的元杂剧作家共八十多人。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关汉卿,他是当时剧坛的领袖,一生写有67部杂剧,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揭露社会矛盾黑暗的,如著名的《窦娥冤》等;二类是描写下层妇女的斗争与生活,带有很强的喜剧意味,如《救风尘》、《拜月亭》等;三类是歌颂一些英雄的,如《单刀会》、《西蜀梦》等。关汉卿的剧作在中国与世界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无论从剧本的语言、情节及数量来讲,关汉卿都不亚于莎士比亚。其中《窦娥冤》以它“感天动地”的艺术魅力,被称为中国悲剧之最。除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很著名的剧作,它描写了张生与崔莺莺争取自由爱情的经过,表现了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它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它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

    散曲是杂剧的姊妹艺术。它由词发展而来。词在金元时期,由于吸收了“俗谣俚曲”及少数民族乐曲的养分而形成芨曲这种新的文体。散曲虽同词一样,必须按曲牌、韵律填写,但在规定的字数以外可以加衬字,更适合配乐演唱。散曲的语言比词更加活泼自由,更加口语化。它在形式上有“小令”与“套数”之分。“小令”又称“叶儿”,只用一个曲牌,一韵到底,大都用来抒情写景。如马致远是著名的散曲作家,他的《天净沙·秋思》通过秋日郊野的景色,抒发旅人的愁思。“套数”又名“套曲”,是联接同一宫调的许多曲牌而成。套数的长短没有限制,根据需要随意而定。长的套数可以连缀几十支曲牌,但无论多大,都要一韵到底,不能换韵。套数一般都有尾声,如睢景臣的《船涉哨遍》(高祖还乡)套数,由七支曲牌和一个尾声组成,写出了乡民对刘邦的嘲骂和讽刺。

    元朝南戏的颠峰之作是《琵琶记》,元末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它宣扬贤孝的精神,反对愚孝,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上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琵琶记》在结构及语言上也很有特色。它的内容至今还活跃在各地方戏的舞台上。除此外,比较著名的作品还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剧本,它们创造于明朝。

    明清小说

    明清时期,由于科举考试的僵化、统治者为控制思想而大兴文字狱以及音乐曲词向通俗化方向发展等原因,诗词的创作趋向衰落。明代时词的曲谱失传,这一文体也就脱离了音乐,成为文人案头之作,很少配乐演唱。清代时,词作又大大兴起,出现了众多流派。纳兰性德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清朝词人,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多描写风情与相思之情。

    在明朝初年,有像宋濂、刘基、高启这样的诗文作家。他们由于经历了元末的动乱,接触到广泛的现实生活,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黑暗,具有社会内容的作品。如宋濂的《阅江楼记》、刘基的《卖柑者言》等。但是,在明开国后的100多年中,在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派。三杨官居高位,长期辅政,是所谓“台阁重臣”,因此人们称其诗文为台阁体。他们的诗文充满了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内容,平庸呆板,肤廓空虚。这是和当时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及阶级矛盾较为缓和相适应的。其次,稍有影响的是以茶陵人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这一派在散文方面主张师法先秦,在诗歌方面追求声调格律,自称宗法杜甫,但总的来看,他们的作品并没完全跳出台阁体的圈子。随着明朝中后期各方面矛盾的日渐激化,文坛上也发生变化,以“前七子”和“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先后在文坛崛起,他们在反对台阁体的空廓、浮泛和八股文的恶劣影响方面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模拟古人为能事,甚至生吞活剥、字剽句窃。这时,以归有光(名篇有《项脊轩志》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和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首的“公安派”先后极力反对复古派。他们反对贵古贱今和模拟古人,提出文学要有质,能独抒性灵,发前人之所未发等主张。这些主张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们的创作影响都不大。明末出现了反抗阉党的文人集团“复社”、“东林社”等,虽说在反抗社会黑暗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影响不大。清朝时由于文字狱的加剧,诗文者更少,代表人物有袁枚等。清朝的吴楚材、吴调侯等编辑成了一部《古文观止》,收录了上启先秦,下至明末的222篇散文。

    但是,小说方面的情况却不一样。明朝初年,小说在前代传奇小说、话本和杂剧的基础上就已经有新的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市民阶层壮大后,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反映市民生活的文学创作更呈现繁荣兴盛的景象,涌现出不少优秀的长篇通俗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以及深受人们欢迎的戏曲,冲击着正统的封建文艺,甚至逐渐取代了正统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三国演义》人物张飞 《三国演义》人物张飞

    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章回小说中的开山之祖,也是我国最杰出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使中国小说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作者是罗贯中。全书共120回,它通过三国时期各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表现了他们对统治集团的爱憎与向背,以及他们反对战争割据、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三国演义》塑造的人物形象很出色,如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曹操的奸诈多疑、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语言简洁明快,雅俗共赏,富有传记色彩。并以文学的笔触揭示出军事活动和战争的规律。虽说全书有“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思想,但它迎合了人民的认识,因此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

    和《三国演义》同时出现的《水浒传》是我的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它取材北宋宋江起义的故事,作者相传是施耐庵,其学生罗贯中曾进行过修改。《水浒传》通过宋江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深刻地揭露了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展现出贫苦农民被迫聚义梁山,拿起武器来反抗斗争的动人情景,反映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小说歌颂了梁山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塑造了大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反映农民起义由小到大,由个人到集体,由无组织到有组织,最后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起义巨流的发展趋势;小说后半部写出了起义接受招安的悲惨结局,表现了封建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它的语言明快、生动、洗炼、准确。《水浒传》还为明朝以后的农民起义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借鉴,堪称农民起义的教科书。为后世的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明朝中期,我国出现了一部举世瞩目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全书100回,前七回写孙悟空的出世和大闹天宫,8-13回写唐僧的出世和接受取经任务,其他部分写唐僧师徒一路上接受种种考验,扫荡妖魔,最终取回真经。作品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神话英雄孙悟空的光辉形象,他敢于反对天上神权与地上妖魔的精神,反映了人民征服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信念和力量,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西游记》以讽刺、幽默的笔调,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使小说充满奇特的幻想,表现了罕见的艺术想象力。当然,《西游记》的内容还存在一些糟粕,如三教归一、佛法无边以及宿命论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等。明朝的许仲琳也写了一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通过纣王无道,终被讨伐的故事,表现了人民的力量,但它也具有很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及宗教影响。

    明末出现了一部暴露性的写实小说《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笑笑生是笔名,作者真名尚未考证清楚。《金瓶梅》的情节截取自《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书名取自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三个姬妾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的名字。小说虽写的是宋代的人和事,事实上反映的是明朝中后期的社会事实,它通过西门庆罪恶的一生,反映了封建社会处于腐朽没落时期的统治阶级的特有本性。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的出现有重要的意义,它不是对旧话本的改编,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开了文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先河。它将写作重点放到市井百姓上,开创了“世情小说”的先河,后来《红楼梦》等小说的出现显然受其影响不小。但是,《金瓶梅》的作者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对所暴露的对象缺乏鲜明的爱憎态度,甚至用欣赏的眼光去描写糜烂的生活。书中存在大量露骨的色情描写(有考证认为,大量色情描写是后人附会的,可供一说),反应了封建士大夫的低级趣味。

    明末时期,一些文人对代代相传的话本编辑、加工,形成了一些短篇白话小说集,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三言”、“二拍”。“三言”是冯梦龙编辑的、加工的三部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40篇,共120篇。凌濛初在“三言”影响下写成“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同样是每部40篇,共80篇。“三言”“二拍”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了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的迫害,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爱情观念,代表作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它还颂扬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品质,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姑苏抱翁老人曾将“三言”“二拍”加以选编,成为《今古奇观》,是当今流传最广的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本。

    清朝的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的典范。吴敬梓多次参加科举,却次次落第;家业败落后,受到一些士人的冷眼和嘲弄。儒林群丑的尔虞我诈、趋炎附势,使他洞察了世态炎凉,看透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因此写出了《儒林外史》,全书共55回,通过十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细腻地刻划了一群追求功名富贵的各类型的封建儒生和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剖析了当时读书人的丑恶变态的灵魂,作者希望用儒家道德规范来扭转这种丑恶风气。作品也对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给予歌颂,对不迷恋科举的读书人进行了赞扬。《儒林外史》善用讽刺手段表达主题,像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等,都具有极强烈的讽刺效果。它开创了一个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的先例。

    《红楼梦》黛玉葬花 《红楼梦》黛玉葬花

    清朝初期还出现了一本“谈狐说鬼”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作者是蒲松龄。它表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的血泪控诉、对真挚爱情的热烈歌颂、对现实政治腐败和对念官污吏的严厉批判及对世俗民风的讽刺。代表篇章有《司文郎》、《连城》、《婴宁》、《促织》等。《聊斋志异》所写的虽多是幽冥幻域之境、鬼狐花妖之事,却曲折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态度,对清代文言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18世纪中叶,横空出世的《红楼梦》在中国小说中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艺术顶峰。它又名《金陵十二钗》、《石头记》、《风月宝鉴》、《情僧录》。小说作者曹雪芹“披阅五载,增删五次”写成这部现实主义杰作。一般认为如今的《红楼梦》版本中前80回为曹雪芹所写,后40回为高鹗所续。《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展开全书的故事情节,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过程,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家庭的腐朽,是中国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一面镜子。它以巨大的表现力,描写了四百多个人物,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作品中林黛玉与贾宝玉的真挚爱情,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叛逆精神。作者还以同情和歌颂的态度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斗争精神的下层女性形象,如不畏强权的晴雯、鸳鸯;也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有讲究享乐的贾母、迂腐昏庸的贾政等。通过这些人物的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红楼梦》全书结构紧凑、情节生动,语言绚丽多彩,是我国古典小说创作成就的最高峰。它一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当时流行着两句话“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是枉然”。鲁迅评价说:“自有《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红楼梦》体现的反传统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悲剧美学价值,使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红楼梦》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结合得相当完美,呈现出永久的魅力,如今,对其研究已成为专门学科——“红学”。

    明清时期的著名通俗小说还有:明代的《杨家府演义》、清朝李汝珍的《镜花缘》、俞越的《七侠五义》、钱彩与金丰的《说岳全传》等。清代杭州才女陈端生(1751—约1796)著长篇弹词《再生缘》。《再生缘》是行文潇洒、语言风趣、风采卓绝的一部传奇弹词,也是祖国五千年光辉灿烂文化中的光辉典籍,与古典名著《红楼梦》并称“南缘北梦”,遗憾的却是一部未完之作。《再生缘》中塑造了的不朽的孟丽君这样一位惊才绝艳、智慧超群的艺术形象。数百年来,其演绎作品层出不穷不可胜数。

    《红楼梦》《再生缘》并称南缘北梦 《红楼梦》《再生缘》并称南缘北梦

    明清时期的戏剧以“明清传奇”为最主要代表。明朝成就最大的戏剧是汤显祖所创作的《牡丹亭》(又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由于汤显祖是临川人,书斋号“玉茗堂”,这四部剧作又都以写梦为关键,故称之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其中,尤以《牡丹亭》的成就最为突出,它是一部浪漫主义杰作。它写的是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通过少女杜丽娘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死而复生的离奇动人的情节,揭露了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罪恶,表现了青年男女冲破礼教罗网的决心,歌颂他们为追求自由爱情而舍生忘死的斗争精神,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牡丹亭》的艺术性也很强,它的文词十分典雅、华美,不少词章都是令人赏心悦目、反复吟唱的千古名曲。

    越剧《桃花扇》香祭(王君安饰侯朝宗) 越剧《桃花扇》香祭(王君安饰侯朝宗)

    清朝初期,《桃花扇》、《长生殿》两部剧作出现,它们并称为清代戏曲的“双璧”。《桃花扇》的作者是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全剧共40出,它“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利用真人真事和大量文献资料,形象和深刻地提示了明末腐朽、动乱的社会现实,谴责了南明王朝昏王当朝、权奸掌柄、争权压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的腐朽政治。剧中突出了李香君的形象,她是一名有明确政治理想和是非界限的歌妓。当阮大铖逼迫李香君时,李香君以头撞地,血溅宫扇,表现了她不畏权势的性格。《桃花扇》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将爱情故事与明王朝的兴亡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对中国爱情剧的创作是一大发展。《长生殿》的作者是洪升,它刚刚写成上演,便轰动了京城。剧本叙述了唐明皇宠爱杨贵妃导致叛乱,被迫缢死杨贵妃,随后唐明皇又日益思念杨贵妃,最终通过道士架起的仙桥相见,实现了在长生殿上立下的“生生死死共为夫妻”的盟誓。《长生殿》表现了相当复杂的思想内容,它一方面颂扬了唐明皇、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另一方面又联系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的社会背景,批判了统治阶级荒淫误国、祸害人民的罪恶,反映出国破家亡的感慨。剧本艺术表现细腻而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清末文学

    中国步入近代后,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末期,中国人在文学上也开始了变革,但仍留下了古典文学的传统。清末的主要文学成就是诗和小说。

    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有一些文人嗅到了清政府腐败的气息,龚自珍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他的《病梅馆记》愤怒地抨击清政府摧残人才、压制个性的文化专制。他的《己亥杂诗》中通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诗句,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心。

    鸦片战争时期,涌现出林则徐、魏源、张维屏等一批爱国诗人。他们用诗歌谴责大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赞颂中国人民的抗争。代表作有魏源的《寰海》、张维屏的《三元里》等。在这些诗歌中,人民群众的力量开始被重视。甲午中日战争后,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倡“诗界革命”,反对崇古拟古,主张按照当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开拓诗歌的新境界,“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黄遵宪的诗歌成就最大。他“足涉五洲”,见多识广。他用诗歌记录了近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重大事件,出色地揭示了民族矛盾,表达了反帝爱国的激情。他的诗被称为“史诗”,代表作有《冯将军歌》、《哀旅顺》、《台湾行》等。“诗界革命”虽说在内容上反对拟古主义,扩大了诗的描写范围,但却缺乏打破旧格式、创造新形式的能力。黄遵宪晚年在修订自己的诗集的时候,将一些自己写的形式自由的通俗诗歌都删掉了。

    清末,受欧洲文学观念的影响,梁启超等人极力强调小说对改良政治和社会的作品,要求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使小说创造繁荣起来。这时出现的代表作品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这些小说运用讽刺和夸张的手法,抨击腐败的封建政府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被后人誉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西方的文学名著也开始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来,著名的翻译家有林纾等。林纾靠别人口译,用文言文记录下来整理成书。他一生翻译了多达170余部外国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清朝灭亡后,陈独秀、鲁迅等人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次运动使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统治地位结束,书面文言文为白话文所取代。它虽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了过分的批判,因而导致了历史虚无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典文学又大放异彩,它是中国文学的根,是我们文化修养的最基础的内容。我们应当用正确的扬弃方式,将古典文学发扬光大,彰显中国几千年光辉文化的独特魅力。

    西方古典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类别] 编辑

    总述

    西方的古典文学,主要是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以及17世纪在欧洲盛行的古典主义文学。

    古希腊文学

    古希腊的史诗

    古希腊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其中两部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它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作品,对后世欧洲文学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取材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间的特洛伊战争。以希腊人向特洛亚城进军开始,以夺取和毁灭这座城市而告终。这个故事一代一代口头相传,经过人们的不断补充、加工,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形成了文学作品。盲诗人荷马以此为基础,经过整理、润色,最后形成了这两部情完整、风格统一的史诗。作品出色地描绘了古代英雄的日常生活和战时生活的图画,鲜明地反映了氏族社会最繁荣时期的情况。

    这两部史诗各分24卷,虽以特洛伊战争为背景,但都没有写战争的全过程,而各自只截取了战争最后一年中的一段来表现全体。它们反映的内容虽然各有侧重:前者重在写氏族之间的战争,后者则着重写希腊英雄与自然的斗争,但作者都以简洁鲜明的笔触,勾勒出足以令人崇敬的英雄形象,因而被称作“英雄史诗”。 [1] 

    古希腊的《伊索寓言》

    古希腊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有名的寓言集,它就是《伊索寓言》。相传其作者为伊索,原是奴隶,由于才华出众、善讲寓言故事,受到主人的赏识,被解放为自由民。《伊索寓言》共有三四百个小故事,文笔简洁、内涵丰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奴隶、平民反抗压迫的斗争经验和生活教训。有的揭露和批判了统治者和富有者的专横霸道,对贫弱者的苦难寄予同情。不少故事被后人长期引用,著名寓言家拉封丹、克雷洛夫等人也从其中受到过启发。

    古希腊的神话

    古希腊神话是世界各民族神话中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神话。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的神话传说不仅为古希腊各种体裁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且对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文学和艺术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阶级社会前人类生活的状况,以数以千计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类童年时代的自尊、刚强、勇敢、乐观的精神,洋溢着活泼热情、朝气蓬勃的生活气息,具有“永久的魅力”。 [1] 

    古希腊的戏剧

    古希腊戏剧也有很大的成就。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悲剧的繁荣时期,涌现出大批优秀的悲剧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是希腊的“悲剧之父”,他拥护民主政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但他又有因果报应思想。据说他共写过90个剧本,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七部完整的悲剧,大都取材于神话。其中的代表作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通过普罗米修斯受苦刑,但终不屈服的情景,歌颂了献身精神。索福克勒斯的创作标志着希腊悲剧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的作品据说有120部,但流传下来的只有七部。代表作为《俄狄浦斯王》,表现了俄狄浦斯王被“命运”捉弄的过程。它以倒叙的手法,揭开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步步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他的戏剧布局非常巧妙,被文学史家们誉为“戏剧史上的荷马”。欧里庇得斯一生写了92部剧作,现存的有18部,他很关心妇女问题,代表作是《美狄亚》。他的作品强化了悲剧的批判倾向,体现了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思想。他在剧作中主张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悲剧由重在写神转到重在写人,表现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并且真实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一种内在的感染力。古希腊喜剧出现于悲剧之后,以雅典城邦出现危机时最为繁荣,代表人物是阿里斯托芬,他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非常关心,代表作有《阿卡奈人》、《鸟》等。他的喜剧在艺术上的特点是善于采用夸张的手法,以漫画式的形象构成强烈的讽刺。他的作品有纵横驰骋的想象力,有虚构的离奇荒诞的情节,塑了有种种特殊性格的人物形象。他的语言来自民间,深受观众欢迎,对后世喜剧影响巨大。

    古罗马继承古希腊文化,在文学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代表人物有诗人维吉尔等。

    十七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文学

    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莫里哀、高乃伊,英国的弥尔顿等。莫里哀是一位古典主义喜剧大师,他的代表作有《伪君子》、《唐·璜》、《悭吝人》等,具有批判教会的虚伪和贵族与新兴资产者的贪婪、吝啬。高乃伊的《熙·德》,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弥尔顿是“第一个为弑君者辩护的人”,他的代表作有两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与诗剧《力士参孙》等,都取材于《圣经》。它们反映了作者不与复辟势力妥协的精神。(这里只是大概说明,下面还有详细补充) [3] 

    古典主义

    总述

    古典主义是17世纪欧洲的主要文学思潮。它形成和繁荣于法国,随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产物。16世纪,由于这两大阶级的冲突而爆发了长达36年的宗教战争,最后亨利四世成为国王就是这两大阶级妥协的结果。亨利四世为了安定局面,改奉天主教,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是国教。同时,新建立的波旁王朝在17世纪上半叶一直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工商业发展。

    力量得到壮大的资产阶级支持王权,使中央政府得以加强,抑制了贵族割据和分立的行动。路易十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他为了让贵族俯首听命,任命平民出身的柯尔柏和勒泰利耶管理财政,但是,他又让大贵族担任最高军职和神职,以取得政策上的平衡。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社会安定和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乱。与此相应,17世纪30年代,流行一时的巴罗克文学迅速向古典主义文学过渡。波旁王朝为了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建立了发放奖金、津贴和检查的制度。1634至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要在语言文学方面设立适应君主专制政治需要的统一规范。当高乃依的剧作《熙德》违反了三一律时,官方理论家夏普兰就撰文加以干预。古典主义文学便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政策的条件下产生的。

    古典主义的繁荣同路易十四的爱好和政策也存在密切关系。他爱好宫廷喜庆和热闹场面,鼓励戏剧创作。虽然他喜欢崇高壮丽的风格,但他同样欣赏莫里哀的滑稽讽刺,莫里哀由于得到他的保护而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取得《伪君子》上演的胜利。他使拉辛、布瓦洛等在文坛获得声誉。他尽管一言九鼎,却不愿强加一行字给文学。他深知天才与顺从不相调和,甚至容许作家有某种抨击社会的独立性。他并不喜欢拉封丹,但他的报复只局限于推迟这位寓言家入选学士院。这个热衷于荣耀的君主明白,后世会赞赏他,因为他是文学艺术的明智保护。 [1] 

    局限性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沙尔·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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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7-08-15
    [2]^引用日期:2017-08-15
    [3]^引用日期:201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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