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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即有正式历史记载之前中国境内人的发展史,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母系氏族、以及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史,直到最后建立夏朝。这时期时间的跨度最大,从约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猿人包括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后来的北京人的头结构又有了新的进步,北京人使用的是粗制的石器,过着极为艰难的原始生活。此后是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时期,母系氏族公社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现在“姓”这个字就横形象地体现了远古的母系氏族的事实。母系氏族在全盛期之后逐渐衰落,过度到父系氏族时期,同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也形成了,原始社会开始走向了解体。父系氏族之后是英雄时代,大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人口聚居区,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则形成了华夏部落群,炎帝、黄帝、蚩尤还有此后的尧、舜、禹是这时期的主角。尧、舜、禹时期也是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禹拥有了夏后氏的称号,即诸夏之王,随着夏朝的建立,史前时期也宣告结束了,中国进入了古代文明时代。

    编辑摘要

    目录

    原始人群/史前时期 编辑

     中国境内的猿人
     猿人遗迹  ,中国是人类起源和成长的摇篮之一。在云南开远、禄丰等地,已经发现了拉玛古猿化石,这是800万年以前正在形成中的人,说明中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 经过现代科学研究,约300多万年前,人就完全形成了,这就是早期猿人。到约200万年或150万年前时期,又发展为晚期猿人。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属于晚期猿人的两颗门齿化石,经测定距今已有170万年。1961年以后,在山西省芮城县附近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经测定距今至少有180万年。说明早在170万~180万年前,中国境内已有猿人活动。比元谋人稍晚的古人类化石和遗址,在中国各地都有许多发现。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发现一个完好的猿人下颌骨化石;次年,又在公王岭发现一个不很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前者约在65万年前,后者约在75万年到80万年间。蓝田猿人的眉脊骨特别粗大,前额低平,嘴部突出,牙齿较大。脑壳较厚,脑量较小。头骨枕部宽阔而圆钝,外形轮廓呈楔形。这都说明他们的体质还有较多的原始性。

    史前时期北京猿人 
    北京猿人
    192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猿人化石以及猿人活动遗迹。经过多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头盖骨、下颌骨、牙齿和四肢骨等大量化石。北京猿人的体质形态比蓝田人有所进步,比较明显的是头盖骨厚度薄了一些,脑量有所增加,较为接近于现代人的平均脑量。同时,其前额稍高,眉脊骨稍小,嘴部也稍向后收缩,头骨枕部窄而长。不过,从他们的头骨情况来看,仍带有较明显的原始性。北京猿人身躯比现代人稍矮,男性平均身高约1.62米,女性身高约1.52米。在北京猿人生活的洞穴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打制石器和石片,数十种动物化石以及木炭、灰烬。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经古地磁测定约距今70万年。另外,先后发现了多处与北京猿人大致相近或较晚的猿人化石及遗迹,如安徽省和县及湖北省郧县、郧西等猿人化石;在贵州黔西观音洞发现的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在贵州桐锌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在湖北省大冶、辽宁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旧石器早期的猿人生活/史前时期 编辑

    史前时期史前时期
    人类的真正劳动,是从能够制造工具开始的。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不外是稍加敲击的石块以及木棒之类,都是极为粗糙简单的。这一时期,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在元谋猿人牙齿化石的地层中,发现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片和石器,其中有三件较好的刮削器,这无疑是元谋猿人制造和使用的。在蓝田猿人、北京猿人以及其它的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粗制石器。特别是在北京猿人的洞穴中,发现的石器多达十万件以上。这些石器,有的是用河滩上的砾石,稍加打击后而成的砍砸器;有的是把石英石块锤成石片,略加修整而成的刮削器,或三角形的尖状器。在漫长的岁月里,北京猿人就是使用这些粗陋的石器,同自然界展开艰苦的斗争,过着极为原始的生活。
    猿人生活在元谋猿人的地层中,发现有使用火的痕迹。在蓝田公王岭的堆积中,也发现有黑色的炭质,较大的炭粒肉眼可见。 北京猿人的洞穴里,有厚达六米的灰烬堆积层,其中有颜色不一的被火烧过的兽骨、石块、朴树籽和紫荆树木炭块。另外,在贵州桐锌猿人遗址中也发现有烧过的兽骨。这些遗迹,说明在我国境内的猿人时代,用火是普遍的。那时,人们可能从因雷击而引起大火的森林里或其它有天然火燃烧的地方引来火种,用于烧烤食物,照明取暖,防御猛兽。这样,不仅使人们增强了体质,而且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 在猿人生活的年代里,我国南北各地的气候都比现代要温暖湿润。在密茂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沼泽之间,生活着猛兽如剑齿虎、豹、熊、狼以及奔马、野牛、羚羊、鹿类,还有大象和犀牛等食草动物。这些兽类既是对猿人的威胁,又是他们追捕猎取的对象。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过着狩猎而兼采集的生活。
    社会组织
    当人完全形成之后,就产生了人类的社会组织。这样的血缘家族小集团,虽然仍实行杂交,但它已比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原始群团有了明显的进步,已经开始排除了不同班辈之间的杂交关系,只是在年岁相仿的兄弟与姐妹之间实行群婚,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初阶段的第一个组织形式,这也是一种血缘家族。血缘家族是原始公社由前氏族公社向氏族公社发展的过渡阶段,猿人时代大部分处在这一过渡阶段中。

    古人类型/史前时期 编辑

    到了约二三十万年前,人类的体质有了进一步发展,从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体质特征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有显著的进步,逐渐接近现代人了。此时即为“古人”阶段,“古人”又称早期智人,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中期。古人遗迹 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古人遗迹很多,主要有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等。大荔人是1978年在陕西大荔县甜水沟的岩壁上发现的,有一具相当完整的头骨化石,是属于中青年男性的个体,是由猿人向古人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代表。马坝人是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圩的山洞中发现的。其头盖骨化石属于中年男性个体,在形态上还有猿人的某些特征,是古人的最早类型。丁村人最初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发现的,有属于一个十二三岁小孩的三颗牙齿化石。1976年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一块属于两岁幼儿的右顶骨后上部化石。丁村人大约生活在十万年前,是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蒙古人之间的中间环节。许家窑人是1976至1977年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附近的断崖上发现的,大约有十多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其既有一定的原始性,又有接近现代人的特征。其年代大约也在十万年前。此外在各地还发现有不少属于古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
    古人的社会生活
    古人是猿人的继续发展,他们的活动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他们适应各地的自然环境,过着以狩猎为主的生活。大荔人生活的渭北平原,在二十多万年前,是一片辽阔的草原,树木丛生,气候温和,洛河下游和渭河的水域比现在宽阔。大荔人在林边草地猎取鹿、马,在水边捕捞鱼、蚌,有时也在灌木丛中猎取古菱齿象、犀和水牛。马坝人和长阳人生活在岭南和江南的山麓丘陵地带,当时华南和华中的气候比现代还要温暖湿润。和他们共同生存的动物,大部分和现代相似,这些动物就是他们的猎取对象。丁村人生活在汾水中游,当地气候也比现代温暖。林间的猛兽,剑齿虎已经绝迹,豺、狼、熊、狐等仍和过去差不多。草原上也有大象、犀牛、鹿、马、羚羊在奔驰。汾河中有青鱼和鲤鱼,岸边浅水和河滩上有螺、蚌。丁村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过着渔猎而兼采集的生活。大同盆地,在十万年前是一片湖泊。许家窑人就生活在湖边的原野上。当时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同丁村人生活的汾水中游差不多。他们过着与丁村人大致相同的生活。
    古人工具
    大荔人的遗址发现有180多件石器,这些石器的特点是介于蓝田类型和丁村类型之间。丁村遗址是一处范围较大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有各种类型的石器二千多件。许家窑遗址也发现有大量的石器和骨器。这些石器的制作,除了第一步的打击碰砸之外,还要进行第二步加工,加工技术逐渐趋于精细。为了适合一定的用途,各种石器大部有了定型。有单刃的砍砸器,有大三棱形和小型的尖状器,有三角形、四边形和圆形的刮削器,还有供打猎用的大大小小的球形投掷器,等等。石器制作技术有明显的进步,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劳动生产力逐步提高的表现。在许家窑遗址发现有烧过的兽骨。猿人时代已经长期积累了用火和保存火种的经验,古人当有进一步的发展。很可能产生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在古人阶段,血缘家族进一步发展。随着劳动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婚姻关系也在逐步地发生变化。首先是在同胞的兄弟与姐妹之间的杂交状态受到排斥,接着又逐步排除由近及远的旁系亲属的婚姻关系,这就为同一家族的一群兄弟与另一家族的一群姐妹实行群婚创造了条件。而氏族制度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萌芽。

    新人的形成和氏族公社/史前时期 编辑

    史前时期山顶洞人文化遗址
    约五万年前,古人发展为新人(又称晚期智人)。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这时,人类体质形态上的原始性质完全消失,并因受居地环境的影响,逐渐分化为各色人种,现代人开始形成了。 新人遗迹   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新人遗迹更为普遍,主要的有河套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峙峪人、山顶洞人等。河套人:从1922年以来在内蒙古与陕北、宁夏、甘肃相连的河套地区,发现古人类遗址多处。经过多年研究,最后确定河套人为由古人向新人发展的过渡形态。柳江人:1958年在广西柳江通天岩的岩洞中发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头骨(缺下颔)、两段股骨和一些零碎的体骨化石。是年代较早的新人。山顶洞人:1933年,在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龙骨山山顶一个洞穴中,先后发现有分属于至少八个以上的不同个体的完整的头骨、上下腭骨、牙齿和体骨化石,时间约在18000年前。 此外,在台湾台南左镇、辽宁建平、山东新泰、四川资阳、吉林榆树、江苏泗洪下草湾等地也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新人遗迹。
    新人阶段生产技术的发展
    新人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劳动经验,在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改进了打击和修制石器的方法,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两头打制和挖制的技术,制造出各种类型分明的石器,使之更适用于狩猎、切割和刮削等项不同的用途。在峙峪遗址发现有石镞,说明此时已经有弓箭。山顶洞人使用球形投掷器和在木棒尖端绑上石矛用于投掷。山顶洞人还能捕捞一米多长的大鱼。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的进步,渔猎技能明显的提高,使生活资料比过去大为丰富了。当时的人们还能制作相当精致的骨角器。山顶洞的一根骨针,长达82毫米,最粗的直径3.3毫米,针尖圆锐,针孔窄小,制作精巧。这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缝纫工具,说明当时已能缝制兽皮作为服饰,增加了防御寒冷保护身体的能力。在不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都发现有装饰品。山顶洞发现的最多也最具特色。其中有成串的小石珠,有穿孔的兽骨和兽牙,有加工修饰的鸟骨、鱼骨和海蚌壳,还有雕刻成纹理的骨管。这些装饰品都经过比较精细的割磨,还有相当匀称的钻孔,有的还涂上红色,都相当精美。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原始艺术的萌芽。山顶洞有上下两层,在洞口的上层是当时人们的居住处所,在下层的深处则为死者的墓地。在墓地发现的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的骨架上,都佩带有装饰品,身旁安放着生产工具,骨架周围有红色的赤铁矿粉末撒成的圆圈。 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安葬仪式。这说明原始的宗教迷信观念,在山顶洞人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母系氏族公社的确立/史前时期 编辑

     

    史前时期史前时期

    血亲婚配逐步受到限制,氏族逐渐形成。新人阶段氏族制的第一个时期即母系氏族公社就完全确立了。 当时,一个母系氏族公社有一个共同的女祖先。由于全体成员只能确认各自的生母,所以成年的妇女都一代一代地成为确定本氏族班辈世系的主体。成年的男子则分散到其他氏族寻求配偶,实行群婚。每个氏族公社内部,存在着按性别和年龄的不稳定的分工。壮年男子担任打猎、捕鱼和保护集体安全等需要较大体力的事务,而采集食物、看守住地、烧烤食物、缝制衣物、养老育幼等繁重任务,都落在妇女的肩上。她们是氏族公社原始共产制经济的主持者,又对确定氏族的血亲关系起着主导作用,这就是母系氏族公社构成的特点。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与当时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因而通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发展阶段中。像峙峪、山顶洞等遗址,就反映了当时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情况。
    母系氏族的传说在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保存有不少关于母系氏族公社的传说,这些传说虽不能视为信史,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情况。在《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中常见的西王母,可能是西戎部落传说的母系氏族的首领人物。《淮南子》中所谓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女娲氏,也当是母系氏族全盛时期带领人们开辟荒原的一位首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从动物的驯养、繁殖发展为畜牧业,从植物的种植发展为农业的显著结果。有了这两项生产事业,就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食物来源,为原始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可靠的物质基础。我国古代传说比较著名的两个人物──伏羲氏神农氏,就是发展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代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分工,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从此,开始有了交换,又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发明创造。
    姓氏的萌芽、

    史前时期史前时期
    在这一时期,萌芽了姓、氏。姓,《说文解字》解释说:古之神圣母感逃邙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由此说明,人们的姓是标志所由出生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最初是从女性来确定的。所以,一些出现较早的姓,如姬、姜、嬴等等,大都从女。这正是母系氏族的遗制。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同姓不婚的严格限制。这表明一个姓就是一个通婚单位,最初当是一个氏族。由于人口不断增殖,一个母亲氏族繁衍为若干女儿氏族和孙女儿氏族,这些新的近亲氏族仍然保持原来的血缘关系不变。随着近亲婚配的限制日益扩大,在它们之间也不准通婚。于是原来作为一个氏族标志的姓就扩大成为这些近亲氏族的共同标志,这样一个姓至少代表一个部落。而在同一部落内的各个氏族,又必须各有新的标志,这就是氏。
    原始部落繁衍
    由于氏族、部落不断繁衍,原来的一个部落必然要发展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不断繁衍的新部落,经过若干世代之后,血缘关系比较疏远了,就又分化出一部分新的部落集团,产生新姓,从而相互可以通婚。这些同姓的和血缘关系比较接近的众多部落群,就以共同的祖先结为族,不同姓的部落相互结为婚姻。这样,在古代中原地区的众多部落,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密切,促进了他们的共同发展。

    文化遗址/史前时期 编辑

    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遗址
    氏族全盛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发展阶段,约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前期相当。目前,在全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超过六七千处。遍及全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保存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物。
    黄河流域的遗址  
    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的仰韶文化,是中原地区分布十分广泛的一种新石器文化,现已发现的遗址达一千多处,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等。这种文化遗存的地理分布,以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豫西沿河谷地为中心,东到豫东、冀南,西及陇西,南达鄂西北,北过河套,影响所及的地区更为广泛。根据测定,距今约六七千年,前后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还存在着受仰韶文化影响,并具有一定地方性特点的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其时间较仰韶文化稍晚。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河南新郑发现了裴李岗文化,在河北武安发现了磁山文化。据测定,这两个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当在距今七八千年以上。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发现了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禽兽骨头和植物种子。此外,还有陕西的老官台文化。这一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和陕南的汉水、丹江上游。绝对年代也在距今七八千年间。
    长江流域的遗址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是江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距今约七千年。 在江南的太湖一带,先后发现了一批稍晚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如嘉兴马家浜、吴县草鞋山、吴兴邱城等。被称为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在川鄂之间的三峡地区、鄂西南一带,则分布有大溪文化。以后,它进一步扩大到四周地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有仰韶文化的影响,年代约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当。
    其他地区的文化遗址 从东北的黑龙江起,经内蒙古、宁夏、青海,到新疆、西藏的广大地区,广泛地分布着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存在的时间相当漫长,贯穿于原始社会的各个阶段。在东北的辽西一带,有与仰韶文化很接近而又相当发达的红山文化。西藏北部的那曲、西部的阿里和南部的聂拉本等地,都发现有不与陶器共生的细石器,年代可能较早。在祖国的辽阔大地上,众多的兄弟民族在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显示出各具地方性特点的原始文化,年代也各不相当。但是各个文化系统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表现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都属于中华民族原始社会的历史范畴。

    文化遗址图片/史前时期 编辑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红山文化遗址  曲贡文化遗址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楼兰古文化遗址  山顶洞人文化遗址

    母系氏族原始农业生产/史前时期 编辑

    从上述众多遗址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来看,可知在距今七八千年到五六千年之间,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母系氏族公社已经普遍发展和繁盛起来。
    原始农业   
    以农业为主的多种经济活动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氏族公社,比其它地区发展得较早和较快一些。这些地区众多的氏族公社,大部是长期定居在河流岸边或近水的台地上,形成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村落。各地的氏族公社,都是依靠氏族组织的力量,使用磨光石斧、石铲、木耒、骨耜、石镰等简单的劳动工具,经营着以耜耕为主的原始农业生产。 在北方黄土地带,主要种植耐旱而自生力较强的粟类作物。在半坡和其它仰韶文化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经常发现有粟或粟的皮壳。说明粟在七八千年以前就成为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
    人工种植秦岭以南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宜于种植水稻。河姆渡遗址下层,发现有大量金黄色的稻谷,还有带绿叶的稻茎,经鉴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这是迄今在我国发现最早的稻谷遗存,说明我国栽培稻谷已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此外,在太湖流域的青浦湛泽和吴县草鞋山下层,都发现有炭化稻粒,说明江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最早的地区之一。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发现有白菜或芥菜的种子。河姆渡发现有一个保存较好的葫芦。南北各地,都能适应当地的条件种植蔬菜瓜果。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量的菱角橡子酸枣等水陆生长的果实,其他遗址也发现有各种野生植物的果实根茎,说明采集经济在日常生活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原始副业生产
    饲养家畜,是当时重要的副业生产。猪、狗、羊等是主要的家畜,猪的饲养更为普遍。河姆渡有刻画在陶钵外壁的长嘴高腿腹稍下垂的猪纹,说明猪的饲养已为人们熟悉和喜爱。在河姆渡和吴县梅堰等处遗址中,还发现有水牛骨,说明江南地区很早就饲养水牛了。渔猎也是一项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在村聚附近的山林沼泽地是最好的围猎场所,猎取野鹿、獐、兔、羚羊、野猪以及其它的走兽和飞禽。 在水上从事渔捞,河姆渡发现有木桨,足证在江南水乡乘坐独木舟漂浮在江湖水面捕捞鱼虾已较普遍。渔捞工具有骨制的叉、镖、钩等,还有系以陶、石网坠的鱼网。

    原始手工业/史前时期 编辑

    史前时期史前时期
    以磨光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的进步,是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首要表现。在一部分比较早期的遗址里,还有打制石器和磨光石器并存的现象。而在裴李岗、磁山等处发现的磨制石器,琢磨得还比较粗糙。后来逐渐趋于精细,磨细技术不断提高。各类石器如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等等,大都类型分明,刃口锋利,眼孔钻磨匀称,有的还安装木柄,方便适用。除石器外,骨角器的制作也较精致,种类相当繁多,如鱼叉、鱼钩、骨镞、锥、凿、针、刀、锯等等,河姆渡的骨耜,更是用于水田耕作的主要农具。陶器的烧制成为新石器时代最具特色的手工业。在许多氏族公社村落遗址中,都发现有陶窑的遗迹。如西安半坡遗址内居住区以东的陶窑有六座,临潼姜寨除了零散分布的以外,在临河岸边也有一片比较集中的窑址。当时的陶窑一般都比较小,烧制技术也比较简单。 为了适应人们生活的需要,陶器形式也多种多样。炊具有鼎、鬲、甑、釜等,饮食器有钵、碗、盆、盘、杯等,汲水用的有小口尖底瓶,盛储器有瓮、罐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陶刀等生产工具。
    陶器制作
    在陶器的制作上,原始人表现了艺术创造能力。有些器物造型美观大方,有的还配上器盖或器座。仰韶文化的彩陶,更显示了它的工艺特点。这些彩陶的图案,大都是几何图形或动植物图形,如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陶器上的图形,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在半坡、姜寨和关中地区其它仰韶文化遗址的陶器外壁,发现有很多整齐规则并有一定的规律性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共有五十多种。类似的符号,在河北、甘肃等地也有发现。这些符号有规律地普遍出现,表明它已经具有简单文字的特征,当与商周文字有渊源的关系。在仰韶文化和其它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的陶石纺轮、纺砖刀杼(骨匕)、骨梭等纺织工具。当时的人们采剥野麻纤维,使用纺轮和纺砖捻制麻纱,再用简单的织布机织成麻布,刀杼和骨梭就是织布机的配件。在陕县庙底沟和华县泉护村的陶器上发现有布纹痕迹,这种布当是一种粗麻布。在南方,吴县草鞋山下层发现有麻布残片。同时,各地都发现有很多的骨针,直径和针眼都很细小,说明缝纫技术也相当精巧。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陶埙 母系氏族公社遗址  骨针

    原始艺术
    席垫的编织技术也较发达。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底部,发现有席子的印痕。河姆渡发现有二经二纬编织法的苇编。草鞋山发现有蔑席和芦席,蔑席的竹蔑细而匀,用人字形编织法编织得很整齐。装饰品的制作也日渐繁多。当时,无论男女都用骨制的笄簪束发,妇女戴着绿松石制成的珠坠,身上还佩带各式石环或陶环。在江南河姆渡发现有玉石混用的璜、管、珠,马家滨发现有少量琢磨比较精致的玉璜、玉珠等饰物。 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日渐发展,人们的艺术创造能力日渐提高。除了一些比较精美的装饰品、彩绘艺术和经过艺术加工的陶器、骨器、木器之外,在各地还发现了一些工艺相当精湛的艺术品。河姆渡出土的象牙雕刻,雕成各式图案,线条流畅,形态逼真,可谓原始艺术的珍品。
    房屋的建筑
    中原地区大都是采用半地穴式,外形有圆有方。在江南,很早就以木构地面建筑为主。河姆渡由早期的打桩立柱架空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发展到后来的栽柱式地面木构建筑。在马家浜、草鞋山等处的建筑遗址,都发现有木柱和木板,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木结构建筑已经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社会组织 
    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它的全盛时期,普遍形成了较多人口、规模较大的长期定居的村落。像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处就是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迹。临潼姜寨原始村落遗址,位于骊山脚下临河东岸第二台地上,面积达五万平方米。这个村落遗址有着严格的布局。两条壕沟将整个村落分成居住区和墓地两个部分,沟外为三片墓地,沟内为居住区。居住区内有一个面积约四千多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在广场周围的四个方向分布着五个建筑群。每个建筑群各有作为主体的大型房屋一座,附近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所有房屋的门向均朝着广场。在有的建筑物附近分布着一些储藏东西的地窖群或埋葬小孩的瓮棺葬群。这样的一个村落,就是一个母系氏族公社。

    氏族公社活动/史前时期 编辑

    一个母系氏族公社,包括几个女儿氏族。每个以大房屋为主体的建筑群,就是一个女儿氏族。每个氏族公社的成员都是依靠氏族公社的整体而存在。他们在共同所有的土地上,共同劳动,协力耕作。 此外,壮年男子还外出狩猎,妇女兼营采集。家务劳动,主要由妇女承担。收获的粮食,储存在公共的窖穴之中,以备公共需要。有关公社的公共活动,如集会、议事、宗教活动等等,由全体氏族成员参加,聚集在中心广场上举行。主持这种活动的,大都是班辈较高年岁较大的妇女。如有对外冲突等事发生,临时公推首领,大部由壮年男子担任,事毕则罢。
    图腾和对偶婚
    所有氏族成员,死后都埋葬在公共墓地里。随葬品一般都较少,只有少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或装饰品。由于平时劳动分工有所不同,加上性别的差异,各人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因而所使用的工具、用具和装饰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有差异。这种现象,说明当时还不可能产生明显的私有观念,更没有条件发生贫富悬殊的现象。 从母系氏族公社起,每个氏族就采用一种动物或植物作为本氏族的名称,这就是图腾。如仰韶文化陶器上的人面鱼、鸟、鹿等,可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能是某些氏族的图腾。人类在超现实观念的驱使下,竭力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图腾作为一种假设的祖先受到人们的崇拜,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图腾又是氏族的标志。与此同时,从各地出土的裸体女子陶像来看,当时还存在着崇拜女性的观念。到了这一时期,原来的族外婚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配偶双方在或短或长时间内较稳定的结合,遂形成了对偶婚制度。但世系仍多从女子计算。

    父系氏族/史前时期 编辑

     父系氏族公社的产生
    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它的全盛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渐加速,男子的劳动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主要的生产部门中逐渐占居主导的地位,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日渐增多。于是对偶家庭逐渐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转化,母权制自然过渡为父权制父系氏族公社逐渐形成了。从此,以父权为中心的个体家庭成为与氏族对抗的力量,原始社会逐渐趋于解体。
    新石器文化的发展 
    约在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的众多氏族部落,先后转化为父系氏族公社,在考古学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后期阶段。大体说来,在中原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为龙山文化。目前分布在豫、晋、陕交界地区的,有叠压在仰韶文化之上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这是由仰韶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的过渡阶段,属于早期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除河南以外还包括晋南和冀南部分地区。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一带,陕北和晋南也有遗存。溯渭水而上,由马家窑文化发展而为齐家文化。在东方,大汶口文化继续发展,演变而为典型的龙山文化,即山东龙山文化。秦岭以南的江汉地区,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并承袭大溪文化,产生了屈家岭文化。它与龙山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长江下

    史前时期史前时期
    游,在青莲岗文化的影响下,太湖流域钱塘江口两岸,则由河姆渡马家浜等文化发展而为良渚文化。其他各地,都相应地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婚姻形态的变化 
    男子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他们必然要求按照男系计算世系、继承财产,母权制的婚姻秩序遂被打破。原来对偶婚制下的从妻而居的传统,为一夫一妻制所取代。最初,这种小家庭依附于父系大家庭。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小家庭便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一夫一妻制下,妇女的劳动局限在家庭之内,以家务劳动和家庭副业为主,女子在家庭经济中遂居于从属地位。
    男尊女卑观念
    这时期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成年男女合葬墓,就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确立的反映。如陕西华阴横阵村龙山文化墓葬中,有年龄相仿的男女合葬墓大汶口墓地有四座成年男女合葬墓,男的居于墓穴的正中,女的在扩出的长方坑内,随葬品也多偏置在男的一侧,显示出男女两方地位不平等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较晚的齐家文化墓地更为突出。如在甘肃临夏秦魏家一处墓地,有合葬墓24座,其中成人合葬墓16座,都是男在右方仰身直肢,女在左侧侧身屈肢。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普遍下降,男尊女卑的观念已经形成。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史前时期 编辑

    到了父系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增多,私有现象出现。以后,在个体家庭和个人生产能力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扩大的情况下,一小部分人,特别是氏族部落首领获得了更多的私有财产,私有制就日益发展起来。 关于私有制的现象,在墓葬中也有反映。在许多墓葬里,以猪下颚随葬的风气很盛行。如湖北郧县青龙泉屈家岭文化的一座墓葬有14块猪下颚骨。南京北阴阳营和山东泰安大汶口的一些墓葬,都有数量不等的猪下颚骨。这表明,牲畜成了个体家庭私有财产重要来源之一,猪下颚骨成了私有财富象征。同时,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以及其它象征财富和权势的器物用于随葬的,就更为普遍。而在同一墓地里,有的随葬品异常丰富,有的寥寥无几,乃至一无所有,反映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种分化现象,在产品交换、部落战争中不断扩大,从而加速了原始公有制的崩溃。

    原始发展/史前时期 编辑

    原始农业的发展
    发达的耜耕农业是主要的经济部门。当时的人们使用大型磨光石刀、斧,垦辟耕地。他们又把磨得扁平的石耜加宽延长,钻孔装上木柄,用作主要的翻土工具。此外,还有改进了的骨耜和双齿木耒。 到龙山文化后期,又出现了用人拉的三角形石犁。各地还出土有各式的石锄、蚌锄和其它的耘田器,这是中耕锄草的农具,说明田间管理有了加强。在长江下游发现有水利灌溉的遗迹,这是适应稻作的特点,说明已经初步掌握水利和施肥的技术。收获工具也有比较显著的改进,在已有的半月形石刀和蚌刀的基础上,还将石刀不断加长,穿孔不断增多。南方的水稻种植更为普遍。今天南方各省区的许多地方都发现有稻谷或稻谷的遗迹。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的饲养也有显著的发展。主要的家畜,除猪、狗、牛、羊之外,还有马和鸡,后来的所谓“六畜”,当时已经齐全。
    渔猎和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的地位。在北方的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各式箭镞、网坠和鹿、麝、狐、虎、鱼等动物骨骼。渔猎仍是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
    制陶技术
    制陶业从制陶技术、陶窑结构到经营管理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快轮,用快轮塑造的陶坯,器形规则,厚薄均匀,生产效率大为提高。陶窑的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进,窑室扩大了,可以烧制大型的陶器或一次烧成数量较多;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和窑箅孔增多,既加强火力,又使窑室受热均匀。同时,原始人还掌握了在高温下严密封窑的技术,使陶坯的铁素能够充分还原,烧成灰色或黑色的陶器,质地坚硬紧密。烧制的温度有的高达1000℃,一般都在950℃以上。这种高温操作技术,为金属的冶炼打下了基础。
    制陶技术的进步
    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造型美观,纹饰精细,有的陶坯薄如蛋壳,表面光滑,又用烟熏法使之乌黑发亮。这种薄胎黑陶,表现了当时高度的制陶工艺水平。此外,还有用高岭土(瓷土)制成表里洁白的陶器。
    制陶技术的进步,使陶器的种类日益繁多。如鼎、鬲、甑、釜、豆、盆等。在纹饰方面,有的发展了过去的彩绘特点,有的新刻画出整齐纤细的花纹,还有仿编竹镂空技艺,显示了新的艺术创造能力。
     矿石的冶炼和金属的加工
    矿石的冶炼和金属的加工,是这一阶段另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成就。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如山东胶县三里河发现有人工铸造的小型铜器,其中有刀、凿等。属于齐家文化的一些遗址还出土了铜刀、凿、锥、斧及铜饰品。金属冶炼技术的出现,反映了人类技术水平的重大革命。
     在磨制石器和骨器的技术基础上,又发展了琢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工艺。南京北阴阳营的墓葬群出土了精美的玉石玛瑙制品近300件,有铲、璧、环、镯、璜、坠、管、珠等。邳县大墩子出土了一件很精美的有孔玉斧。浙江余杭反山墓更出土了3000多件玉器,其中最大的玉琮重达6.5公斤。
     丝织物的发明
    在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里,发现有不少苎麻织物和丝织物。用苎麻纤维织成的平纹细麻布,比过去的粗麻布有了显著的进步。丝织物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在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黑陶上有蚕纹。早在五千年前,我国江南地区的养蚕缫丝业就已相当发达。当时的绢丝织物虽然比较粗糙简单,但在五千年前我国就已经发明了丝织物,这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重大贡献。
    钱山漾还发现二百多件竹编器物和芦苇编织物,有竹席、鱼篓、竹篮、谷箩、簸箕等。这些器物,大多数是用刮光的竹篾条,均匀细薄,编织紧密。表现了很高的编织技艺。
    居住的改进 
    中原地区虽然还盛行半地穴式建筑,但地面都用层层灰土铺平踏实,表面还用人工烧制的熟石灰防潮。房屋中心有凹入地面的圆形硬烧土面,有的土墙边筑有较大的壁炉。
    地面建筑在各地比较普遍地发展起来。郑州大河村的村落遗址,就以成排的地面建筑方形房屋为主。邳县大墩子发现有陶制房屋模型,属于土木结构的地面建筑。在江南,如临近湖面的钱山漾,就修筑高出地面的桩上建筑。这种式样的建筑,正是适应水乡的自然环境而发展起来的。
    在北方的村落中,开始出现了水井。掘井技术的发明,不仅改善了用水条件,而且可以就近供应生活用水和手工业用水。从此,人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和建立村落,就可不必临近河边湖畔。
    原始文化和宗教
    在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笔划整齐规则的图形刻划,比关中仰韶文化的刻划符号有了显著的进步。这些刻划,已经发展成为早期的图像文字,当是我国古代文字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江苏连云港市郊将军岩发现有一处岩画,主要内容为人面像、农作物、兽面纹以及各种符号。此外,还有类似太阳、星象的图案。兽面纹的构图和山东、苏北地区龙山文化中玉锛上的兽面纹饰相比较,显得十分简略、粗糙、古拙。这一重要的艺术创造,直接反映了四千多年前东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面貌。
    在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发现有卜骨。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卜骨的出现就比较普遍了。这些卜骨,大都是用猪、牛、羊的肩胛骨刻成。占卜的风气在当时已经盛行,掌管占卜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巫师之类的人物当已出现。此外,这一时期,崇拜女性的现象转为崇拜男性,可由各地出土的陶、石祖获得证明。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大汶口文化遗址文物  仰韶文化遗址文物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红山文化—玉兽

    英雄时代/史前时期 编辑

    中原地区
    在五千年前,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传说中的“英雄时代”。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大都进入部落、部落联盟阶段。透过有关这一时期的传说记载,可以大体窥见到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国家产生阶段的社会变革的过程。夏夷诸部的分布和发展   在大河中下游的沿河川盆地、峡谷、大平原及其附近的丘陵坡地,号称膏壤沃野,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不少的氏族部落不断开发了这些地方,经营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多种经济生活,因而这一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通称为中原。
    夏、夷诸部
    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众多的氏族部落。在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地区和河南沿岸一带,有以姬、姜诸姓为主的部落群,称为华夏或诸夏;在东方的海岱地区和淮、泗一带,有以风、嬴、偃诸姓为主的部落群,称为“夷”或“九夷”; 在秦陇以西,有诸戎部落群; 在秦晋以北的黄土高原和燕山一带,为“群翟”部落群;豫西南山地和丹、汉一带,为“三苗”或苗蛮部落群。诸戎、群翟和三苗,分处在中原地区的边缘,经营着游牧、狩猎或农牧结合的生活,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诸戎、群翟和三苗与夏、夷诸部不断加强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古代中原的文化。
    夏、夷诸部是中原地区的主要开拓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他们逐渐由山麓坡地、沿河台地向大平原中的泽薮和河网冲积地带扩殖,使部落组织不断扩大,加强了各部之间的融合。
    黄帝等英雄的传说 
    社会生产不断发展,部落组织日益增多。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亲属部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进而产生了部落联盟。在私有制度的刺激下,部落联盟的各级军事首领不断加强了战争活动,涌现出一些英雄人物。司马迁编写《五帝本纪》,列为《史记》的首篇。这个五帝时代,实际上就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列在五帝之首的黄帝,就是这个英雄时代的第一个代表人物。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史前时期
     黄帝  炎帝  舜

    当时,诸夏之族已经发展到大河南北的大平原西部边缘地带,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群大约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内地区,以黄帝为首的姬姓部落群大约在嵩山之外的外方地区,他们各自结成亲属部落联盟,继续向东方发展。东方的风、嬴、偃诸姓部落群也由汶、泗一带活动到大野泽周围,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蚩尤部,一度成为东方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他与炎、黄诸部在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发生了越来越剧烈的武力冲突。最后,炎、黄诸部完全联合起来,黄帝成为诸夏之族的最高军事首领。在黄帝的统率下,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蚩尤失败,黄帝成为结合夏、夷诸部组成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从此,华夏族成为不断融合中原各地众多部族的核心力量。黄帝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尊崇为不断扩大的华夏族的共同祖先。
    国家政权
    传说中的黄帝,当然不能视为一个简单的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正是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转化的开端,后世常把有关向文明时代转化的创造发明,如文字历法舟车蚕丝等等,大都集中到黄帝的身上,正反映了这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期。
    传说中的黄帝之后,为帝颛顼高阳氏。帝颛顼时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阶级分化现象更为深刻。
    到了颛顼时代,“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所谓“南正重”,当是善于观察 天象通晓巫术的巫师之类的人物。从此他们就成了管理与天神有关事宜的专职人员,表达天命,显示神灵,就成为他们的特权,这就形成了控制广大黎民群众灵魂的宗教职能。而广大黎民群众只能在“火正黎”之类的部落首领人物的监督管理下,在田地中劳作,不准“侵渎”天上的神事。“火正黎”之类的部落首领人物就成了专管地上“民事”的“民师”,后来就发展成为各级官尹。
    天与地的隔绝不通,神事与民事的截然分离,实质上反映了阶级关系的对立日益加深,标志着国家权力和政府机构的萌芽。
     世袭王权的形成
    在由各部落领土融合为民族共同领土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军事首劣诩在不同程度地为争夺权势而展开斗争,他们分布在各地,各自占有一定范围的领土,其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成为一方之霸(伯),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必须得到这些首领人物的支持,或者用武力压服他们,地位才能保持稳固。
    如传说的陶唐氏的首领尧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经常要“谘四岳”,即征求一部分势力比较强大的部落首领的意见。其中特别是号称为“太岳”的共工氏崇伯鲧等人的势力最为强大,更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有虞氏的首领舜,能接替取得最高首领地位,首先是得到高阳氏之族号称为“八恺”和高辛氏之族号称为“八元”的十六族首领的拥护,接着又用武力打击了所谓“四凶族”,压服了共工氏和崇伯鲧等反对势力,巩固了统治权力。同时,又继续深入丹汉地区,征伐三苗,进一步扩大他的武力征服范围。在对内对外战争日益繁剧的情况下,众多的部落首领逐渐转化成为世袭贵族,建立世袭王权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了。
     夏王朝建立
    按照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部落联盟最高军事首领,必须通过一定的仪式,由众多部落首领共同推举或承认,才能确立。我国古代传说的“禅让”制度,就是属于这类性质。这种传统的“禅让”旧制,到尧舜时期还是存在的。不过,长期以来,在同一家族内选出后继者,也逐渐成为事实;同时,凭借强力,在四岳诸伯之间展开权势争夺,又愈演愈烈。 根据有关记载反映,唐尧要求其子丹朱成为他的后继者,虞舜则在“禅让”的幌子下使用强力夺取了最高统治地位。后来,虞舜也要求由其子商均继承,禹又凭借他的权势和威望直接代替了虞舜。这样,丹朱和商均就都被诋毁为“奸子”。事实说明,强力在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禹取得最高统治地位,博得诸夏首领的拥护,具有夏后氏的称号,即诸夏之族的最高君长,正式建立了夏王朝。从此,世袭王权才完全确定下来,开始了中国文明时代的历史

    参考资料/史前时期 编辑

    http://www.ccnt.com.cn/china/history/history/shiqian/shiq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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