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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名琛

    叶名琛,湖北汉阳人。进士出身,18E2年由广东巡抚升任两广总督。是个昏庸虚骄的封建官僚。1856年“亚罗号事件”中,对英国采取妥协态度,释放了被捕人犯。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前夕,不作战守准备,每天只在衙门里“扶乩”(请神仙下界出主意)。临战又不肯抵抗,甚至下令“敌船入内”,也“不可发炮还击”。广州失陷后,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后死于囚禁中。时人讥为“六不”总督:“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如此疆臣,如此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编辑摘要
    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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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叶名琛 籍贯: 湖北汉阳
    出生地: 湖北汉阳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职业: 政治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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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评价/叶名琛 编辑

    叶名琛叶名琛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史书中的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聩的咸丰皇帝的个人态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分水岭,咸丰帝对叶名琛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叶名琛形象又被刻意丑化歪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作为朝廷能干的大员将,叶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为镇压叛乱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令人憎恶痛恨;作为客死他乡有气节和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根据清史稿列传记载,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土,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论功,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首先,我们非常尊敬叶名琛的民族气节。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气节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其次,叶名琛善于内政,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这种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叶名琛对商业和钱财的理解,自从广西太平天国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叶名琛叶名琛

    再次,名琛对内征剿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义军蜂起,这是同当时时代背景和沿海地区天地会的传统有关。在咸丰四年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作为总督实际操控局面的叶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叶名琛曾经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是同一时期中惟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这要归功于叶名琛深谙做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果断坚决。在广东红兵变乱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855年的六、七、八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刚从美国回来的容闳写道,“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

    叶名琛明白没有不断的“剿匪”业绩,官位的基础就不牢靠,即使在广州城不断被英法联军攻击的情况下,向咸丰帝奏报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战报。“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按照以往的经验,英法攻城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假以时日,危机会自然烟消云散。在英法联军的几次攻城中,叶名琛都坚信:“……必无事,日暮自走尔!”“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世界形势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路途遥远,在当时航海武器技术条件的限制下,英法列强还没有对中国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更多地采用了相对和缓的外交手段。咸丰初年,欧洲形势突然紧张,随后爆发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列强在此期间无暇顾及遥远的东方利益。1856年3月,各交战国签订了巴黎和约,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战败了。英法必然转身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利益,中国政府如果不做出能让其满意的让步,战争不可避免的。

    弃国而逃的咸丰皇帝将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实际上是在转移视听,找了个替罪羊澳大利亚籍学者黄宇和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中做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子汤虽不完全赞同书中观点,但认为其中很多论点还是很有道理的。黄宇和先生在书中逐条回应了12字的定评:“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正规军正在讨伐洪兵,非正规兵由于无薪可支,多数已经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的,当然犯了不少错误;“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杀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没有走,更准确地说,是不能走。

    当时双方军队的差异已经大到无法一战的地步。当时广东清军大量装备冷兵器,少数火炮也远不及英法先进。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装备300英尺射程的滑膛枪,难以抵挡英法联军1200英尺射程来复枪的打击,陆军最终在人数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被击败。清军与英法军队的不对称远远大于俄军和英法联军之间,海军、火炮、步兵武器,双方的差距相当于中世纪的欧洲军队在同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军队作战,几乎可以视同正规军屠杀平民。随后的天津军粮城之战、通州八里桥之战便是这种战斗结果的推演,而中方的军队换成了对当时步兵具有更大威胁的八旗精锐骑兵。

    至于有人指责叶名琛没有搞人民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只能叹息这样的人根本不懂广东当时的历史形势。咸丰四年几十万洪兵围攻广州佛山等地,这些人是谁?不就是现代人划道出来的要发动的人民群众吗?刚刚用血腥武力好不容易镇压下去,谁敢再把他们武装起来,即使叶名琛有胆子这么做,朝廷也会坚决阻止的。1848至1858年十年间,广东境内大小战争不断,经过了长久变乱的广东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涣散。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仍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旁出售水果给舰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英法联军除了正规军外,还包括了从香港和广东征召的苦力运输队伍两千五百人,“英人既败于天津,复自粤东募潮勇数千人”。从1858至1861年,百万之众的广州人民在五千英军的统治下,虽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服服帖帖做了三年英国臣民。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叶名琛即使想也发动不起人民战争,子汤不知把谁架空过去就能当场有良策御敌于国门之外。

    客观地看,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站在当时最理性的角度,莫过于以外交让步谋求和平,争取时间变法强国。但是即使叶名琛有这般见识,他能做得了主吗?当时有一幅挽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对于这样一位功过混沌、史说不清的历史人物,我们真觉得难以下笔。爱国、有气节;精于官场,老练持重;心狠手辣,残忍嗜杀;权倾两广,压制异己。

    重要事迹/叶名琛 编辑

    叶名琛叶名琛

    晚清对敌中,有马饿死,此马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战死于广东沙角炮台的守将陈连升乘坐的黄骝马。此马为英兵俘虏,但不接受英人之食,终日嘶鸣,以“义节之马”而为后世敬仰。又有高官饿死,此人即是叶名琛。作为晚清御敌过程中牺牲的最高级官员,叶名琛死得还是壮观的。他不食英人食物,效仿周代伯夷、叔齐兄弟俩,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然而,人们除了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于他的外交失措外,长期没有正视这位倒霉的悲剧人物,他连一匹马的名声都未曾得到。叶名琛是否愚顽,是否错误处置亚罗号事件,是否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则需要我们慎下结论,以避免长期以来脸谱化晚清人物的历史观。

    阻止英人入城,获一等男爵

    《清史稿》称:“ 名琛性木, 勤吏事, 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 因狃於前事, 颇自负, 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 略书数字答之, 或竟不答。” 

    但这位自负的疆臣, 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 深得咸丰帝宠信, 长期担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其间, 最有争议之事是其动用民意, 遏止英人进入广州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清政府允许英人五口通商, 得派领事于五处, 专理商贾事宜。于是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 均相继设立领事馆。但是, 最先和洋人接触的广州城, 却碰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史载, 当时因广州绅民“ 平英团” 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 积嫌已深,乃“ 合词请于大府, 毋许英人入城” 。时耆英为两广总督, 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屡请履行条约, 允其入城。耆英既不敢纳又不敢拒, 就秘密告诉英人, 说粤民鸷悍, 请徐图之, 期以二年后践约。道光二十九年( 1 8 4 9 年) , 耆英被召入京, 徐广缙代为总督。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 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复。徐总督秘密召集诸乡团练, 先后达到十多万人。他们驾着小船围攻英船, 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英国人本准备把徐总督滞留为人质, 但是, 十多万人的齐声呼唤, 气势震天, 英国人害怕了, 不再提入城之事。 

    此时, 广州地面一派群情激昂, 说洋人其实很好控制, 有些人甚至提出干脆乘胜断绝与洋人的通商。香港总督文翰照会徐广缙, 表示愿重定通商专约。广州方面要求将严禁入城的意思写进约定之中。文翰害怕因此阻碍通商大局, 于是同意了这个要求。 

    整个过程中, 叶名琛是二把手, 广东巡抚, 积极参与此事的策划和执行。所以, 当他和徐总督一起上疏时, 宣宗大悦。诏曰:“ 洋务之兴, 将十年矣。沿海扰累, 糜饷劳师, 近虽略臻安谧, 而驭之之法, 刚柔未得其平, 流弊因而愈出。朕恐濒海居民或遭蹂躏, 一切隐忍待之。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 徐广缙等悉心措理, 动合机宜。入城议寝, 依旧通商。不折一兵, 不发一矢, 中外绥靖, 可以久安, 实深嘉悦!” 因封广缙一等子爵, 并封叶名琛一等男爵。

    后来,徐广缙被调往剿办洪秀全起义。叶名琛于咸丰二年(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就任港督包令重提入城旧事,被叶名琛断然拒绝,包令乃记恨在心。英政府的广东领事巴夏礼也和包令一样,入城不得,便等待时机以扩大在华利益。叶名琛固执地认为只要动用民心,即可阻止西方入侵,同时不顾条约规定,无视所谓“国际规则”,的确顽固迂腐。但问题是,如果接受不平等条约,一定可以避免进一步的侵略吗?虽然这是个无法得到答案地设问。

    妥善处理亚罗号事件,赢得马克思赞扬

    如果把19世纪的西方扩张,换成现在流行的话语即所谓“全球化”的话,那么,叶名琛是全球化的绊脚石。

    时下中国以饱满的热情拥抱至今并无定论的所谓“全球化”,并伴随着“规则意识”的“觉醒”。但是,在激情之余,我们是否应该冷静思索全球化这一模棱两可的词句下所暗含的规则意识,以及到底这是谁的规则,其中又体现了何种正义呢? 

    晚清以来,国际社会的规则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惟其改变者,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1919年国人发现的“强权即公理”,是否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了呢?这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其说是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规则,毋宁说是提高了国际社会原有规则执行的成本。对于规则本身,并没有造成根本的颠覆。 

    从这个问题的思考出发,回顾一下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以期证明规则意识的本质是强权意识。 

    亚罗号(Arrow)实在是一只不起眼的小商船,就跟当时众多的中国商船一样,它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经在英属香港登记,以期规避中国官方的检查,干些规则之外的勾当。但是,当中国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登船查禁海盗时,这只船的登记证刚好过期。有三件事情证明中国对此船的检查符合国际法规定。其一,此船只登记证过期(英国议员在下院作证时已经自己证明了这点)。其二,此船并未像英国驻广州领事馆代理领事巴夏礼所言悬挂了英国国旗,而只是悬挂了信号旗。所谓中国水师扯下国旗,应该是扯下信号旗。其三,即便英国宣称对此船有管辖权,但是,根据国际法的相关惯例,悬挂国旗的船舶必须与船旗国有真正联系(亚罗号的船主曾是中国人苏亚成,后为苏亚明,而他雇用英国人肯尼迪(Thomas Kennedy)做船长并不能改变此船的物质所有权),船旗国应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有效地行使行政、技术及社会事项的管辖和控制权( 即仅仅悬挂国旗是不够的)。同时, 国际法惯例赋予在船舶停泊或者航行的水域属于某国时,某国可以根据下列情况进行检查(即登临权):该船从事海盗或贩卖奴隶的行为;无国籍;拒绝展示国旗;虽然悬挂外国国旗,但实际上与军舰国同一国籍;等等。  

    澳门运送大米到广州的亚罗号在被检查前,已经被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Josedo Rosario)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澳门当局曾经准备登临船只检查,却被亚罗号逃脱。而当此船到达广州时,梁国定接到报告,此船上的一名海盗梁明太竟然大模大样地以水手的身份出现在亚罗号上。水师们当即上船缉拿全部14名水手。经过肯尼迪的斡旋,梁国定带走12名以资调查。 至于中国水手是否扯毁了英国国旗, 据梁国定说, 当时并未见该船升起任何国旗。而英国《泰晤士报》的最初报道,也未提及此严重事件。同时,香港的英文报纸也报道说,一艘在案发时停泊在旁的澳门划艇证实并未见亚罗号悬挂英国国旗。 

    但是, 狡猾的肯尼迪在水师走后, 突然升起了米字旗! 而巴夏礼则得报后赶往码头, 拿出《虎门条约》, 要求按照规定将人交还。道光二十三年, 即1 843 年, 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也称《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 如凡中国人与英国人“ 交涉词讼” “ 其英人如何科罪人( 即定罪) , 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 发给管事官( 即领事馆) 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方面认为这艘船不是英国船,人也不是英国人, 不适用《虎门条约》。巴夏礼极为强横, 双方争执中,一个水勇打了巴夏礼一巴掌。 

    巴夏礼旋即转而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施压, 要求放人; 并在他本人在场的情况下,由梁国定出面送还被扣压水手,公开道歉。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粱明太、粱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并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交涉中,叶名琛据理力争,声明亚罗号是中国的船,其港英执照系船主花1 00 0 洋银购买, 且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 无侮辱国旗之事。得到巴夏礼的禀报后,英国公使包令查出此船的香港执照已经过期两个礼拜;但是,他暗示中国人并不知道,应该向中国人说明此船完全受英国的保护。随后,包令、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此时他们通知英国海军准备扣押一艘中国官船) , 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牒, 限叶名琛2 4 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 

    面对英国的最后通牒, 叶名琛决定让步, 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的另外1 0 人。次日, 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丞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 

    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叶名琛发布告示,称:“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罪大恶极..但凡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毋稍观望。” 

    到底是以规则意识参与全球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件“与虎谋皮”的大事,亚罗号事件的教训实在发人深思。  

    叶名琛处理亚罗号事件, 从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 他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英国人的蓄意侵略和叶名琛的处理手段,得到马克思的理性评价。马克思在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于1857年1月23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文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在西方舆论对叶名琛的一片谴责声中,只有马克思赞扬了叶名琛。他说:“ 确实,这个中国人如此令人信服地把全部问题都解决了。” 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 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 他说, 面对英国人的蛮横无礼,“中国官吏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  

    不战不和不守

    战争开始后,叶名琛上书咸丰帝,说道:“ 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 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可见他是把作战的希望寄托在民众身上。 

    事实上的叶名琛, 一方面表现得非常镇定,他“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 。当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 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 必无事, 日暮自走耳。但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 可传谕收旗帜, 敌船入内, 不可放炮还击。” 次日, 英军攻占省城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 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 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他的部下却害怕了, 说“ 风大, 难马射, 请早收围” 。叶名琛这才退堂, 招集各官到督署商议对策, 断言十五日无事。 

    叶名琛的镇定, 首先来自他的巫术活动。原来他在总督衙门建了一个“ 长春仙馆”, 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 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占语。其过十五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而广州城恰恰十四日沦陷。当时民谣曰:“叶中堂,告官吏,十五日,必无事。十三洋炮打城惊,十四城破炮无声,十五无事卦不灵。洋炮打城破,中堂仙馆坐;忽然双泪垂,两大仙误我。”  

    但是, 另一方面, 叶名琛还是作了积极迎战准备的。除了发布告示悬赏杀敌外,他还下令整备团练二万余人。各地民团积极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 同仇敌忾”。民团的骚扰也有一定的效果:其一,他们用装满火药的沙船袭击岸边的英军军营,虽然没有炸死他们,也着实吓唬了这300名士兵。其二,他们沿用赤壁之战的火攻之法,用四只筏子,点燃后漂到英舰旁,造成了英军的混乱。其三,英军的一艘小船,曾经碰触到民团抛掷的火药瓶,烧毁。 

    广东水师也发动了袭击。比如, 他们安放的水雷爆炸, 可惜稍稍提前了一些。再有, 广东水师的几艘战船曾经炮击两艘英舰达二十分钟。同时,水师船只不停地骚扰英军补给船,并发动对英军驻扎地的火攻。 

    如此看来, 叶名琛得名“ 六不总督” , 即“ 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 相臣度量, 疆臣抱负, 古之所无, 今亦罕有” , 实在是冤枉。其真实的原因,一在于随后中国战败,总要有个替罪羊,叶名琛就成了众矢之的。其二, 对叶名琛的“ 六不” 定论, 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如此则无法能够全面再审视这位悲剧人物。据学者考察,叶名琛当时能够动用的兵力非常有限,因为南方的绝大部分兵力都被抽调到镇压太平天国的前线去了,英军是趁虚而入,动用民团是不得已的办法。在有限的条件下,叶名琛是战了的,只是战而不胜。同时,他拒绝讲和,也无可厚非;如果讲和,无异于投降。因此,他没有和,也没有降,也没有逃跑,一味死顶,则是事实。但是,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是他的扶乩求仙,实在是愚昧之极。 

    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但何尝不是帝国的无奈呢。

    名人之死/叶名琛 编辑

    叶名琛叶名琛

    1 8 5 9 年1 月5 日, 叶名琛被俘后被掳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舰“ 无畏号” 上。如此高官被俘, 英国人倒也没有虐待他。而且总督自始至终也保持了一种凝然的气节。据《香港纪事报》载, 军舰上所有军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 都向叶脱帽致意, 他也欠身脱帽还礼。他在军舰上生活了48 天后, 即被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时人评价叶名琛的, 骂者居多。但也有在叶死后写挽联执公允之论的。公道在人心, 虽然十载深思, 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 想见一腔孤愤, 化作洪涛。”在印度, 叶名琛有两首诗阐明自己的心迹。

    其一曰:   

    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

    纵云一范军中有,怎奈诸君壁上看。

    向戎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

    任他日把丹青绘,恨态愁容下笔难。

    其二曰:

    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

    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远泛使臣槎。

    惊跃虎茄声急,望断慈乌日影斜。

    惟有春光依旧返,隔墙红遍木棉花。

    诗中所效仿的人物, 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名人。一范即北宋范仲淹,不仅心忧天下,而且戍边时也是令敌人胆战心惊之英雄。向戎,宋国的大夫,他在公元前5 4 6 年发动弭兵运动,亲自劝说晋、楚、齐等1 3 国在宋国首都开会。此次谋求和平的努力,导致其后列国间十多年没有战争,主要大国之间4 0 年没有战争。叶名琛自比向戎,是要说明自己不死而随英人走的目的。其中,苏武的自喻也是此种目的。零丁洋之叹, 以南宋文天祥自喻。高士之粟,说的是商末伯夷、叔齐兄弟俩,周朝灭商后,不食周粟而亡。使臣之槎, 是把自己比喻成了求和的使臣,符合以上向戎、苏武的典故。 

    由此看来, 叶名琛是把自己的被俘当成是可以晋见英国君主的契机;他在被俘之初不自杀,是要留下一条命,向英国君主阐明大中华的和平意愿,并借机去反问英国君主。叶名琛后来对随他而去加尔各答的仆人明确地说明了这层意思。惜乎此种心境, 不为史家和普通民众解,更不为后人重视。叶名琛说:“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好一个“当面理论”!其言透露出叶名琛的迂腐, 但也再现了一代英雄的气节。既然不能见到英国国王,那么死,就是惟一的归宿。  

    在加尔各答, 叶名琛继续关注时事新闻, 按时作息, 清早即要人给他读报(翻译给他听)。后来,他得知晋见英国君王无望后,决定绝食。他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日戌时病故。临绝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公元238 年8月,公孙渊让自己的相国和御史大夫出城请求司马懿解围并退兵三十里,然后他一定会率群臣自缚投降。司马懿对此小把戏不屑一顾,将这两人斩首。公孙渊又派侍中请求指定日期,派送人质。司马懿说:“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馀二事,但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  

    司马懿之名言, 是强者对弱者的忠告。面对比司马懿强大百倍的英军,叶名琛全部做到了。

    百年冤屈/叶名琛 编辑

    一提到叶名琛,熟悉历史的读者就会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策略,从而认定他是清末一个昏庸的高官。而实际上,这却是一个由清政府和侵略者联手捏造的百年冤案

    叶名琛字昆臣,生于1809年12月21日,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叶名琛在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不到十八岁,他就考取贡生,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到四十岁,他就被提升为广东巡抚。

    叶名琛 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副督统双喜衙署内,被英法军队捕获.

    对外国势力以强硬著称

    1849年,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这是在《南京条约》中没有的。叶名琛认为条约一经签署就应该“永远守信”,不应该有什么实质性的更改。于是在叶名琛的指挥下,广州各地组织乡勇,全力以赴做好守城准备,以防英军来袭。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报告,有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形成了“人自守卫,戈矛耀路,锣鼓震天”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侵略者改变了过去的炮舰政策,改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叶名琛和当时的总督徐广缙一起伪造了皇帝的诏书,使英国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实现。广州人民兴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叶名琛和徐广缙庆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将叶名琛加封为男爵,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极少数成为男爵的汉人之一。

    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逮捕了亚罗号上的中国船员。叶名琛依然采取强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0月14日,英国海军虏去一艘中国水师的官船。21日,英军开始在司令西马糜厘的率领下,乘船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此时,与英国开战对叶名琛来讲不是一个好时机。他所有精锐部队都在江浙作战,广东的财力基本已经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消耗殆尽。他面临无兵可派、无险可守、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尽管内外交困,但是面对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态度,叶名琛仍然沉着应战。

    间谍战击败英国侵略者

    叶名琛与英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间谍战。1856年,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敢于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还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不得不承认从广东他们几乎得不到什么信息。与此同时,叶名琛启用了他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在和平时期,叶名琛通过广东夷务总局向英国人占领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这些探子的公开身份是在香港做贸易的商人,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叶名琛手下的军人。战争开始后,他们与叶名琛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每五天就联系一次,给叶名琛提供了大量关于香港的英军部署和调动的情况。叶名琛自得地说:“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知己知彼使叶名琛在广州作战的初期获得了胜利。

    叶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气,凡斩英人首级者赏银元三十,务必把英军“根诛尽灭”。他积极采取袭扰战的方式,使英军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顾。夜晚时他派遣沙船,满载炸药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军。同时,还派出火筏对英舰进行火攻,使英舰不敢靠近岸边,从而减少了白天中国陆军所受到的炮火压制。11月15日,中国水军还趁大雾垂江炮轰英国舰队长达二十分钟之久。英军司令西马糜厘对叶名琛的战术毫无办法,法军见势不妙借口保卫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广州。经过四个月毫无结果的对峙,疲惫的英军不得不放弃进攻广州的意图,开始撤退。

    同时,叶名琛对英军的后勤基地香港展开了攻势。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是天然的良港。但是香港严重依赖内地输送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新安县给香港提供大量的供给和服务,叶名琛派新安县士绅陈桂藉负责对香港的行动。陈桂藉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决定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导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香港很难为在广州作战的英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此后,叶名琛对香港实施了禁运。陈桂藉派人在通往九龙的交通线上设卡,还组织小型纠察船队保证禁运。禁运使香港几乎成为臭港,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叫苦不迭。

    叶名琛还派人突袭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英军军官。这类的突袭行动还很多。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在面包房里秘密地放进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叶名琛的行动使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1857年7月,包令也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遭汉奸出卖兵败被俘

    从1856年轰击广州城到1857年包令被解职,叶名琛运用间谍战、贸易战和袭扰战依靠士绅训练的乡勇积极抗击,没有让英国人占到任何便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叶名琛逐渐陷入不利的地位。叶名琛将胜利的消息上报朝廷后,非但没得到皇帝的嘉奖,朝廷反而申斥他不应轻启战端,要他与英国人谈判。这就使叶名琛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间隙,使英国有机会增援在中国的英军。

    贸易禁运在损害英国人利益的同时也给中国贸易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广东许多士绅从事对外贸易,由于实施贸易战关闭海关,大量广东士绅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很难再负担训练和雇用乡勇的开支。因此广州保卫战中的主力——乡勇难以为继。这使叶名琛陷入了无兵可用、没钱可花的窘境,从根本上动摇了叶名琛的阵脚。

    1857年10月,额尔金爵士率领援军进驻香港,敌我双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额尔金爵士在听取进攻广州的英军指挥官西马糜厘报告后,深感叶名琛是个很难对付的军事将领。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犹豫着,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最后,他决定要北上避开叶名琛这块难啃的骨头,直接找中国的皇帝。但是就在这时,一艘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已经被解职,奔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额尔金改变北上的决定。

    这时汉奸出卖了叶名琛,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同敌人勾结,英军轻易占领广州。叶名琛忠于职守,不离督府,最终被俘。

    被满清政府刻意丑化

    英法联军在广州建立了傀儡政府。英国人认为“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要想完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英法联军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并利用一切机会败坏叶名琛的名声。这样也做正中那些通敌者的下怀,因为他们巴不得通过抨击叶名琛来转移人们对他们卖国行径的注意。

    广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导致作为帝国心脏的北京被占领。难逃历史罪责的满清政府利用当时在广州的英国人制造出来的谣言转移视听,将叶名琛丑化成一个自大傲慢又愚蠢的官员,战败的责任就由皇帝和清廷那里转移到叶名琛一个人的身上。

    就这样,在外国侵略者、汉奸和清廷三者心照不宣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了薛福对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戏谑。而叶名琛傲慢愚蠢的形象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历史人物就这样被扭曲了。谣言和曲解遮蔽了历史的真实,连英国侵略者都惧怕三分的叶名琛反而被中国人丑化。他生前壮志未酬,死后遭人诟病,从民族的角度看无疑是一场悲剧。

    读通俗史/叶名琛 编辑

    叶名琛叶名琛

    当代中国的通俗史学作者们想要描画的那个叶名琛,是在前所未见的大敌面前尽露愚腐本色的固步自封兼夜郎自大的满清封疆大吏。他的丑态,暗示着这个朝廷的合法性的丧失,于是,叶名琛及这个形象所代表的封建王朝也就当仁不让地替这个民族近百年的耻辱添上了一层不干胶。

    然而,关于叶名琛的种种“行为”,带给读者更多的不是鄙夷其无知,而是惊诧其怪诞,继而,对他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尽管由于信息的封闭,竟不知道多年前,黄宇和先生已经利用现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两广公私档案,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位两广总督的内政外交作了翔实而又条理分明的研讨。不过,今天能读到这个新出的修订本,依然是开卷有益。

    书中描述的叶名琛,是传统中国下典型的能吏干员,书香门第,科考中榜,历任地方各职,且与中央当权大臣关系深厚。叶以文官之职执武事,既“诗文鸣一时”,又屡见战功,是守仁、少穆一类求知行、讲实务的社会栋梁与支柱。至于他在对外事务上的作为,当然未超出同代人的眼界,却也可算尽心尽力,死而后已。那么,我们还要苛求他什么呢?于是,黄宇和逐条回应了12字的定评:“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正规军正在讨伐洪兵,非正规兵由于无薪可支,多数已经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的,当然犯了不少错误;“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杀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没有走,更准确地说,是不能走。

    今人对叶名琛的定评与其说是资料不足而造成的误读,倒不如看作是对过去的神话塑造。历史学中的叶名琛其实早已摆脱了恶名,但这却无助于他的大众形象的改善,也许要等待下一个“形象改造”的契机吧。

    在鸦片战争中/叶名琛 编辑

    叶名琛叶名琛在鸦片战争中

    叶名琛是另一位办理夷务的钦差大员。他是鸦片战争后期(1852~1858年)主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内因执行鸵鸟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广州城破后被英国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英国之所以把叶总督关押在遥远的印度,是把叶名琛当作了东方的拿破仑。在1814年首次俘获了拿破仑之后,英军曾把拿破仑关押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上。但在1815年3月,拿破仑没费多大功夫就逃离了该岛。当伟大的拿破仑重登法国国土,一路便应者如云,不到几天几十万大军就集结于欧陆昔日的主人拿破仑皇帝的麾下。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之战中,胜利之神没有惠顾这位伟大的将军。在拿破仑兵败再次被俘后,英军吸取上次教训,把拿破仑关押在了遥远的大西洋中的一个荒芜人迹的小岛——圣赫勒那岛。这次拿破仑丧失了毗邻欧陆的优势,其支持者不仅难以到达,而且拿破仑显然也不可能自己泅渡大西洋回到欧洲东山再起。英国人最终消除了这一心腹之患。正是这一对待元帅俘虏的案例,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英军没有把叶名琛囚禁在中国,甚或离中国大陆较近的新加坡或者东南亚的某处殖民地。英军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显然,把他送到海峡殖民地去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14其实,英国人在此已经犯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毛病,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现在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15同时命令清军不要因顾及叶名琛而延误收复失地的行动:“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16叶名琛变成了无人拣拾的一堆垃圾。专制王朝帝王的薄情寡义、流氓无赖和视人臣为刍狗的做法可见一斑。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

    相关资料/叶名琛 编辑

    叶名琛叶名琛

    叶名琛生前叱咤风云,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变乱纷起的环境中,多少总督、巡抚因不能应付时局而落马,但偏偏叶名琛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这当然与叶名琛深谙做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干脆利落和心黑手辣有关。在广东红兵变乱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7。刚从美国归国的容闳就目睹了广州城尸气冲天的那些场景:“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1855年的六、七、八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18。正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的鲜血铸稳了叶名琛的宝座。叶名琛据此不断地向咸丰帝邀功请赏,而咸丰帝也毫不吝惜地给叶总督加官进爵。咸丰元年,赏加太子少保衔;咸丰二年,叶名琛更是连升三级:先加恩赏给总督衔,再署理两广总督,最后正式升任两广总督;咸丰五年,先是被加封为两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后又被封为体仁阁大学士。叶名琛是这一时期中惟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19叶名琛深深明白其中的奥妙和诀窍,正是暴乱者的鲜血使其官运亨通。没有不断的“平暴”业绩,其官位的基础就是悬空的。专注于平暴事业,就等于事业发达。叶名琛几乎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国内事务上。这是叶名琛最理智的选择。至于钦差大臣专办夷务一职,费力而无功。在两广总督和钦差大臣之间,叶名琛显然更偏重于总督一职。即使在1856年10月以来广州城不断被英法联军攻击的情况下,叶名琛向咸丰帝奏报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战报。在叶名琛看来,这一连串剿灭土匪的数字,都是化解其仕途危机的法宝。没有了这些“数字”,叶名琛就是一个将被撤职查办的总督。专事剿匪,不仅是叶名琛的功名利禄之所在,而且也符合清朝统治者的利益。“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20按照以往的经验,英法攻城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就像大多数中西冲突的危机事件,只要假以时日,危机会自然烟消云散。在英法联军的几次攻城中,叶名琛都坚信:“……必无事,日暮自走尔!”同时他还使用“空城计”,尽量在英法联军面前示以镇定,使其不知底细,企图以之吓跑英法联军:“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21但英法联军既不是一触即溃的小股土匪,也不是司马懿,叶名琛最后只落得城破身俘、客死他乡。

    当时的咸丰皇帝和其他官员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耻辱而将战争失败的责任一咕脑地都推给了叶名琛,并把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全在叶名琛的主观失误。但这种说法真的那么有说服力吗?22真正找到了战争失败的原因了吗?

    在各种指责叶名琛的罪状中,叶名琛对外寇不作抵抗是最关键的一条。但叶名琛在剿匪和驭夷两者之间,早把重心放在了剿匪一边。人民起义是要革清政府的命,而夷人最多只是寻求通商而已。叶名琛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且是客观形势使然。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叶名琛把广东的兵力几乎大都用于征剿广东境内的匪乱和防堵太平天国南下进入广东。有学者认为,洪秀全之所以绕开广东从广西直接进入湖南,与叶名琛重兵集结广东边界有关23。事实上,太平天国纵横南方多个富裕省份,但惟独广东省没有进入太平军主力的征略范围。除此之外,广东素有中外通商都会之名,是邻省羡慕的殷实之乡,也是皇室勒索巨额财富的重要地区。多年的内战,几乎消耗掉了广东省的多数财富,但叶名琛主持下的广东政府,还源源不断地把已经紧缺的广东库银作为协饷输往北方各个战场充作军费24。1851年7月,清廷一次即令广东统筹一百万两银拨解广西25。“时广东盗贼蜂起,四年,广州群匪扰及省城,遣将分路进剿,连战皆捷。近省之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之海丰、开建,潮州之惠来,肇庆府城及德庆并陷,先后克复。邻省军务方亟,粮饷器械多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益得时誉。”26“他在广州十年的真正功绩却是维护住了清帝国对那里的军事控制。”27如从这一角度考虑,叶名琛对清政府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叶名琛在抵御英法联军的入侵时,难以从国内战场上分兵抵抗,也难有充足的财力去组织新军来补充兵力。

    至于对叶名琛没有组织民众去防御和抵抗入侵者的指责,基本符合事实。因为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基本上已放弃了“以民制夷”的策略。“以民制夷”策略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对团练、团勇的使用。但“叶名琛于团练之实在未尝复保,于水陆兵勇未尝整饬”28。叶名琛之所以没有大规模使用团练,一是缺乏经费,“如谁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办,不准开销”,以至于“嗣因惜赏,各街团练壮勇不愿出力”29。二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与起义军作战的叶名琛,深知这些义军成员原来的身份,因而吸取了“以民制夷”的教训,害怕“勇”变“匪”的这种转化。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用兵之际还把原来的陆路壮勇一万多人裁撤了十分之八。其三,在他看来,在中西冲突一触即发之时,动员民众起来虚张声势,反会加速冲突的到来;在冲突爆发之后,利用民众恐怖主义式和“鸡蛋撞石头”的袭击不仅徒劳,而且更会引起侵略者大规模的报复。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没有使用“以民制夷”的政策,而且即使想充分使用“人民”,但人民也难以同一个不断拿起屠刀砍自己脖子的政府合作抵抗外侮了。屡经兵燹之祸的“广东三合会匪倡乱,总督叶名琛,以为‘治乱国,用重典’,不多杀,无以示儆,于是各府州县地方,曾经倡乱治者,许绅民擅捉擅杀。于是民间假公报私,杀气四起,计前后共怨斩十余万人”30。一些广东人已失去了反抗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已逐渐失掉了原先那种为国慷慨赴死之精神。从1848至1858年十年间,广东境内大小战争不断,很多地方满地瓦砾,遍地白骨。义军、官军和团勇所到之处,“美恶皆收”,“瓮缶净洗”,“匪过如梳,兵过如篦”31。曾到过义军占领区考察的外国人也有类似的记述:“许多村庄都付之一炬”,“荒凉的废墟使人触目惊心”32。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一直被看作与盗匪、海盗等破坏秩序的势力是一路货色。可是现在红巾军摧毁了地方政府,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社会的力量了。经过了长久变乱的广东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涣散,一部分广东人还哪有什么超然于自己生命之外的国家概念。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仍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旁出售水果给舰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英法联军除了正规军外,还包括了从香港和广东征召的苦力运输队伍两千五百人,史载“英人既败于天津,复自粤东募潮勇数千人”33。这些华人竟然“助敌攻击祖国”34。如果不是被欺侮过甚或者为生计所迫,很难想象这种汉奸式的行为。那些在鸦片战争时期以及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以爱国士绅身份领导或参加过反英侵略斗争的人士,在起义的红巾军冲击下,从观念到行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仅不再把英国人作为应该全部消灭的“丑类”,而且派人去香港和澳门求取火船、巨舰,以“扫清妖氛”。珠江三角洲各县的地主、豪绅纷纷逃往原来被视为奇耻大辱的外国在华殖民地香港和澳门。时人描写这种情景是“处处移家到海隅,洋楼翻作避兵符”35。整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因广东移民而使香港人口猛增。据统计,1853年岛上华人总数有三万九千零一十九人,1854年为五万五千七百五十人,1855年为七万二千六百零七人。在1858年12月31日,香港的中国人口数量为七万四千零四十一人36。到1860年,香港人口已达九万四千九百一十七人,比1851年净增六万一千九百三十四人,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四六37。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移民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香港移民在身份上有所不同,他们多为富商、地主等殷实之家38。英国海军军官呤唎在1859年夏来华后就曾发表评论说:“香港深得中国人的欢心。他们为了逃脱清朝统治者的暴虐和掠夺,于是抑制了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成群结队地移居到香港来。那些宁要英国的管辖而不忍受自己国家现状的人,多半是正派人,但自然也有卑鄙下流的一伙。”39“自从香港殖民地建立以来,本地人跟外国人有了往来,熟悉了所谓‘外夷’的优越的法律、政体等等,这使他们更不满意自己的国家制度。”40广东另外一个受外国统治的城市澳门,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人口也猛增。仅在1857年5月到6月,就有六十艘载运避难者的船只驶入澳门的港湾。这些内地居民的到来,使澳门的内地人口激增到了五万人左右。在广东出现的、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精英的社会阶层具有的这种向外移民趋势,已经表明了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出现的深深危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的反外国入侵斗争从规模和激烈程度也远逊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反英斗争。1849年反入城斗争时期的乡村“社学”和城市“街约”团勇“旬日间”几乎达到十万41。但在1858年广州被占领之后,有官方背景的花县团练总局成立之后,虽大力招募壮勇,但总数“不满七八千”42。连咸丰帝都在感叹:“从前英夷欲入省城,因粤民公愤禁止”,“今省城失守,而粤民并不纠众援救”43。民心之向背,可见一斑。广东恐怕是最早感觉到清朝不足恃、“官”不如“夷”的省份了。那些在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排外之情最烈的广州绅士们,在1859年竟然主动张贴告示晓谕广州市民:“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44广州出现了一方面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又对英人效忠的迹象。从1858至1861年,百万之众的广州人民在五千英军的统治下,虽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是服服帖帖地做了三年英国臣民,这是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之间中国惟一如此长久地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一个省会城市。近代的广东,不仅因花县洪秀全、南海康长素和香山孙逸仙而独领晚清农民起义、改良和革命三种优良风气之先,而且也因香港被割、广州被占而领“被殖民”的恶劣风气之先。在此种环境中,当英法联军几次进攻广州时,叶名琛已经无法筹集到大批军饷来组织鸦片战争初期那种大规模的“人民武装”了。而正规军八旗、绿营也无兵可调。“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45但叶名琛除了扶乩以图自慰和大摆“空城计”外,又有何法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呢。

    即使叶名琛就如时人所期望的那样,进行了抵抗,就可避免广州被攻破的命运吗?按照当时中国和西方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英法联军可以攻破任何一座严密设防的中国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西间军事实力的差距更远甚于1840年之际的中西差距46。这种差距正如时人所比喻的那样:“犹枵腹秀才遇典制题,殊非虚掉笔墨所能完卷。”47鸦片战争后的近二十年,中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主体依然采用“前装滑膛”式的土制火炮以及鸟枪、抬枪、弓箭和刀矛。而在这二十年间,英法军队采用的技术和武器装备又进一步升级换代:蒸汽铁舰逐步代替了木制帆舰,线膛炮更替了滑膛炮,新式的米涅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也装备到了军队48。中西之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其实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镇江、乍浦和福建的战事中得到说明。《南京条约》签订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的耆英,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中西军事力量差距有着深刻的认识:“不能取胜,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不独吴淞一口为然,即闽广浙江等省之失利,亦无不皆然。臣以所见,证诸所闻,愤恨之余,不禁为阵亡殉节诸臣及被难居民痛哭也。”49鸦片战争初期,英军绕过广东和福建,并不是因为林则徐和邓廷桢在两地的严密设防,而是英军当时没有进攻两地的作战计划。英国的战略是明确的,即绕过广州向北行进,占领舟山,然后驶向天津的白河口,递送巴麦尊致中国皇帝的照会。这一战略可由帕麦斯顿给义律的训令为证明50。从道德上讲,林则徐公正、无私、严明,这都毋庸置疑。但正如蒋廷黼分析的那样,如果林不被琦善代替,英军后来攻打虎门炮台、占领广州城北部高地,林则徐同样会束手无策;“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51。如果被重新启用的林则徐能继续得到道光信任,不被“革去四品衔,(与邓廷桢)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52的话,林则徐1841年6月到达定海之后并由他来主持收复浙江失地的抗英军事行动,奕经失败的命运会很快落到林则徐身上;如果林则徐在1850年10月被任命为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钦差大臣后,不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广东潮州普宁,林则徐很快会蹈其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李星沅、赛尚阿的失败覆辙。林则徐在当世和后世的一般人心目中成了一位空怀爱国抱负和拥有治敌良策但无施展机会的跨越时代的英雄。琦善、奕山、杨芳、奕经、伊里布、裕谦、牛鉴和颜伯焘这些林则徐的同僚都被认为缺乏林则徐的道德、勇气和智慧,以致有人认为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成败与否仅系于林则徐是否被任用上53。

    与上述看法相关,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对中国军队的失败从心理上也并没有完全服气。众多的绅士和官员仍然认为,鸦片战争之败,一是因为忠勇爱国的林则徐被革,“林文忠倘获始终其事,必能令桀骜之夷叩关悔罪,由我操纵,畏若神明”54;二是英军取胜只是靠了船坚炮利之力在沿海城市获胜。魏源就认为:“英夷所长在海,待诸内河,待诸陆岸,则失其所长。”55咸丰末年的户科给事中薛书堂也同样认为:“夷人所恃者炮,而炮所恃者船。若陆地相角,万不能挡我东省劲骑。”56胜保在咸丰九年正月的奏折中也认为:“英、米等国,在外洋固船坚炮利,然深入内江及登陆驰骋,皆其所短。”57如果有一位林总督那样的统帅,或者诱敌于内陆,英军难免会遭到八旗精兵的毁灭性打击。

    但上述观点不久之后便被事实击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咸丰帝视为清帝国最精锐之师的,是由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拱卫京师的蒙满八旗军队。僧格林沁的忠诚、爱国、勇气与林则徐在伯仲间,陆战指挥才能应该在林则徐之上,其统帅的军队无论从士兵的作战素质、军队装备和士气方面都优于南方的军队。正如直隶总督谭廷襄所言:“天津内河狭窄,与广东迥然不同,北路劲兵,更较南方强壮,咸丰三四年间,剿办粤逆,即是明证。”58在1858年天津失陷之后,以这支部队为主的清军还做了两年紧锣密鼓的备战。1860年8月23日英法联军再次占领天津,并发起了为占领北京进行的一系列战役。在京津之间辽阔的地域内,僧格林沁的军队使用赖以成名的草原骑兵和马队与英法联军展开鏖战,但草原民族的勇气和剽悍难以抵御西人的近代火器和近代军事战术。“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59僧军在9月18日先败于张家湾之役,后败于八里桥。在9月21日的八里桥之战中,清军增援部队的统帅,那位认为英人“登陆驰骋,皆其所短”的胜保,驰骋于八里桥头,“红顶黄褂,骋而督战”,是何等威武气概;但不久之后,就因“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60,这又显得多么虎头蛇尾。可以预料,几日之内,清军便溃决不堪,通往北京的大门已向联军敞开,咸丰帝奔逃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西方军队首次占领中国首都。几千年来,北部草原民族从大漠倏进倏出,周期性地攻略地处北温带的农业文明。他们兴起时就像海洋中骤起的飓风,扫荡和卷挟所过之处的所有物品;他们消退时又像幽灵般的顿失踪影。快速、机动和力量成为了草原军队的特点。但就是这些无数伟大帝国创立者的后代们,随着清军在北京城外的军事溃退而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洒落在八里桥边的清军战士们的鲜血变成了草原民族煌煌战绩的最后一抹容光。这是一个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以雷霆万钧之势吞灭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时代。帝国首都的陷落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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