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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治陕甘回变

    同治陕甘回变(英文:Hui Minorities War)又称“同治陕甘回变、同治回乱、陕甘回变、陕甘回乱、回回乱”等。是1862至1873年间,发生在陕西甘肃(此时的甘肃省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和海东市)两省的回民暴动、叛乱。“回民”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即穆斯林. 回民在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趁晚清局势动荡,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称: 同治回乱 时间: 1862年-1873年
    发生地点: 甘肃、陕西、宁夏、新疆等中国西北地区 结果: 回族被安置在甘肃等地
    参战方: 清军、陕甘回民暴民,陕西各地乡团 参战方兵力: 各次作战人数不等。详见历史书籍
    伤亡情况: 死亡2000多万汉人 主要指挥官: 左宗棠、多隆阿、白彦虎

    目录

    简介/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同治陕甘回乱,另称是同治陕甘回变(斗争时代说法是“陕甘回民起义”)等,是同治回乱里最重要的部分。1862年爆发,持续12年(若考虑陕回白彦虎部队在新疆的活动则是16年),前期主要领导是普洱马,后期主要领导是于彦禄禹得彦,知名领导还有赫明堂任武。同治元年三月,太平军西征部队进入陕西,多地回民响应。十九日,伊斯兰教阿訇任武聚众起事于渭南,与洪兴同被推举为元帅。任武曾参加过咸丰七年至八年(1857-1858)云南回民起义,回陕西后,藏匿于渭南仓渡镇清真寺,秘密发动群众,制造军机旗帜,准备武装起事,买竹事件暴露后,正式暴乱,杀尽八女井数千汉人,接着杀安抚者、清帝老师、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升级暴乱,广泛屠杀。其时,甘肃(当时包括宁夏)、青海回民也纷纷起事,并逐渐形成四支主要力量:马化龙(伊斯兰新教哲合忍耶派第五代教主)回军活动于宁夏南部;马占鳌回军活动于甘肃南部;马文义回军活动于青海东部;马文禄回军活动于甘肃西部,其中以马化龙部力量最强,成为整个西北回军的中坚。“一任四马”里,任武及其干将白彦虎屠杀最疯狂。陕西回军先期打败胜保统领的清军,也多次打败多隆阿清军,后被多隆阿打败得退入甘肃。左宗棠湘军最后平定了回军,由于马占鳌所据河州历史上是回民老教主要基地,有某种自保性质,左宗棠保留了马占鳌势力,一马独大使得其后人马步芳等横行甘肃青海。 

    历史背景/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左宗棠[1] 曾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在这场回民暴乱中,关中汉民几乎被屠杀殆尽(涉及到的各县县志对此有详细叙述,是不是“关中汉民几乎屠杀殆尽”,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故意不确定)。先有多隆阿带兵平乱,后来多隆阿在陕西省周至县战死,后来朝廷命左宗棠派兵平乱,所向披靡(具体情况见各地县志和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等历史书),最终平息了这场暴乱。回族被安置在甘肃等地。之后的陕西关内,几十年未曾修复,殃及河南洛阳等地,后来的建国选都中,陕豫地区因为经济凋敝而落选,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此次回民暴乱。

    日常冲突

    信奉伊斯兰教[2] 的回民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所谓宗教禁忌(具体应为禁忌引发的不愉快情况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等)。同治以前,在回、汉矛盾比较尖锐的关中地区,因为未能很好的处理争执往往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禁止女子天妆,导致回族男青年压抑的欲望在汉女看戏场过分表现。(这个观点前面编辑者没说明出处。但是有因为说回族有些男青年看戏往后看闹过纠纷。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里记载。)
    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里记载:汉族同胞触到回族的衣服,回族同胞割去衣服,打官司,县官不理睬(有几种说法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导致回族同胞大愤。回族女同胞带头巾,有的汉族同胞的孩子去当怪物看,导致一些回人反感。(关于这些事在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里有几种说法。)

    文化因素

    陕甘地区在历史上是华夏文明[3] 发祥地之一,也是汉族的传统聚集区。但由于气候变迁(主要是干旱),陕甘地区的自然生存环境已日趋不佳。到明清时期,干旱、水土流失以及黄河改道等自然灾害频发,而与此同时陕甘地区的人口却在持续增加。为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乡村之间的械斗不断发生,往往形成世仇。通常这类械斗主要以宗族或宗氏划分阵营,但在陕甘地区逐渐发展为以民族和宗教划分阵营,这为陕甘回乱增添了伏笔。(并不止是由于争夺乡村自然资源此类事引发的)。
    伊斯兰教在传入中国后,为求得社会认可和进一步发展,曾主动寻求本土化(前面编辑者没有给出出处。)例如寺庙建筑风格等方面,在明朝甚至出现了以儒家学说解释其经文的现象。但随着明朝灭亡,清朝建立,这一发展历程被中断。例如新疆地域本来有力的汉佛文化被统治者强行自上而下地推行伊斯兰化。随后,一些无知神职人员转而从中东地区引入了一些较为激进和保守教义。在18世纪,甘肃籍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通过研究外国伊斯兰教重要分枝——苏菲派(该分支源自麦加和也门),在中国西北回民中创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称为“新教”。

    统治压力

    清朝咸丰时期,由于东南方战事巨大,陕西负担严重加大,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一倍半。陕西地区,在回民起事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在刀客冯元佐率领农民到县里抵抗(据《陕西回民起义资料》第一篇介绍),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即把种地的农具交上去,表示不再种田),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可见于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装与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结为联盟。同治五年,张宗禹、张禹爵率领捻军进入陕西。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运动以及陇东董福祥领导的农民运动,都与陕甘地区有着密切联系(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县志等历史资料)。

    阶级矛盾

    由回民地主阶级和宗教上层人物领导的民族起义。回族的地主阶级,如代表地主阶级的陕西大荔青池村的温氏家族(另外根据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里记载温氏当年也不愿离开,把银子埋入地下),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大荔禹家庄的禹氏家族和咸阳茶商木士元等,还有宗教领袖阿訇这一阶层,都在回民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地主压迫回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每遇诉讼,必然贿赂官府。在渭南,有一位讼棍,为打官司的回民农夫和汉民地主同时写了两个状词,给回民写的是“十冬腊月天,地冻如同砖,镢锨铲不下,羊蹄怎能搬?”。但同时又给汉民地主写的却是“一冻一消,松得像马勃,羊蹄一拨,连根带稍。”因此回民是打不赢官司的(关于羊吃麦苗官司的问题和其他官司读者,可参考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以及相关的历史材料)。在蓝田发现有“汉人从前衙进,从后衙出”的行贿,在渭南孝义镇发现污民为贼的碑文。各地回民到处暴动,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汉民地产,把物产丰富的沙苑地区彻底垄断起来。
    注:回民亦是如此作为,回汉你来我往的争斗,不断使矛盾趋向激化。

    团练恶行

    团练的肆意妄为、抢劫杀人,是激起回民暴乱的重要原因。(没有严格论证,不可一概而论,各地团练不同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陕西的团练,是地主武装,其头目张芾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惨败,被革职回乡,此人以儒士自尊,爱护回民。同治元年,“圣山砍竹”事件后,团练无赖到秦家村放火抢劫杀人。导致当时华阴县绅士李启讷所记华州、华阴两县回民暴乱,足以供我们参考:“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乡团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华州回汉砍竹跶架之事,因而团练中有无赖者,忽起抢劫回民之念,然难以为辞。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内患,然后再堵匪贼。二华团众,即寻至华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华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必先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执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团众此时,心满意足,饱载而归。恐回民之鸣于官而治其最也,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处,绝无生理,拼命相争。”【关于这个秦家村的事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杀人了并且放了火,这篇引用的文章说烧了村子,杀没杀人没说。见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里记载】(根据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里采访记载有提到双方发传帖的事情。但不是在每个地方的采访里都提到了双方发传帖,是从整本书里记载有双方发传帖。)

    门宦之争

    李松茂先生说过“宗教和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门宦来源于汉族的“宦门”“门阀”一词,是中国穆斯林的特有组织。它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教主一呼百应,教徒唯命是从。门宦之间,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矛盾和冲突经常发生。
    明末清初,随着甘肃回族聚居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回族内部矛盾的激化,甘肃伊斯兰教内部产生了三大教派(格底目,依黑瓦尼,西道堂)和四大著名门宦(虎夫耶门宦,哲赫忍耶门宦,嘎的林耶门宦和库不忍耶门宦)。清朝乾隆时代起首先在甘肃河州一带回民中出现了政教合一的门宦组织,是维系整个回民的一种宗教组织系统。门宦制度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左宗棠派生出十分复杂的内外矛盾。清政府对门宦势力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不仅表现在清政府自乾隆以后竭力企图取缔回民的门宦组织,而且这一政策直接演化为清王朝对整个回回民族的歧视和排斥。这种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的野蛮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这样很自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政府,使回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反抗目标。
    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和苏非主义在西北回族社会中的进一步传播,甘、宁、青地区的一些回族在远赴麦加朝觐期间接受并学习了新的伊斯兰教理论,回国后便积极传播,并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支持,使得具有较高组织程度的各种门宦开始出现在回族社会中。随着门宦的形成和门宦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回族社会内部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回族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的加强与提高。而这个变化过程所引发的社会整合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种社会关系的改变在西北地区穆斯林民族的内部与外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改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清王朝腐败的统治都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回族门宦制度的发展是以回族社会组织化的方式来完成的,而这个方式是从宗教领域发展起来并以宗教形式来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回族社会内部的竞争导致了回族内部教派与门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从争夺教徒到争夺清真寺及其他各个方面,最终导致一系列大规模的械斗与仇杀事件。因此,清王朝对西北回族教派门宦矛盾斗争的利用、分化与打击,使西北回族社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迫,导致了西北回族与清王朝之间严重的矛盾对立与惨烈的流血冲突。从清乾隆十三年开始,门宦之间的权力斗争共爆发了五次,清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各级官员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和了解回族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于教争问题的严重性与危险性的估计不足,所以在处理教争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直接促成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教争问题所暴露出来的本质问题是门宦势力与官府统治的矛盾问题。一方面,门宦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加强了回族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与实力,增加了清王朝的统治难度。另一方面,教争的矛盾与回族和清王朝统治的矛盾密切相关,教争的升级终于导致回族、撒拉族与官府矛盾的尖锐对立并以起义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模式几乎成为清朝后期几次回民起义的一般规律。
    1781年,哲赫忍耶创始人马明心的弟子苏四十三领导了反清起义,但其教派争权的错误思想导致了起义迅速被清廷瓦解。1784年田五、张文庆等为首的石峰堡反清起义;1862年以马化龙为首的宁灵反清灭汉暴乱

    大屠杀/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头年就屠杀汉人一千一百多万(占死者五分之四多),死亡二千万,占当时陕甘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是人类史上登峰造极的对异教徒的大屠杀运动,任何借口或理由都不能庇护其为正道。  

    主要根源是汉回之间有过群体冲突(主要是回民群体与汉人里的强横群体有过冲突)而受屈回民得不到公道处理,积怨已久(参看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当然这种积怨不能说是各处的情况,关键问题是回民里某种极端文化如宗教组织把广大个人编组为部件、及某种无限报复文化,才使得滥杀无阻(其实汉人内部也有弱势群体与强横群体的冲突)。

    主要经过/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西北回民大起义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和青海东部)以及新疆各地。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其主要领导是赫明堂、任武,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有于彦禄等18元帅。回军曾包围西安达一年多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陕西回民起义不久,赫明堂即与甘肃河州老教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造反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高潮。甘肃回民起义军的迅猛发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叛乱。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胜保屡次打败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 战争互有胜负,叛乱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陆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叛乱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回民军和捻军联合后更加难以对付,因此,他向清廷进陈方略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说:“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掣之虞。”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陇”,关键则是“不令捻回合势”。10月至11月间,西捻军和回民军取得了连克陕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绥德等城的胜利。同年12月中旬,西捻军为救援东捻军,由宜川东面的壶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处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地位。在清军节节进逼下,起义军转取守势,十分被动,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绥德等地相继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参加镇压西捻军以后回到西安。陕西大局已定。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奇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起义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族同胞的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
    肃州马文禄领导的起义军,成为陕甘回回义军最后汇合的堡垒。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进军肃州,后又加派队伍。肃州周围100多个堡垒尽被破坏,肃州被围困起来。清军日夜用炮轰城,城随坍随垒。清军掘隧道,马文禄则从城内截断。清军整整攻了18个月,肃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亲自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在其他根据地尽皆覆灭的情况下,肃州是处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其孤立无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间,马文禄被迫放弃了战斗,向左宗棠请罪。结果,他和另外8名领袖被磔,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着者不准移动外,从甘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来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杀。夜间清军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 5400余人也全部屠杀。
    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族在河州战役结束后,同当地回族、撒拉族[4] 结成联军,为了民族的生存,恃险拼死抵抗,给进犯清军以不断的打击。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两月有余,大小50余战。十一月十九日,刘锦棠[5] 进驻西宁后,白彦虎深知左宗棠的残忍刁诈,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党羽约2000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彦虎率部通过仅容单车行走又有5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但由于清军截击,白彦虎[6] 不愿进驻肃州,而是率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由敦煌奔向哈密。后在左宗棠的追击下,白彦虎部又由新疆转道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他们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称东干族。)
    但是据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记载回族同胞的说法,有很多投诚的回族同胞被安排在甘肃等地。

    陕西回民起事 /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自乾隆末年起,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反清斗争屡兴不已,至同治年间则汇集成为一场持续十余年、遍及陕、甘、宁、青、新五省的巨大民族运动。这次运动正是诸马起家的开端。
    近代以来,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遭内外打击,逐渐衰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5] ,清政府忙于东南战争,对西北的控制松弛。与清王朝统治存在深刻矛盾的回族,趁时再起。1862年(同治元年)春,太平军与捻军陈得才、赖文光部由河南打进陕西,四川农民军兰大顺部也攻入陕西商州一带,全陕震动。5月,渭南地区发生回汉械斗,结果造成回族民众杀死陕西团练大臣张芾。 

    甘肃回族大起事/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甘肃民谣:“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这首民谣说的是一百五十年前,清末1866年西北地区回民军对甘肃靖远县县城汉族平民的大屠杀。同治回乱是一场回族对汉族的民族大屠杀。当时回民军是杀了很多西北三省(清代甘肃还包括现在的宁夏及青海东部)的汉人,具体数量不祥,大概是两千万人,当时西北地区回民大概是三百多万(陕西回民最多,是175万),绝大多数回民壮年男子都参加了屠杀汉人的行动,这也是地方汉族反抗武装洗杀回族平民的直接原因,洗杀的回族平民大概在数十万左右(主要是战死的,还有一部分是病死饿死的),当时降清的甘肃马占鳌部下辖的回族平民没有被洗杀,还有西安城里没有参加起事的回族平民也没有被洗杀,其余除白彦虎残部外逃之外都被洗杀。后来降清的马占鳌造就了西北五马这个大军阀,俗称马家军,在西北地区施行封建统治,在左宗棠死后,民国时期的新五马统治时期,也就是马占鳌的孙子辈,他们欺杀汉族平民,压迫回族平民。直到解放战争,彭德怀带领的人民解放军才解决了。“五马”家族虽然同是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又均系回族穆斯林,且皆为马姓,但他们在祖籍地和祖源上却出于不同省区、互不相关的3个家庭———祖籍陕西省的马占鳌家族、祖籍甘肃省的马千龄家族和祖籍青海省的马海晏家族。 

    经过

    陕西回族发送传贴到甘肃,当时属于甘肃省的甘宁青各地回族便起而响应。河州一带众多回民到陕西参加战斗,宁夏回民积极准备起事呼应,西北地区的回族在咸丰末年已教争不断,械斗屡有发生,西北各地的局势犹如干柴烈火,呈一触即发之势。

    宁夏回族群众首先发难。同年9月,宁夏平远所(今同心县豫旺堡)清军回族把总马兆元率先举旗反清,“布散传贴,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类)。各庄回民闻而惊怖,群往附焉。”接着,回族哲合忍耶门宦第五代掌教人马化龙率领灵州、吴忠、金积堡回族人民揭竿而起。陇东固原、平凉、清水,宁北平罗、石嘴子(山)等地的穆斯林群众纷纷响应马化龙,宁夏全境皆变。回民军攻打灵州城、平罗县城,清军南北不能兼顾,坐困于宁夏府城。

    此时,西宁回族、撒拉族亦在马文义的领导下攻打西宁南川。官府不能控制,即利用门宦教主马桂源平息事变。而实际上马桂源与马文义互为表里,一面以回族斗争打击清官府的统治,一面借官府名义巩固其在西宁地区的地位。这两种活动的结果,使得清官府在西宁的统治权力逐步转移到马桂源等人手中。

    甘肃各地回族反清的胜利鼓舞了河州回族民众。同年11月,河州回民聚众千余,进攻洮河东岸,“争渡起衅”。各门宦亦相继打起了反清旗帜。北庄门宦马悟真,花寺门宦马永瑞、马永琳,南乡闵殿臣等掌教人一时俱起,“狄、河不安分之回民皆从乱”。河州回族反清斗争全面爆发。

    河州门宦和教派错综林立,回民分属不同教派系统,故力量不易统一。虽然各门宦的反清目标是一致的,但民户所属不一,则行动分散。回民武装先攻狄道,遭清军伏击,又攻河州城,亦未奏效。为改变这种状况,1863年,各门宦共推著名阿訇马占鳌统一指挥军事。马占鳌认为,反清不是寻常事情,要求河州各门宦齐心协力,共同维护民族和宗教。马占鳌的这个要求表面上针对当时的河州回民军的分散状态,实际上是要各门宦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这样才能有效地指挥军事。迫于斗争的需要,各门宦答应了马占鳌的要求。从此,马占鳌自称“都招讨”,成为河州回族反清斗争的领袖人物。

    马占鳌[7] ,字魁峰、鼎臣,经名阿卜都里阿则兹。1830年生于陕西大荔县王阁庄,清初移居河州莫泥沟。其家族世代念经,马占鳌自幼读经,曾延请名师学习,后又赴西安清真寺研求伊斯兰教经典。“穿衣”(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莫泥沟和大沙家清真寺做开学阿訇。马占鳌为人“能言利嘴,敢作敢为,得到教下的信仰”。在回族内部教争、外部民族矛盾尖锐的环境中,他常能机智处理纠纷,表现出出众的才干,赢得了很高的威望。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马占鳌便被推举出来,委以重任。 

    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宁夏、西宁、河州等地区的回族反清斗争取得了许多重大胜利,逐步走向高潮。东路宁夏平固回民军在马化龙的领导下,曾一度攻占平凉、固原、宁夏、灵州等州府重城,以金积堡为中心,控制了北起石嘴山、平罗,南达平凉、固原的广大地区;清廷在西宁的统治极为薄弱,自回族反清以来,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主持抚议,马桂源被授为西宁知府,马桂源兄马本源授游击、署理西宁镇总兵,西宁政权遂落入马桂源兄弟之手,这种状况维持了近十年。1864年11月,马占鳌率领回民军攻占河州城后,又攻占了河州西北的永登牛站堡和西面的循化县,建立了河州外围据点。马占鳌扩大了河州回民军战果,赢得了河州东西乡各门宦的信服和支持。他的势力北至黄河,东至洮河一带,北与宁夏马化龙相呼应,西与马桂源相联系,又支持由陕西退入甘肃的陕西回民军,有力地动摇了清朝在西北的统治。陕甘总督杨岳斌向清廷报告:“现在河州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臣若株守省城,则饥军终成坐困。若出城剿办,则根本时虞动摇。外察贼势,内度兵力,实属不敷分拨。”他因而连向清廷乞病还乡,清廷在甘肃的统治陷入瘫痪。

    1866(同治五年)年,当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东南各地的局势基本稳定以后,清廷度过了最严重的危机,使其得以调集主力,用兵西北,恢复在陕甘的统治秩序。9月,清廷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经过一番准备,左宗棠于1868年底率十数万大军,分3路进兵甘肃:湘军大将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经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攻金积堡,是为北路之师;李耀南、吴士迈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监视和阻止河、狄、陕西回民军入陕,是为南路之师;左宗棠自居中路,由乾州赴泾州,最后到达平凉。其分兵3路,目的在于“使诸回各部自顾,莫相应援”。这是一个分割回民军,最终进攻金积堡的战略。

    同治十年(1871年)初,当左宗棠指挥湘楚各军将宁夏回民军镇压下去,杀了马化龙[8] 全家以后,立即调转枪口,把征剿矛头指向了河州,急命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率部由狄道进洮河西岸,是为攻河州中路之师;以记名提督杨世俊、提督张仲春、宗岳诸部取道南关坪,进峡城,是为左路之师;以记名提督刘明灯部由马营监西进红窟、安定,据守洮河东崖之康家崖,记名提督徐文秀部继之,是为右路之师。3路清军互相支援,准备会战河州。

    时河州回民军总指挥马占鳌多次求抚不成,清军压境,被迫准备应战。10月中旬,傅先宗、杨世俊部渡过洮河,并于西岸山头立营。而洮河西岸各山头多为回民军控制,其中黑山头是进军三甲集必经的制高点。11月中旬,傅先宗部仰攻黑山头失败。左宗棠派前福建布政使王法榜、道员朱明亮率军增援,清军夜攻另一高地———石鼓墩,扎垒于其上,又派兵一支插入回民军山垒之间,“左扫黑山,右扫边湾,均为得势”。回民军数次争夺石鼓墩,均未得手。清军占领三甲集南山之巅,对三甲集形成东西包围之势。

    11月21日,三甲集落入清军之手,河州门户洞开。清军因连战皆捷,气焰十分嚣张。各路将领争相进军争夺头功,连日扫荡而前,将新路坡前各回民军堡垒纷纷平毁,太子寺以东仅余董家山为回民军所据守。在此危急时刻,马占鳌决定出奇兵克敌制胜,于2月12日派先行官马海晏率敢死队员500人,各携带木椽、水壶和土坯,深夜摸入新路坡清军阵地。敢死队以土坯支立木椽,围土浇水,隆冬严寒,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在清军阵地中心筑成冰垒3座。次日晨,清军见回民军在自己军营之中设垒,大为震惊。傅先宗令王得胜、彭国忠等进攻三垒,失败而退。14日,傅先宗分兵三路再攻三垒,并亲自率部攻打回民军前垒,马海晏命枪手穴卧阵内,一半射击,一半装弹交换射击;命刀手伏于阵前准备出击。回民军居高临下,杀伤清军甚众。傅先宗见状大怒,亲掌大旗冲锋。马海晏待清军逼近,令枪手猛射,清主将傅先宗毙于阵前。清军见主将丧命,军心大乱,回民军刀手冲入清军阵地,烂泥沟伏军同时从后蜂拥而至,清军大败而逃。此后,回民军连续反攻清军,逼得清军退至三甲集。20日夜,回民军攻党川铺清军,清军弃垒而逃者甚多,徐文秀怒极,率部“鏖战时许,身受三矛,力竭阵亡”。此役伤毙清军千余,清军会攻太子寺失败。

    回民军太子寺大胜后,士气高涨,有人建议乘胜攻打安定左宗棠大营。而马占鳌却召集各回民军首领开会,提出投降清廷,大多数人赞成急流勇退,乘胜而降以留后路。

    于是,马占鳌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清军,并表示自己要亲自去安定大营向左宗棠求降。由于部众不同意,最后派回民军各主要首领的儿子求降,其中包括马占鳌的长子马七五、马永瑞的长子马如蛟、马万有的长子马福才共10人,当时被称作“十大少爷”。

    左宗棠得知河州回民军乞降,既惊且喜。为了尽早出征新疆,解决阿古柏的叛乱,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左宗棠决定收降马占鳌。他接待了河州“十大少爷”,亲给马占鳌之子马七五取名“安良”,还赠了“翰如”的表字,并表示决不会亏待马占鳌等人。

    “十大少爷”回河州后,马占鳌立即按照左宗棠的要求交纳枪马。一月之内,向清军呈缴马匹4000余、枪矛1.4万余。马占鳌、马悟真、马永瑞、马万有、马荣及其子弟12人又赴兰州晋见左宗棠,马占鳌等向左宗棠献梅花鹿一双,鹿角悬横幅,上书“天下太平”4个字。马占鳌以铁链自锁,向左宗棠请罪。左宗棠对马占鳌颇为注重,曾以军事攻守策略试马占鳌才略,马占鳌对答得当,左宗棠大为高兴,与马占鳌谈论竟夜。左宗棠入甘以来,深感官府吏治腐败,客籍官员无久留之计,须选用当地人士,特别是回族中人士入官府系统,达到“以回制回”的目的,他认定马占鳌能当此选,说“马占鳌固回中之杰,乃其子者亦非凡品。将来弹压河州,其在马氏父子乎?”因而,他让马占鳌举荐人员,作为恢复清廷在河州统治的依靠力量。马占鳌所引用的无非河州回民军各首领人物,这样,河州回民军首领大部分转化成了清政府爪牙。

    在左宗棠的批准下,马占鳌挑选原回民军中亲信和精锐组成马队三旗,马占鳌任督带自兼中旗管带,马悟真、马永瑞为左、右旗管带,马海晏为督标中营步队管带。
    马占鳌等人降清受到重用,极大地瓦解了回民军军心。此后,陕西回民军纷纷受降,很多人步马占鳌后尘,被编为“锦善马队”供清军役使。西宁门宦家族马永福亦主动向左宗棠乞降,西北形势由此一变。可以看出,河州之役后,西宁、肃州很多地方不战而下,这与金积堡争夺战的艰难战斗形成了强烈对比,清军未费大力,轻易平息了这两地的事变,这种形势的出现,与马占鳌的“榜样”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而这正是左宗棠所期待的“以回攻回之效”。所以,马占鳌的表现和作用,不能不被清廷重视,尤其得到左宗棠的赞赏。左氏上奏清廷,称“河州回目马占鳌、马永瑞自就抚后,叠经委办各务,均极妥慎。嗣搜捕河州土匪及各处窜匿回目多名。臣察其悔罪输诚切实可靠”,请赏给马占鳌花翎五品顶戴,马永瑞、马悟真五品顶戴。至此,马占鳌等完成了从回族反清领袖到清廷官员的转化,他们所率领的三旗马队作为西北回族军阀的胚胎便形成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逐步壮大。

    如果说1872年(同治十一年)马占鳌等人投降清军时还有河州回民免遭屠戮的用意的话,那么,后来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不惜镇压同胞,这种态度正适应了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要求,这就是他们既充当回族的代表,在回族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和号召力,又不完全站在回族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兼顾着中央王朝的统治利益,这种源于回族而又多少脱离回族的状态正是回族军事政治集团选择的成长发展道路。王朝统治与回族利益的缝隙中为回族军事政治集团成长留下了一条通道,马占鳌等头人执著地从这条夹缝中走出,抛弃了拥护他造反抗清的广大回族人民,并以屠杀同胞而向清廷表示立功悔罪,换取满洲贵族赐予这批上层人物正式的兵权,这就是西北回族武装地方军阀集团生成的渊源。

    “西北五马”历史 

    辛亥革命后,甘肃省出现地方实力派小军阀割据的局面,形成“陇上八镇”。八镇之中,回汉各半。回族方面有: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宁海(青海)镇守使马麟、凉州镇守使马廷勷(马安良之子)、甘州镇守使马璘;汉族方面有:陇东镇守使陆洪涛、肃州镇守使吴桐仁、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河州镇守使裴建准。这样就没有形成全省统一的军事力量和指挥中心,这是民国初甘肃政局的特点,它反映了这里的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八镇小军阀互不统属,且矛盾重重。这就为北洋政府势力插足甘肃创造了条件。所以,1913年当甘肃督赵惟熙离甘后,袁世凯便派其部将皖系人物张广建为甘肃督军兼民政长,一举取得甘肃政权。[9]

    清剿/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杀。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 

    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 

    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人口损失/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这场回乱,人口损失高达二千多万,其中陕西动态损失近七百万(“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 ,六、余论” .禹贡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甘肃损失一千四百多万(据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一书第635页的统计,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即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 

    陕西动态损失近七百万

    路伟东《同治光绪年间陕西人口的损失》据几种中国人口史书籍总结:陕西从同治元年(1862)到光绪五年(1879)的17年间,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扣除灾荒性损失的百万则余五百多万。如果我们还考虑一代人的生育、低谷里的恢复性增长(大约二百万),再考虑数十万人跑入甘肃,回乱里的仇杀和战争死亡数应该在接近七百万(六百多万)。 主要损失是1862年暴乱爆发的半年内,关中地区被杀五百万,汉人占百分之八十。

    甘肃动态损失达一千五百多万

    陕回在甘肃屠杀的汉人更多,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即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1873年后回乱大体平定了,此后应该有低谷里的恢复性增长,甘肃的人口损失应该是一千五百万多万)。大部分是陕回屠杀的,应该在千万上下,甘肃地区33次可考证的大屠杀中,有29次有白彦虎的参与(陕回十八营,17个大营的领导人都识字,后来在战争中相继投降了,只有历史学家歌颂的白彦虎,不识字,但杀人最多)。 

    1862年9月,为了呼应陕西回民,宁夏回族同心族反叛,对宁夏汉人展开了血腥屠杀,随后联系哲赫忍耶总教主马化龙在金积堡反清。马化龙率部于1863年4月攻克靖远,杀10万人;1863年7月,马化龙诈降清军,骗开城门克宁夏府、灵州,人口损失140万,这是一场百万大屠杀。 

    另外,波及青海、新疆,马文义回军活动于以西宁为中心的青海东部,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多地因陕甘回乱波及而相继发生暴动和叛乱,青海、新疆也死亡很多人。

    后果/同治陕甘回变 编辑

    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

    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民对陕西甘肃两省的汉人进行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达1455.5万人。 

    西北回民对汉人的屠杀,可见甘肃各县的县志。甘肃镇原县志记载:“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统计,回民屠城前镇原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馀,士民死者十数万。”《中国人口史》记载,甘肃泾州四县,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时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据该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肃时,形容“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西北回民在民变中对汉人的大规模屠杀,是左宗棠及其湘军在平定回变后对西北回族展开报复性屠杀的重要原因。战前陕西省有回民180万人,在该省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地区。在左宗棠到来之前,因为仇杀和战乱还剩余20万。战后只有西安城内未参加反清的3万回民得以幸存,其馀回民一部分逃亡,其余人均已死亡。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的死亡率也相当高,但仍在该省居民中占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为逃避报复,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成为今天的东干族。 

    回乱改变回民在陕西的分布

    战前回民在陕西有175万(如果说整数则可说是180万),农业发达的关中地区是汉回杂居的地方,陕西回民暴乱半年内就杀了关中地区汉人四百万(关中半年内死亡五百万),仇杀风气蔓延整个陕西,使得一些地方汉人或报复或防备性屠杀回民(应该达数十万),另外,回民或在战争里被杀,或跑入甘肃,一万多人跑到陕南山区今陕西安康区域,以至后来的陕西关中地区农村罕见回民,或者说数量极少了(参看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第39页)。左宗棠到陕西时,整个陕西回民还剩余二十万,一部分退入甘肃,一部分被仇杀。只有西安城市里的三万回民被回民头领劝阻没有参加暴乱、繁衍至今。陕西本来是接受回民最早的地域之一,一千多年来,虽然也偶有民族仇杀事件,但总体上还是和平共处的,汉人是接纳回民的,陕西回民是阿拉伯男子与汉族女子的混血,是炎黄子孙之一,经过这次千古浩劫,陕西仅剩西安、安康两支回民,后来河南陆陆续续迁入一些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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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7-07-19
    [2]^引用日期:2017-07-19
    [3]^引用日期:2017-07-19
    [4]^引用日期:2017-07-19
    [5]^引用日期:2017-07-19
    [6]^引用日期:2017-07-19
    [7]^引用日期:2017-07-19
    [8]^引用日期:2017-07-19
    [9]^引用日期:2017-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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