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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晋

    后晋(936年—947年)是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朝代,从后晋高祖石敬瑭936年灭后唐开国到契丹947年灭后晋一共经历了两个皇帝,12年。为与司马氏的晋朝相区别,又别称为石晋,都开封。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夏,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勾结契丹,认契丹皇帝为父,并以幽云十六州为代价,在契丹扶持下于洛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大晋,史称后晋。后晋的建立造成了燕云十六州大片领土的丢失,为日后北宋边患埋下了祸根。后晋建国后一直处于动乱状态,石敬瑭割地称儿的做法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他自己过去的亲信。石敬瑭死时,立石重贵为继承人。登基后,石重贵决定渐渐脱离对契丹的依附,他首先宣称对耶律德光称孙,但不称臣。944年契丹伐晋,双方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南)交战,互有胜负。945年契丹再次南征,石重贵亲征,再次战败契丹。947年,契丹第三次南下,后晋重臣杜重威降契丹,这样后晋的主力就丧失了。石重贵被迫投降,全家被俘虏到契丹。后晋灭亡。后晋亡后,河东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后晋
    简 称: 大晋 所属洲: 亚洲
    首 都: 洛阳、开封 政治体制: 君主专制政体
    国家领袖: 石氏(石敬瑭、石重贵) 建国时间: 936年
    亡国时间: 947年 开国皇帝: 石敬瑭
    亡国皇帝: 石重贵 亡 于:

    目录

    简介/后晋 编辑

    后晋石敬瑭

    五代之一。石敬瑭(即后晋高祖石敬瑭)所建。都开封。盛时疆域约为今山东、河南两省,山西、陕西的大部及 河北、宁夏、甘肃、湖北、江苏、安徽的一部分。历二帝,前后约十一年。

    石敬瑭是沙陀人,后唐明宗的女婿。后唐长兴三年(932),任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明宗去世前后,屡次发生争夺皇位的乱事。石敬瑭看到后梁、后唐皆自藩镇得国,早就觊觎帝位。清泰三年(936)夏,石敬瑭与桑维翰勾结契丹,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并将幽蓟十六州拱手献给契丹,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十一月,契丹主在太原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后晋大致与南唐吴越南汉南平后蜀等政权并存。天福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937年1月11日),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死。二年,石敬瑭迁都汴州,三年升为东京开封府。

    石敬瑭的帝位并不稳固。他对契丹的屈辱行为,遭到人民的唾弃;一些方镇如成德(今河北正定)的安重荣、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的刘知远,都准备抢夺帝位;此外,尽管石敬瑭卑屈地侍奉契丹,仍常遭到契丹的责备。天福七年他忧郁而死。侄石重贵继位,史称少帝或出帝。大臣景延广掌权,在向契丹告知敬瑭死讯时,用对等的书式,称孙不称臣,契丹主于是驱兵南下。晋军士兵英勇作战,开运元年(944)和二年两次击退契丹军。三年十月,重贵任其姑父杜威(即杜重威)为元帅,率军抵御契丹,杜威效法石敬瑭,暗中进行勾结,契丹主答应立杜威为中原皇帝。杜威信以为真,决意投降,遂引契丹军南下,十二月十七日(947年1月11日)入开封,虏重贵北迁,后晋灭亡。次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 改国号为辽。德光纵兵抢劫, 称为"打草谷",东西两都数百里成为白地。辽帝肆虐遭到了中原人民反抗,三月,被迫引众北撤。

    出帝石重贵/后晋 编辑

    石重贵,生干后梁乾化四年(914年),约卒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五代太原(今山西太原)人,沙陀族,后晋第二个皇帝。

    后晋石重贵

    石重贵本为后晋高祖石敬瑭的侄儿。其父石敬儒早逝,石敬瑭遂将他收为己子。石重贵少时谨言慎行,质朴纯厚,善好驰马射箭,颇有沙陀祖辈之风,深得石敬瑭厚爱,后唐清泰二年(936年),石敬瑭在晋阳举兵叛唐,后唐大军围攻太原。石重贵或出谋划策,或冒矢拒敌,都受到石敬瑭赞赏。石敬瑭借契丹兵挫败后唐军队,离太原赴洛阳夺取帝位,临行前选石重贵留守太原,授以北京留守、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行太原尹,掌河东管内节度观察事。官衔不少,但政绩平平,“未著人望”。尽管如此,因受到叔父倚重青睐,石重贵仍步步高升,到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前,石重贵已进封齐王,兼任侍中。

    石敬瑭死后,石重贵承制即位及为后晋出帝。石重贵在叔父尚有嫡子在世时,能继承大统,其间不乏宫中密谋。石敬瑭生有六子,大多早夭,仅剩幼子石重睿一人。本来石敬瑭在病中托孤与宰臣冯道,意思要冯道铺立石重睿。但他死后,冯道与当时掌握实权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却擅立石重贵为帝。

    石重贵在位时间不长,前后不过五年。五年中,生活的浪涛既把他涌上了顶峰,也把他无情地摔到了谷底,成为亡国之君。石重贵即位前,后晋的形势并不乐观。契丹凭扶立石敬瑭有功,挟制中原,虎视眈眈;后晋的南面有割据称王的吴越、后蜀;后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加之连年的旱、、涝、饥,饿殍遍野,民怨沸腾。后晋的政权内外交困,危机四伏。

    后晋后晋疆域

    石重贵一即位,就遇到一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报告。景延广傲气十足,力主向契丹主称孙不称臣,结果给伺机南下的契丹主提供了机会。恰逢青州节度使杨光远这时外连契丹造反,于是将石敬瑭时与契丹称臣修好,虽屈辱倒还大致和平的局面打破了。与契丹的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后晋的灭亡。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契丹前锋赵延寿、赵延昭引五万骑入寇,兵分数路陷贝州、入雁门,长驱直入。石重贵在众将的簇拥下亲征。这时他可能感到大祸临头,就遣人致书契丹主,求修旧好。契丹主正志得意满,岂愿中途罢兵。石重贵求和遭到拒绝,只好迎战。在这一年与第二年的抗击契丹的战争中,尽管他指挥无能、用人不当、号令不灵,但赖中原军民的英勇战斗,契丹两次大规模的进攻都被挫败了。

    契丹兵退走,石重贵凯旋还朝,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又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他本来就是个声色犬马之徒,视国事为儿戏。石敬瑭尸骨本寒,梓宫在殡,石重贵就纳颇有美色的寡婶冯夫人为妃,并恬不知耻地问左右说“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开运元年,晋军与契丹军战于戚城,他却每天听乐不止。他在宫中听惯了“细声女乐”。亲征以来,只能召左右“浅藩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送歌,以为娱乐”,所以他常给侍臣们抱怨说“此非音乐也”。宰臣等投其所好,奏请举乐,这时石重贵还算清醒一了一点,没有允许。开运二年(945年)三月,后晋与契丹在阳城决战前夕,石重贵仍出外游猎。他不做战守准备,反而大建宫室,装饰后庭,广造器玩。为铺地毯,不惜用织工数百,费时一年。为玩乐尽兴,他对优伶们赏赐无度。在国难当头,百姓饿毙于道的时刻,石重贵还如此的挥霍,后果可想而知。

    石重贵在位期间,很少有惠民之举,偶而杀上两个贪官污吏,也是掩人耳目。身为一国之君,朕即国家,应有尽有,但他贪得无厌。为应付战争费用,为满足自己滥耗,他甚至在大蝗大旱之年,还派出恶束,分道刮民。天福八年(943)六月,他遣“内外臣僚二十人分往诸道州府率借粟麦,时使臣希旨,立法甚峻,民间泥封之,隐其数者皆毙之。”而这一月,“诸州郡大蝗,所至草木皆尽。”开运元年(944)四月,他“命文武官僚三十六人往诸道括率钱帛”。只管自己享受,不管百姓死活,这样的君主怎可避免“覆舟”之命运呢?

    后晋后晋《疑狱集》

    石重贵昏昏噩噩,全靠一群将相扶持,但他所宠信重用之辈,很少有德才兼备,忠心为主之人。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北面行营部招讨使,对此番出征,石重贵充满了狂妄的信心。他在诏书中声称要“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可事实再次嘲弄了他。杜重威在前线投敌,另一将领张彦泽引兵南下,直趋汴梁。腊月十七日,张彦泽大兵压城,包围了皇宫,石重贵无以为计,欲纵火自焚,多亏了近侍一把拉住,他才免为灰烬。张彦泽自作主张,强把石重贵一家迁到开封府派兵把守。

    次年正月初,契丹主到京。石重贵此前已派儿子石延煦石延宝奉表、国宝、金印求降,这时欲与太后一起迎接,遭到拒绝。契丹主下制,降石重贵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封地偏僻,在渤海国界的黄龙府。石重贵一家北行时。有时饭也吃不上,只得杀畜而食。石重贵一行人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倍受凌辱,好容易到了黄龙府,契丹国母又召往怀州。怀州在黄龙府西北千余里,石重贵只得重新上路。幸逢契丹内部发生了王位之争,新王永康王允许他们暂住辽阳,自此供给稍有保证。后汉乾信元年(948年),永康王至辽阳,石重贵着白衣纱帽拜之。石重贵有一幼女,永康王之妻兄求之,因年幼谢绝。不几日,永康王就遣人夺走,送给妻兄。乾佑二年(949),石重贵一家被允在建州(今辽宁朝阳西南)居住。行至中途,石重贵生母安妃病死。到建州后,得土地50余顷,石重贵令一行人建造房屋,分田耕种。这年,契丹述律王子又强娶石重贵宠姬赵氏、聂氏而去。石重贵悲愤不已,但也无奈。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推测,石重贵死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大约50岁。

    货币/后晋 编辑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年号天福。三年(938年)十一月癸亥,诏“许天

    后晋后晋天福元宝

    下私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十二月戊寅,诏“宜令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从此,公私铸造天福元宝钱,以救钱荒。当时是,因缺少钱币,迫使钱币升值,施行短陌制,即以八十文,作为一百文使用。开禁后,民铸情况迅速失控,恶钱大量出现,仅半年之后,皇帝于四年秋七月戊申,下诏“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铸钱,近多铅锡相兼,缺薄小弱,有违条制,今后私铸钱下禁依旧法”.高祖禁止私铸钱币,维护了钱币的正常流通。

    灭亡之战/后晋 编辑

    后晋天福八年至开运三年(契丹会同六年至九年,943~946),契丹军数次南下,攻灭后晋的战争。

    后晋后晋疆域

    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后,拒绝再臣事契丹。天福八年,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为迫晋臣服,在降将杨光远、赵延寿劝诱下,乘中原饥荒、后晋国用困竭,决定兴师南伐。十二月,以卢龙节度使赵延寿率山后妫(今河北怀来东南)、檀(今北京密云)、云、应(今山西大同、应县)等州及卢龙兵共5万人为前锋,太宗自率军10余万继后,出南京(即幽州,今北京)趋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攻晋;另以伟王耶律安端率军入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西北)趋太原策应。九年(开运元年,944)正月,契丹前锋军陷后晋粮储重镇贝州(今河北清河西),进占南乐(今属河南),耶律德光牙帐设于元城(大名东北);耶律安端军破代州(今代县),逼近忻州(今属山西)。后晋出帝闻知,遣使致书契丹,求修旧好,遭拒,遂以黄河为障,部署防御。命高行周为北面行营都部署,率军进驻戚城(今河南濮阳北);遣张彦泽戍黎阳(今浚县东北);出帝自率禁军抵澶州(今濮阳);以刘知远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抵御契丹耶律安端军。耶律安端军攻秀容(今忻州)受挫,被杀3000人,余众逃至鸦鸣谷(今山西寿阳东南),出潞州(今长治),东与契丹主力会合。二月初,出帝遣石赟、何重建、白再荣、安彦威等分守麻家口(今山东鄄城东北)、杨刘(今东阿东北杨刘镇)、马家口(今聊城东)、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诸津要;耶律德光知后晋正面防守严密,右翼空虚,遂以部分兵力攻戚城,另遣耶律麻答率兵数万攻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抢占马家口,钳击正面晋军。晋廷遂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守贞、神武统军皇甫遇等率兵万余,沿河水陆并进,疾趋阻截。及至马家口,契丹步骑万余已于河东筑垒,正掩护后续数万兵渡河。晋军乘其半渡而击,拔其垒。东岸契丹军溃败,西岸契丹军见势而逃,被溺死、俘斩各数千人。时戚城攻战相持不下,耶律德光伪弃元城,佯作退兵,伏兵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诱晋军出战。适值霖雨,后晋军旬日未出,伏击落空。三月初一,耶律德光亲率军10余万再次与晋军交战。两军于澶州城北鏖战至暮,皆死伤甚众。契丹军乘夜退营30里,旋撤兵北归。

    契丹撤军后,晋廷遣军收复失地,调整部署,扩军备战。四月,令高行周戍澶州;命李守贞讨青州(今属山东)杨光远叛军。八月,以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杜威为都招讨使,统领河北、山东、河南诸地防务;闰十二月,李守贞破青州,杀杨光远。耶律德光率大军二次南下,至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分兵攻掠邢、洺(今邢台、永年东南)、磁(今磁县)三州。开运二年正月,后晋护国节度使安审琦等以数万兵于安阳水(今河南安阳北安阳河)南,列阵阻截。十五日,义成节度使皇甫遇率数千骑前出侦察,至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猝遇数万契丹军,且战且退,至榆林店(今河南安阳北),苦战半日,双方杀伤甚众。日暮,安审琦率军往救,契丹军见势回师北走。后晋乘势转守为攻,集诸军于定州(今属河北),命杜威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统军北上。三月,后晋军连克泰州(今河北清苑)、满城(今满城北)、遂城(今徐水西北)。后闻契丹8万骑反攻将至,杜威惧战,退至阳城(今清苑西南)白团卫村,立栅为营。契丹军追及,围之数重。时北风大起,契丹出奇兵断其粮道,耶律德光令骑兵下马拔鹿角,变骑为步,冲晋军营阵而入,短兵奋击,纵火扬尘以助其势。晋将药元福、皇甫遇等率先领精骑从营寨西门突击,符彦卿等引万余骑继后横击,李守贞令步卒尽拔鹿角出击,契丹军未及上马,大败而逃。

    后晋恃阳城之捷,轻视契丹,欲伺机北伐。契丹攻晋接连受挫,不甘罢休。三年七至九月,耶律德光指使赵延寿及瀛州刺史刘延祚诈降,诱后晋出兵接应。出帝不察真伪,即命杜威、李守贞等会兵广晋(今大名东北),将宿卫禁军悉调隶杜威麾下,企图先取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鄚州镇),安定关南,尔后进取幽州。十一月,杜威率兵30万抵瀛州,闻契丹将高模翰已引兵潜出,遂遣偏将梁汉璋率2000骑追击,汉璋战败被杀。杜威闻讯,退兵武强(今武强西南)。耶律德光乘势率大军沿易、定趋恒州(今正定)。时张彦泽与杜威合兵返恒州,进至滹沱河,中渡桥(正定东南)已被契丹军占领。张彦泽率骑争夺,契丹军焚桥,两军夹河而阵。耶律德光遣别将萧翰等迂回晋军之后,抢占栾城(今栾城西),扼晋军粮道及退路。十二月,后晋都指挥使王清自请率兵2000前出,为大军入守恒州开道。但杜威心怀异志,怯懦惧战,不许大军继进,致使王清所部皆战死,主力亦陷入包围。杜威以穷途末路为由,谋举军投降。耶律德光佯许立其为帝,杜威迫将士出降。契丹军乘晋后方空虚,挥师南下,直入后晋东京(今河南开封),出帝奉表降,后晋灭亡。

    此战,历时数年,几经反复。契丹初战受挫后,因形应变,采取有利则进、不利则退、诱敌深入的方略,乘晋军精锐全部出动之机,以骑兵突起反攻,直取东京灭晋。晋廷小胜轻敌,倾军出战,致后方空虚;交战中,主帅惧战叛降,导致败亡。

    桑维翰 /后晋 编辑

    桑维翰(898年—946年),字国侨,洛阳县人。桑维翰于后唐同光中登进士第。不久,跟随石敬瑭历任河阳、河东、镇州武顺军等节度掌书记,直到石敬瑭立国称帝。晋立国十多年中,桑氏两度任宰臣,同时,晋设枢密院,桑氏以宰臣负责枢密院事,或充枢密使,另任翰林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历任相州、兖州、晋昌军等节帅。五代十国时期,枢密院兼具顾问、行政两系统的职权,枢密使职权膨胀,“权兼内外”,翰林学士等顾问权力亦膨胀,翰林学士属近侍重臣,有“内相”之称①。桑维翰任宰相、枢密使、翰林学士,一身荣登三要职,历晋朝立国时期之半强,称之为大晋军国重臣,确实名符其实。

    桑维翰与后晋开国

    后唐太原节度使石敬瑭卖国篡位,以割地、贿赂、称儿皇帝等三个条件,取得契丹贵族的支持,灭掉后唐建立大晋。在石敬瑭卖国篡位过程中,其节度掌书记桑维翰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功不可没,这点从桑氏在开国后次月入登相位并赐“推忠兴运致理功臣”殊荣上可证。正因为如此,桑维翰与石敬瑭一样,受到后世谴责。王夫之斥之为“后世之罪人”②,《残唐五代传》责之为“奸臣阿附”③。当今一些学者亦持相同观点,如陶懋炳先生说桑维翰为石敬瑭卖国篡位的谋主,指斥为民族败类、卖国贼④;卞孝萱、郑学檬两先生认为桑维翰是石敬瑭投降契丹、称帝立国的主要策划者,是一个民族败类⑤。郑先生还在他的一篇石敬瑭评价专文中指出:“石敬瑭当然是罪大恶极,助成此事者桑维翰也是‘万世之罪人’。”⑥就桑维翰在石晋立国过程中所作所为而论,痛斥其为民族败类、卖国贼,毫不为过,但桑维翰不过是石敬瑭卖国篡位阴谋计划的大力支持者和鼎力执行者,并非主谋。

    新旧《五代史》记载表明,桑维翰完全赞成石敬瑭“异谋”,即反叛后唐,并结契丹为援⑦。对此,《资治通鉴》所载甚详。《资治通鉴》卷二八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五月载:掌书记洛阳桑维翰曰:“……今主上以叛逆见待,此非首谢可免,但力为自全之计。契丹素与明宗约为兄弟,今部落近在云、应,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胡三省注云:“观敬瑭此言,则求援于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计也,桑维翰之言正会其意耳。”石敬瑭主要将佐中,也只有掌书记桑维翰与都押牙刘知远赞成其计。时人亦持此种观点⑧。值得注意的只是桑氏对石敬瑭的密计作了更为深刻而具体的说明,并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要求:“推心屈节”事之、“称儿皇帝”、“割地”、“重赂奉财”,这由“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态度到“草表”行动到“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之言辞再到契丹主“尽忠”之夸奖可证⑨。

    由此可知,桑维翰“推心屈节”事契丹的态度和主张影响重大而深远,在这层意义上说,桑氏是不能摆脱石敬瑭应允契丹兵援条件的干系,难怪一些学者将他当做石氏卖国篡位的主要策划者。

    桑维翰不仅赞成“密计”,指明对待契丹的基本态度,而且鼎力相助,使“密计”得以兑现。《旧五代史》卷八十九《桑维翰传》云:“及建义太原,首豫其谋,复遣为书求援于契丹,果应之。俄以赵德钧发使聘契丹,高祖惧其改谋,命维翰诣幕帐述其始终利害之义,其约乃定。”《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桑维翰传》、《资治通鉴》卷二八零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闰十一月条所载略同。可见,桑氏在实施“密计”过程中,一是根据授意草拟卖国文书,二是在关键时刻亲自出马,成功劝勉契丹主坚决支持石晋。桑氏之力辩,有“理”无节,但的确是石敬瑭“密计”的忠实推行者,无怪乎契丹主对石敬瑭建言:“桑维翰尽忠于汝,宜以为相。”⑩可以说在“密计”制订和实施过程中,石敬瑭与桑维翰互为表里,桑维翰是石敬瑭“密计”的坚决拥护者和忠心执行者,为石晋开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石晋三大创业功臣之一。

    桑维翰与石晋存亡

    作为石晋军国重臣之一,桑维翰与晋存亡密切相关。举其大端者论述如下:

    第一,关于对待契丹的态度。石晋的建国得力于契丹贵族的支持,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契丹的关系问题,是石晋不得不面对的最为重大的外交关系问题。前已指出,石敬瑭开国及其治国期间对契丹政策总的趋向是“推心屈节”,力主屈从,但桑氏对契丹主屈从的基本态度亦并非毫无变化。天福六年(941)六月,镇州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耻臣契丹,抗表请求讨契丹,在此关键时刻,桑维翰密疏“七不可”,若就当时双方客观形势论,确有其合理之处。桑氏密疏,从安重荣抗表原因,晋、契丹双方力量对比,国家内政状况,对抗与和亲利弊等方面论证了维持与契丹修好的关系,有利于国家大局。其疏末云:“臣愿陛下训农习战,养兵息农,俟国无内忧,民有余力,然后观衅而动,则动必有成矣。”这说明桑氏并非绝对主张对契丹屈从,一旦形势有变,时机成熟,还是主张改变这种屈辱现状。这点从晋、契丹进入对抗后,桑氏之态度上亦可证。《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后晋开运元年(944)二月,契丹围晋高行周前军于戚城,因景延广救援迟延,晋军几乎覆灭,桑氏“引其不救戚城之罪”,景延广出为西京留守;同年六月,“或谓帝曰:‘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非桑维翰不可。’”于是,“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这些都表明其和亲未能得到实施后,他还是挺身而出,主张有效抗击契丹入侵,而非消极退避,完全无视朝廷摆脱屈辱地位的要求,尽管这对他而言是被动的,但确实反映他并非毫无条件地、永远地甘心屈服于契丹,而是有一种改变这种地位的意向,这也是他抵御契丹的长久策略。

    第二,关于对待藩镇武吏的态度。桑维翰虽“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但这只是在藩镇不危害国家安全和统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在藩镇叛乱频仍、骄横跋扈的时代,桑维翰是力主预防、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的。1.预防藩镇骄矜跋扈。《资治通鉴》卷二八二载,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六月,镇州节度使安重荣抗表请讨契丹,桑维翰密奏说:“用兵则武吏功臣过求姑息,边藩远镇得以骄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维翰意在防止藩镇武吏乘乱骄矜跋扈。2.阻遏和打击藩镇势力。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三月,天雄军节度使范延光将作乱,桑维翰促晋高祖东巡汴州,以阻遏叛乱;六月,张从宾从范延光反,攻取河阳、洛阳,“引兵扼汜水关,将逼汴州”。在此危急关头,桑维翰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安定了人心,稳固了社稷。安重荣握强兵跋扈,时为泰宁节度使的桑维翰密表朝廷要拒绝其请,还请晋高祖巡幸邺都,“以杜奸谋”,阻遏安重荣叛乱。3.抑制、调移乃至降黜藩镇节帅和武臣。如杨光远“自恃拥重兵,颇干预朝政”,“奏请多逾分”,维翰“独以法裁折之”,又请分天雄之众,加光远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沉重打击和削弱了杨光远势力。相反,对忠心御边卫疆的藩镇,如卫国保边的得力藩镇冯晖,桑维翰则加以安抚。

    第三,关于对国家社会的态度。桑维翰忧虑国家存亡,关注天下民生。石晋建立之初,他就建议朝廷“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重视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他“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在兖海擒豪贼过千人,亦寇恂、尹翁归之流也”。尤其在相州任上,革除“罪一夫而破一家”之积弊,诏天下诸州普遍实行,“自是劫盗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

    第四,关于治国之才。桑维翰“才望素重”,其助石晋立国之才得到旧史家充分肯定。桑氏治国之才卓越,《资治通鉴》卷二八四载,开运元年(944)六月,“复置枢密院,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事无大小,悉以委之。数月之间,朝廷差治”。八月,“时军国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请辐凑,维翰随事裁决,初若不经思虑,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议之,亦终不能易也”。桑维翰于天福三年(938)十月受排挤罢去枢密使一职,天福四年四月废枢密院,因时为枢密使的刘处让奏对多不称旨,一旦复置枢密院,即以桑氏兼枢密使,其才能可见一斑。桑维翰经邦治国之才还表现在健全国家机构、选拔人才上。如复置学士院,注意选贤任能,除官公正。如除前耀州团练推官襄邑张谊为左拾遗,抵制以亲旧用事的冯玉除改不当之举。桑氏命官公正,亦可从其子授官之事上印证。

    关于桑维翰之死

    桑维翰死因,历来有四种观点,其一为张彦泽挟私怨缢杀,其二为张彦泽既受晋出帝杀以灭口之命亦利其资财缢杀,其三为张彦泽利其资财缢杀,其四为契丹主所杀。第四种观点为小说家所持,不足据,兹仅对前三种观点作一辨析。这三种观点归结起来,实两种观点,即一为张彦泽所杀,二为晋出帝杀以灭口。

    晋出帝杀以灭口,乃《旧五代史》所持观点。《旧五代史·桑维翰传》载: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十六日,“张彦泽以前锋骑军陷都城……时少帝已受戎王抚慰之命,乃谋自全之计,因思维翰在相时,累贡谋画,请与契丹和,虑戎王到京穷究其事,则彰显己过,故欲杀维翰以灭其口,因令图之。张彦泽既受少帝密旨,复利维翰家财,乃称少帝命招维翰。”晋出帝惟恐桑维翰彰显己过,图谋杀以灭口,合乎情理。张彦泽听少帝之命还可从宣徽使孟承诲之死上得到佐证。《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亦持这种观点。

    但《旧五代史·张彦泽传》又载:“时桑维翰为开封尹,彦泽召至麾下,待之不以礼。维翰责之曰:‘去年拔公于罪人之中,复领大镇授以兵权,何负恩一至此耶?’彦泽无以对。是夜杀维翰,尽取其家财。”这里,张彦泽因受桑维翰一顿斥责,羞愤难当,以致杀害。可见,《旧五代史》对桑维翰之死的记载是矛盾的。事实上,此时真正行使生杀大权的只有张彦泽,晋少帝借刀杀人的图谋、讽喻,与桑氏被杀并无实质性的联系,况且,桑维翰是戎王(契丹主)直接点名要见的人,张彦泽毫无必要为受其制的晋出帝杀人灭口。从这层意义上说,张彦泽受辱泄愤杀人的动机更大。从《新五代史·桑维翰传》中,我们亦感受到桑维翰的威严、竭忠效国的凛然气概使张彦泽羞愧难当,促使他心生杀机。《资治通鉴》亦否定新旧《五代史》所谓晋出帝杀桑维翰灭口这一论点。认为桑氏是张彦泽自主杀害的,非受出帝之命。据此,桑维翰斥责张彦泽叛国负恩的无耻行径,当为其受害的关键原因。《旧五代史考异》直接指出:“当系彦泽自以私怨杀维翰,非受命于少帝也。”《五代史补》亦云:“彦泽自以功不世出,乃挟宿憾杀开封尹桑维翰”,“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退曰:‘……今日之下,威棱犹如此,其再可见耶!’是夜,令壮士就府缢杀之。”可见,张彦泽确实为泄私愤而杀桑维翰。

    张彦泽为资财杀桑氏之说亦不足为据。按当时情况,钱财对张彦泽来说,俯拾皆是,“所居山积”,后晋内库奇货随他挑选,即使利桑维翰资财,也未到非要杀害桑维翰的地步。如冯玉其资财非比桑维翰少,但结局不同。因此,图资财并非张彦泽缢杀桑维翰的真正原因。

    桑维翰爱憎分明的个性,使他在张彦泽的淫威面前,不仅毫无畏惧,而且对其进行无情谴责和鞭挞,其悲剧的结局可想而知。所以竭诚尽忠报效国家的信仰与爱憎分明的个性铸就了他的悲壮人生。

    世袭年表/后晋 编辑

    开国皇帝

    石敬瑭是沙陀人,后唐明宗的女婿。后唐长兴三年 (932),任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明宗去世前后,屡次发生争夺皇位的乱事。石敬瑭看到后梁、后唐皆自藩镇得国,早就觊觎帝位。清泰三年(936)夏,石敬瑭与桑维翰勾结契丹,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并将幽云十六州拱手献给契丹,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十一月,契丹主在太原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大晋,史称后晋。后晋大致与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后蜀等政权并存。

    天福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937年1月11日),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自焚死。

    二年,石敬瑭迁都汴州,三年升为东京开封府。

    石敬瑭的帝位并不稳固。他对契丹的屈辱行为,遭到人民的唾弃;一些方镇如成德(今河北正定)的安重荣、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的刘知远,都准备抢夺帝位;此外,尽管石敬瑭卑屈地侍奉契丹,仍常遭到契丹的责备。天福七年他忧郁而死。

    后晋都城

    洛阳 937-938年(约2年)后迁开封

    出帝

    侄石重贵继位,是为晋出帝。大臣景延广掌权,在向契丹告知敬瑭死讯时,用对等的书式,称孙不称臣,契丹主于是驱兵南下。晋军士兵英勇作战,开运元年(944)和二年两次击退契丹军。三年十月,重贵任姑父杜重威元帅,率兵抵挡契丹,杜威效法石敬瑭,暗中进行勾结,辽朝答应立杜威为晋朝皇帝。杜威信以为真,决意投降,遂引契丹军南下,十二月十七日(947年1月11日)入开封,虏重贵北迁,晋灭亡。次年正月,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改国号为大辽。辽太宗“打草谷”,东西两都数百里成为白地。遭到了晋军抵抗,三月,被迫北返。

    据《旧五代史》,晋出帝北迁后,崩于宋乾德二年 (964),年五十一。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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