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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子”是个多义词,全部含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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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子[书籍]

    《吴子》又称《吴子兵法》、《吴起兵法》,是一部兵法著作。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进攻,以夺取胜利。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吴子
    其他名称: 吴起兵法》、《吴子兵法》 创作时代: 战国
    类别: 军事思想类 作者: 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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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吴子[书籍] 编辑

    《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吴子》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该书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至今仍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流传情况/吴子[书籍] 编辑

    《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

    题名作者 吴起为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师事左丘明 的弟子曾申 。他初为鲁将,后为魏将,因率兵击秦并参加攻取中山之战,被荐为西河郡守 。魏武侯时,吴起甚有声名,后受大臣王错排挤,去魏入楚。楚悼王 任吴起为令尹 进行变法,楚因而强盛一时。悼王既死(前381),宗室大臣 作乱,吴起被攻杀于治丧 之所。吴起不仅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 和军事家,他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十分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称“吴起《兵法》,世多有”,其影响几乎和《孙子兵法》 相等。《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类著录《吴起》四十八篇(杂家 类也有《吴子》一篇,未注撰人名氏),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则仅一卷。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陆希声类次”《吴子》三卷六篇,篇目已同今本。可见今本《吴子》乃是后人整理过的一种删节本。

    现存宋版《武经七书》本、影宋本《孙吴司马法》本《吴子》凡上下两卷,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全书多采用魏文侯、武侯与吴起问对的形式,共三十三章。章与章不相联属,与《六韬》相似,其中部分语句并与《六韬》相重。该书不象《孙子》十三篇条理分明、言简意深。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郭沫若《述吴起》都断定其为伪作。但明胡应麟《四部正伪》则认为该书虽“未必起自著,要亦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非后世伪作也”。《吴子》一书旧有魏贾诩注和孙 注,均早佚。现存注本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和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等。

    该书战国时代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后多佚失。《隋书·经籍志》等公私书目有一卷、二卷(上、下卷)、三卷等不同记载。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传世,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近5000字。

    成书疑问/吴子[书籍] 编辑

    《吴子》魏武帝吴子二卷司马法三卷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 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 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吴子》是战国初名将吴起所著。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汉前期,吴起所作兵法所在多有,颇为流行。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兵书48篇,其中多为后人附益之作。其本人所撰即《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吴起兵法》一卷,也就是今天传世的《吴子》。

    另一种观点对今本《吴子》即《吴起兵法》表示怀疑,认为《吴子》书中的许多内容不像出自战国初年人之手,可以断言这是一部伪书。有人根据今本《吴子》的笔调风格,指出此书是西汉中叶人托名吴起而写成。又有人根据今存《吴子》提及汉代流行于西域和塞北的“”,和西汉后期才出现的真正的“马鞍”,认为今本《吴子》可能成书于西汉后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本《吴子》的基本思想应出自吴起。此书是由吴起后学记录、整理和增补成书,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这种说法应与事实相去不远。

    主要内容/吴子[书籍] 编辑

    《吴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兵书。

    全书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和《励士》等6篇。

    图国

    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它认为,战争起因于“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和“因饥”。因此,战争可以分作禁暴救乱的“义兵”,恃众凌弱的“强兵”,因怒兴师的“刚兵”,弃礼贪利的“暴兵”和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逆兵”。按照战争性质的不同,它认为可以用礼驾御“义兵”,以谦逊驾御“强兵”,以言辞驾御“刚兵”,以谋诈驾御“暴兵”,以权力、权变驾御“逆兵”。以上说法仅就事论事,对现象作了一些分析,而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战争的本质来论述问题,所论不免流于浅显。

    该篇既反对恃众好战,也反对只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该篇指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修举“道”、“义”、“礼”、“仁”,用礼教育人民,用义激励人民,使人民有耻辱之心,并要亲和百姓,加强战备,选拔练卒锐士。

    值得一提的是,《图国》篇发展了孙武“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取得胜利容易,保持胜利困难,多胜亡国,少胜方可得天下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以追求战胜为目的的种种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实属难能可贵。

    料敌

    主要讲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该篇先从齐、秦、楚、燕、三晋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民的心理、性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作战特点出发,提出了与之一一相应的击破敌军的不同原则。接着,又提出在8种敌军处于困境的情况下,要抓住战机,迅速发起攻击;在另外6种情况下,则要避免与敌作战。

    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它提出了通过观察敌军的外在表现以了解其内情,审察敌军的虚实以攻击其要害的原则。这种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作战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治兵

    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军队治理与否,即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治理产生于进退有节度,饮食适时适当,人马体力充沛,足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胜任并完成其任务。此外,临阵还必须避免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平时必须重视军事训练,包括战阵的排练、演习,矛戟弓等兵器和旌旗金鼓的配备使用,军伍的编制和按号令统一行动,以及战马的驯养,装备的保养和骑兵的训练。

    论将

    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

    该篇指出,将帅是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勇敢并非决定某人能否担任将帅的唯一标准,而只是将帅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将帅必须注重和做到:治理大军就像治理小部队;出门处处严加戒备,如临大敌;临阵破敌,不怀生还之念;初战告捷,仍慎终若始 ,小心如初;法令简约而不烦琐。

    该篇认为,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良将应具备“”、“”、“”、“”四项条件,足以统率部下,安抚大众。良将还应把握战争的四个关键: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懂得利用地形,据守险要;懂得使用间谍和计谋,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制造、加剧其内部矛盾;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加强其战斗力。这是指挥作战的关键,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该篇又指出,用兵作战的要点是必须先预测敌方的统帅,通过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观察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因事制宜,采取相应的行动。只要做到这些,即可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

    应变

    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该篇首先指出,在突然与敌遭遇的情况下,若我军车坚马壮,兵强将勇,全军只要听从号令,统一行动,诛杀不服从命令者,就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若敌众我寡,则应避开开阔地,抢占险阻,迎击敌军。

    接着,又分别论述了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法。例如敌军勇武善战,人数众多,又据守险要,粮草充足,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诱敌出战,分兵合围,加以歼灭。又如敌军逼近,我军无路可走;或敌众我寡,猝然遇敌于山谷险阻之间;或遇敌于两山夹峙,进退两难的狭窄地带;或遇敌于大泽之滨,车骑不可用,舟船又没有;或阴雨连绵,车马陷入泥水中,四面为敌军所包围;或强寇突至,掠取我田野和牛羊,则应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以战胜敌人。

    最后,该篇对攻破敌国城邑后的行动准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主张在攻占敌国城邑后,应入居其宫室,任用其官吏,没收其器物。军队所至之处,不得砍伐树木、侵入房屋、强取粮食、滥杀牲畜、烧毁其积聚,以示无残民之心,并应招降、安抚其人民。

    励士

    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该篇认为,国君必须做到:发号施令而人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人乐死。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使人民与国君同心同意。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应尊崇有功,论功行赏,优待战死者的家属,激励无功者立功受奖。

    军事思想/吴子[书籍] 编辑

    《吴子》《吴子》
    《吴子》的背景是在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 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

    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颇受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约成书于战国的《尉缭子》已多处引述其用兵、治军的言论。唐初,魏徵将《吴子》的一些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代则正式将其列入《武经七书》。其后研究、注释该书者众多。《吴子》于唐代传入日本,后又传入欧洲。现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原文/吴子[书籍] 编辑

    图国第一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军旅之事。”起曰:“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炼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掩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于国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崇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馀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之天时,吉乃后举。民知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德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起对曰:“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材,以备不虞。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缪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起对曰:“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起进曰:“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君有忧色,何也?’曰:‘寡人闻之,也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五,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有惭色。

    料敌第二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楚带吾南,赵冲吾北,齐临吾东,燕绝吾后,韩据吾前。六国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起对曰:“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臣请论六国之俗: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
    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
    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
    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阵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或以击倍。”武侯曰“善!”
    吴子曰:“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刊木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渴,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孤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萁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起对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旌旗乱动,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问曰:“进兵之道何先?”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曰:“何谓也?”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阴阳,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远,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又问曰:“不在众寡?”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曰:“夫人当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用授其兵。是谓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差别。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以待之。”
    琥侯问曰:“凡畜卒骑,岂有方乎?”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烧,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勿劳马;常令有馀,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论将第四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众,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士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车坚管辖,舟利橹辑,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凡战之要,必先战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
    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飚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对之,其术如何?”起对曰:“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见其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也。若其众权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应变第五

    武侯问曰:“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起对曰:“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陈矣。”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击十,莫善于阨;以士击百,莫善于险,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年卒起,击金鸣鼓于阨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
    武侯问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险阻,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弩;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对曰:“大哉问乎!非此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之所加。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此击强之道也。”
    武侯问曰:“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对曰:“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武侯问曰:“若遇敌于溪谷之间,谤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起对曰:“遇诸丘陵、林谷、深山、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选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政,乱则击之勿疑。”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敌必坚陈,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起对曰:“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问曰:“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起对曰:“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
    武侯问曰:“暴寇卒来,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则如之何?”起对曰:“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吴子曰:“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栗、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励士第六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被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武侯召吴起而谓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对曰:“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土之功也。先战一日,吴起令三军曰;“诸吏士当从,受驰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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