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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忠信

    吴忠信(1884年3月15日-1959年12月16日),字礼卿,一字守坚,号恕庵。安徽合肥人,汉族。中华民国军事将领、政治人物,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新疆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1959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享年76岁。 吴忠信在中华民国史和边疆民族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其一生中最难忘、最为难得、又最为艰辛的使命是1940年2月主持西藏第十四世达赖即位大典。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吴忠信 别名: 字礼卿,一字守坚,号恕庵
    出生地: 安徽省合肥 民族: 汉族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59年
    毕业院校: 南京练将学堂 政党: 中国国民党
    代表作品: 《西藏纪要》、《入藏日记》 籍贯: 安徽省合肥市
    信仰: 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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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纪实/吴忠信 编辑

    1884年3月15日,吴忠信生于合肥。吴忠信年幼时,父母双亡,他随兄长生活并秉烛苦读。1901年,17岁的吴忠信有感于国家的衰弱,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南京江南武备学堂。4年后,吴忠信以优异成绩毕业,分发至新军第九镇,渐受统制兼江北提督徐绍桢器重,不久即被破格提拔为该镇第三十五标第三营管带。目睹当时社会之现状,痛感腐败清廷之将亡,在革命新思潮影响下,1906年吴忠信秘密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吴忠信力促徐绍桢起义,并被任命为起义军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随军攻入南京。1905年毕业于江南武备学堂,历充第九镇第三十五标管带、参谋等职。次年秘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政府警察总监等职,嗣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8岁的吴忠信出任京师警察总监并兼理市政。一天,孙中山的车夫驾车在南京市中心鼓楼撞了人,被警察扣下。大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给吴忠信,希望放人。吴忠信回话,得秉公执法,不能通融。总务局长只好亲至警察局,办理了赔偿手续。此事传出,市面上地痞流氓滋事扰民者得以收敛,乱军伤兵敲诈勒索者近乎绝迹,社会治安大为改观。孙中山对吴忠信厉行整顿的诸项措施速见成效大为赞赏。

    吴忠信在西藏 吴忠信在西藏

    1913年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讨袁军总司令,吴忠信复任南京警察总监。赣、皖、粤、川诸省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双方在宁镇一带激战20余天,终因敌众我寡讨袁失败。吴忠信随黄兴乘日轮静冈号溯江而下亡命日本。孙中山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吴忠信成为首批120名党员之一。

    1915年,孙中山命吴忠信、陈其美先后潜回国内,主持上海军事并兼管江浙皖三省。他们在上海以霞飞路渔阳里5号为总部机关,策动一系列反袁活动。12月5日,以肇和、应瑞、通济三舰起义,发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上海暴动。陈其美任义军总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蒋介石也被召来沪上参与其事。怎奈应瑞、通济两舰临阵叛变,革命党人用罐头盒、香烟筒制作的土炸弹威力不足,暴动在袁世凯强大军事力量打击下失败。陈其美后被暗杀,同行的吴忠信仅撞落门牙,幸免于难。1917年后随孙中山转战粤、桂、闽诸省。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吴忠信亦到粤军任职,先后担任总司令部上校参谋、第七支队司令官、第二军参谋长、桂林卫戍司令,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深得孙中山器重。1922年5月,孙中山委派吴忠信为“军事全权代表”,北上联络皖、奉两派首领,商讨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经停上海期间,吴忠信敦促蒋介石赶赴广州护卫孙中山打击陈炯明叛变。他自己因肠胃病顽疾难治到苏州休养。

    1926年受聘为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北伐胜利后,倡议裁军,旋北上主持华北各军编遣事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吴忠信于1932年到安徽就任省主席。1933年5月,他被任命为贵州省主席,至1936年6月辞职。1936年8月,吴忠信就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处理民族事务和加强边疆防务中,他一直兢兢业业,谨慎从事。1933年任安徽省主席。翌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辕总参议。1935年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1936年8月,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就任是职后,在西藏事务等方面政绩显著。

    1938年9月23日,西藏驻陪都代表向吴忠信报告,第十三世达赖喇嘛1933年12月17日在拉萨圆寂后,其转世灵童已在青海塔尔寺以东湟中县寻获,拟请中央政府允许该幼童入藏,并派大员到拉萨主持认定仪式和达赖的坐床大典。吴忠信认为,对幼童的认定和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事关国家主权,事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事关中华各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睦,乃向国民政府提出实施方案,并组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代表中央政府进藏。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其会同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坐床事宜。

    1939年10月,吴忠信安排部分随员护送灵童拉木登珠(即将要坐床的十四世达赖)从陆路入藏,他自己则亲率部分随员绕道香港、缅甸、印度,从南面入藏,以示郑重。万里路遥,坎坷艰辛。在穿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时,沿途密布的英国兵站,使吴忠信一行更加感受到帝国主义图谋染指中国的野心未死,感觉到此行责任的重大。登上锡金与西藏交界的山巅,吴忠信特地叫随员把中国的国旗插上山顶,领众齐唱国歌。经过亚东、江孜,他们一行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各界热烈欢迎。但第二天吴忠信依例到布达拉宫瞻礼时有人却横生枝节,原来正门台阶共三道,中道已用绳索拦住,说是只有达赖一人能走,其他人须从左右边道上。吴忠信正言厉色:“我本代表中央的大员,在本国领土内,无处不可行走!”说罢即命拆除拦索,从容执杖,中道而上。

    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大殿隆重举行。此前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曾提出大典时吴忠信应向灵童行参拜礼,并将吴的座位排在达赖正座下方左侧。吴忠信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事,事关中央政府的地位。西藏地方政府从属中央政府已有800多年历史,主持坐床乃是行使中央权力,不容外人插手妄说。经过严正交涉,大典上吴忠信和达赖皆并排坐北面南,而英国等代表的位置则排在吴忠信随员之下,气得英使古德拒不出席大典。帝国主义者多年鼓吹的中国对于西藏“是宗主国,不是主权国”的谰言破产了,他们和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妄图分裂祖国、抵制中央政府的阴谋终未得逞。

    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擅自成立“外交局”,企图制造独立假象。闻讯后,即代表蒙藏委员会亲电西藏地方政府,重申“凡关于国家利益问题,西藏地方必须秉承中央意旨处理”,并坚决支持驻藏办事处采取强硬态度,不与“外交局”发生任何联系。还与中央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最终粉碎少数人的分裂阴谋。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西藏,较为重视制定或修正有关西藏地方事务的法规,其任内以中央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如1936年9月《护送班禅回藏专使训令》,1938年修正的《喇嘛转世办法》,1942年的《征认班禅呼毕勒罕办法》等。同年又根据1936年公布的《喇嘛登记办法》,发布训令,对边疆各地喇嘛进行登记。

    民国36 年前后,吴忠信在南京先后担任中孚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通过“行宪国大”当上总统后,吴忠信任“总统府”的资政、秘书长。民国38 年1 月21 日蒋介石“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吴忠信辞去秘书长职,仍任资政。上海解放前夕,举家迁到台湾。

    1959年12月16日在台北病逝。  

    著有《西藏纪要》、《入藏日记》等书,详细记载了奉命人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经过。

    人物事迹/吴忠信 编辑

    关于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问题,在西藏近代史研究中,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长期未能取得共识,得出正确结论。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不仅否认1949年以前他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矢口否认1940年吴忠信受国民党中央政府委派在拉萨布达拉宫主持其坐床典礼是“没有这回事”,仅是“在场观礼”。达赖集团也散布“十四世达赖的寻访,没有经过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国民党政府代表吴忠信,只是作为仪式上的贵宾,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等谰言。笔者因工作关系,近年来接触了大量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书档案。现就史料所及,对吴忠信究竟是国民政府特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专使,还是观礼贵宾问题,作一粗浅分析,我在此提供当年的吴忠信赴藏的报道文字记载!!以求匡正视听,澄清史实,还历史本来的真实面貌。

    达赖喇嘛转世坐床的历史定制

    达赖喇嘛转世之制,创于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以呼毕勒罕转生,世代承袭。呼毕勒罕的寻访和选定,初以达赖喇嘛圆寂前的预示、乃迥降神、观察海蜃、辨认用物、考察灵异特征等宗教形式和仪轨来进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立金瓶掣签制度以后,除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仍按上述宗教仪轨进行寻选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的最后认定,必须经过掣签确认,并奏报皇帝谕准才为有效。举行掣签时,由驻藏大臣会同班禅额尔德尼主持掣签仪式。由驻藏帮办大臣将写有灵童姓名的名签放入金瓶,由驻藏办事大臣亲自启瓶抽签。

    如果寻得的灵童特别灵异,全藏僧俗公认为达赖转世化身,须呈请驻藏大臣转奏皇帝特准,免予掣签。

    有清一代,按照上述历史定制寻访和确认的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是:七世达赖喇嘛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由康熙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由乾隆帝委派章嘉呼图克图认定为前辈达赖喇嘛转世灵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建立金瓶掣签制度后,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均系经过金瓶掣签拈定,九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则是分别奉嘉庆皇帝和光绪皇帝特旨,免予掣签认定的。

    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认定后,要选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以示正式承继达赖喇嘛之位。

    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例由驻藏大臣前往照料(亦称看视、抚视)。在坐床典礼上,驻藏大臣的坐位例有定制:达赖喇嘛居中正坐,驻藏大臣于达赖喇嘛西首,俱一字平列面南而坐,惟达赖喇嘛系高座,驻藏大臣坐褥较达赖喇嘛略低。不仅坐床典礼仪节如此,就是平时驻藏大臣前往布达拉宫会见达赖喇嘛时,其相见仪注亦是这样,历代相沿,成为定制。

    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国民政府便面临寻选和认定十三世达赖嘛转世灵童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问题。1938年藏历七月,西藏摄政热振和噶厦打电报给西藏驻重庆办事处,指示速赴国民政府请求尽快将青海寻获之转世灵童护送入藏认定。并声称:转世灵童“须经护法神和活佛的核验认定方能坐床”。国民政府显然认为转世灵童“须经护法神和活佛的核验认定”不符旧例和历史定制。为此,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九月制定和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共十三条,其中明确规定:达赖喇嘛圆寂,其转世灵童寻获后,必须“转报蒙藏委员会查核”,然后咨行驻藏办事长官主持“公同掣签”,“掣签仪注,依照向来惯例办理”;达赖 喇嘛呼毕勒罕掣定后,必须“报请蒙藏委员会查核转呈”国民政府“备案”;举行坐床典礼时,必须“由该地方最高行政机关呈请中央特派大员前往照料坐床”;国民党政府参考前例,斟酌现情,制定喇嘛转世办法,意在坚持按历史定制办理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认定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问题,从而维护“中央对藏固有之权”,并认为这是“抚驭西藏之要道,自不容有所放弃”。

    随后,蒙藏委员会又于10月8日根据《喇嘛转世办法》的规定,就十四世达赖喇嘛掣签认定事宜,拟定了三种办法:

    “(一)国民政府特派大员前往拉萨,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

    “(二)国民政府特派大员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并得由该员指派代表就近办理之。

    “(三)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掣签事宜,并得由该委员长指派代表就近办理之。”

    这三种办法,“虽于维护体制之中隐寓权变之意”,但“皆以达到中央实施对藏固有之达赖转世掣签权为主旨”。经国民政府核准,决定按第三种办法办理。

    1938年12月12日,热振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表示:达赖喇嘛转世三灵童迎到拉萨后,应掣签认定,“举行掣签典礼之际,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应当派员参加。”12月18日,西藏驻京办事处致吴忠信代电称:转奉噶厦指令,对蒙藏委员会拟定的达赖喇嘛转世掣签认定办法中的第三项,表示“诚恳接受”。

    1938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

    1939年4月21日,西藏驻京代表阿旺桑丹等亲赴蒙藏委员会拜见吴忠信,23日又致书面代电,转达噶厦对吴忠信亲莅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极表欢迎”。

    1939年8月4日,吴忠信向行政院呈送了关于入藏任务、人员组织及所需经费等问题的报告。

    关于赴藏任务,报告中提出:“此行任务为主持达赖转世,而附及册封热振、授勋司伦噶厦。”“其精神可括以‘树立信用’、‘收拾人心’两语。”并主张中央政府应借此机会“重新调整与藏之关系,以增进大中华民族之团结”,“一面应昭示公诚,以坚其信,一面应妥为宣慰,以安其心。尤要者,政府在可能范围内为之解除困难,予以便利,同时晓以五族一家及国家至上之大义,俾了然于中央之宽大为怀及民族之休戚与共,庶乎情感既和,祚虞尽释,而后新的关系始可以次建立。”

    关于人员组织,报告中提出组成“委员长行辕”,并拟定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组织规程》,设立必要的办事机构,调配得力的工作人员,以资“意见不致复杂,步骤可期一致,方足得边人信仰,而完成所负任务。”

    关于所需经费,报告提出“应对其僧俗官民多予赏赉,对其寺庙团体广予布施”,欲要“树立中央在藏之新的基础,和洽各方,尤非有大量之款万难集事。”由于此事“乃西藏人心之所系及中央德意之所关”,吴忠信强调“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亦不能不勉力从事,”

    报告得到行政院批准。并在批复文件中强调指出:“西藏为我国领土,屏蕃西陲,关系至巨。”“外固应联络感情,避免磨擦,惟有关主权之事;亦未便曲为迁就。对内必须化以公诚,树立信义,……使其知我中央一秉大公,无偏无党,对于边区人民一视同仁,不分畛域。”

    1939年10月1日,吴忠信在重庆组成“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并启用由国民政府颁发的铜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行辕关防”,开始办公,积极筹备入藏事宜。

    1939年10月21日,吴忠信率行辕人员一行由重庆启程赴西藏。途经香港、仰光;加尔各答、大吉岭、噶伦堡、冈多、亚东、江孜等地,于1940年1月15日抵达拉萨。

    从上述档册斑斑的历史事实看,吴忠信是受国民政府特派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专使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认为吴忠信仅是“在场观礼”贵宾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十四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批准认定

    吴忠信到拉萨后,发现转世灵童发生了变化。原先热振和噶厦向中央报告说共寻获三人(西藏两名,青海一名),现只有青海灵童一人。西藏当局不仅未把在西藏寻得的两名灵童的来去情况向吴忠信交代清楚,热振反而提出,“青海灵童灵异卓著,全藏僧俗公认为第十三辈达赖化身,经民众大会决议,不再举行掣签,拟请中央援照第十三辈达赖先例,准予免除掣签手续。”吴忠信当即表示:“此事须呈请中央核定,本人只能负责转呈,不能即作决定。”热振一再派员向吴忠信申述免予掣签之事,吴忠信则以“灵儿转世,关系西藏政教前途至钜,不容草率”而给予拒绝。后经双方官员一再磋商,议定免予掣签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

    1.由吴忠信亲自“察看灵童是否确属灵异”;

    2.“由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除抽签手续”。热振接受了这两个条件。

    根据议定条件,热振于1940年1月26日致函吴忠信,请求转呈中央政府批准青海灵童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免予掣签,来函在详细叙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情况,为寻访灵童乃迥降神、卜卦所示情形,热振观看湖幻所见情形,以及灵童寻访过程和灵异表现之后称:青海灵童拉木登珠,“西藏僧俗大众,贵贱大小,皆中心诚信,认为十三辈转世之真身。因群众情投意合,不须掣瓶,照例剃发受戒,业已呈报中央在案。兹遵乃冲大神所示,庚辰年坐床为吉,谨诹定正月十四日举行坐床典礼。其应如何转报中央之处,即请代达为荷。”

    吴忠信接热振函呈后,原打算立即察看灵童,俟当面察看后,再将热振报告及其本人对灵童察看情况一并转呈中央。但因察看灵童形式问题有待与西藏当局商讨,不能即刻进行察看,吴忠信遂于次日(即27日)向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发出“感电”。转报了热振报告。

    1月29日,吴忠信派行辕秘书朱少逸、华寄天偕通事张旺赴罗布林卡,拜访顾嘉总堪布,商洽察看灵童事宜。不料遭到顾嘉无理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后在吴忠信的干预和坚持下,热振派员到行辕道歉,并请吴忠信指定察看时间和地点。吴忠信遂定于1月31日在罗布林卡荷亭内察看。是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吴忠信率随员至罗布林卡,与灵童谈了话,合影留念,并赠送福州漆佛一尊、藏银五千两、黄缎一匹、座表一只等四件礼品。察看时,灵童由顾嘉总堪布陪侍。吴忠信察看之后对灵童的印象是:“灵儿年仅四岁有半,姑无论其灵迹所在,传遍遐迩,即其起坐行动之间,稳重幽闲,虽成人犹不可及,亦异事也。”

    根据吴忠信感电报告,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于1940年1月31日向国民政府呈请明令批准拉木登珠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并发给坐床典礼经费。呈称:“案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拉萨感电称:据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来函略称,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一案,迭经观海、降神及僧俗官员公认,青海觅得之灵童拉木登珠种种灵异,实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化身,应请免予抽签,……请转呈中央核夺。等情。忠信复查所述灵异各节,均属确实,拟请转呈国民政府颁布明令,特准以该灵童拉木登珠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发给坐床大典经费四十万元,以示优异。等情。据此,当经提出本院第四五○次会议,决议:通过,转呈国民政府颁发明令。”

    2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予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

    “拉木登珠业经明令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四十万元,以示优异。此令。”

    1940年2月17日,西藏摄政热振对中央政府特准拉木登珠免予掣签继任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拨发坐床典礼经费,特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表示“叩谢”。

    从上述档册凿凿的历史事实,可以无可辩驳的得出结论: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是经吴忠信亲自察看,并由吴忠信报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明令特准免予掣签认定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和正式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这充分表明,吴忠信是国民政府特派代表,中央政府特使,行使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应有的权力。因此,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采取不认帐的态度和视而不见的手法,散布1949年以前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十四世达赖的寻访,没有经过国民政府批准”等谰言,毫无道理,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于1940年2月22日(藏历正月十四日)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吴忠信率行辕全体官员出席了坐床典礼,并会同热振摄政主持了坐床大典,受到了与清代驻藏大臣相同规格的待遇。

    在坐床典礼举行之前,关于典礼的仪节,事先吴忠信曾派员与热振洽商,双方同意照西藏旧例办理。但是,有关吴忠信的座位问题,双方发生了分歧。西藏当局最初拟把吴忠信的座位安置于热振对面,坐垫高低则与司伦等同。吴忠信对此安排拒绝接受。吴认为本人代表中央政府主持达赖喇嘛坐床事宜,又系主管蒙藏事务长官,“体制攸关,不便迁就”,主张“至少应照清代驻藏大臣之例设座,即于达赖平行之左方设面南之座”。几经磋商,西藏当局最后答应“遵办”。

    吴忠信认为,“其于中央主权最有关系者,则为座位问题。……座位问题既定,其他琐琐者均无关宏旨。”于是,坐床典礼遂按旧例及宗教仪式举行。坐床时,吴忠信坐于“达赖左方,地位面南,与之平行,适如旧制,坐垫高约三尺。”热振坐于“达赖右方面西,司伦与热振平坐,惟垫较低。”行辕职员坐于吴忠信左前方,共分三排,“前排垫高与噶伦等”。尼泊尔、不丹代表坐于“行辕职员之下,亦面西,垫仅一层。”噶伦、扎萨尔、台吉等“坐殿之南部西北”,四品以下僧官“坐活佛背后”,僧官“坐噶伦背后”,总堪布和各堪布“分立达赖身旁”。

    由于坐床典礼是按旧例和宗教仪式举行的,所以在典礼上没有通常由会议主持人致词、讲话等形式和程序。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上,除坐位优崇是其作为中央政府专使主持典礼的主要特征外,仅率随员向达赖喇嘛献了哈达,接受了达赖喇嘛以红绫条结成的护身符佩于胸前。

    坐床典礼举行之后,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分别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及其本人的名义,向达赖喇嘛赠送了四扇分别写有“光照震旦”、“诚感诸天”、“泽被众生”、“宏宣佛化”题字的银屏等珍贵礼品。

    随后,热振摄政于3月7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中央政府特派吴忠信亲临拉萨主持坐床典礼并向十四达赖喇嘛赠送礼品,表示感谢;次日,噶厦也致电林森和蒋介石,对特派吴忠信亲临主持坐床典礼并赠赐礼品,表示“感戴无际”。4月12日,十四世达赖喇嘛致函林森,除对特派吴忠信“驾临拉萨,参加主持达赖转世大典,并颁赐吉祥哈达阿喜一件、玉照一件及珍贵财务多件,实深欣感”外,并祝愿“中藏睦谊,益敦期臻”,同时向林森进呈哈达、金佛像、藏红花、各种皮张、各色氆氇、藏毡等礼物多件。同日,热振亦致函林森,一方面对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典礼,认为是“融洽欢腾,诸事圆满,光荣之至”,另方面对颁给他本人封册、金印及勋章,表示“铭感五内”,并希望“中藏如常,融泄亲洽”,同时向林森进呈哈达、古佛、照片、皮张、氆氇、藏红花、藏贡香等礼物。与此同时,拉萨功德林、大昭寺等寺院僧众,亦向林森、蒋介石致函,对吴忠信亲临主持达赖坐床典礼表示感谢,并认为“如此盛典,历来所未有”,全藏僧俗人民对此“欢声载道”,“无不欣慰,额首相庆”,“从此中藏感情照前恢复,且一切纠纷自必解除无遗矣。”

    综上可见,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上所处的地位,绝非以热振为首的西藏高级僧俗官员可比,亦非包括外国在内的参加祝贺和观礼的使者和来宾所能比拟。吴忠信与达赖喇嘛平行而坐,仅坐垫略低,与清代驻藏大臣照料达赖喇嘛坐床之制相同。吴忠信的座位和面向表明,其身份之崇和地位之高,非同一般,只有代表中央政府的大员和专使主持坐床典礼,才有可能享受这样高的礼遇,参加坐床典礼的观礼贵宾是不可能享遇如此殊荣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史料根据认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由吴忠信会同热振主持举行的。这一历史事实,史籍斑斑可考,无法否认。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散布什么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主持坐床典礼是“没有这回事”仅是“在场观礼”,“只是作为仪式上的贵宾,没有什么特别作用”等,纯属谎言,不能自圆自说。

    吴忠信的身份、所受礼遇

    除以上所述之外,还可从吴忠信的身份地位、在藏受到的礼遇规格及其所做的工作等方面的事实,进一步看出吴忠信与参加坐床典礼的大小官员和观礼来宾迥然不同。

    首先,吴忠信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管边事长官的身份亲自入藏,这“在历史上尚届创举”。

    清代,历来是由驻藏大臣代表皇帝和朝廷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从未派遣过清朝中央政府主管边事的理藩院大臣赴藏主持其事。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于清代理藩院大臣,职位高于清代驻藏大臣或驻藏办事长官,其亲自入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不仅是历史首创,说明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重视,并希望与西藏地方融洽关系的诚意;且充分表明吴忠信非同一般参加典礼的僧俗官员和欢礼贵宾,而是如同当年驻藏大臣一样,是地地道道奉命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专使。

    其次,吴忠信抵藏时,受到了隆重欢迎和接待,其礼遇规格是一般祝贺使者和观礼贵宾所无法相比的。

    吴忠信进入西藏境内后,沿途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派出官员热情接待,抵达拉萨时,更受到了热烈隆重的欢迎。

    当吴忠信行抵噶伦堡时,噶厦得悉吴忠信地位崇高,立即将原定接待费藏银一千两增加至八千两,并督促三乃兴巴加紧筹备欢迎事宜;热振摄政也下令噶厦并转饬全体藏官,“以西藏最隆重的礼节接待吴氏”。

    吴忠信到达拉萨西郊时,热振下令拉萨全体俗官于西郊接官厅欢迎。其制之尊崇,与迎接驻藏大臣相同。

    一月十五日,吴忠信抵达拉萨。这一天,西藏官员“均着最漂亮之服装,鞍马鲜明,仆从如云,驰驱于平整宽广之大道上,十数里内,络绎不绝。”“附近居民前来欢迎者,亦踵相接。妇女多着艳丽之装饰,五颜六色,数十成群,尤点缀风光不少。各界欢迎人员所支帐篷,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西藏官员在哲蚌寺以东约二三里的接官厅守候。拉萨警卫军七百人和拉萨百余名警察,携仅有的四门小山炮和四挺机关枪,于路旁列队恭迎。吴忠信经过警卫军和警察队列时,军警列队奏军乐欢迎;经过西藏军队队列时,全体举枪致敬。吴忠信进入拉萨时,“拉萨市民,空巷来观,市区内途为之塞”,其盛况“诚空前未有也。此情此景,在中央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当年吴忠信赴藏时摄制的纪录影片中,有着生动的记载。当时那种热烈的场面和雄伟的气势,证明上述文字记载和描绘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从上可见,吴忠信所受到的隆重礼遇,一般参加典礼的官员和观礼来宾(包括英国、尼泊尔、不丹等外国前来祝贺的贵宾),是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的。试想,如果吴忠信不是前来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的中央政府代表和专使,西藏地方政府怎会给其如此尊崇的礼遇。

    再次,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向西藏僧俗官员颁赠厚礼、向热振等授勋以及向各寺庙广发布施,是一般参加典礼的官员和观礼贵宾所不能做或做不到的。

    吴忠信抵藏后的第三天,即派人先后分赴三大寺、扎什伦布寺等各大寺庙礼佛和熬茶布施,普通喇嘛每人一份,藏银三两,连同特赏讽经供养等费,总共约布施藏银五六十万两。吴忠信此次入藏,携带大量礼品,分别赠送给达赖喇嘛以及热振、司伦、噶伦和六品以上僧俗官员。礼品中包括有林森、蒋介石、孔祥熙和吴忠信的照片,赤金纪念章、金表、银餐具、玉碗、景泰蓝瓶、漆瓶、缃绣、各种缎匹、地毯、茶叶,等等。共计赠送礼品340余份,总共耗资10余万元。这些礼品,是吴忠信来藏前,特派孔庆宗赴西康、雅安一带,奚伦赴上海一带分别购置,分装百余箱,由海道运藏。二月十五日,吴忠信率行辕人员于锡德寺大殿举行授勋仪式,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热振摄政颁发封册、金印,并授予二等采玉勋章,向各噶伦颁授三等采玉勋章

    显而易见,向西藏各大寺院广予布施,补助讽经供养等各种经费,向西藏地方重要僧俗官员普遍颁赠优礼,并向西藏摄政及各噶伦等高级政府官员授勋这样的任务,只有中央政府的代表和中央政府授权的大员,才有资格承担这项工作,赋有执行这项特殊使命的权力。作为一般参加典礼的致贺官员和观礼的贵宾,是不可能担负此项重要使命的。

    不容否定的历史结论

    综上所述,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吴忠信是受中央政府特派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事宜,并得到了以热振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接受和欢迎;十四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是经吴忠信亲自察看确认;并报请国民政府明令特准免予掣签认定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在吴忠信主持下举行的,吴忠信的身份、地位、任务以及在藏受到的礼遇规格和所做的工作,亦是参加典礼的官员和观礼贵宾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一切,毫无疑义地表明吴忠信是中央政府特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的专使,而不是所谓的“观礼贵宾”。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但是,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及其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的需要,对中央政府采取若即若离的微妙态度,在中央政府特派吴忠信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问题上,除对灵童掣定和吴忠信座位等问题搞些小动作,提些无理要求,制造争端外,对“主持”一词有意回避。凡国民党政府给西藏地方政府的有关汉文文电,噶厦均把“主持”二字译为“参加”或“祝贺”,凡西藏地方政府给中央政府的有关藏文公文电报,均用“参加”或“祝贺”,避用“主持”。西藏地方政府之所以避用“主持”一词,表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人,想以此来贬低中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否认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仍是政治隶属关系,否定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有效主权和管辖权,从而达到他们制造“西藏独立”的目的。这与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散布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吴忠信主持坐床典礼是“没有这回事”等谰言,如出一辙,异曲而同工。只是而今达赖集团的所作所为比其前人走得更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知道,清代,达赖喇嘛转世坐床,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仪式,亲自抽签,并参加坐床典礼,其座位与达赖喇嘛平行,当时称为“照料”(或称“看视”、“抚视”),不曾用“主持”一词。民国时期,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国民党政府采取了特派专使主持转世坐床事宜的作法,始用“主持”二字。

    笔者认为,清代“照料”的含义,根据清代定制,主要体现是: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必须由驻藏大臣亲自掣签,若需免予掣签,必须由驻藏大臣转奏皇帝特准;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必须驻藏大臣亲莅出席,并设置与达赖喇嘛平行面南而坐的座位,以示其作为皇帝代表的崇高地位和无上权力。

    国民政府采用“主持”一词,其含义主要是: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是在热振摄政正式向吴忠信书面呈报,经吴忠信亲自察看灵童并向中央政府转报后,由国民政府明令批准免予掣签确认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是由吴忠信主持举行的,吴忠信在坐床典礼上的座位与清代驻藏大臣之制相同。

    据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主持”与“照料”的内涵没有本质区别。清代用“照料”,民国用“主持”,这都不过是一种代名词,属于表象,不能简单从字面上去理解,重要的是看其内涵是什么,即清代和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什么权力,清代驻藏大臣和民国特派专使在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上处于何等地位,具有何种作用。笔者认为,“照料”和“主持”的核心,都是关系认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和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典礼问题,其实质都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不容置疑的主权和管辖权,凡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和坐床典礼的举行,均掌握(通过驻藏大臣和特派专使)在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中。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什么名词字眼,而在于认识问题的实质,应客观地承认国民党政府和吴忠信在处理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问题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当时所持的态度和作法。事关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问题,绝对不可含糊。从上所述,可以充分证明,国民党政府在处理十四世达赖喇嘛认定坐床问题上,行使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拥有的主权和管辖权,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了中央政府的安排和决定,履行了必要的行政和法律手续。这就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达赖喇嘛和达赖集团妄图否认上述历史事实是徒劳的。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容纂改,也纂改不了,仅凭几句谰言,岂能改变历史的真实面貌,否定历史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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