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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作人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编辑摘要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中文名: 周作人 出生日期: 1885年1月16日
    性别: 别名: 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
    国籍: 中国 去世日期: 1967年5月6日
    出生地: 浙江绍兴 职业: 作家
    主要成就: 翻译家,思想家[词语] 代表作品: 《周作人随笔集》、《现代日本小说集》
    哥哥: 周树人(鲁迅)

    目录

    生平履历/周作人 编辑

    早年经历

    周作人 周作人

    1885年1月,出生在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取名魁寿,字星杓。后因应考,改名奎绶。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

    1901年,受国内新学风潮影响,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民国后改海军军官学校)。在校间,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改名为作人,号朴士。在管轮班(轮机专业;轮机科)读了6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1903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

    1906年,到达日本后先补习日语,后攻读海军技术,最后攻学外国语。[1]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日本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研读《远征记》(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的著作)等文学经典,课后也到神学院学福音书的希腊原文,课余和鲁迅翻译出版了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部分,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但初版只卖出20多本。虽然胡适曾说这个例子宣告用中文古文翻译外文作品的失败(《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是《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古文的文采还是译者对外文的理解都很杰出。周氏兄弟、许寿裳、钱玄同等人曾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相互结下友谊。另外周作人在日本还短暂学习俄文、梵文等。[2]

    留学回国

    1911年,从日本回中国。

    周作人 周作人

    1912年,在浙江省教育司任视学(督学)半年,后转浙江省立第五高级 中学教员,教了4年英文。

    1917年,到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半年后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该系师资还有张凤举、徐祖正等,后来因中日战争爆发而停办。

    周作人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5位北大教员兼国语会会员在会上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会员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3]

    抗战时期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4]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5]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建国前后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周作人 周作人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 徒刑。”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作人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上书毛主席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周作人晚年 周作人晚年

    毛泽东批了:“照办。”[6]

    翻译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之后

    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家庭成员/周作人 编辑

    儿子周丰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周丰一和爱人张菼芳照顾周作人度过晚年。

    成就贡献/周作人 编辑

    翻译经典

    周作人相册 周作人相册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周作人受到剥夺政治权利 (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决)的处分,在首都北京的家里专事翻译和写作,但不允许以本名出版。

    这段期间,他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作品多部,同时应邀校订别人的译稿。有些没有结集的日本文学中短篇译作散见中国和香港传媒。

    他每个月开销颇大,在写给香港曹聚仁的信件里面曾说:“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因为负担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这是我拮据之实情。”

    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 周作人登《南方人物周刊》封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这项任务(胡乔木提议,毛泽东主席批准),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日本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经典汉语译本。

    包括古希腊喜剧《财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全译本、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作翻译);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滑稽短剧《狂言选》、平安时代随笔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风吕》)和《浮世理发馆》(日文《浮世床》)等。

    他应邀校订北京翻译社的《今昔物语集》本朝部译稿和丰子恺的《源氏物语》全部译稿(与钱稻孙合作)。

    他觉得毕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译作是用古希腊语(和罗马帝国希腊化地区当时流行的新约希腊语;通用希腊语不同)写作的古罗马叙利亚作家、哲学家路吉阿诺斯的作品选《路吉阿诺斯对话集》。

    周作人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

    作品一览

    研究鲁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另一项重大的贡献是撰写《鲁迅的故家[7]》、《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些回忆性文章,为鲁迅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后辑成《木片集》。

    经曹聚仁介绍,在香港传媒连载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后结集出版。

    文学特点/周作人 编辑

    散文

    周作人书法 周作人书法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8]

    周作人在情感处理方式、讽刺修辞运用、语言以及文体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审美经验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他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文风,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其实,他看似有闲而心无暇,不只是由闲适透出淡淡的哀绪,而且在闲适背后隐有无限忧愁;他不是以创作去体验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这种寂趣,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忧愁,由此与日本文风区别开来。

    翻译

    “兴趣型”翻译家周作人,兼顾当时的国情,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者化的翻译,其文艺观和创作在多方面受到了所译原著及作者的某些影响。他缺席“抗战”翻译,在“受命”翻译时显得规矩正式了很多。

    周作人在《现代日本小说选》中讲了他不选日本自然主义的理由。在给沈雁冰的一封信中指出:“专在人间看出兽性来的自然派,中国人看了容易受病。”[9]

    在现代中国周作人是最早提倡研究性科学、性心理学和性教育的人之一。他提倡对于性问题的健康的正常的态度,这本身就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因此,对森鸥外《性的生活》的翻译和发表,超出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周作人在1938年译出时用的是英文VITASEXUALIS而非汉语标题,也考虑了当时的国情,虽然是先进,也总不是“明目张胆”。[9]

    钱理群说过:“对于周作人,他也许并不否认,甚至一定程度也在积极追求译书的效果,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一己的兴趣,他是以兴之所至的态度来从事译作,不可能那么严肃认真,也只愿自然、自在地过着消闲的生活。不愿以任何外在的东西——哪怕是译书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活动——来束缚自己。”[9]

    世人评价/周作人 编辑

    周作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他出任伪职后,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贡献一在小品文,一在翻译,然而他却在历史发展中沦为汉奸文人。另外,他在保护北大校产、掩护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方面也做出过贡献。在《周作人传》中就能看到3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

    他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新文化运动中更发表影响深远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启蒙主义理论文章。可说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高峰。

    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10]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3-12-04
    [2]^引用日期:2018-07-14
    [3]^引用日期:2013-12-05
    [4]^引用日期:2013-12-05
    [5]^引用日期:2013-12-05
    [6]^引用日期:2013-12-05
    [7]^引用日期:2019-07-31
    [8]^引用日期:2013-12-13
    [9]^引用日期:2013-12-17
    [10]^引用日期:2013-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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