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被朱温灭掉，共存在了二百八十九年。唐朝一般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和后期。中间以安史之乱为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后期则是衰亡期。建立唐朝的是唐高祖，而领兵用十年时间完成统一大业的则是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位之后，经过励精图治，使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此后的唐玄宗时期又出现了“开元盛世”，国强民富，升平之世再次出现。但也是在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走向了衰亡。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以周代唐，史称武周，705年神龙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政治清明，经济雄厚，军事强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趋衰败。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从此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唐朝共历274年（包括武周是289年），20位皇帝。唐朝声誉远及海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各个民族与宗教，进行交流融合，成为了开放的国际文化。唐诗、科技、文化艺术极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后期的唐朝政治混乱，从牛李党争到宦官专权，其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终于爆发了黄巢起义，起义领袖之一朱温开始叛降唐朝，后又取代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1]

建国统一

唐朝创建

唐朝创建者——李渊出身于关陇贵族，其祖父李虎曾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其父袭封官爵，其母独孤氏为隋文帝皇后的胞妹。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当时，各地农民起义汹涌彭湃，617年，李渊集团也趁势在太原起兵。这时瓦岗军和河北农民军正在中原地区奋战，牵制了大量隋军，隋京都长安地区的防守力量很薄弱。这年秋天，李渊率三万人由太原出发，向关中进军。年底，李渊攻克长安，拥立隋代王杨侑为皇帝。618年，李渊篡隋称帝，是为唐高祖。

统一全国

唐朝建立后，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时，金城的薛举、武威的李轨和马邑的刘武周，是威胁唐朝关中根据地的三大割据势力。唐朝进行统一战争，首先向他们用兵。618年（武德元年），李世民率兵灭薛举的继承人薛仁杲，占领陇西全境。619年，唐朝又利用李轨集团内部的矛盾推翻了这个割据政权，取得了河西五郡。620年，消灭了刘武周势力。早在618年，占据幽州的罗艺就归附了唐朝。620年秋，李世民率军出关，进攻王世充。次年，在李世民击溃窦建德的援军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降唐。621年至623年，唐军又镇压了河北地区的起义军。割据鲁南和割据冀北的力量，也相继败亡。621年，唐将李孝恭、李靖等自夔州（四川奉节）顺江东下，突袭江陵。割据两湖的萧铣，也向唐军投降。622年（武德五年），唐军镇压了林士弘在江西建立的楚国，岭南的地方势力只得纷纷归附唐朝。624年，唐军又镇压了辅公祏起义军。这样，长江流域及岭南等地也都被唐朝占领。628年（贞观二年），唐太宗乘突厥衰乱，派兵击灭了占据朔方的梁师都割据政权。至此，唐朝大体上统一了全国。

中央集权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次子李世民出力不少，但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遂拉拢四弟李元吉共同对付李世民。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皇宫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自己的对手，史称“玄武门之变”。此后不久，李渊就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的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在贞观年间，唐朝开始强大起来。

改革官制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唐太宗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定为唐制。唐朝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三省六部。唐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的长官侍中（二人）和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在一起共议国政。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三省的长官位高权重，但不一定全置，也不轻易授人，皇帝往往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品级较低的官员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也是宰相。高宗以后，尚书左、右仆射也要加“同三品”名号，不加此名号就不再是宰相。皇帝挑选一些低级官员任宰相和削弱尚书省的职权，是为了便于控制，防止大权旁落，大体说来，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如有问题可驳回重议。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各项诏敕和政策。在地方上，唐朝仍实行州、县二级制（唐玄宗时一度改州为郡）。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至唐玄宗时，又重新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是监察机构，皇帝经常派巡察使、按察使等官员到各道、州、县检查工作，进行监督。县以下的地方组织有乡，乡下有里。里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

府兵制

隋唐都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领卫士1200人；中府5团，领卫士1000人；下府4团，领卫士800人。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68万人。

府兵的来源，是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从21岁服役，60岁免役，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府兵经常性的任务，是轮班到京城宿卫，叫做“番上”，有时也到其他地方出征和戍防。除外出执行任务时期外，府兵不脱离自己的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实行所谓兵农合一制。府兵的戎具、军粮大多要自备，因此府兵制必须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如果农民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就无力负担这种沉重的兵役。

唐代的府兵制贯彻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当时关中的兵力最集中，拥兵26万，约占唐朝兵力的40%左右。府兵的调遣由中央兵部牢牢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都没有调兵的权力。战时，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高级将劣诩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有利于防止将帅的专兵跋扈。

刑律修订

唐高祖时就令臣下制订《唐律》，至唐太宗时完成了这一工作，637年（贞观十一年）颁布全国。《唐律》共502条。刑名有笞刑五等，杖刑五等，徒刑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凡二十等。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沿袭隋的《开皇律》。唐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三十卷，解释律令条文。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法典。

在唐律中，体现着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精神。它保留“十恶”，以严惩破坏封建中央集权秩序者。它还通过“八议”的内容，规定贵族、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能够享受多方面的特权。他们犯了罪，有权通过议请、减刑、赎刑、“官当”等方法逃避惩治。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唐律对劳动人民极力压制。农民必须向国家交纳租调课税。为逃避赋役而脱漏户口、谎报年龄、私自出家的，也要遭受轻重不等的刑罚。官私财物都受法律保护，对盗窃者判刑很重。部曲和杂户被定为低人一等的贱民，而奴婢则又低于部曲和杂户。他们和地主、官僚犯同样的罪，但量刑的轻重完全不同。从维护封建国家利益出发，在《唐律》中也有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防止地主官僚过分迫害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的规定。如对地主官僚“占田过限”、“妄认盗卖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等不法行为，也定有惩治律条。州、县及里等地方官须依均田令进行土地还授，地方官“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擅自加重赋敛的，以坐赃或枉法论罪。因此，《唐律》的制订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的一面。

学校科举

唐代的学校，在中央设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统由国子监领导，共招学生二千多人，最多时达八千人。其中大部分为官僚子弟，还有外国留学生。各地方州县也开设学校，此外还“许百姓任立私学”。学生学习的科目，除书学、算学、律学有专业课本外，其余都学习儒家经典。每年冬季，各官办学校负责把毕业学生贡给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在私学毕业的也可以由州县保荐参加考试。

唐朝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经义和时务策，以帖经为主；进士考试的内容为帖经、诗赋和时务策，以诗赋为主。考帖经全赖背诵，做诗赋需要独立思考。因而中明经易，中进士难。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进士及第虽难，但及第后易于飞黄腾达，因此被时人视为“士林华选”。

所谓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应试。制举不常举行，每次录取的人数不过一二人至五六人，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

唐代科举选官的范围较之九品中正制度更广泛一些，一般地主子弟都有应试资格。这对排除当时的门阀地主的残余势力来说，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唐太宗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及戴胄等人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注意纳谏。他曾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同意这个意见。大臣魏征、刘洎、马周等人，都敢于犯颜直谏。如唐太宗想修洛阳乾元殿，又想到西域市名马，都因臣下进谏而止。由于唐太宗善于纳谏，因此能及时地纠正一些错误，修明政治。唐太宗还注意执法，要臣下按法律办事。由于“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但几年之后，据史书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虽然辞有溢美，但至少可以说明贞观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在迅速恢复。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653年（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武周代唐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去，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武则天是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名曌，其父曾为木材商人、唐初大臣。武则天精明机智，通文史。唐高宗因患风眩，目不能视，使武则天协助裁决政事。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武则天第三子）即位，是为唐中宗。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李旦（武则天第四子）为皇帝，是为唐睿宗，旋即废黜。

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降唐睿宗为皇嗣，自为皇帝，史称“武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仅有的一个女皇帝。

镇压反抗

在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因此都竭力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后，她依靠庶族官僚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和唐睿宗实际上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山东聊城）、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和这两次起兵有牵连的唐朝宗室、大臣都被武则天残酷镇压。

为了防止反抗，武则天在徐敬业起兵失败以后，更放手对她的政敌进行打击。武则天还奖励告密，在朝堂放置铜匦，以收受告密信件。又重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专办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对被告人进行骇人的折磨和屠杀。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唐初在朝内做官的多是关陇士族，所以武则天诛杀的士族官僚主要是这部分人。

武则天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对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则大力扶植。659年（显庆四年），武则天通过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进一步打击士族。

破格用人
武则天还破格用人，大量选用庶族地主做官，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在贞观年间的23年中，录取的进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就达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她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以示慎重；又置武举，以扩大选官的范围。她还下令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荐举自己，以求进用。690年，武则天派存抚使十人到各道搜荐人才，许多落选的士人和乡村教师都被荐举。武则天选官虽滥，但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立即废黜或诛杀。当时的宰相狄仁杰是有名的贤相。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陆贽传》)

在唐太宗时，士族地主还未全面衰落，维系士族社会地位的谱牒还沿袭不紊，特别是关陇士族在政治上还有很大势力。降至唐朝中叶，士族开始全面地衰落。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武则天修《姓氏录》、重点打击关陇士族以及大力选拔庶族地主等政策有密切关联。

但武则天也是一个具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滥杀，造成恐怖风气；她放手招官，使官僚集团急剧膨胀，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还大肆佞佛，到处筑寺造像，又建明堂，修天枢，铸九鼎，浪费无度。这都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

五王政变

武则天共做了15年皇帝，到705年（神龙元年）她82岁时得了重病，宰柏张柬之、崔玄等人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复唐国号。事后，张柬之等五人同被封王。不久武则天病死。

开元盛世

武则天下台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之中。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手中。韦后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先杀太子李重俊，后又在710年（景云元年）毒死唐中宗。这时武则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李旦第三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抢先攻进皇宫，杀韦后并其党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弄。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12年（先天元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唐玄宗。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至此，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开元改革

李唐中宗、睿宗时，政治昏暗，弊端丛生，唐玄宗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人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下，针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卖官，以致滥置的官职多达数千人，造成国家开支的巨大负担。玄宗即位后，开始裁减冗官，并精减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其次，压制佛教。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中宗、睿宗时，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膨胀到数十万。僧尼不服役纳税，建寺造像又耗资无数，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的有12000余人。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办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在关中的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水田”，玄宗令统统予以拆除，使“百姓大获其利”。他又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地大兴屯田，那时全国共有军屯992屯，垦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在武则天时，均田制已开始逐渐破坏，土地兼井和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721年（开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唐政府对这些客户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免租得存役六年，后由各州县安插在均田土地上。这一措施对改变社会上占田不均的情况，缓和阶级矛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会经济

均田制

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租庸调制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日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

推行均田制与赋役制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租佃契约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自由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农业发展

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手工业

官营和私营手工业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纺织业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

瓷器

在唐代，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色彩鲜艳，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

商业繁荣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水陆交通

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

安史之乱

后期政治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从表面上看它是繁荣的。但实际上，社会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终于导致了一场大祸乱──安史之乱的爆发。

开元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的唐玄宗，开始不愿过问政事，只想安逸享乐。744年，他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大肆挥霍，生活糜烂。

在玄宗后期，政治的腐朽，造就了许多无耻政客。如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奸邪佞人。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要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兄长，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府兵制度的瓦解

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由于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原先规定戍边和出征实行三年一轮换制，但以后士兵服役的年限日益延长。边将们对待士兵极其残酷，他们为了侵吞士兵携带的财物，强迫他们白天服苦役，夜间住地牢，折磨致死。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境况也极差。他们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甚至被卫佐借给豪家当奴仆。以上种种原因，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这样，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因此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募兵制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唐初就存在着募兵制，以后随着府兵制的逐渐破坏，募兵制日益盛行。到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所代替。镇守京师的武力号称长从宿卫，后又改名骑。戍守边防的士兵称健儿，因为长期服役，故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的军队主要有团结兵，亦称团练。大致说来，骑、健儿和团结兵的军器、衣粮都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他们是属于雇佣性质的职业兵。在府兵制推行时，地方兵分散，中央掌握重兵，府兵制破坏以后，中央虽有骑，但不堪一击。在内地州县，团结兵的装备差，数量也少，同样处于虚弱状态。当时的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

711年（景云二年），睿宗始设节度使，以后逐渐推广。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治龟兹城，新疆库车）、北庭（治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治凉州，甘肃武威）、朔方（治灵州，宁夏灵武西南）、河东（治太原府，山西太原市）、范阳（治幽州，北京市）、平卢（治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陇右（治鄯州，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四川成都市）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广东广州市）。

各地的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把本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抓到手里，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安史之乱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杂胡。他因为残酷地镇压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长期从事民族掠夺战争的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到长安，在宫廷和官场活动中，对唐政府的腐败、虚弱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灭唐的异志。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他到长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欢，赐名为思明。在安禄山叛乱以前，史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

在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后，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755年（天宝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十五万人，南下攻唐。唐玄宗因为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

当叛乱的战鼓惊破唐宫的《霓裳羽衣曲》后，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但唐朝新招来的士兵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劲旅，安禄山渡过黄河后，连败唐军，一路攻陷断陈留、荥阳（河南荥阳）、洛阳，直抵潼关。756年（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 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虽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因是临时凑集来的，缺乏战斗力。但玄宗和杨国忠对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逼其出兵。结果，哥舒翰在灵宝被安史军打败，全军覆没，哥舒翰也做了俘虏。同年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玄宗在长安陷落前，仓惶出逃。到马嵬坡（陕西兴平西），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杨国忠，又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在灵武即帝位，即肃宗。安史集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它却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内部矛盾重重。坐镇洛阳的安禄山恣行暴虐，众叛亲离，757年初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帝位后，史思明屯驻范阳，拥有重兵，不听调遣。

757年春，唐朝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陆续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又向回纥借兵四千人，肃宗以其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一举收复长安。在此前后，河北、河南的地方官和军队也在进行着长期而激烈的战斗。既极大地打击了叛军的后方，又保障了江淮供应物资路线的安全。江汉和江淮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结局有重大影响。

759年（乾元二年），史思明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上元二年），史思明大败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乘胜向长安进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后，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没有力量再向唐朝发动进攻。

762年（宝应元年），唐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杀张皇后，肃宗受惊而死。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帝位，即代宗。

代宗调集各路兵马，又向回纥借到一部分军队，以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率军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失地。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叛将见他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763年（广德元年）初，史朝义在唐军打击下，穷促自杀。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唐朝削弱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民族斗争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骚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中央力量越来越削弱。这一切都说明，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

政坛斗争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四镇之乱”

唐中央和藩镇之间的斗争，在德宗时期有所谓“四镇之乱”。781年（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乱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淮西之乱

至唐宪宗时期，又和藩镇势力进行了一场大争斗。814年（元和九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元和十二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820年（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

宦官擅权

唐初，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这种情况，到玄宗时才发生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其中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玄宗怠于政事，凡四方进奏文表，先让高力士审阅，小事由高力士处理，大事才由自己裁决。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肃宗时用权阉李辅国掌禁兵。德宗时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权阉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皇帝和朝臣因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都极为不满。宦官不属士流，他们往往引进大量工商杂类来堵塞仕途，这更使朝官们十分恼火。因此，当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经常爆发反宦官集团的斗争。

“永贞革新”

在顺宗时期，发生了“二王八司马”的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即所谓“永贞革新”。

805年（永贞元年），唐顺宗即帝位时已得了中风病，口不能言，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十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等首先从革除弊政入手。废除了宦官进行掠夺的“宫市”和五坊小使，接着下令停止地方官对皇帝的各种名目进贡。又停止征收“诸色榷税”。

为了铲除宦官专权的根子，王叔文选拔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宦官集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在宦官的反对下，这一重要措施未能贯彻下去。

“二王八司马”事件

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阴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纷纷向朝廷上表，称顺宗久病，应当让皇太子监国，积极赞助俱文珍。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伾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甘露之变”

在唐文宗时期，又发生了以郑注、李训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事件。

郑注本姓鱼，擅长医术，但出身低微。李训通经学，中过进士，曾因事被流放。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大宦官王守澄把他二人推荐给文宗。但郑、李并没有按照王守澄的意图办事。文宗和他们谈得很投契，最后付以消灭宦官的重任。

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835年（大和九年）秋，郑注和李训利用宦官集团的内部矛盾，把反对王守澄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权阉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处死。此后，他们又请唐文宗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解除了他右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王守澄失去兵权后，被文宗赐死。

不久，李训、舒元舆做了宰相，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他们想内外合势来消灭宦官。835年年底的一天，经过一番布置，文宗登紫辰殿见百官。韩约上奏：在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树上有天降甘露。唐文宗令左、右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带领宦官去看。这时，在左仗院早已埋伏了兵甲，只等宦官一到就全部围杀。不料，仇士良看出了破绽，急忙劫持文宗回宫，同时派禁军大肆屠杀。李训、舒元舆及韩约等人都遭斩杀，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宦官杀害。此外被宦官滥杀的不计其数。史称“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

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所谓“牛李党争”。

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牛仙客出身胥吏，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互相支持。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途。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员？李党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牛党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魏晋以降的门阀士族多以经学传家，故重经术实即重门第；诗赋词彩是进士科考的主要内容，所以重词彩也就是重科举。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

其二，如何对待藩镇？在这个问题上，李党主张平叛，牛党主张姑息。李德裕是武宗时的宰相，曾坚决地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分子对朝廷向藩镇用兵，大多采取消极或阻挠的态度。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必去理它。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潮是在文宗时期。先是牛党专政，排挤李党，后又是李党当政，排挤牛党。文宗时，牛李两党官员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凡牛党称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武宗即位后，用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尽逐牛党，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外地。宣宗即位后，牛党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党。李德裕几经贬谪，848年（大中二年）又被逐到崖州为司户，次年于崖州病死。这次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走向衰亡

唐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能昏君，使唐朝一直走下坡路。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农民起义，唐朝经济命脉的江南地区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 经过黄巢起义后，把唐朝的基础打破。而宦官所管理的禁军也损失过重，所以宰相与宦官争权不断。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在唐末的动乱中死去，由弟唐昭宗继位。公元898年，发生了神策军中尉刘季述等人的政变，唐昭宗被软禁，太子李裕开始监国，同一天宦官假传圣旨，说唐昭宗退为太上皇，并令皇太子即位，年号光化。 
到了天复元年（901年），宰相崔胤联合禁军将领孙德昭打败了刘季述，迎唐昭宗复位，李裕复降德王。而朱温与李克用成为唐末的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在朱温的支持下，宰相派胜利，朱温入宫尽诛宦官。天祐元年（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将唐昭宗杀害。天祐二年（905年），朱温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朱全忠本想等统一后再夺取帝位，但因征淮南失利，所以提早于907年逼迫唐哀帝禅让[103]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逼唐哀帝李柷禅位，改国号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于开封。唐朝灭亡，立国共290年。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朝的皇帝并无血缘关系。

律法

唐朝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刑法典；令是指国家对各项制度所做出具体规定（如《户令》）；格是对律令式做出补充修改与对禁令的汇编；式则是各项行政法规（如《水部式》）。《唐律》是根据隋朝《开皇律》经过《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三朝修正而来。[109]  自唐高祖时代开始制订，在唐太宗时才宣告完成。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对唐律进行了全面解释，写成《律疏》，与《唐律》合称为《唐律疏议》，后世又称呼为《唐律疏典》。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条，刑为五刑。唐朝律法将谋反、谋叛等反对朝廷的行为定作不得赦免或赎免的“十恶”大罪，对朝廷的延续起到了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关土地私有权的条例，维护了经济基础。贵族、富人、官僚受到了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护，在与庶民触犯同样的法律下可减刑或免刑。

官职

唐朝沿用隋朝制订的三省六部制，主要机构有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三省即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央官制
三师 / 三公
三师    太师、太傅、太保
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
宰相
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
三省/ 六省
三省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六省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殿中省、秘书省、内侍省
六部
吏部   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
户部   户部司、度支司、金部司、仓部司
礼部   礼部司、祠部司、膳部司、主客司
兵部   兵部司、职方司、驾部司、库部司
刑部   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司
工部   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水部司
其他机构
御史台   台院、殿院、察院
五监      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
九寺      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
朝廷中央禁军
南衙十六卫   左右卫 、 左右骁卫 、 左右武卫、 左右威卫、 左右领军卫 、左右金吾卫 、 左右监门卫、 左右千牛卫
北衙十军      左右羽林军 、 左右龙武军、 左右神武军 、左右神策军 、左右神威军 
地方官制
道置观察使
州（郡）：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
六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
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录事、佐史。
乡：耆老；五里一乡
里：里正；五保一里
村：村正；一自然村为一村
保：保长；五邻一保
邻：邻长；四家一邻
坊：坊正。城市内无村设坊，坊正和村正同级

 

土地及税制改革

均田制破坏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现存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大土地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在唐后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亦称“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

雇佣关系在唐后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补充性的劳动人手。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性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解决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是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膨胀的情况下，不管唐政府如何努力，也无法使均田制恢复。 758年（乾元元年），唐政府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统购亭户所煮的盐，由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唐王朝从中获得厚利。 从760年（贞元元年）起，刘晏担任盐铁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刘晏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整顿。他首先改革盐法，原来在各州县都设有盐官，来掌握盐的专卖，刘晏都予取消。他只在产盐地置盐官，以收购亭户生产的盐，然后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增。 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税只有六十万贯，至大历末年增加到六百万贯，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刘晏还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申报，政府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收购粮食，在歉收地区则用较低的价钱粜出。推行这种常平法，不仅唐政府获利，而且各地物价也大体保持平稳。刘晏还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自此“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刘晏的以上几项改革，在客观上都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州县残破，并且多为藩镇所据，故江淮地区就成了唐政府剥削搜刮的财源，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唐政府对江淮人民剥削之重，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迫害下，人民奋起反抗，起义怒潮席卷江淮各地。其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义。

户税地税

均田制度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了。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添置了许多新的税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其中，盐税的数量固然很大，但就其发展前途来说，以户税和地税最为重要。 户税，即根据资产分天下户为九等，按户等税钱。这一税制，在唐初已实行。769年（大历四年），唐代宗又下令规定了户税钱的九等比额，其中上上户税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到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亦得纳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如一户数处做官或数处有田庄，得按官品、资产所应定的户等在各处纳税。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按本户等加二等征税。寄居在异乡的卸任官吏，寄庄户从七等户税，寄住户从八等户税。其他诸色浮客及暂时寄住户等，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户纳税。此后，户税在政府的收入中日益增多。

地税，是由唐初的义仓税发展而来。628年（贞观二年），唐政府令天下州县建置义仓，规定王公以下的土地亩税二升，以备凶年。唐中宗以后，国家的财政日益困难，义仓存粮全部用作填补政府的亏空。这样，义仓粮就成了国家的一项正式税收，连义仓粮的名称也改称为地税。地税额亩收二升一直维持到763年（广德元年），此后即不断增加，并开始一年两征。

两税法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

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的重要意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得存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 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水利工具

水利发展与工具进步

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却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到江南，给江南增添了劳动人手。因此在唐朝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仍能保持迅速发展的趋势。

在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使江河为农业服务。大量陂塘堤堰的修整和兴建，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而且也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农田。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后期南方则显著多于北方，这种升降变化反映了唐后期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

除了水利的兴建外，生产工具也得到改进，这都促进了江南的粮食生产，在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唐政权的命脉。

江南手工业

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在唐后期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丝纺织而论，这时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是江南地区的丝纺织中心，贞元（785年～805年）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因而当时有“辇越而衣”的说法。荆州（湖北江陵）和宣州（安徽宣城）也成了丝织物的重要产地，荆州的贡绫、宣州的红线毯，都居全国的上选。棉织业在南方也有发展，而岭南的棉纺织似更普遍。

造纸业在唐代获得广泛发展，重要的产地多分布于南方。宣、歙、杭、婺、衡、越、均、益、韶等州，都是当时有名的产纸地区。益州所产麻纸和浙东所产藤纸，经久耐用，流行极广。盛唐以后，益州的造纸技术更有提高，花色品种也更多，荆、扬、交、广等地用桑皮造纸，称谷纸。韶州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迅速发展的历史。

另外，宣州泾县所造宣纸，细密均匀，洁白柔软，经久不变色，为书画家喜用的纸张。

六朝以后，饮茶风气由南方逐渐传到北方，到唐后期南北城乡已经饮茶成风。那时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茶叶，数量很大。唐代植茶地区，遍及长江流域及闽广一带。由于茶叶的生产和销路大增，所以征收茶税成了唐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后期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绘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突厥国家

灭东突厥

唐朝建立后，突厥贵族不断向内地袭扰，甚至两度率兵侵犯关中，进逼长安。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乘突厥内部分裂时，派李靖、李勣等统兵十余万分道出击，唐军给东突厥以沉重的打击，促使其灭亡。

东突厥亡后，唐政府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设置了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十多万突厥人。唐政府又把颉利可汗所统辖的今内蒙古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面设六个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近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

战西突厥

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区，有许多以城郭为中心的小国。立国在今新疆天山南路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于田（和田）、疏勒（喀什噶尔），是当时较著名的五个地方政权。

在唐朝灭东突厥后，高昌王麹文泰曾到长安朝见唐太宗，焉耆王也遣使以通往来。但他们这种跟内地联系的友好要求，遭到了西突厥的阻挠。因此，唐朝在灭东突厥之后，开始和西突厥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

628年（贞观二年），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在内乱中被杀，西突厥汗国发生分裂，在碎叶川（吹河）西南方者为弩失毕五部，在东北方者为咄陆五部，双方攻伐不休，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635年，唐派兵降伏了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打通了向西域用兵的道路。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军在侯君集等的率领下攻取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吐鲁番西雅尔和卓）。唐军又占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在此设庭州。642年至648年，唐军在接连打败西突厥后，又攻取焉耆、龟兹等地。天山南路各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四镇为唐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

控制西域

657年（显怯邺年），唐军灭西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唐朝在中亚碎叶川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蒙池都护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都归附唐朝。唐朝在于田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之地，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国之地（乌兹别克境内），也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和州。这些州府称羁縻州，唐政府不向它征收赋税，其长官由原来的统治者充任。至702年（长安二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前者管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广大中亚地区，后者管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

唐朝统一西域后，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密切了。唐朝的均田、府兵、租庸调等重要制度，都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推行。唐政府还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进一步传播到西域。汉族文化也对西域人民有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也大量进入内地，给汉族人民带来了西域文化和独特的农副产品，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唐朝统一西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薛延陀灭亡

突厥兴起后，居住在漠北的铁勒有薛延陀、回纥、都播、同罗等等部，都受突厥汗国的统治。

其中，薛延陀和回纥在东突厥汗国瓦解后，相继在漠北建立了政权。薛延陀是由薛、延陀两个部落合成的。突厥分裂后，铁勒诸族也大多一分为二，因此在东、西突厥汗国境内都有薛延陀部众。

628年，薛延陀首领夷男率众击破东突厥的四部帅，被起义诸族共推为可汗。唐太宗为了拉拢夷男共同对付东突厥，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在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汗国的领土东接室韦（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南达漠南，北临瀚海，成为漠北的一大势力。645年，夷男死，其子多弥可汗立，暴虐无道，国内发生混乱。646年，回纥攻杀多弥，唐军乘机进兵，消灭了薛延陀的残余力量。

薛延陀亡后，漠北的铁勒族回纥、同罗等十二姓纷纷归属唐朝。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其地设六府七州，内附诸部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的行政权扩展到整个漠北地区。

回纥

回纥即今之维吾尔族祖先。隋末，药罗葛时健俟斤被回纥部众推为君长，时健死后，其子善萨继立。647年，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委任回纥酋长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但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署官吏，建立起汗国来。后突厥汗国时，攻占了铁勒族的住地，回纥等部经唐朝允许，迁徙甘、凉间居住，受唐朝保护。后突厥政权衰落后，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联合其他部落起兵反抗，摆脱了后突厥的控制，并在744年称可汗。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745年，怀仁可汗灭后突厥汗国，尽有突厥故地，成了漠北的强国。

回纥的国家制度，兼采突厥和唐制。可汗的子弟称特勒，别部领兵者称设，大臣有叶护、俟利发、达干、吐屯等，这是突厥制度。它还设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又置都督、将军、司马等，这是唐制；回纥可汗在九姓铁勒等部设立都督，加以管理。回纥汗国初期是奴隶制国家，在唐朝的强大影响下，到8世纪时，它已明显地进入封建社会。

回纥政权一直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每一任可汗都要经过唐朝的册封。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加速了安史集团的灭亡。唐朝从757年（至德二年）起，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回纥每年还要向唐朝运送几万匹马，以换取内地丝绢、茶叶等货物。回纥从唐朝得到的大量绢、茶等物品，除自用外，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到中亚各地，这对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唐朝和西域的经济交流遭到阻隔。由于回纥对唐友好，唐朝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经回纥进行交易，因此，回纥一时成为陆上东西交通的枢纽。在这种情况下，回纥的商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其商人到内地经商者常以千计，他们在内地置资产、店铺，有的和汉族通婚，久居不归。

回纥汗国内部充满着矛盾。黠戛斯和回纥连续交战二十多年。9世纪30年代末，回纥地区连年发生疾疫，又大雪成灾，严重地破坏了其经济。同时，回纥统治阶级的内部又不断自相残杀。840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勾引黠戛斯十万骑入侵，破可汗城，回纥汗国灭亡。

回纥汗国灭亡后，部众四散。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定居，一支进入吐鲁番，一支迁至天山北路及葱岭以西地区。后两支定居新疆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人。

吐蕃

西藏高原原来的居民称孟族。战国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发羌、迷唐等部，逐渐迁移到今西藏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相融合，繁衍发展，形成了吐蕃族。

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动在雅隆河谷的牦牛部，统一牦牛部各部落的叫弃聂弃赞普。“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从弃聂弃开始，吐蕃确立了酋长世袭制度，第八世赞普布袋巩甲以后，吐蕃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629年，年仅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继赞普位，他削平了叛乱，统一了西藏。松赞干布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迁都到逻些（拉萨），从此逻些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参照唐朝的中央官制和府兵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军事制度。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松赞干布时开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以后发展成今天的藏文），又制定了残酷的法律。

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与唐朝进行了激烈的角逐。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又侵入西域，不仅完全控制了西域，而且夺走了河西和陇右地区。763年（广德元年），吐蕃一度攻陷唐都长安。在8世纪下半叶，吐蕃的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

友好往来

吐蕃和唐朝虽然进行了长期的军事斗争，但友好往来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答应吐蕃的请求，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量物品，有锦帛珠宝、生活用品、医疗器械、生产工具、蔬菜种子，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唐高宗时，吐蕃又从内地引进了蚕种，唐朝并派酿酒、制碾碓、造纸墨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

710年（景龙四年），唐金城公主又携带着锦缯各数万匹、多种工匠以及一个龟兹乐队进入吐蕃，嫁给弃隶缩赞赞普。吐蕃还通过互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

随着唐蕃关系的日益密切，许多汉族人进入西藏，一些吐蕃贵族子弟也进入长安的国子学学习汉文化。双方派遣的使臣不绝于途，进行修好、朝贡、庆吊、会盟等活动。汉文化的输入对吐蕃社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文化对汉族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不断地传到内地，甚至吐蕃的赭面风俗也被汉族妇女所模仿。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情谊。729年（开元十七年），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旧唐书·吐蕃传》)说明在唐代汉蕃人民的关系已经不可分离了。

国力削弱

频繁的战争削弱了吐蕃的国力，进入9世纪以后，吐蕃开始由盛转衰，不能再向外扩张。821年（长庆元年），吐蕃可黎可足赞普派专使到唐朝请求会盟，缔结友好盟约。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都长安和逻些举行，盟文强调要永远和好相处。823年，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还屹立在大昭寺前，成了汉藏两族人民友谊团结的珍贵物证。

8世纪末叶以后，吐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王室内部互相争夺，使吐蕃陷于分裂。吐蕃将领之间又发生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848年（大中二年），沙州（甘肃敦煌）人张议潮发动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沙州。接着，张议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以上地区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境内）等十州。851年（大中五年），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陇地区又重新为唐朝所控制。

南诏

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错杂散居着许多部落，名号繁多，难以胜计。就种族来说，主要有白蛮与乌蛮。

唐初，乌蛮大体仍过着畜牧生活，还不会纺织，男女都用牛羊皮制衣，其社会发展较白蛮落后。从7世纪初叶到中叶，乌蛮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起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王国。六诏是：（1）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称南诏；（2）蒙嶲诏，在今巍山县北部，为蒙舍诏北邻；（3）越析诏，在今宾川、风仪二县；（4）诏，在今邓川县；（5）浪穹诏，在今洱源县；（6）施浪诏，在诏东北。7世纪70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故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抵御吐蓄，大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

到南诏王皮逻阁时，渐次消灭其他各诏，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都太和城（大理市南）。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此后，南诏扩大了疆域。在其最盛时，大致上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建立后，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794年，南诏出兵反抗吐蕃，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但9世纪30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又激化，不断发生战争。830年底，南诏攻陷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社会发展

南诏建立后，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794年，南诏出兵反抗吐蕃，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但9世纪30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又激化，不断发生战争。830年底，南诏攻陷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在唐朝的强大影响下，统一后的南诏，社会迅速发展。南诏参照唐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政权组织。南诏也实行了均田制度。

南诏境内的生产关系比较复杂。封建制已经产生，但奴隶制还广泛存在，某些落后地区还停留在氏族制阶段。总的来说，南诏仍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当时南诏耕田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按犁辕，一人操犁。其耕作水平显然比汉族落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原来比较低，但自从成都的织工进入云南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就赶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诏的冶炼技术也相当进步，它所产的浪剑、郁刀、铎鞘等武器锋利无比，素负盛名。南诏的建筑大多模仿唐制。现存南诏时期的大理崇圣寺塔，巍峨壮观，就是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

在南诏后期，大臣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902年，汉族大臣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大长和”。

丝绸之路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今新疆境内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是由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交通线，由于沿线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捞而不断得到证实。以上事实说明，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日本交往

日本“遣唐使”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空海与鉴真和尚

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804年（贞元二十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姓淳于，扬州人。他对于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险，双目失明，终于在754年（天宝十三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他虽双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治与教育

在政治方面，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语言文字

在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文学艺术

在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为日本人所欣赏。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其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受到喜爱。而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橘逸势等人对中国的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了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还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朝的不少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的绘画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唐人绘画经日本画家仿效摹绘者，称为“唐绘”。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书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694年（延载元年）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710年（景云元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贞元十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是摹仿唐长安城的。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代略同。

生活习惯

在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

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到平安时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亦为日本人所喜爱。

在节令方面，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由唐朝传入日本。当时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中朝交往

新罗统一朝鲜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鼎立局面，他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和高昌后，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为借口，于644年（贞观十八年）出水、陆十万大军进攻高丽，第二年败回。唐高宗时，继续对高丽用兵。

660年（显庆五年），唐先灭百济。666年（乾封元年），唐又派兵攻高丽，两年后攻下平壤，灭高丽。唐朝在高丽设置了都督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以后由于新罗的反抗，唐朝的势力退出朝鲜，新罗于675年（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

中朝友好关系

新罗统一以后，和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了各种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还经常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为最多。840年（开成五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达百余人。新罗留学生不少人参加过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人进士及第后，还留在唐朝做官。

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巨大的。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639年至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来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其行政组织，788年，新罗也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新罗使臣把茶种带回国，从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雕板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

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丽乐继续受到唐人的欢迎。在长安居住着不少朝鲜音乐家，他们对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当时，在唐朝进口的货物中，以新罗的数量最大，这都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

越南交往

唐朝时，在越南中部立国的还是林邑。623年和625年，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

625年，唐高祖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并赠送使者锦、彩等丝织品。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五色带、朝霞布及火珠等物。高宗、玄宗时期，林邑仍经常遣使来唐。749年（天宝八年）曾送来真珠一百串、沉香三十斤、驯象二十只。

至德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和唐朝通好。终唐之世的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十五次之多。

在长期的交往中，唐代的典章制度也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真腊交往

真腊原是扶南的藩属，6世纪后期它以武力推翻了扶南王朝，建立以吉蔑族为核心的高棉王国。617年（大业十三年），真腊国建立不久，便派出使者到中国通好。唐朝时，两国邦交进一步密切。623年（武德六年），真腊派使者来唐。628年（贞观二年）又同林邑一起派使者来唐，唐太宗回赐了很多礼品。以后，真腊国的使者屡次携礼物来聘问。

当时，真腊也是与唐朝有重要通商关系的国家之一，双方的贸易联系相当频繁。

中印交往

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唐时统称为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以后就不时遣使来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出使者报聘。当时两国的贸易往来极为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来贸易。唐朝输往印度的商品有麝香、丝织品、瓷器及铜钱等。从印度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等。

长期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印的文化发展。在文学方面，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在艺术方面，敦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保留着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7世纪末叶，中国的纸经中亚传到了印度，以后又经尼泊尔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

高僧玄奘

在唐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两国的佛教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的高僧玄奘和义净。

玄奘姓陈，河南缑氏（河南偃师县南）人。627年，他从长安启程去天竺游学。途经今天的新疆及中亚各国，饱经风霜，历尽艰险，最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游学十九年，走遍了五天竺各地。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结束了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的伟大行程，回到长安，带回了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二十年间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在印度留学时，玄奘把秦王破阵乐介绍到了印度。回国后，他又把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还将这次所经历的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等，撰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的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大师义净

继玄奘之后，中国另一位佛教大师义净，于671年（咸亨二年）搭波斯船从广州出发，浮海赴印度。先在那烂陀寺钻研佛学十年，后又到室利佛逝、末罗瑜（在苏门答腊）搜罗并抄写佛经，滞留南洋又一年。他先后周游三十余国，历时二十五年，于695年回国，共带回经书四百部。归国后在洛阳翻译佛经十二年，译出佛经二百三十卷，还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状况。这些记载也是研究7世纪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各国的可贵资料。

昭武九姓国

唐朝时，在今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有称为“昭武九姓国”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和戊地九国。相传九国的祖先是月氏人，为匈奴所迫，迁居此地，故总称昭武九姓。

这些国家善商贾，很早就和中国通商。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名义上内附于唐，实际上唐朝并不管他们的内政，这就便利了他们和唐朝的交流。当时在中国的外商，以这些国家的为最多。

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他们有的为唐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的军政职务。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也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说明昭武九姓国与唐朝关系是很密切的。

阿富汗

在中亚还有吐火罗国，即今之阿富汗。唐初，吐火罗多次派使臣来唐通好，唐高宗亦曾派使者到那里访问。玄宗时期，双方往来更为频繁。如724年（开元十二年），吐火罗使臣一次就给唐朝带来乾婆多罗等药物二百余种。

波斯交往

唐时期与西亚的波斯和东罗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波斯萨珊王朝，由北魏到隋唐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7世纪中，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唐朝。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并且落户。

波斯商人的足迹，遍于各地。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在今天的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的英德等地，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有的数量还很多，这证明唐朝和波斯的商业贸易是很繁盛的。

波斯和唐朝在文化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关系密切。波斯输入唐朝的东西很多，其中有菠菜和波斯枣。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源源不绝地远销波斯，并通过波斯转输西方。现代在伊朗境内曾发掘出不少唐三彩，即为明证。

东罗马

643年（贞观十七年），东罗马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

在唐前期，东罗马遣使凡七次。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服用中国的丝织品，所以当地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现代在西安、咸阳等地都曾发现东罗马金币。

阿拉伯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

651年（永徽二年），大食遣使和唐朝通好，此后，大食遣使来唐有三十七次之多。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

751年（天宝十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不少唐兵被俘，其中包括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又传到西亚，最后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这些来自中国的工艺品正是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唐朝皇帝世系表

庙号	谥号	姓名	在位年限	陵寝	年号
高祖	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李渊	618-626	献陵	武德618年-626年
太宗	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李世民	627-649	昭陵	贞观627年-649年
高宗	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李治	650-683	乾陵	永徽650年-655年 显庆656年-661年 龙朔661年-663年 麟德664年-665年 乾封666年-668年 总章668年-670年 咸亨670年-674年 上元674年-676年 仪凤676年-679年 调露679年-680年 永隆680年-681年 开耀681年-682年 永淳682年-683年 弘道683年
中宗（被废）	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李显	684	定陵	嗣圣684年
睿宗（被废）	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李旦	684-690	桥陵	文明684年 光宅684年 垂拱685年-688年 永昌689年 载初690年
武周690年-705年	先为则天大圣皇帝，后改则天大圣皇后	武曌	690—705	乾陵	天授690年—692年 如意692年 长寿692-694年 延载694年 证圣695年 天册万岁695-696年 万岁登封696年 万岁通天696-697年 神功697年 圣历698-700年 久视700年 大足701年 长安701-705年
中宗（复位）	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李显	705-710	定陵	神龙705年-707年 景龙707年-710年
恭宗	殇皇帝	李重茂	710		唐隆710年
睿宗 （复辟）	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李旦	710-712	桥陵	景云710年-711年 太极712年 延和712年
玄宗	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李隆基	712-756	泰陵	先天712年-713年 开元713年-741年 天宝742年-756年
肃宗	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	李亨	756-762	建陵	至德756年-758年 乾元758年-760年 上元 760年-761年
代宗	睿文孝武皇帝	李豫	762-779	元陵	宝应762年-763年 广德763年-764年 永泰765年-766年 大历766年-779年
德宗	神武孝文皇帝	李适	780-805	崇陵	建中780年-783年 兴元784年 贞元785年-805年
顺宗	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	李诵	805	丰陵	永贞805年
宪宗	圣神章武孝皇帝	李纯	806-820	景陵	元和806年-820年
穆宗	睿圣文惠孝皇帝	李恒	821-824	光陵	长庆821年-824年
敬宗	睿武昭愍孝皇帝	李湛	824-826	庄陵	宝历824年-826年
文宗	元圣昭献孝皇帝	李昂	826-840	章陵	宝历 826年 大和827年-835年 开成836年-840年
武宗	至道昭肃孝皇帝	李炎	840-846	端陵	会昌 841年-846年
宣宗	圣武献文孝皇帝	李忱	846-859	贞陵	大中847年-859年
	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
懿宗	昭圣恭惠孝皇帝	李漼	859-873	简陵	大中 859年 咸通 860年-873年
僖宗	惠圣恭定孝皇帝	李儇	873-888	靖陵	咸通873年-874年 乾符874年-879年 广明880年-881年中和 881年-885年 光启885年-888年 文德888年
昭宗	圣穆景文孝皇帝	李晔	888-904	和陵	龙纪889年 大顺890年-891年 景福892年-893年 乾宁894年-898年 光化898年-901年 天复901年-904年 天祐904年
景宗	昭宣光烈孝皇帝	李柷	904-907	温陵	天祐 904年-907年

暴政反抗

土地兼并

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在唐朝后期政治极为腐败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地主官僚的田庄遍布全国，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所谓：“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两税法实行不久，由于钱重物轻和税额不断增加，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益加重。例如：由于钱重物轻，万钱原纳绢三匹，十五年后就必须纳绢六匹，人民的负担加重了一倍。在税额方面，两税法公布后的第三年（建中三年），每千钱加税二百文。而792年（贞元八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又奏请加征十分之二。

增加税额

唐末，随着地主阶级的日益腐朽，地方官任意增加税额的情况更趋严重。除了增加两税的剥削外，统治者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把大量的苛捐杂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主要的有：盐、酒、茶、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税。几乎无物不税，名目繁多，难以计数。

当时，在杂税中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盐税。德宗以后，盐价日增，百姓买不起盐，只得淡食。宣宗大中年间，仅河中两池盐就岁收盐利121.5万余贯，全国盐利的收入不下600万贯。随着盐利的增多，盐价必然日益提高。官盐价贵，人民吃不起，必然买价钱便宜的私盐。唐政府为了保证对盐利的垄断，便制定残酷的法律，镇压买卖私盐的人。残酷的镇压并没有消灭私盐贩的武装力量，相反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盐贩武装，是唐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人还当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

和籴、和市

唐政府还以“和籴”、“和市”等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夺。

所谓和籴、和市，就是唐政府定出低于市场的价钱强买食粮或布绢等物。如812年（元和七年），唐政府和籴粟123万石。825年（宝历元年），又在两京和河西和籴200万斛。这些和籴的东西，多不给钱，或只给很少的钱，史称其“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阶级矛盾

人民生活的痛苦，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危机的加深，连官僚集团中的少数有识之士也有所觉察。懿宗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了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赂贿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等。说明唐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农民起义

浙东是唐政府财赋所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农民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里又是统治者军事力量较薄弱的地区，“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859年（大中十三年），终于在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历时八个月，曾一度建立了天平农民政权。

868年（咸通九年），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这支起义军发展到二十几万人，所向披靡，很快占领了淮南、淮北广大地区，并攻下了都梁城（江苏盱眙县北）和淮口，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史称“唐亡于巢，而祸基于桂林”。869年，庞勋领导的起义失败，但他们成了以后爆发起义的火种。

黄巢起义

大起义爆发

873年（咸通十四年），关东地区遇到了一场严重旱灾，无数百姓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管农民的死话，仍派大批人员到地方上催交赋税，广大人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当时曹州（山东菏泽县北）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它鼓动着人们起来推翻唐王朝的残暴统治。

875年初（乾符元年底），濮州（河南范县南）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起义。他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深得人民的拥护。

875年六月，王仙芝打下了濮州和曹州，众至数万。这时，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

黄巢，曹州冤句人，出身于盐商家庭，与王仙芝同贩私盐。黄巢与王仙芝两支农民起义军合到一起，共同作战。淮南和河南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唐统治者，“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农民大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

起义军发展

876年（乾符三年）七月，起义军在沂州（山东临沂）被打败。起义军采取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方针，转向河南进军，起义军南下攻唐、邓，转战于荆、襄，又转而进围舒州，击庐、寿、光等州。878年，王仙芝动摇，打算归顺唐朝，但不久战败被杀。其余部加入黄巢队伍。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继续领导起义。之后起义军渡江，接连攻下了虔（江西赣州）、吉（吉安）、信等州，先挥戈浙西，再转战浙东。以后，起义军克服了种种困难，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攻下福州。

879年，黄巢率起义军向广州转进，克广州城，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起义军又分兵西取桂州（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又是岭南的政治、军事要地。起义军到达广州后，唐政府极为恐慌，急忙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驻江陵，又任命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他率兵十万屯驻潭州（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之后，即决定北伐。黄巢向全国发布檄文，揭露了唐朝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科举失才等弊政，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政治主张。879年十月，黄巢率大军自桂林顺湘江乘船北上，连下永州（湖南零陵）和衡州（衡阳），很快攻下了湖南重镇潭州，歼灭唐军十万，李系逃跑。起义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起义军在荆门受阻，损失甚重，不得不改变路线，渡江东走，转战于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队伍又迅速扩充到二十几万人。880年（广明元年）七月，起义军自采石渡过长江，攻下和州（安徽和县），渡过淮河，进入两淮地区，沿途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速度扩大到六十万人。于是，起义军兵临东都洛阳。黄巢称“天补大将军”，向唐节度使发布文告，把打击的主要锋芒指向以僖宗为首的唐最高统治者，以减轻阻力。唐朝东都留守刘允章遂率领文武官投降。

起义军自洛阳继续向潼关进军。十二月初，起义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在没有经过大战的情况下，唐军全部溃逃。起义军入关，飞速向长安进军。潼关被起义军占领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唐王朝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宰相卢携自杀，官员们也纷纷窜匿。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护卫下，仓惶南逃。十二月五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长安，不久，黄巢亲率大军进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880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义军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齐”。黄巢称皇帝，年号为“金统”。以尚让、赵璋等为宰相，孟楷、盖洪为左右军中尉，朱温、张言、李逵等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皮日休等为翰林学士。起义军自878年三月渡江南下，至880年十二月打下长安建立大齐农民政权，共两年十个月，这是起义军发展极盛的时期。

力量衰弱

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齐政权后，黄巢等领导人满足于既得的胜利成果，麻痹轻敌，没有派劲旅追歼唐王朝的残余力量。因此，唐中央得以重新站稳脚跟，向各地节度使发号施令来围攻起义军。其次，起义军渡江北上后，已有了建立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但起义军领导人只注意流动作战，招降纳叛，连洛阳这样的要地，也没有派重兵驻守。进入长安后，他们也没有乘唐政府分崩离析的大好形势，有计划地消灭关中的节度使势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样，起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

881年三月，僖宗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指挥各路大军进攻起义军。郑畋传檄各地节度使出兵围攻起义军，被起义军招降的节度使相继背叛，从四面包围长安城。

882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又任命王铎为宰相，兼任诸道行营都统，统帅各路唐军包围长安。起义军号令所行，不出同（同州，陕西大荔县）、华（华州，陕西华县）。在唐军长期包围下，起义军的处境日益困难，粮食极为缺乏，不得不以树皮等物充饥。九月，起义军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叛交，投降唐朝。僖宗任命他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

唐统治者看到光靠已有的军事力量，还不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便请求沙陀贵族李克用协同镇压。十二月，李克用率领四万军队到达同州，唐任命他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朱温的叛变和李克用的参战，增强了唐王朝的力量。883年二月，起义军与三路唐军大战，结果起义军失利，伤亡数万人。

起义失败

黄巢在“兵数败，食复尽”的情况下，带领十五万起义军撤出长安，向河南退却。沙陀兵和唐军进入长安后大肆烧杀抢掠，造成“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的悲惨景象。五月，起义军退到河南，围攻蔡州（河南汝南），并分兵攻打河南、山东的数十个州县。攻陈州（河南淮阳）时，遇到唐军的顽强抵抗，陈州之役一直持续到884年（中和四年）三月，起义军前后围攻近三百天，仍没有攻下陈州。起义军长期胶着在陈州附近，失掉了转移到有利地区发展力量的大好时机，进一步陷于被动。

同年五月，起义军在中牟县北渡汴河时，突然遭到李克用的袭击，损失惨重。尚让等一部分农民军将领投降。黄巢带领千余人向山东撤退，六月，起义军被包围在瑕丘（山东兖州西），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殆尽。黄巢至死不屈，最后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

大起义的主力军虽然失败了，但黄巢余部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黄巢的侄子黄浩带领七千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达十六年之久。

历史意义

光辉的篇章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首先，起义军规模空前，人数达到六十多万人，南征北伐，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唐军纷纷溃败，不少州县被攻破，许多官僚被惩处，使唐政府陷于土崩瓦解。唐朝腐朽统治的瓦解，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减轻了阻力。

其次，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各地，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残存的士族集团“丧亡且尽”。腐朽的士族终于被摧毁，成为历史的陈迹。农民起义军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也扫荡了地主阶级的田宅、财产。所谓“广侵田宅，滥渎货财”。如在诗人韦庄的《秦妇吟》里描写了洛阳附近一个拥有良田数百亩的地主，家产一半被农民军没收，另外的一半被唐军抢掠一空，这个地主只得四处流浪。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削弱，自耕农民的增多，土地高度集中和农民大量破产逃亡的状况有了某些缓和；同时，佃客的地位亦有某些改变。这就为五代和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农民起义军在战斗过程中，也打击了残暴的藩镇势力。如在880年（广明元年），农民起义军北伐时“所在雄藩，望风瓦解”，为后来的统一减少了某些阻力。

最后，在这次大起义的过程中，王仙芝、黄巢先后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和“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称号发布檄文，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像这样打出“均平”的旗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农民斗争已不仅仅是反对封建暴政、徭役、赋税和人身隶属关系，而且逐渐明确了反对豪强兼并，要求平均财富的认识。这种平均思想的萌芽对宋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具有直接的影响。

唐朝灭亡

藩镇之争

黄巢起义失败之后，唐王朝名存实亡。史称：“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经过这场风暴，唐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藩镇之间经过互相攻战，最后仅剩下十几个。当时势力最强的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在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山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在陕西凤翔），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河北北部），镇海节度使钱镠（在浙江），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在江苏扬州），西川节度使王建（在四川成都）。

在这些藩镇中，又以朱全忠和李克用的势力最大。889年（龙纪元年），朱全忠打败了河南最强的藩镇秦宗权之后，“军势益盛”。900年（光化三年），又打败了刘仁恭，控制了河北地区。朱全忠与李克用为了扩大地盘及控制唐帝，连年进行战争，兵连祸结，人民不胜其苦。到902年（天复二年），朱全忠率大军终于打败了李克用的军队。

朱全忠夺权

唐僖宗死后，宦官杨复恭立僖宗之弟李晔为帝，是为昭宗。这时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也越演越烈，各自拉拢藩镇以为援助。901年，宦官韩全诲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宰相崔胤勾结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四人各为表里，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韩全诲逼昭宗至凤翔，投依李茂贞，朱全忠带兵七万入关。

903年，朱全忠打败了李茂贞。李茂贞杀宦官韩全诲等七十余人，与朱全忠和解，并将昭宗交给朱全忠，于是昭宗又回到长安。崔胤指责宦官“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爵，蠹害朝政”。朱全忠以此为理由杀宦官数百人，于是，宦官在这次事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904年（天祐元年），朱全忠杀宰相崔胤等，逼昭宗迁都洛阳。同年八月，又杀昭宗，立昭宗十三岁的第九子李为傀儡皇帝。第二年，朱全忠为了减少他称帝的阻力，又将宰相裴枢、崔远等朝士三十余人杀死。907年，朱全忠废李，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朱全忠封李为济阴王，次年杀李。唐朝自618年（武德元年）建国，至907年（开平元年）被朱全忠篡夺，前后存在了289年。

宗教哲学

祆教和摩尼教

唐朝时期，政府积极提倡各种宗教。当时，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许多外国宗教在中国传播开来。

从波斯传来的有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祆教又名拜火教，曾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唐代长安、洛阳、武威、敦煌等地都设有祆祠。唐政府中设有萨宝府，是专管祆教的机构。

694年（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摩尼经典《二宗经》来朝，这是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始。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时，曾从洛阳携带四个摩尼教师回国，摩尼教又传到回纥地区，并成为回纥的国教。768年（大历三年），唐代宗准许回纥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771年，回纥又请于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这说明摩尼教在南方也有所流传。

景教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诏准许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

景教寺原称波斯寺，天宝年间玄宗令改名大秦寺。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在唐朝大秦寺遗址上出土的珍贵文物。碑文记叙了景教在唐代传播的情况，还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刻了七十二个景教僧徒的名字。

此外，唐代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在这些地区流传，据说当时长安就建有清真寺。

道教

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主要是在西域胡商中流传，唐人信仰的并不多。在唐朝流行的主要宗教还是道教和佛教，其中又以佛教的势力最大，影响最深。

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从李渊起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666年（乾封元年），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令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要求生徒皆习《老子》、《庄子》等，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等，以壮大道教的势力。玄宗还派人四处搜寻道经，编纂《道藏》3744卷。当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很多，仅长安就有三十所。据统计，到884年（中和四年），全国共有1900余所道宫，道士达1.5万余人。

佛教

佛教在唐代也有新的发展。由于南北朝以来新的佛经不断传入和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所以在唐代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

各派虽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提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迷信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现状。所以，它们都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在诸派别中，以智为代表的天台宗、以玄奘为代表的法相宗、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和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的影响较大。

禅宗

以慧能（638年～713年）为代表的禅宗，兴起较晚，但影响却远远超出其他各派。“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禅宗相传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武则天时，禅宗分为南、北二宗。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两个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四句偈。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就是说，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渐悟成佛。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主张佛在心内，只要净心、自悟，就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的经卷，便可以顿悟成佛。

慧能的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于那些陷于水深火热而看不到出路的广大百姓，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地主官僚，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以使他们空虚的灵魂得到寄托，又可以收到消除人民斗志的好处，自然也受到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到唐后期，它几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整个唐代，佛、道二教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唐高祖和太宗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武则天为反李唐皇室，又把道教压在佛教之下。唐武宗为了打击极度膨胀的寺院经济势力，听从道士的建议下令灭佛。宣宗继位后，又下令扶植佛教。由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加强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因此，在与道教的斗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反佛斗争

佛教的流行，造成了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的恶性膨胀。寺院享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僧侣地主利用这种特权与世俗地主政权争夺地租和劳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

唐初反佛斗争的代表人物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僧徒“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主张废除佛教，令僧尼还俗。傅奕反佛是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利益出发的。傅奕把人的“生死寿夭”归结为自然原因，揭穿了佛教徒所宣扬的佛决定一切的说法。傅奕还曾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

外交

唐朝政府对外推行的是比较友好的外交政策。641年，唐太宗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其后还有金城公主下嫁赞普赤德祖赞，并结成联盟，将唐朝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吐蕃。822年，唐蕃会盟，划定了疆界，互不侵犯，唐蕃会盟碑现在还保存在拉萨的大昭寺。794年，唐朝与南诏在点苍山会盟，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经学

唐代时期，科举都要考试儒家经典，因而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其经学发展的突出表现有：首先是考订经文。唐太宗以儒经“文字多讹谬”，不利于学生学习，令颜师古考订《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左传》等五经经文。颜师古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后颁布全国，成了官定的统一课本。837年（开成二年），在郑覃的建议下，唐政府又刻成了著名的《开成石经》。

《石经》现存陕西省博物馆，共114石，650252字。以上工作消除了五经文字歧异的弊病。其次，解释经义。唐太宗还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孔颖达采摘南北朝时期经师的义疏，成书180卷，名曰《五经正义》，消除了经学的门派之见。

史学

纪传体史书

唐朝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唐太宗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的编修工作，完全操于封建政府之手。

史书编修工作上的这一重要变化，反映出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总结统治经验，加强思想控制。唐以后各朝沿袭此制，连续修史，遂相沿成为一种制度。唐代编成的正史很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以及由李延寿私人编修而获得政府批准成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两部。鉴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后来又增修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志》。

《史通》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史学家。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完成了《史通》二十卷。

在这部书中，刘知几对过去的史学著作，从体例、史料、语言文字到人物评价、史事记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表现出不受传统观点束缚和敢于创新的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对于史家和写史都提出了一些标准。他主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对于“识”尤其强调。对于写史，他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史通》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通典》

《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

作者杜佑（735年～812年），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编，用了三十余年时间完成了《通典》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载了从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对于唐朝（天宝以前）的记载尤其详细。

此书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后来的典章制度分类专史开创了先例。

《元和郡县图志》

李吉甫（758年～814年）所著《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历史地理专著，全书四十卷。

它记述了各郡县的户口、物产、山川古迹、地理沿革等内容，是研究唐代历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原书各镇篇首的地图在宋朝时已经遗失，因此，后人又称之为《元和郡县志》。

文学

韩愈与《韩昌黎全集》

唐朝时期，反佛斗争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韩愈。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阳（河南孟县）人，其著作编为《韩昌黎全集》。

他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从三个方面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是指责佛道耗费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二是指责“佛本夷狄之人”，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指责佛教灭弃封建伦常。

为此，韩愈主张废除佛道，勒令僧道还俗，发扬儒家之道以取代佛道的宗教理论。819年（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佛骨，唐宪宗要把它抬到宫中供养，在皇帝的带动下，上下人等“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敬钱，自朝至暮”，掀起了一场迎佛骨的宗教热潮。对此，韩愈上书表示反对。他指出，这种迷信风气如不制止，将造成严重恶果，应当把所谓的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韩愈的反佛言论触怒了宪宗，几乎因此丧命，后遭贬斥，但他反佛的斗志并未消沉。

柳宗元与《柳河东集》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人，其著作收入《柳河东集》。

柳宗元在《天说》、《天对》及《答刘禹锡天论书》等文章中，表达了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由混沌、运动着的元气构成。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极限，自生自灭，自己运动变化，不受造物之神的主宰。大地、元气、阴阳就像瓜果、草木一样，都是自然物质，没有意志。他明确指出，生殖与灾荒是自然现象，社会的治乱则是人事，“其事各行不相预”。因此，他主张要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

刘禹锡与《刘梦得集》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彭城（江苏徐州）人，其著作被编为《刘梦得集》。

他在《天论》中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关于天的进步思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刘禹锡认为，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天不能干预人间的治乱，人也不能干预气候的变化。因为存在相互作用，所以天与人又能够“交相胜，还相用”。当社会法制畅行，是非清楚，人们了解祸福的原因，这时“人理”就能战胜以“强弱”为准则的“天理”，人们就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天命，这是人胜天。反之，当法制破坏，是非颠倒，人们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时人们就会把社会造成的祸福归之于“天命”，从而产生宗教迷信，这就是天胜人。刘禹锡相信，只要人类能够维持法制和是非，就一定能胜天。

诗歌

在唐朝文学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诗歌。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唐朝2200多个诗人的48900多首诗，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渐趋成熟。隋统一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们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当时文人诗歌创作的热情。另外，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唐诗创作繁荣。

在初唐诗人中，号称“四杰”的王、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成就颇大。陈子昂作为一个诗歌改革者，对树立内容充实、语言刚健质朴的新诗风，做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唐诗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量涌现，相互争辉。王维、孟浩然等以优美的田园山水诗闻名，高适、岑参等以悲壮豪迈的边塞诗著称；李贺以善用形象思维、表现手法奇特而别树一帜；李商隐以色彩艳丽的《无题》诗蜚声诗坛。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最著名的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人。

“诗仙”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原籍成纪（甘肃秦安）人，生于碎叶，幼年随父迁居四川。

他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一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内容广泛，想象力丰富，热情奔放，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对后世影响极深，被称为“诗仙”。其描写美好大自然的众多诗篇，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等，长久为后人传诵。

“诗圣”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称“诗圣”。

杜甫经历了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变化时代，深刻地感受到统治阶级的腐朽和人民的痛苦。在安史之乱前后，他写了《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描述人民的苦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这些都是杜诗的精华。此外，杜甫也写了不少优美动人的诗篇。

杜诗内容深刻，风格沉郁雄浑，语言精炼，叙事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因而有“诗史”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原籍下邽（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是新乐府诗歌运动的代表。

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有很精辟的见解，他主张作文写诗都要接触时事，反映现实生活。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纯朴自然的独特风格。他生活在唐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他更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生活。因此，他的诗歌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此外，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为人们所喜爱。

古文运动

在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用典，文风萎靡，形式僵化，内容空洞，不能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随着唐朝庶族地主势力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

所谓古文运动，名义上是要求恢复周、秦、汉时期的古代散文体，好像是一个复古运动，实际上却是要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自然质朴、注重内容的新散文体来代替走入绝境的骈文，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唐初的陈子昂是这个运动的奠基者，而古文运动的主将是韩愈。

韩愈力图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更便于表达思想的新散文体。他提倡继承和吸收从六经、庄骚到司马迁、司马相如的古文成果，但反对只学古文的形式而不学精神。他强调写文章要有创造性，反对因袭模仿。他把自己所倡导的新散文体广泛地应用于各方面的写作之中，先后写出了三百多篇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散文。其作品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文字精炼，语言生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虽然不及韩愈，但他的四百多篇散文却有很高的成就。他不仅写出了《天说》一类宣传无神论的名文，还写出了《捕蛇者说》等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作品。这些作品语言简洁，文笔生动，思想性强，感染力深，是唐朝散文中的杰作。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生动逼真，也有很高的造诣。

传奇小说及变文

唐朝中后期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于是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传奇小说。与六朝的志怪小说相比，在传奇小说中活动的主角，已经不是神鬼，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此作品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唐代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强的新散文体，诗歌的发达也为其输送了丰富的营养，因此，传奇小说的创作艺术，在各方面都有新发展。

可以说传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古典小说开始脱离了萌芽状态，渐渐发育成形了。著名的作品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当时，佛教僧侣在对普通人进行宣讲时，往往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和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以加强效果。这种讲唱形式，称作俗讲。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由于这种形式生动活泼，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因此，变文很快就从最初讲唱佛经故事，发展到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传记等社会生活的内容，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对当时的传奇小说、后来的宋人话本以及民间的弹词说唱都有很大的影响。

艺术

雕塑

唐朝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最为多彩。如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伟，或刻划细腻，都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伟自然，是中国最大的石佛像。

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刻划了六匹骏马的不同姿态、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动逼真。此外，乾陵和顺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极为壮观、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宝库。现存的492个洞窟中，唐窟达213个，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其中的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们常常与壁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雕塑艺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致细腻，神灵活现，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绘画

唐朝绘画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在题材内容、绘画技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初唐绘画，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人物画为主。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玄（又名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朝还有许多长于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韩滉、疵丛画牛，都著称于世。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画，是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极为罕见，其题材虽以佛经故事为主，但也大量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形象化资料。

在陕西西安附近发掘的唐朝淮安王李寿、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等陵墓中出土了大批壁画。这些作品色彩鲜艳，场面宏伟，内容极其丰富。如李寿墓中的牛耕、耧播、牛车、杂役等画面，形象地反映了唐人的生产和生活情景。李贤、李重润等墓中的出行图、游猎图表现了贵族的穷奢极侈场面。而客使图则描绘了国内各民族的亲密关系和对外的友好往来，等等。这些壁画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书法

唐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的楷书潇洒飘逸，端严遒劲，继承了南朝二王书体的风格。孙过庭是有名的草书家兼书法理论家，有亲书《书谱序》一卷传世。

唐中期的大书法家有颜真卿、怀素等。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称为颜体，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著名作品有《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等。怀素的草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自叙帖》是其代表作。

唐后期的名书法家柳公权以楷书见长，他融化诸家笔法，自成一体，世称柳体，代表作有《李成碑》等。

音乐舞蹈

唐朝在融合国内各民族乐舞的特点和吸收外来乐舞养份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多样、优美和谐的中国民族乐舞。

高祖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太宗定乐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乐队规模很大，中外乐器和乐曲竞相争辉。其后，乐又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有六种乐，演奏时坐于堂上，立部伎有八种乐，演奏时立于堂下。唐玄宗本人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曾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在梨园教以音声，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反映了当时音乐的盛况。

唐朝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舞时配以音乐。健舞姿势雄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姿势柔软，舞曲有凉州、回波乐、鸟夜啼等。当时，来自中亚的柘枝舞流行一时。盛唐时，流行由西凉传来的霓裳羽衣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对此有所反映。但舞者服饰华丽无比，非宫廷豪家无法演出。

科学技术

天文学

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683年～727年）和尚，本姓张，名遂，魏州昌乐（河南南乐）人。724年（开元十二年），跟一行和尚同时的一位工程技术专家梁令瓒和工匠们一起，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一行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724年，一行还倡议在全国二十四个地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的日影长度，并设计了一种叫做复矩图的仪器，用来测量北极高度。一行从这次测量中算出南北两地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现在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经度）一度的长度。它与现代测量子午线的长度111.2公里相比，虽然还有较大的误差，但这种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的工作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一行从725年开始修制新历，到727年（开元十五年）完成，取名《大衍历》。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是当时的先进历法。后来的历法家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写历法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历法后才有所改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雕板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是雕板印刷，大约在7世纪中期，已经有了雕板印的佛像。到8世纪80年代，有了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用的“印纸”出现。

824年（长庆四年），在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到，有人拿白诗的写本和印本在街头叫卖或换取酒茶。到文宗大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岁“以板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后期雕板印刷已相当发达。

建筑

唐代土木结构的建筑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当时首都长安城就是一个规模宏伟、世界上仅有的建筑群。据近年考古工作者的实测，长安城南北长8651米，东西宽972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达84平方公里。城内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个宫殿区，建有雄伟的宫殿和亭台楼阁；宗庙社稷、官衙廨署布列在皇城之内，街道宽阔挺直，里坊整齐划一，宗教寺院、公卿官员府第林立，组成了这座宏伟壮观的大都城。长安城的建筑设计对国内外的城市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各州城和日本国的都城建设皆竞相仿效。

现存的唐代殿堂建筑有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它们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两座木结构古建筑。而西安市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则是唐塔中最享盛名者。

医学

唐代医学有很大的发展，不但分科较细，而且名医倍出，其中最杰出的是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孙思邈（581年～682年）。652年（永徽三年），孙思邈写成了第一部医学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三十年后，又写成了《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补前书之不足。通常把这两部著作简称为《千金方》，这是孙思邈一生辛勤探索的结晶。

在书中总结了唐以前历代医家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收集了5300多个药方。他对妇科和儿科特别重视，把他们列在卷首，主张独立设科。他注意药物配伍和辨证施治，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在药物的采集和应用方面，孙思邈也有突出的成绩。

《千金官吏制度方》共收载了八百余种药物，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还专门作了记述。由于孙思邈对药物学和医学所作的巨大贡献，博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被后世尊称为“药王”。

唐朝医学的另一个杰出成就，是在659年（显庆四年）由苏敬等人集体编修的，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唐新本草》。此书共五十三卷，收集药物844种，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

官品等级		将领名称
一品	正一品	天策上将
	从一品	骠骑大将军
二品	正二品	辅国大将军
	从二品	镇军大将军
三品	正三品上	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
	正三品下	怀化将军
	从三品上	云麾将军、归德大将军
	从三品下	归德将军
四品	正四品上	忠武将军
	正四品下	壮武将军、怀化中郎将
	从四品上	宣威将军
	从四品下	明威将军、归德中郎将
五品	正五品上	定远将军
	正五品下	宁远将军、怀化郎将
	从五品上	游骑将军
	从五品下	游击将军、归德郎将
六品	正六品上	昭武校尉
	正六品下	昭武副尉、怀化司阶
	从六品上	振威校尉
	从六品下	振威副尉、归德司阶
七品	正七品上	致果校尉
	正七品下	致果副尉、怀化中候
	从七品上	翊麾校尉
	从七品下	翊麾副尉、归德中候
八品	正八品上	宣节校尉
	正八品下	宣节副尉、怀化司戈
	从八品上	御侮校尉
	从八品下	御侮副尉、归德司戈
九品	正九品上	仁勇校尉
	正九品下	仁勇副尉、怀化执戟长上
	从九品上	陪戎校尉
	从九品下	陪戎副尉、归德执戟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