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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的同义词。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编辑摘要
    科学 +
    《四库全书》

    记者从杭州出版社获悉,历经十年的努力,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工作业已告竣。[详细]

    基本信息 编辑信息模块

    名称: 《四库全书》 作者: 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
    价格: 680.00 语种: 简体中文
    出版社: 北京三读典藏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页数: 2336页
    开本: 16 出版时间: 2007年
    成书时间: 清代乾隆年间(1773-1782) 章回: 四部
    文学地位: 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 世界影响: 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
    最早出版时间: 1782年

    目录

    简介/《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的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所以称之为“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一说为1773年),开始编纂,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历时十年(一说历时九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虽为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如出一人。[1]

    编书起因/《四库全书》 编辑

    中华古国,历史悠久,数千年以来,积累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对典籍的清理和编目,就显得极为重要,且历代相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宋大型类书的汇编,至明初《永乐大典》的辑成,可谓登峰造极。但因唐宋以来诸类书受体例所限,常有“内容割裂,首尾不具”的弱点,难以保存古籍之旧观,将历代典籍重新进行整理、总结和汇编,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即“儒藏说”,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向乾隆皇帝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乾隆皇帝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而一,名曰《四库全书》。[1]

    底本来源/《四库全书》 编辑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1]

    编纂过程/《四库全书》 编辑

    乾隆乾隆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负责,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 为总裁,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为副总裁,召著名学者纪昀 为总纂官开始编纂这套卷帙浩繁的丛书。陆锡熊、孙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晋涵等其他学者也参与了编纂。曾参与编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库全书》收录了当时在全国各地征收的流通图书、清内廷收藏的图书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征收准则以阐明性学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为优先,族谱、尺牍、屏障、寿言、唱酬诗文等等则不在考虑之列。据统计,光是征收得的图书就达13501种,献书最多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叔、马裕四家赐以内府所印《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当时乾隆还规定,凡从坊肆来的,应该付给一定的费用;若是家藏图书,则装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则抄本存留。这些书筛选后按“着录书”及“存目书”分别收入,其中“存目书”不录全书,只摘部分内容,而“着录书”则经过整理、校勘、考证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写存入,誊写完成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最后收录的图书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

    《四库全书》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帧,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顔色的确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库全书总目》因为是全书纲领,采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又在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建文澜阁,即“江浙三阁”(或称“南三阁”),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于京师翰林院。其中文渊阁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体也更工整。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库全书》时发现一些书有诋毁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检《四库全书》,并最终删除《诸史同异录》等11部。但这11部书虽然从《四库全书》中删除,但是依然存在宫中,没有销毁,这11部书中的9部还流传到今天。

    嘉庆八年(1803年)由纪昀主持《四库全书》最后一部分官修书籍的补遗工作,进一步完善《四库全书》。

    全书内容/《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一说约8亿字)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66属。经部分10类:即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史部分15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子部分14类: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集部分5类: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

    经部礼类中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中诏令奏议类,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中天文算法类,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中词曲类,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经部

    《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孝经》《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史部

    《国语》、《史记》、《汉书》、《晋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史通》、《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旧唐书》、《新唐书》、《列女传》、《越绝书》、《水经注》、《岛夷志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吴越春秋》、《风俗通义》、《华阳国志》、《建康实录》、《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天工开物》、《东周列国志》

    子部

    儒家:《荀子》、《说苑》、《帝范》、《政训》、《潜书》、《新序》、《盐铁论》、《潜夫论》、《近思录》、《郁离子》、《传习录》、《呻吟语》、《孔子家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 

    兵家:《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六韬》、《三略》、《握奇经》、《素书》、《将苑》、《李卫公问对》、《虎钤经》、《守城录》、《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何博士备论》

    法家:《管子》、《商君书》、《韩非子》

    农家《齐民要术》、《农桑辑要》

    医家:《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黄帝八十一难经》、 《洗冤集录》

    数理天文 :《周髀算经》

    集部

    《楚辞》、《诗品》、《曲品》、《南戏》、《花间集》、《柳永词》、《晏殊词》《东坡词》、《秦观词》、《放翁词》、《姜夔词》[1]

    装裱/《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的著作者,包括了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以及外国人等。为了美观与便于识别,采用分色装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或浅蓝色),集部灰黑色,《四库全书总目》黄色(因为是全书纲领,用代表中央的黄色)。 四部颜色的确定,是依照春夏秋冬四季而定。[1]

    封装方式/《四库全书》 编辑

    文津阁《四库全书》共有楸木书盒6144个,内装书籍36304册。将书籍用木夹板上下夹住后,用丝带缠绕后放在书盒中。开启盒盖后,拉动丝带就可以方便地取出书籍。书盒盖刻上该部书籍的书名和所属部类顺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阅。

    收藏版本/《四库全书》 编辑

    文津阁《四库全书》文宗阁版

    文宗阁位于镇江金山寺。文汇阁一名御书楼,位于扬州天宁寺西园大观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淮盐政寅著领到颁贮扬州天宁寺行宫和镇江金山行宫的两部《古今图书集成》,奏请在行宫内仿天一阁规模建造藏书楼。乾隆四十四年(1779)镇江藏书阁建成,乾隆赐名文宗阁。次年扬州藏书阁建成,赐名文汇阁。两阁各入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阁中尚多空余书阁,后各收贮《四库全书》。道光二年(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文宗阁本《四库全书》遭英军破坏。太平天国势力发展到江浙时,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克,文宗阁、文汇阁及其所贮《四库全书》一同化为灰烬。

    文澜版本

    杭州圣因寺行宫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年底完工。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大量散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光绪六年(1880)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民国后,归浙江省图书馆庋藏。1914年、1923年,两次组织人力就丁氏兄弟钞补未全者予以补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始渐复其原。抗战时曾运至青木关,胜利后运回浙江,现藏浙江省图书馆

    文津阁版

    在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四库全书》入藏。1913年,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由国民政府运归北京,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庆初年,后再补入,故里面仅有“嘉庆御览之宝”一方。全书与通行印本《四库全书目录》微有不同,盖以抄写较晚,有修订改易之处。

    文源阁版

    在圆明园内。园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为文源阁,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文源阁的匾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额都是乾隆皇帝御书。文源阁前为玲珑峰,上面刊有乾隆御制《文源阁诗》阁东的亭内有石碑,上刊御制《文源阁记》。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抄毕入藏。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大肆焚掠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今天,文源阁遗址已不可寻。刻《文源阁记》石碑尚存世间。

    文溯阁版

    在辽宁沈阳故宫内。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写完毕,送藏文溯阁。民国时期,文溯阁《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殆。1914年运京,存于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索回此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战备需要,中央下令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从沈阳调出,运至甘肃存放至今。

    文澜阁《四库全书》文渊阁版

    位于紫禁城内的主敬殿后(主敬殿为文华殿后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告成,入藏阁内。民国时期,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热河,北平地区形势十分危急。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所藏其他历代文物装箱南迁,运至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又辗转数千里运抵蜀中。抗战胜利之后复运抵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运往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成功原因/《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之所以编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值清王朝如日中天之时,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书籍对比/《四库全书》 编辑

    《永乐大典》《永乐大典》
    说《四库全书》比《永乐大典》强,一般的理由是《四库全书》的部头比《永乐大典》大,而且大得多。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四库全书》怎可和《永乐大典》相提并论!”,主要原因是乾隆编《四库全书》时“寓禁于征”,并认为乾隆编《四库全书》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变相的浩劫。相反,明朝永乐皇帝编《永乐大典》,对所收录的书“一字不加删改”。所以有人进一步认为“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

    清朝统治者编《四库全书》的确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毁、禁了不少书,不能不说清朝当时的统治者的确有他们狭隘的一面。但是,持前面那种观点的人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编书目的。

    两帝编书都有显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借以笼络士人、炫耀文治的目的,区别在于:永乐皇帝编《永乐大典》是为了方便自己检索,成书之后作为皇家藏书藏于深宫,一般是密不示人的。

    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后抄了7部,“北四阁”的4部藏在皇宫和皇家园林中,大臣、翰林经批准可以前去查阅;“南三阁”则准许一般士子赴馆阅录;还有副本一部,藏翰林院,传布士林。

    乾隆编《四库全书》时毁、禁书,一方面是因为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比明朝多了民族问题这个敏感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部书不是仅仅编给自己看的。
    季羡林先生评价《四库全书》:“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四库全书》一个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就是打破了私人藏书、密不示人的局限,使当时的读书人也能从这个文化大工程中受益。
    当然,由于清朝把对其统治不利的书排除在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语)的后果。

    《四库全书》收书和毁书数量:
    先说收书:《四库全书》有不同版本,收书数量略有不同,第一份告成时收书3461种,79309卷,后来的文津阁本收书3503种、79337卷。
    再说毁书:编《四库全书》毁、禁书数量不同专家给出不同数字,大致毁、禁、改书也达到3000余种。
    于是不少人产生这样一个误解:乾隆把天下书收集来,一半毁了、一半收入《四库全书》。
    事实上,当时清廷征集到的书总共12237种,除了被收录和被毁禁外,那些编纂者认为价值不大的书,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另外,收录的书和毁掉的书除了数量外还有个质量的问题......
    被毁的主要是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这类书多半出自明末清初,因为距离编书时间近所以数量庞大,但就价值来说未必都是精品,本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会有很大一部分被淘汰。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书是按3取1的比例挑出来的优秀作品。当然被毁的不仅仅是明末清初的作品,被毁的书中也有不少的确是很有价值的精品。我不否认乾隆编《四库全书》过程中有错误。
    功利地说,除了上面说的质量的差别,如果不编《四库全书》,那些被清朝毁禁的好书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有一部分失去;但那些被《四库全书》收录的书,因为有了《四库全书》就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况且,乾隆毁、禁的书,很多实际上也没禁住。所以就客观结果来看,我认为《四库全书》是功大于过的。
    当然,一本好书的价值不好量化,所以因为保留了更多好书,就说是功大于过可能不太科学

    主要影响/《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但是﹐《四库全书》毕竟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例如一些顺服于大清统治的汉人如汤斌等人的著作受到重视,而黄宗羲、吕留良、顾炎武等一些与汤斌同时代却有骨气的文人著作则受到打击和禁毁。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历史上对乾隆修《四库全书》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修书对保存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有贡献;也有人指乾隆以修书为名,禁锢思想为实。本问题帮助大家从不同角度看乾隆及《四库全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让大家尝试由不同人物的位置看问题。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也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

    历史价值/《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丛书,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全书收录了先秦到清乾隆大部的重要古籍(部分被列为禁书),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对中国历代的典籍,进行了成功的整理和总结,保存了一大批重要的典籍和丰富的文献资料,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和无价的传国之宝,被称为“人类历史宏伟的文化工程,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2.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3.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4.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功过是非/《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编纂起始,便有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在编纂过程中,又有对内容滥加抽毁,肆意改窜和删削,充满专制斧钺之淫威,“于佛、道两家典籍,意存轩轾,摒除殆尽”,造成全书的重大缺陷,已“非尽古籍旧貌”,并使宋元以来大量的珍贵典籍毁于一旦。尤其是与之相伴而生的禁书逆流,以及“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造成数以万部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危害,使中国古代文化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所以,有人评价《四库全书》为“功过参半”。但就《四库全书》编纂本身而言,大多数学者仍评价其“功大于过”。[1]

    书籍命运/《四库全书》 编辑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光绪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以后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于文溯阁本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下令调拨到北京市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杭州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刻,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要求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民国七十五年(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书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内联网版和网上版。2009年起,台湾商务印书馆由国立故宫博物院授权,按照典藏之文渊阁本原书原寸,以仿古样式影印出版,即内文、开本、纸质、布面、装帧方式等,皆与原版相同。

    复制版/《四库全书》 编辑

    复制《四库全书》采用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技术人员首先通过电脑对《四库全书》原书的原始数据照片进行处理、精修,以达到原样效果,再用专门研制的适用于手工宣纸印刷的数码彩色打印机印制书页。在装订车间,工人们则完全按照古籍线装书手工装订的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操作。从数码拍摄、数据修正、试制、正式生产到完工,前后历时十余年。[2]商务印书馆出版、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扬州国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首套原大、原色、原样《四库全书》(文津阁本)2014年4月18日起在江苏扬州天宁寺万佛楼展出。此次复制的《四库全书》(文津阁本),每套共3.6万余册,按出版计划将限量印制、发行36套,目前已完成两套。 

    文物展出/《四库全书》 编辑

    2014年5月3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启动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展,展出两万余册从日本回购的中方典籍。2013年,北京大学筹资一亿多元,从日本回购了2万余册的“大仓藏书”。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对此评价称,这是100多年来,中国首次大批量回购留存海外的中国典籍。据整理统计,这批典籍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其中还有曾存放于翰林院的《四库全书》进呈本。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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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引用日期:2014-04-25
    [2]^引用日期:2014-04-25
    扩展阅读
    1搜狐新闻,《四库全书》历经百年终完美面世,200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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