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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干预主义

    国家干预主义,是围绕国家干预思想形成的各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和分配职能。国家干预主义既是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某个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编辑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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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国家干预主义 编辑

    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指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那样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国家干预主义最初集中表现为欧洲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

    1929-1933年,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一场有史以来最猛烈、最严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面对这场大危机,西方经济学界要求政府调节经济的呼声开始升高,国家干预主义思潮逐渐增强。1933年3月,罗斯福就职,并宣布实行“新政”,从多方面推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早在1926年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罗斯福新政”背景下,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论》的出现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的国家不干预政策,力主扩大政府机能,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实现充分就业。

    产生/国家干预主义 编辑

    国家干预的思想由来已久,自国家诞生之日,国家就被赋予了管理经济的职能。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一开始并没有受到质疑。在经济学还没有脱离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先哲们贡献了许多旨在富国强民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体现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但这些思想还没有系统化,因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最早的萌芽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体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要求。它源于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商人牧师哲学家各自对商业实践的观察与思考,大多是一些基于经验主义的政策主张。尽管这些政策主张建立在重商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但是,这些理论体系幼稚且漏洞百出,因而我们说重商主义是国家干预主义的萌芽,或者说是一种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一国应该从增加金银入手增加国民财富,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的干预,...

    发展/国家干预主义 编辑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历来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两大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自由主义从微观经济入手,认为市场能够依靠自身的运作机制实现经济的协调与平衡,不需要或很少需要国家的介入;干预主义则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市场机制因其固有缺陷而不可避免会产生诸如公共产品、外部性、收入分配不公等经济问题,只有依靠国家之手对经济进行调节才能解决。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作为矛盾的双方,有斗争的一面,也有和解的趋势,表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的矛盾运动贯穿了整个西方市场经济学说的历史并一直持续到今日,但归根结底,二者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在经济思想领域中的反映,与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总是主导地位的(一般也是最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学主张吸纳为官方经济学,使之成为该国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直接理论渊源,而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因其各自的特点曾分别在不同时期被统治者奉为治理经济的思想指南,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就必然在一国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演进中显现出来。经济法作为调整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之法就是在这样的法律演进中孕育的,但综观以往关于经济法形成的理论分析,多集中于干预主义的学说和实践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较少涉及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及其实践对经济法的作用。笔者认为,对于经济法的成长而言,国家干预主义固然重要,但自由主义的影响绝不容忽视——如果说干预主义铸就了经济法的胚膜,那么自由主义则是在对这个胚模进行精雕细琢,使之摆脱混沌状态,走向成熟与完善。虽然“将经济原理与具体的法律问题联系起来仍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本文仍然认为,“经济学不仅解释了法律制度的规则和制度,而且为改善其制度提供了最有效的伦理指导”。

    一、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与早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

    15至18世纪盛行于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家的重商主义理论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演变的第一阶段。在这个时

    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并力图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以满足商业资产阶级积累货币和扩大市场的要求。这是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成阶段,是一种不发达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早期市场经济形态。重商主义者提倡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国家利用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奖励出口,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入,以保护本国的对外贸易。虽然这种干预经济的主张在本质上是与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标志的好战的经济哲学相联系的,但它却蕴涵着后来成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胚芽。例如,对幼稚产业和关键产业实行保护的政策思想、保护主义需要强权予以支持的政策思想等,这些思想影响着那些国家贸易管制和工业管制的政策目标,也影响了经济改革和立法,当时著名的《谷物法》就主张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成为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影响下制定的早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当然,这种法律规范的出现并不能代表经济法法律部门的产生,因为经济法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法律体系中是与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密不可分的,具有一定生产社会化和经济管理社会化的基础,而在当时,市场经济只是处于早期的萌芽状态,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封建制度下简单的生产关系,毫无社会化可言,且当时的法律制度整体上也不发达,各部门法之间难以区分,即存在所谓的“诸法合体”现象,根本不可能有“经济法”产生。所以,早期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只能说是具有经济法性质,是经济法的潜在表现形式,是它的萌芽与嚆矢。

    二、传统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下国家干预之立法的艰难发展

    重商主义发展到晚期阶段,其与原始积累相适应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以及过多的国家干预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已经出现了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脱离的倾向,滋生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在18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封建制度的废除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走出了封建统治下的蒙昧状态,进入到自由市场阶段,这是一种不完备的、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的近代市场经济形态,这一时期也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国家干预主义而占上风的时期。自由主义者以微观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可以自动达到平衡,因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换言之,人们在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就自然创造出需求了,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以此定律为基础建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强调经济的个人自治,在经济领域内,严格限制国家的干预,国家的活动仅限于与公共安全防范有关的事务。在此情形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井水不犯河水”,所谓“干预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亚当·斯密的信条被奉为经济生活的圭臬!。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几乎遭到了完全的否定,“反谷物法同盟”、“重农学派”、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等经济思想得到发展。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遭到冷落,取而代之的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等民法宗旨和原则的弘扬,民商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大陆法系国家,以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为契机,掀起了民商法法典化的浪潮,各国纷纷以民商事立法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予以确认和保护,并由此突破了仅有私法、公法之划分的传统,逐渐形成了宪法、刑法、刑诉、民法、民诉、行政法“六法鼎立”的局面;同时,保留了日耳曼习惯法的英美法(尤其在宪政、契约和企业方面)也注入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

    由于国家和经济处于平行地位(即所谓的国家和经济的二元化),所以不存在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国家由“生产型国家”变成了“保护型国家”,变成了所谓的“守夜人式的国家”(拉萨尔语)。国家和行政机关只是出于国家或公共安全防范等目的而实现国家的职能,把国家的活动限制在(公共)安全防范上,这一点在1974年的《普鲁土国家普通法》中已经明确表现出来“。然而,当时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把政府的作用完全排斥于自己的观点之外,例如,亚当·斯密把”建立并维持因个人或小团体出于自身利益不可能去经营的一些公共机构和设施“看作是统治者的义务#.可见,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眼中,国家应当为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创造条件,应当建设并维护基础设施,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有无基础经济设施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所以,即使是在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的时期,西方国家也都在公用事业、货币金融、对外贸易、价格、关税等领域颁布了许多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如英国的《工厂法》、《关税法》,法国的《粮食限价法》等,这些具有经济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在民商法和行政法的夹缝中得以生存。

    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变迁与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以凯恩斯经济学为代表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学说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其特征是垄断的形成、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日益突出的贫困问题,这实际上是私有制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引起社会矛

    盾激化的结果。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人群。由此,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已经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缺乏完全竞争、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收入分配不公等,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并不能达到人们所希望的那些目标,因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仅给予人们自由竞争的自由,也给予人们垄断的权力,而垄断与竞争是相互对立的。垄断的出现,必然排挤自由竞争,使市场机制失去效用。当垄断组织遍布整个经济体系时,就会引起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造成失业、罢工、倒闭等问题。而且自由放任的货币体系也导致了价格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使经济均衡遭到破坏。在这种状况下,势必要有一种力量介入经济生活才能解决以上问题,而拥有如此之力量与权威者自然非国家莫属。诞生于那场大危机的凯恩斯经济学以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论述了经济领域中国家之手进行调节的重要性,恰好符合了国家干预经济之行为的需要,成为当时各国反危机的宝典。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得出了对新古典经济学具有毁灭性打击的结论:资本主义市场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一只看得见的手即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才能摆脱萧条和失业。为此,他反对自由放任,提倡国家调节经济的政策纲领!。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国家干预论是原始的国家干预论的复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并在一定期间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出于对垄断危害性的认识,美国早在1890年就颁布了《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又在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这是现代经济法最早的表现形式,是经济法独立的先声,表明了美国政府已不惜采用行政干预来纠正自由放任之流弊。20世纪30年代,国家全面、直接干预经济的理论在罗斯福新政中体现出来,在此期间美国先后颁布了70多部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农业经济调整和农业信贷法》、《公共营造法案》、《社会救济条例》等,这些法令一改强调私人利益保护之传统,大多从公共利益出发,将政府的职能扩大到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社会救济等较深层次的经济领域。但由于英美法系国家不注重从法理上对法的体系构成加以区分,所以就不可能有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存在。现代经济法的独立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德国法学家的贡献。

    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主张对经济法在德国的产生有很大影响,该学派大力宣扬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把“国家权力形成了一切权力的中心”作为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一战前后,德国出于准备战争和在战后恢复、重建经济的需要,国家不得不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实行集中管理,颁布了一系列的经济统治法。与美国的危机对策法不同,德国这一时期的经济法立法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量多,经济法性质的法律法规成批涌现;二是面广,不限于垄断和限制竞争领域,而是涉及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三是出现了很多促进、扶助垄断和国家垄断的立法;四是非经济性色彩十分强烈。这些立法主要包括:1915年颁布的《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颁布的《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战后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等。上述法律的涌现引起了德国法学界的注意,从此开始了对经济法的研究,后来传播到其他国家,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学术研究。二战后,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迫切希望重建本国经济,凯恩斯的干预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二元化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已经确立,也就是说在市场调节发挥作用的同时,各国都运用国家之手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或者通过限制和禁止垄断,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或者通过国有化和政府投资建设,控制有关国计民生且不宜为私人所垄断的重要产业部门;或者通过制订国家计划、产业政策,并综合运用财政、货币、税收、价格、外汇等经济手段对经济主体及其活动予以引导、鼓励和帮助。上述种种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介入,都是通过法律的手段实施的,例如,日本为贯彻其产业政策,先后颁布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法国则重视运用计划手段调节经济,大力推行国有化措施,倡导“法国式社会主义”,为适应国家对经济总体调节和管理的需要,一方面大量修改民商法条款,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对私人权利的限制,同时,制定了许多法律,对农业、工商业、外贸等实行国家干预和控制;德国在以《反限制竞争法》促进自由竞争的同时,又通过《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来保证经济平衡、稳定地运行。这些法律突破了自由竞争时期所确立的私权神圣、完全的意思自治、契约绝对自由的法律原则,确认了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事实,填补了民商法由于其自身机制和利益保护结构的特点所遗留的法律空白,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失灵论基础上的国家全面干预主义经济思想作用于法律体系的产物。

    (二)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与经济法的发展

    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束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陷入了“滞胀”的泥潭。凯恩斯主义已无法自圆其说,西方经济学界把造成经济滞胀的原因归咎为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于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再度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联邦德国采用弗莱堡学派的主张,实行属于新型自由经营思潮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其中包括稳定物价、自由放任、大搞私有化以及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应该指出,新经济自由主义较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已有了较大的改进,表现为承认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承认政府在某些领域介入经济生活的必要性,但学者们却不赞成全面、直接的干预方式,其中供给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还提出并论证了“政府失灵”理论,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的机制同市场机制一样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之处。其产生的原因,同样是不完善的信息和不完全的市场!。政府失灵主要有以下方面:(1)官僚机构的低效和浪费。政府机构中没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缺乏追求利润的动机,即使低效率运作,仍能继续生存,所以官僚机构有可能过分投资,生产出多于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从而造成浪费。(2)内部性“。内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的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或社会福利。有如外部性被看作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样,内部性被认为是政府失灵的一个基本原因。(3)腐败。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相对于个人和经济组织而言,政府的权力是极其强大的,在缺少监督的条件下,权力的膨胀又在所难免。腐败使资源配置扭曲,并导致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

    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以往的国家全面、直接干预经济的作法就不可避免地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其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盲目扩大了政府干预的作用领域和作用方式。但就像市场失灵的存在不能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调节一样,政府失灵也并不能否定政府调节,关键是要将其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选取更加合适的方式。

    实际上,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干预主义的没落,而是代表了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两大对立思潮相融合的趋势。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单纯采用一种机制来调节社会经济的,而是各取其长处并综合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不存在要不要政府调节的问题,而只是如何调节的问题,这就为经济法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需要经济法来确认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政府干预有时也会失灵,所以经济法只宜确认适度的和必要的政府干预,不宜确认过度的和不必要的政府干预。因此,除了确认政府干预之外,还必须防止、制止和禁止政府不适当和不必要的干预,这就是经济法的本质所在#.为此,各国在立法实践中逐渐缩小了国有化和国家投资经营的比重,将其限制在不妨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在调节方式上以促导型为主,综合运用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经济主体予以引导、促进和帮助,改变了过去政府过多和直接参与、干预的做法。与之同时,各国加强了对经济宏观调控方面的立法,逐步完善其内部体系,使之成为经济法体系中最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构成部分,这已成为当代经济法立法内容和体系上的明显趋势$。

    以上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充分说明了经济法的萌芽与发展不是单靠哪一种经济思想就能予以解释的,干预主义理论促成了经济法的勃兴,而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为经济法走向科学和成熟提供了契机。

    四、社会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的演变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

    由于实行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重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但社会主义的政府干预与西方国家的政

    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府干预有着不同的背景。后者产生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时,是从不干预、很少干预到确认干预,而前者则在一开始就很发达,经历了由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管理到只确认适度干预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从其建立之初,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就十分发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经济计划和大量的行政指令来实现的,且大多体现于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决定和指示中,经济法立法不发达,体系也不完备,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法构成经济法立法体系的主要内容,反垄断和限制竞争法缺位。经济法同民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模糊,表现为一方面国家不重视民法,将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法律划入经济法的范畴,另一方面经济法法律规范中含有大量的行政指令做法,非经济性成分太多,难以与行政法区分。这些现象都是由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分干预造成的,是国家干预主义达到极端的表现。实践表明,过度的干预不仅没有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增长,反而形成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同样道理,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因全面干预产生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是粗放的、不稳固的,经不起此后市场经济发展浪潮的冲击。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了改革的进程,试图探索出一套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最佳经济调节机制,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这个重任便自然落到中国的肩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重视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将其引入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之中。立法上体现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特点,减少了对企业自主性经济活动直接干预的规定,将这些领域转由民商法调整;加强了宏观调控立法,制定或修改计划、财政金融、税收、价格、信贷方面的法规;加强了市场管理立法,注重发挥市场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这些法制实践为经济法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表明在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这一新兴法律部门。

    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来,政府的干预定位于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实行适度的政府干预,这是国家干预主义融合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同样有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失灵,所以需要法律来确认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介入本来就有过度的倾向,所以这些法律在确认政府干预的同时还要对政府的行为予以规范,传统的民商法、行政法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只有经济法才具有这样的目标和功能,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经济法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1993年以来,国家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经济法法律规范:在产业政策方面,制定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企业立法体系基本完备,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法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完善;宏观调控方面,先后出台了《会计法》、《预算法》、《审计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计划法》、《价格法》,修改了《税收征收管理法》;市场秩序方面,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并加快了《反垄断法》的立法步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法体系正在形成。但市场经济体制也对中国经济法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要摒弃大经济法的观念,注意保留民商法发挥作用的空间;二是要剔除经济法规范中的非经济性因素,科学划分与行政法的界线;三是要适应加入WTO和全球统一大市场的趋势,实现经济法的国际化。

    总之,无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一定时期主导经济思想的变迁,进而影响了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演化,经济法作为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因之而产生,随之而发展成熟。仅靠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经济法难以走向繁荣,而单纯依赖干预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引经济法也不会走向科学和成熟。二者的矛盾运动才最终成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思想渊源。只有认识到并尊重这一客观事实,才能清楚地把握经济法发展的脉络,才能创造经济法更好的未来。

    注释:

    1.参见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2.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3.4.罗尔夫·斯特伯:《德国经济行政法》,苏颖霞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1页。

    5.谭崇台、伍海华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下),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6.参见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7.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8.参见陈振明《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9.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10.11.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0-61页。

    对比/国家干预主义 编辑

    在西方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有两大相互对立的经济理论思潮或学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它们象天平两端的法码一样左右摇摆、此起彼伏、明争暗斗、相互角逐,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封建专制政府或资产阶级政府选择和制定经济政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均发端于欧洲中世纪末期以反对神权、反对封建割据、反对蒙昧、倡导个性解放、复兴古希腊、罗马优秀传统文化等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15_16世纪),都以表达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维护其阶级利益为己任,但在具体阐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及其国家作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上,二者却遵循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和路径,表达出截然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政策主张。

    一、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观点国家干预主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

    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最初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初期反对重商主义(约15_17世纪)和封建专制制度的古典经济学家阐发的;18世纪中后期,英国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1723_1790)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其经典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1776年)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其“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调节理论(又称“斯密信条”),把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为经济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公认的理论基础;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20年代,斯密的市场机制调节理论在英国的大卫·李嘉图(1772_1823)、约翰·穆勒(1806_1873)、马歇尔(1842_1944)和法国的萨伊(1767_1832)、巴斯夏(1801_1850)、瓦尔拉斯(1834_1910)等人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并最终确立和保持了其在西方经济思想中的正统地位;不过,19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出现的经济萧条和汹涌澎湃的共产主义运动也给经济自由主义的盛行以有力的冲击,20世纪30年代爆发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空前的经济大危机,更是给以“斯密信条”(“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和“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为核心的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理论以致命一击。因其无法解释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也无法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危机泥潭中拯救出来,而被迅速崛起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拉下了神坛。从此,源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被迫让位于新兴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而转入其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低潮。

    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流行了半个世纪的凯恩斯主义在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种种矛盾、恢复和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让资本主义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财政赤字激增,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福利支出刚性增长,官僚机构臃肿低效,分配不公日益加深,经济出现萧条或滞胀等。面对内忧外患和重重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重新检讨其内外政策,并在芝加哥学派、伦敦学派、供应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推动下,由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带头,发起了一场波及全球、意义深远、具有鲜明经济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仍在持续和不断深化之中。

    (二)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主要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初期的古典经济学家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思想的影响,普遍以自然秩序、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为依据,批判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和政策,主张“自由选择”、“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作出了最初的表述。

    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则从人的自利本性出发,系统阐发了其“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调节理论。他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发人类行为的利己心是经济行为的动力,社会分工和自由竞争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手段,价格的自由涨落能够有效矫正供求关系的失衡,把带有一定盲目性的个体经济活动引导到社会最需要的方面,从而实现利己与利人的统一。以此思想为基础,斯密对自由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职能、财税政策和贸易政策等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在政府职能上,斯密主张君主只需履行三项义务即可:一是保护国家的安全,使之免受外族的入侵;二是颁布实施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维护好社会秩序;三是举办和维护必要的社会公共工程,使之正常运转,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此即“夜警国家”思想)在财税政策上,斯密主张管事最少、花钱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此即“廉价政府”思想),财税收入的取得应遵循平等、便利、确实、最少征收费的原则,尽可能减少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和对经济活动的干扰(此即“中性税收”思想);在贸易政策上,斯密主张对内实行自由竞争,对外实行自由贸易(此即“自由放任”思想)。亚当·斯密的上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政策主张,不仅在当时为促进英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彻底扫除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巩固和加强“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殖民扩张和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也对后世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兴起后,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自然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冷落,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未销声匿迹,而是暂时退居幕后,开始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人重新发起经济自由化改革运动时,这些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则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为其鸣锣开道,并在经济自由主义收复失地、重新登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宝座的过程中声名远播、立下汗马功劳。这些劳苦功高的经济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有:

    1.伦敦学派。这一经济学流派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一直都很活跃,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利希·冯·哈

    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
    耶克(1899_1992)。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产生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哈耶克是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其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一书中,他深信: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最好的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自由放任保证经济进步,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节均将阻碍经济进步。即使国家干预和调节能够暂时稳定经济,那也是不值得的、得不偿失的。哈耶克极端仇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经济效率。”,甚至断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那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定导致极权主义,走向对民主和自由的限制。”他说:“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将促使生产成本降低和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但这种追求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才有保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由于自由竞争受到了限制,利己的动力便发挥不出来,效率必然是低的。至于合理的决策,则以完备的市场信息的掌握为前提。但市场信息是分散的,它们只有通过自由竞争才能充分地、灵敏地反映出来。信息的分散性要求决策的分散性。少数人的集中决策(计划化工作)不可能取得像在市场经济中分散决策那样的高效率,甚至依赖于数学工具也无济于事。”。由此可见,伦敦学派代表人物既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也反对社会主义的集权体制和计划经济政策,他们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与重商主义的“自然秩序”、“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然分工”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2.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_2006)。弗里德曼是较早以新自由主义对抗和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他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强调货币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主张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实施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而在国际经济活动方面实行浮动汇率制。

    3.供应学派。这一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乔治·吉尔德等人。供应学派认为,美国经济中的滞胀问题主要是由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长期片面实行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是造成总供求失衡、经济出现萧条或滞胀的根本原因。解决问题的出路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增加供给,恢复总供求的平衡。一旦总供求恢复平衡,就应该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在表述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时,吉尔德说:“萨伊定律,它的各种变化,是供应学派理论的基本规则。……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供应、集中在刺激的能力或资本的投资方面。它使经济学家们首先关心各个生产者的动机和刺激,使他们从专心于分配和需求转过来,并再次集中于生产手段。”。在供应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中,描述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著名的“拉弗曲线”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推出影响全球的减税改革法案的重要思想来源。

    4.理性预期学派。这一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其代表人物有罗伯特·E·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尼尔·华莱士、罗伯特·巴罗、约翰·泰勒、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斯坦利·弗歇尔等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的心理预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经济活动的变化及经济政策是否有效发生着很大的影响。理性预期学派承认经济生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又假定经济行为主体对经济生活预测的主观概率与经济体系的客观概率是一致的。认为,每个人都能及时地搜集整理各种经济信息,并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从而做出理性的预期和决策。因而政府在“理性预期”条件下制定的各种政策是无效的,必须彻底回到市场自动调节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上来。

    5.公共选择学派。这一学派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等人。公共选择学派在社会生活中强调个人自由,鼓吹市场机制,推崇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反对国家干预。他们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对象,以“经济人”假定为基本前提,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探讨政府这架生产公共产品的“机器”的内部构成、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分析国防、法律、税制以及公共福利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从而找出不能实行国家干预主义的原因。该学派认为:“要确保对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作出理性分析,对市场过程的理解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事实上,对政治过程的补充理解,能极大地增强对市场过程的理解。”。公共选择学派总体上对国家干预主义持否定态度,但也指出了自由市场机制的某些局限性,要求在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时,对其作适当的修正和补充。

    6.华盛顿共识。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思想为理论依据,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西方各国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经济改革政策的实践经验基础上,从维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远利益的目的出发,于1989年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协商一致,为拉美债务国家摆脱经济困境而设计的一套经济自由化改革思路和方案。内容包括:配合各种债权转股权的计划,在国内经济中实行私有化;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取消或放松对外汇和进口的管制;实行投资上的自由化,对外国投资者给予更大的优惠,从经济上对国际商业开放;使官方汇率贬值;实行严厉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取消各种形式的价格控制,推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上政策主张也可用“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三个词来概括)。后来这一思路和方案逐步演化成一种世界性的范式,对转型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包括文化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不过,盲目推行“华盛顿共识”,除了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送去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收获外,带给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乌拉圭苏丹摩洛哥、前苏联和俄罗斯等南美、非洲和欧洲国家的却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国家解体、政治危机。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另一种必然结果,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让众多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亚洲国家饱尝了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苦涩滋味。

    二、国家干预主义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观点国家干预主义

    (一)国家干预主义的发展历史

    国家干预主义是最早登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舞台的一种经济理论学说。在与经济自由主义的长期争斗中,国家干预主义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目前,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暂时处于低潮阶段,但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仍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迹象。

    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最早代言人是形成于15世纪末期至17世纪中叶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发和影响的欧洲重商主义者,英国的蒙克莱田(1576_1621)、托马斯·孟(1571_1641)和法国的孟克列欣(1575_1621)等人从保护商业资本的利益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角度,对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作出了最初的阐述;18世纪中叶以后,重商主义走向衰落,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开始在英法等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流行。而作为其对立面,德国著名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冯·李斯特(1789_1846)则从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尚不发达的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实际出发,坚决反对斯密有利于富国和强国的世界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向包括德国在内的穷国和弱国积极推销其民族国家的理论和传承于重商主义及古典经济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张,并受到这些国家的大力支持和欢迎。对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贡献的还有英国的马尔萨斯(1766_183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_1873)和法国的西斯门第(1773_1842)等人。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步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盛一日地暴露出来,前苏联爆发了震惊世界的1917年“十月革命”,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此汹涌澎湃、空前高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在此时,1929年_1933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在寻求救世良方的过程中,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_1946)于1936年推出了其划时代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阐发了其与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和自由放任主义完全对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主张。这一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一经出炉,便立即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欢迎,其政策主张成为资产阶级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凯恩斯主义冲击波也被贯之以“凯恩斯革命”的光荣称号。而与凯恩斯处于同时代、高度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前途命运的革命导师列宁则将凯恩斯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可见其在当时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影响有多么深远;不过,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流行半个世纪以后,也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难题,尤其是它不能科学解释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和滞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所以其理论和政策的科学性受到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其主流经济学地位也被沉默已久、伺机反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迅速取而代之,从此国家干预主义走入了其发展演变史上的第二次低潮。

    (二)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观点

    早期重商主义者用商人的眼光和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世界,从维护商业资本家的利益出发,把金银货币看成是国民财富的唯一形态,并且认为除了金银矿藏开采以外,对外贸易是获得财富的主要源泉。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主张保护和促进本国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外国商人的活动,排挤外国货物、储藏金银等贵金属货币、防止货币外流、“少进多出”、追求贸易顺差、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晚期重商主义者则用更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他们不认为商业是国民财富的唯一来源,贵金属也不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主张从货币的流动性中获取商业利润,并开始关注商业资本的循环基础——生产和分配问题。重商主义思想的产生和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但是,随着英、法等国相继完成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因而最终被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取而代之。

    斯密之后不久便在欧洲大陆声名雀起的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之一、国家干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冯·李斯特(1789_1846),在深刻揭露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利己本性基础上,坚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李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区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所考察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殊的国际关系下,怎样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所谓世界主义经济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是生存在永久和平局面下,并且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似乎具有完全相同的经济利益。但这两个假定都不成立。”(《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章)“英国有一个秘不告人的准则,认为一个国家用工业品交换农产品,这样的贸易,才能达到国家富强。”“所以他们要在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随时设法用廉价销售和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英国的工业对手。”“英国人满口博爱主义、世界主义,但是一到涉及本国关税和商业利益的问题上,就露出了国家主义的真相。只有当这些主义有助于加强英国工业优势时,他们才需要它。”“如果不受国家干预的经济是最高效率的经济,那么原始野蛮时代的经济就应当是生产力最高、最富足的经济了。”"在斯密理论中,有个人利益,有世界利益,就是不提民族国家。实际是利用个人,摧毁国家,让英国控制世界。”“在个人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有一个中介者、调解者,这就是民族国家。也许有一天,全球经济应当统一起来。国家仍然是个人利益最有力的保护者。个人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和繁荣。”因此,“必须完成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它进入将来的国际集团准备条件。”“历史向我们指出,干预政策不是出于空中的理想,而是出于分歧。由于国与国都在追求独立与优势,由于存在国际竞争和战争,各国经济必须由国家保护。因此,在国家利益上的种种冲突还不能结束以前,这种干预政策是不能放弃的。”“我们首先是国家公民,而后才是世界公民。我们将自己的努力与力量献给我们民族的文明、幸福、荣誉与安全。我们也为人类争取这同一目标。但是人类的幸福必须与民族的幸福一致。”(《费·李斯特》,第35页,商务版)。处在19世纪上半叶以前的经济学家能对富国与穷国的关系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和精辟见解,的确让人惊叹不已。不过,李斯特的民族国家理论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主张后来成为德国“纳粹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不能不让人深深叹息。

    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虽然早在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那里已经提出,但是,它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则是从1936年凯恩斯出版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始的。在这本书中,凯恩斯以“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利润预期下降规律、货币的流动偏好规律)作为支撑点,对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何以产生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导致供求严重失衡的经济危机的原因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他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满足,而且垄断也越来越明显地替代竞争而占据优势,从而由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推导出来的资源最优配置假说也就无法成立。与此同时,凯恩斯还指出,传统经济学关于价格、工资的韧性及利率自由变动总能把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种种说法,也是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事实的。其实,价格和工资是有刚性的,储蓄和投资的决定因素也并非只是利率,储蓄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水平,投资则取决于利率和投资的预期利润率的比较。基于此,他指出,均衡是偶然的现象,失衡则是常态。就资本主义经济而言,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要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是极为困难的,更多的情况下则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即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失业存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介入经济生活,除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宏观管理外,必要时还应动用收入政策、价格管理及对个别微观经济行为的干预。凯恩斯这一宏观经济理论的产生,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的结束,并使国家干预主义登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不过,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也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科学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为了缓和争议,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从两条路径开始完善和修正其理论,并形成了两大经济学流派:一部分凯恩斯主义信徒,从维护凯恩斯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出发,对其经济学进行了大胆的修正,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因而他们提出的新经济理论也具有新古典综合的性质,即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作为国家干预的理论基础)与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他们称之为微观经济学,主要作为市场竞争的理论基础)有机结合起来。在政策主张上,他们除继续坚持用凯恩斯倡导的财政、货币政策来管理总需求外,还进一步提出了运用收入、价格及调节生产要素供给的政策等来协调经济发展。这一经济学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创始人萨缪尔森;凯恩斯主义的另一部分继承者,则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修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是造成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坚持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对收入分配实行调节,对投资实行社会管制,增加公众福利,削减政府开支等等。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琼·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等人。

    三、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论争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国家干预主义

    1.人类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如早期重商主义者将商品流通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将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主张“少进多出”,储藏金银等贵金属、防止货币外流;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反对这种浮浅的观点,主张从货币流动中赚取财富,提倡贸易顺差。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自由竞争时期,经济能够平衡有效发展,社会矛盾不那么突出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微观经济领域,所以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就比较容易流行;而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时期,市场机制的自动平衡和调节功能不能正常运转,经济常常陷入萧条或衰退,社会矛盾异常突出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则向宏观经济领域转移,国家干预主义学说则比较容易受到欢迎。可见,经济学说的兴起和流行与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有着紧密的关联,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程度密切相关。

    2.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为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这两种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的相互对峙、交替消长及融合,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各种内外矛盾在经济学领域里的一种反映,不论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路和政策主张有何差异,它们都是以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总体合理性为前提和基础的,都是为维护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人们对待西方经济学说及其政策主张的态度也是如此,凡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利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人们都应积极地借鉴和吸收;反之,凡是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害或无利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人们都应加以警惕和排斥。

    3.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异彩纷呈,把它们划分为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派别或思潮,只是为了寻找历史渊源和共性的方便,并不表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各经济学流派的学术论争一天也没有停止,争取成为主流经济学派并将其政策主张付诸实践的努力一天也没有放弃,但有一些基本认识是很明确的,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都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目前所能采用的最理想和有效的一种资源配置制度,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总体要求的,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吻合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结合、结合到什么程度,结合的方式方法如何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合理的调整,从而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社会的剧烈震荡。

    4.西方经济学说的兴衰和具体运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首先,同一时代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如18世纪的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较为发达,海外殖民地和对外贸易较多,所以选择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作为它们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政策。而处在同一时代的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农业仍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尚不发达,为了避免自己在自由贸易中利益受损,则将李斯特的民族国家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为其国家理论和国家政策;其次,同一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选择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如美国独立初期经济实力相当弱小,不足以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竞争和抗衡,所以它最初也奉行李斯特的民族国家理论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乘势而起,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贸易自由主义政策就成了它最崇尚的经济价值观,并利用一切有效的途径和手段向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推销,从而导致这些经济上的穷国、政治上的弱国陷入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反美浪潮不断高涨;最后,在处理国内经济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时,世界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对内自由、对外保护的两手政策。早期的重商主义者就主张,对商业资本的对外扩张应进行保护和鼓励,对进口贸易则应实施限制。这种对内主张自由竞争、对外主张贸易保护的两手政策,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仍然随处可见。美国等超级大国在对待贸易伙伴时采用的双重标准以及对待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两手政策,只不过是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的翻版,并无新意,但却屡试不爽。

    5.西方经济理论的流行与其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不论哪种经济理论流行,作为政策的制定者,绝不可能只按某一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行事。如美国总统里根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税制改革受到供给学派减税理论的很大影响,但“里根经济学”则是一个大杂烩(萨缪尔森语):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供应学派的减税思想、芝加哥学派的财政平衡思想、伦敦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甚至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新古典综合派的混合经济思想等都在其经济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另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各种利益集团的政策主张相互妥协的结束,其实施过程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其结果与最初的方案设计也会有较大的出入。这从里根试图削减赤字、平衡财政预算最后却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赤字(大大超过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预算赤字的总和)与负债,试图减少规章制度却形成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政府机构的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

    6.西方经济学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均已今非昔比。早期以反对封建专制、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合理性为主要任务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现已被回避阶级矛盾、回避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以探讨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分配公平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为主要任务的纯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称其为庸俗经济学)所取代。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大大增强了,而其抽象性、深刻性、科学性则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传播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法和结论时持慎重科学的态度。既不能因其具有一定的庸俗性和反科学成份,就将其在研究具体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统统加以否定;也不能因其含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就看不到其反科学和为特定国家和利益集团服务的阶级本质,不考虑其适用的条件和各种隐含的假设。正确的态度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科学的角度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7.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时期,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可阻挡,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升,都为垄断资本赚取超额垄断利润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管理、社会管理优势,不断地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推行其经济自由主义理念和政策,是从维护其在世界霸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出发的。对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吸取拉美动荡、苏联解体、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立足本国国情,独立自主、稳妥可靠地制定经济和社会改革及发展政策,防止人云亦云,吃亏上当。

    8.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30年来一直在稳步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2001年底又成为世界

    经济俱乐部——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在这种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背景、新形势下,勇敢地接受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大思潮的挑战,是摆在面前一个躲不过去的现实课题。在漫长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始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和充分发挥法律、行政、经济、信息引导、思想教育等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把“一只看不见的手”与“一只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把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道路,在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平稳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完成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从西方经济学流变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从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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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用日期:201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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